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吕振羽学术研讨会”综述
戴开柱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吉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邵阳师专等１６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吕振羽学术研讨会于不久前在湖南省邵阳市召开。来自各地的学者及史学工作者５７人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是继１９８６年吉林长春吕振羽史学研讨会、１９９３年北京吕振羽纪念室揭幕暨吕振羽史学研讨会以来的第三次盛会。与会学者就吕振羽对中国通史、经济史、民族史、传统文化的研究，以及吕振羽早年村治思想、伦理道德思想、人生价值观和教育思想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和讨论，获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会学者认为，吕振羽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用他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学术研究，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祖国的发展、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与会学者认为，吕振羽是一位成就卓越的老一辈无产阶级学者与专家。他为开拓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特殊贡献，为后人铺垫了一条新路。并且指出，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与会学者认为，吕振羽是用马克思主义探寻中华民族远古社会、民族起源的第一人，他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的汉民族理论、民族融合理论、民族战争理论和民族人物评价理论等。正是这些可贵的成果，奠定了科学民族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他的《中国民族简史》不仅达到了当时新的高度，而且不少观点至今依然是正确的，很有参考价值。
与会学者指出，吕振羽和许多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一样，经历了从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又有其自己的特点。吕振羽的爱国主义思想，所达到的程度，和他的史学成就一样，在中国史学界也是出类拔萃的。
这次会议不但从宏观上对吕振羽的思想进行了探究，而且进行了深入的微观剖析，对过去研究不多或尚未进行研究的一些问题，一些学者提供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研究论文。如有的代表认为，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中国学术界研究孔子高潮中，吕振羽用唯物史观对孔子进行了较深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的孔子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关孔子研究发展史上有承先启后的作用；有的学者认为，吕振羽在中国墨学史研究上，也是最早应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开展墨子和墨学的新评论，把“五四”以来的“扬墨抑儒”的学术思潮，推进到马克思主义阶段的第一人，他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有的学者认为，吕振羽探讨资本主义萌芽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从消费入手的，他以消费为出发点研究明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客观地揭示了过程的本身，给后来学者以方法论的启示；还有的学者认为，吕振羽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思想，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有很大的贡献和帮助。湖南学者对抗战初期吕振羽在湖南的抗日文化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们认为抗战时期吕振羽在湖南从事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在思想上唤醒了同胞的民族觉悟，鼓舞了湖南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代表着正确的方向，吕振羽是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卓越发动者和抗日烽火的文化传人。与会学者特别对吕振羽的史德，对吕振羽以社会价值为尺度的人生价值观，以社会进步与民族解放为依归的人生道德和个性塑造，求实、求真的学术个性，律人律己的物质观和伦理观进行了高度评价。他们强调，吕振羽的史学研究成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的道德思想同样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吕振羽崇高的道德风貌是一面镜子，又是锐利的武器，对于武装史学工作者，增进史识，提高史德，推进史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还明确地指出，吕振羽有两方面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第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荣辱，始终不渝地忠诚共产主义的高贵品格；第二，终生为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优良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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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出版
韩振峰撰著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一书，近日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史论结合的方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了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概括了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方法。
（何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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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卷有益
读《鸦片战争史》
邱远猷
在香港回归之际，萧治致主编的《鸦片战争史》一书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部６６万字的专著，把鸦片战争不仅当成一个历史事件来叙述，更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一次社会大变革来研究。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过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两次大变革，而鸦片战争引发的这次“千古奇变”，则是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为了说明这次大变革，全书１３章，用了５章谈战前背景情况，４章谈战后变化，仅用４章谈战争经过。在论述中，著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把这次社会大变革放在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去衡量，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内去探讨；联系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外形势，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中外关系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考察，深刻阐明鸦片战争发生的必然性及其重大影响以及这次大变革的特点。这就使我们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的了解。
以往国内鸦片战争专著，在谈战前情况时，研究中国较多，而对矛盾主要方面的英国研究较少。该书研究英国较多，除了用第三章整章篇幅概述了战前中英关系的发展外，还在第五章用了大量篇幅论述了英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情况及其对世界的侵略形势。这些分析使我们能够比较透彻认识到为什么英国要发动鸦片战争？为什么只能在１９世纪中叶发动？而且通过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为什么这时只有英国才有条件发动侵华战争？这就突出了英国在“侵略的西方”中的主角地位。
