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沈阳市交通局全面推行领导干部民主选聘制度
领导干部任免先看职工群众票箱
赞成票超过百分之五十才能聘任不信任票超过百分之四十就地免职
本报讯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任免，通常只有上级领导说了算，而今在辽宁沈阳市交通局这条定律却被打破了。自今年初，沈阳市交通局在下属企事业单位全面推行领导干部民主选聘制度，年内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经营者，都要进行民主选聘、竞争上岗；事业单位任命干部，也要一律实行先民主推荐后聘任的办法，“红头文件”下发之前，先要“问”一下职工群众的票箱。
所谓领导干部民主选聘制度，就是从领导干部候选人的提出到最后确定，都要在一定的民主程序下进行的一种领导干部产生方式。特别是确立领导干部最后人选，必须经职代会充分讨论并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投票表决，赞成票超过５０％的才有资格被聘任。
领导干部被聘任后，也不是就此高枕无忧。作为一项配套措施，该局还从１９９５年起开展了领导干部“评优选差”活动，每年两次以职工群众的评议为主要依据，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评价，进一步加大了民主监督的力度，增加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感、紧迫感和危机感。按活动要求，对领导干部进行民主测评，不信任票超过２０％的“黄牌”警告，超过４０％的就地免职。１９９５年底，该局下属的一个国有中型企业经营者，在民主测评中不信任票超过２０％，被亮了“黄牌”。去年底，这名领导干部还是没有过群众“关”，民主测评不信任票超过了４０％，经局党委讨论，最后被免职。这一活动开展以来，该局已对５名领导干部提出了“黄牌”警告，对７名领导干部给予了免职或降级处分。
领导干部民主选聘制度的实施，使沈阳市交通局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１９９６年，实行领导干部民主选聘的３８个二级法人单位，当年就有２７个单位利税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局实现利润也由１９９５年的１５３万元，猛增到１９９６年的１３８４万元。（余禾）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武清县推行村民例会制度
本报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使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遇到了困难，部分乡村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了“县里会议开几天，乡里贯彻归一篇，村里传达一袋烟”的现象，直接引发了影响农村稳定的一系列问题。为此，天津武清县委在多次派出调查组调研后，从１９８９年开始，在全县７４１个村（街），逐渐恢复建立村民例会制度，强化对农民的教育。
为保证这项制度有章有法地落到实处，县委制定了详实的目标要求和考核细则，并统一规定了村民例会的时间、程序和内容，时间为每季度不少于一次，在程序上，会前分别召开支委会、党员会、两个议事会等预备性会议，内容上除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以及遵纪守法、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必须就农户关心的生产、生活中的大事，如全村阶段性财务收支情况、宅基地分配、救济款物分配、农事安排、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等进行讨论。如今，随着村民例会制度的日臻完善，其内容也不断丰富，它不仅成为基层干部宣传教育的阵地、群众参政议政的场所，也成为农村举办科技讲座、传播科技知识、掌握致富本领的课堂，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全县９０％多的农户成为“遵纪守法户”和“文明户”，８０％的村（街）实现小康。（陈风良）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只有一心为人民才能万众一条心
——谈学习吴金印同志
杨贵
我在山西万家寨引黄入晋工地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乡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和中组部、中宣部关于向吴金印同志学习的联合通知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是继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之后，又一位深受人民爱戴的好党员、好干部。
我和吴金印相识于１９６８年。那时他刚到我的家乡——河南省汲县（今卫辉市）狮豹头公社就任党委书记。狮豹头地处汲县、林县、辉县、淇县交界，也是四县最贫困的山区之一。１９５４年我调林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不断有乡亲来找我解决生产生活困难。１９６８年的一天，吴金印带领全公社各大队支部书记来林县参观红旗渠。那时他只有２０多岁，参观时看得细、问得深，初次相识，他给我留下了实实在在干事业的良好印象。
不久，吴金印同志又给我来信联系，说他们正在制定全公社治山治水的综合规划。说我对家乡情况熟悉，林县山区建设有实践经验，希望我抽空回家乡看看他们的规划。几天后，我带领红旗渠工地指挥长马有金等同志来到了狮豹头。吴金印同志详细向我们介绍了全公社山怎样治、路从哪儿修、水从哪儿引、哪里筑坝造田、沟沟岭岭栽啥树，讲得头头是道。他来这里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情况了如指掌，修路、筑坝、造田搞得轰轰烈烈。我问：“金印同志，你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李元屯人。”我说：“你家乡是平原，土地肥沃，条件好，和我家乡相比可是天壤之别！我在林县干了１５年，红旗渠修了七八年还没有完全配套。我想再干上１５年，完成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任务。你打算在狮豹头干多长时间？”吴金印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就是想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带领干部群众，改变山区面貌。我不怕艰苦。旧社会人家不把咱当人看。是党培养了我，送我到中央团校学习，但我这个人在机关坐不住。我就是在狮豹头干上３０年，也才５０多岁。这辈子能让狮豹头老区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也算对得起党和人民的哺育，对得起牺牲在这里的革命先烈。”几句话使我们的心更贴近了。
１９７３年冬我到北京工作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但来自家乡的干部群众都不断谈到吴金印同志，称赞爱戴之情，经常是溢于言表。