为了广泛吸收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十余年来著者花了很大力气收集和翻译外国学者的研究著作，除了公开出版的《外国学者论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等书上的多篇译文外，还有未公开发表的译文上百万字。该书以其翔实史料作扎实基础，既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提出不少新见解。如对战前清朝内部弛禁与严禁两派斗争的看法，认为有过弛禁（许乃济、王玥奏折）与严禁（朱嶟、许球、袁玉麟奏折）的斗争，是１８３６年的事；至于１８３８年黄爵滋上奏力主严禁鸦片引起的一场大讨论，大家发表的意见，中心是如何有效地严禁鸦片，而不是严禁或弛禁两派之争了，事实上各省督抚将军所有复奏没有一个是主张弛禁的。又如对战前清政府对外贸易限定广州一地和随后颁行的各种限制中外交往的措施，除作出辩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提出长期以来称之为“闭关政策”，是不确切、不科学的；将之称为日益“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比较合乎实际。此外，对西方各国谁最先到达中国、什么时候到达中国？葡人何时窃据澳门？１８４０年英国议会的辩论，是否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英女王提出的对华作战方案？鸦片战争何时开始？１８４０年７月初英舰“布郎底”号侵扰厦门的记述，是按以往魏源、梁廷枏的说法，还是按当时英军翻译罗伯聃的亲历记与闽浙总督邓廷桢事后的奏折？都作了考究、论证，择善而从，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颇有说服力，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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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提高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李兆焯宋福民
内容提要：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确保其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到有机统一。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管理机制，促进建设与管理相互协调，把市场经济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把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起来，加快城市建设进程。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现代城市管理。
改革开放特别是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管理面临较为严峻的局面，提高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提高现代城市管理的认识
城市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极大地推动区域内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国际来看，伴随城市化的发展，西方国家各主要大城市都出现过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为特征的“城市病”；二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也曾重蹈其辙。为解决这些问题，世界许多国家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综合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对解决城市管理的问题取得了共识，就是要从先发展、再治理的传统发展观转向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现代发展观。国外在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我国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出现供水紧张、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不足等问题。有的问题已成为现代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我国属于走上城市化的后起国家，应避免重蹈城市化先行国家曾付出过沉重代价的覆辙。这就要认真研究，着眼于跨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搞好现代城市管理。
当前，在我国城市管理中，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视抓经济发展，忽视城市管理，有的城市财力不足，难于把更多的资金用于城市管理；有的比较注重城市管理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城市管理的“软件”，忽视了城市生态环境的设计与布局，忽视了文化建设，甚至忽视了人文环境的保护，忽视了人的素质的提高。城市管理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和全面性，使城市环境出现“脏、乱、差”的状况未得到根本的解决。在以往的城市管理中，往往“重生产、轻管理，重经济职能、轻社会职能”，以单纯的片面的经济增长指标，来作为考核和评价城市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准。于是，城市政府在完成各项经济指标的过程中，无暇顾及城市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导致城市管理处于较低层次状态。这样的管理模式与现代城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建立科学有序、先进高效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已刻不容缓。
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具有多功能、多层次、高度综合的性质。因此，城市管理必须采用系统方法，从全局、整体的高度来处理和解决局部、个别、具体的问题，使各种要素得到合理配置和系统的整体优化，从总体上处于最佳运行状态。这样，城市就能够充分发挥其整体功能和作用。同时，现代城市管理的目的是要保证为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为市民提供舒适、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因此，在现代城市管理中，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原则和要求，以确保其经济、社会、环境、人口协调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达到有机统一。这就要把搞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加强城市人文环境建设作为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来抓。
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城市管理机制
确定既适合我国国情和市情、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的城市规划，这是建立和健全城市管理机制的前提。这就要为城市功能定位。现代城市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要研究城市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历史沿革、产业特点和各种优劣势，把城市的发展纳入整个国家和大区域的中长期发展目标中去考虑，探讨其发展趋势，为其定位。这是解决现代城市管理的方向性、指导性的根本问题。比如，南宁市在城市定位上，综合考虑了它作为全国五个民族自治区唯一近海的首府城市，具有沿海、沿边、沿江和沿线的综合优势，随着国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力度，大西南出海通道建设的逐步完善、南昆铁路的开通、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明显改善、香港的回归、“南（宁）北（海）钦（州）防（城）”经济区的逐步形成等各种因素，经过反复论证和研究，确定南宁市为大西南出海通道的枢纽城市、具有南方特色、民族风格的现代化城市。近年来，由于按此定位规划，符合于客观实际，有效地推动了城市建设的进程。
理顺城市管理体制，建立高效、合理、动态发展的城市管理网络，是提高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所在。目前，我国的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尚在探索之中。经过多年的实践，目前已基本形成了共识，认为“建管分开、建管平行、管理实体”以及“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模式比较合理，它的内涵是，在坚持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通过理顺建设职能和管理职能的关系，合理调整市区分块，理顺条块关系，强化城区的属地管理等功能，朝着“统一规划、分级管理、以块为主、条块结合、条条保证、权责一致”的方向迈进，从部门行业管理转向综合管理，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与此相适应的是，市政管理部门（如环卫、园林、物业等）逐步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变。它有利于实现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使得城市的建设职能和管理职能并重，形成建设与管理相互促进、相互协调的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多年来“重建轻管”等问题，同时也理顺条块关系，加强了城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管理功能，有利于调动和发挥各级组织的积极性，共同搞好城市建设和管理。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城市管理实质上是一种“经济主导型”管理模式，忽视对城市公共社会环境和城市文明的建设与管理。现在，我们应建立“社会主导型”管理模式，它是一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城市管理模式，除了重视侧重对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要加强环境改造与保护、科技文化与教育，以及社会治安、卫生保健、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的发展和管理。这种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建立在系统观念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管理模式从“经济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变，提高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水平，必须改革和完善评价、考核城市政府政绩的方法及其指标体系。除包括必要的经济增长指标之外，应以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水平和质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环境绿化、美化的程度，科技文化、教育和社会公用事业的发达程度，以及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等为重要指标，来评价、考核政府的政绩，引导和制约政府的行为。
城市建设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这是任何一个城市发展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应该认真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把市场机制引入基础设施建设，把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利用起来，加快城市建设的进程。近年来，不少城市认真探索筹措城市建设和管理资金的路子：一是建立有地方特色和优势的产业结构，着力培植地方财力，利用地方税收政策支持和鼓励国内外资金投入城市基础建设。随着税收，特别是地方税收的增加，使用更多的财力投入于城市建设和发展。二是采取灵活的资金筹措办法，包括收集城市建设配套基金、收取市政设施有偿使用费、国外政府贷款等多种渠道进行筹集。拓宽引资融资渠道，利用外资通过建造、经营、转让方式，向外资出让部分路桥专营权、筹资建设其他路桥等设施，是国际国内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功经验。这种融资方式，盘活了现有城市基础设施国有资产存量，如通过路桥经营权的转让引进资金，使存量的国有资产变为建设资金。通过引进外资，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弥补了地方财力的不足，给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现代城市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其管理的方法应是多样化的，不同的方法也应有不同的功能。以法治城是我国城市管理手段和方法转换的关键环节，也是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用它来调整、理顺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各方面的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总体规划应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遵守。各地应重视规划管理的地方立法工作，制定和完善城市规划管理的法规体系，确保城市规划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合理、科学地配置使用各种管理手段。诸如行政方法、经济方法等都是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流动性大，商品流通和市场竞争复杂化，更要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实现高效率的管理效果。
动员人民参与现代城市管理
搞好现代城市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动员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我国搞好现代城市管理的重要方法和基础。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因而规划好城市、建设好城市、管理好城市是现代市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要求。这就要把加强现代城市管理作为城市全体市民的共同目标、共同责任、共同荣誉、共同实践。要倡导全体市民牢固树立现代城市观念，提高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自觉性，把城市管理过去单纯靠政府变为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把政府的强制性变为市民的自觉性，树立起人民城市人民管，管好城市为人民的意识。还要认识到，市民良好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对城市的管理与发展起着促进和保障作用。因此，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现以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民主法制观念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公民素质的显著提高。
动员广大市民积极参与现代城市管理，需要设计和选择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新载体。这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在认真总结城市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创建“三城”（全国卫生城、全国双拥城、全国文明城）为载体的加强现代城市管理的思路。这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投资环境、强化城市功能、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营造一个舒适整洁、环境优美、文明礼貌、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重大策略。经过几年的实践表明：它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树立城市良好的对外开放形象；有利于进一步树立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水平和城市文明水平；有利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把两个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格局，把我国城市建设成为经济社会稳步发展、整洁有序、安定和谐、充满朝气和活力的现代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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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文化模式》出版
由大连市企业文化研究会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大连市风景区管理处十余年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进行了一年多的调研和整理，形成《企业文化模式——大连市风景区管理处企业文化建设理论与实践》一书，由钟祥斌、李永才主编，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通过对大连市风景区管理处企业文化建设的总结和提炼，结合当前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若干操作方法和管理方式。（童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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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增强决策的科学性与预见性
高振刚
现实生活告诉人们：事业成功首先来源于决策的正确；工作的失误往往是决策的失误。增强决策的科学性、预见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现代领导者的基本要求。正确决策应注意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处理好上情与下情的关系。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各地实际情况都是进行科学决策的依据。作为一个领导者，既要吃透上情，又要把握下情，了解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的观念、思想变化趋势和心理承受能力，这样才能做好领导决策。中央各个时期制定的大政方针，是遵循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和经验，经过反复提炼、验证而总结出来的。它具有普遍性、科学性和指导性。所以，只有认真理解、把握中央的大政方针，所做的领导决策才可能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取得良好的客观效果。我们必须自觉地以中央大政方针来指导工作，保证政令畅通，不能各行其是。对中央的大政方针也不能照抄照搬，否则做决策就会脱离实际，落不到实处。一般来说，各地的情况千变万化，如果不能够实事求是，找不到上情与下情的对接点，那么再好的中央大政方针也难以得到贯彻。领导者只有尽可能多地到现实生活中，亲自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真正把中央大政方针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做出科学决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各地之间共性的东西越来越多，可借鉴的经验日益丰富。况且，由于发展不平衡，各地之间的工作和经验永远不会一样。这就有一个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短的问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看来，许多领导对学习、研究外情做了许多工作，但有的领导重视不够。事实上，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加以吸收，对于各地领导做出正确的选择，制定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是很有帮助的。
正确的认识产生于实践，只有从客观的真实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才能够做出科学决策。毛泽东同志曾批评不注重调查研究现状的作风。他指出：“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具体情况，不愿作系统的周密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一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里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不是还在许多同志中间存在着吗？”（《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７９７—７９８页）这种情况，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中也是或多或少存在的。要认识到，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决策的第一基础工作，没有经过周密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也就会失掉主动权和领导权。
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换的重要时期，各方面的矛盾比较突出，各地领导必须认真研究和处理好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为保证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国家要对经济社会事务进行总的宏观调控，包括制订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等。所以，宏观是带有方向性的。微观是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始终要把微观决策置于宏观决策的大背景之中，自觉地以宏观大局来指导微观工作，这是做好领导决策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如果只讲宏观，不把握微观，那么做决策就不能很好地体现各地的实际情况。如果只讲微观，做决策就会出现片面性，脱离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贻误了发展机遇。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中西部发展的政策，中西部地区领导应根据国家宏观规划做好决策，否则，就会出现失误。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认真探索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点，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创造性地进行领导决策，就有可能有效地提出推动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一个重要经验就是通过微观进行试验，取得了经验，以形成正确的意见，指导全面。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实践，抓典型，认真总结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以此提炼规律性的问题，使之具有全局性的意义，确定宏观走向。这是做好领导决策的有效的科学方法。以市（地）、县来说，它们都是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部，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改革开放以来，市（地）、县自主决策的机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对于如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选择确定什么样的发展思路，各地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和市场经济统一性的意识，如果滋长了地方保护主义，出现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必然制约中央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所以，各地领导做决策、制定计划，要有全局观念。“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５２５页）
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从现实的可能条件出发，正确地把握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见性的决策，是现代领导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检验领导决策水平的重要标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综观古今中外，大凡成就一番事业的领导者，无一不是面向未来的战略家。今天，我们正在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要求领导把握未来态势，驾驭复杂局面，引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按照“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方向发展。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的结合，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中稳操胜券。没有革命精神就看不到机遇，没有精心操作的科学态度就用不好机遇。现在，有一种急功近利倾向，有的地方制定发展规划时，只顾眼前，不考虑长远，追求短期行为和轰动效应，有的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不重视考虑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甚至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搞了一些污染项目，给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大困难，甚至可能给后代带来无穷的后患。从根本上讲，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忽视了长远利益，一味追求眼前利益，那么眼前利益就会昙花一现；只讲长远，不从现实工作扎扎实实地抓起，其工作也会形成空中楼阁。只有兼顾眼前与长远，才能做出正确而有预见性的领导决策，实行科学领导。这是目前领导决策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有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个精神既要造福当代，又要造福后代。上新项目，如果污染环境，有悖于后代利益，就绝对不能干。相反，只要对后代有利，虽然对当代好处还不大，也要创造条件把它搞好。简言之，凡是违背人民长远的、全局的、根本的利益之事，是不能办的。所以说，凡是符合长远的利益，又是人民目前要求办的事，才是合理的眼前利益。对于这些合理的眼前利益，能满足的一定满足，不能满足的，要创造条件去满足。同时，要引导人民去为其长远的利益而奋斗。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的关系，各地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自觉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领导决策的出发点与归宿，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经受锻炼，积累经验，增长才干。领导干部提高了素质，就能够极大地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