吴金印同志为什么能走一处富一处，在干部和群众中形成那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呢？中央和河南省委在向吴金印同志学习的决定中已经作了很深刻、很全面的概括。就我同吴金印同志近３０年的交往中，深深感到他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吴金印同志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为民、爱民，和群众心连心，这是吴金印同志感召力的根本所在。他常说：“咱当的啥官？看到群众受苦、犯难，我心里难受；能为老百姓解难排忧，我心里踏实、好受。”初到狮豹头乡他看到老区群众手里捏着糠团，碗里盛着野菜汤，他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立志要改变山区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住在烈属宋大娘家，为大娘求医煎药，悄悄把暖脚瓶送给老人，感动得大娘的侄孙们铁了心跟着吴金印治山治水；他为“五保”老人解决困难，老人为他献计献策；他为高山深沟的小伙子牵线搭桥说媳妇，小伙们自愿组成青年突击队劈山导河打先锋；他把人民当父母，群众把他当亲人。他一心为民、爱民的实际行动，感动了群众，赢得了民心，他指向哪里，群众就打向哪里，一呼百应，群策群力，排山倒海，所向无敌。
吴金印同志一身正气，带头实干，这是他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关键。在我和金印同志的接触中，总是为他那种正直、朴实、一尘不染的革命正气所感染。我曾到唐庄乡建设的水泥厂看过，设计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实际只用了９００万元，别的工程都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追加工程预算，吴金印的水泥厂却能节省一半预算，这在全国都不多见。关键是他清正廉洁，精打细算，又带领乡直干部职工义务劳动，做到了多快好省。吴金印同志每到一处，不仅自己带头实干，而且带出了一支又一支正直实干的干部队伍。他坚持原则，旗帜鲜明，“支持干的，教育看的，处理捣乱的”，为了扶持一个支部书记大胆工作，他亲自奔波两级法院纠正错案；因为一个村干部的柴草垛被点燃，他几番带工作组破案惩处。作为一个领导，就应该做到让干事创业、为了群众大胆工作的人扬眉吐气；让不干工作、不会工作的人受到教育；使极少数捣乱破坏的人受到惩处，不敢再轻举妄动，形成一个党心正、民心顺、齐心协力干事创业的社会正气。
办实事，讲真话，真诚待人，是吴金印同志的一贯作风和优良品质。他勤于调查研究，善于思考问题，乐于默默工作，从不讲空话假话。干部群众敢对他讲心里话，同志们喜欢和他共事，好话、坏话他都能听进去，工作中有问题就可以即刻纠正。一次我们在一起谈起唐庄乡收入，他说：我们每年报的收入都实事求是，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就要办实事，讲真话，这样对党对人民都有好处；如果有私心，为了讨得人们一时欢喜，就必然图虚名，说假话，害人害己。
吴金印同志虚心好学，善于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１９８８年，我准备去甘肃省考察乡镇企业，他听到后说：“我刚调到唐庄乡工作，正想加快发展自己的乡镇企业，我和你一块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发展的，我好学习人家的经验。”我随即答应了他，我们高兴地一路同行。走了五个县，每到一处，他都仔细了解，虚心学习。他总是谦虚谨慎，从不自满，真诚地拜人为师，但不机械地照抄照搬别人的做法。他为唐庄乡制定的“西抓石头东抓菜，北抓林果南抓粮，乡镇企业挑大梁，围绕国道做文章”的经济发展思路，使全乡的财政收入７年增长了６．５倍，农民经济收入增长４．５倍。
淡泊名利，忍辱负重，坚韧不拔。人生的道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吴金印同志也受过挫折和磨难。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坚定地相信群众相信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始终保持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信念。而在荣誉和地位面前，吴金印同志从不相争，只求干事，不求做官。这是吴金印同志之所以赢得民心，具有强大感召力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金印同志常说：“干部是面镜，群众是杆秤，只要你心里装着党和人民，人民的心中就会有你的位置。”我看这都是他亲身经历的体验。
卫辉出了一个吴金印，我们卫辉人都会感到自豪。我深信，通过深入开展学习吴金印同志的活动，全国将涌现出更多的热爱农村、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造福的好干部，我们党和广大干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更加高大！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编后
要让“权威”发言
士心
民主评议，民主监督，是保证权力不产生腐败的重要手段。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现在仍有必要“常谈”。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在不少地方的不少手中握有权力者的心目中，对这个问题，从认识到行动，并没有真正解决。
比如，选拔干部必须要坚持“群众公议”的原则，这早已写进了党的有关决议，但仍有不少干部的提拔和使用是领导意志起决定作用，并未真正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
又比如，考核干部的工作业绩，要采取民主评议、民主测评等形式，让群众参与，这也是中央历来所强调的。但是，现在不少人已吃透了这套“秘诀”：只要“上头”满意，下面“闹腾”得再欢，也丢不了“乌纱帽”；不少群众也自视“人微言轻”，对所谓“群众监督”表现极为冷淡。
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权力一旦失去了群众监督的力量，即使有多少级、多少层检查、监察，都难以避免这些权力在使用中必然会滋生出的令人意料不及的腐败。仔细考察一下许多被挖出来的“蛀虫”，在他们的恶行败露以前，下面并非是一片风平浪静，但是这些“蛀虫”却能在群众的举报声中、怨诉声里继续掌权、升官，究其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重视听取群众的意见。
江泽民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５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明确指出：“干部的优劣和是非功过，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并明确提出“要采取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测评等多种形式，扩大群众的民主参与。”
如何才能使总书记的这一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关键是各级领导要让“最有发言权”的人发言！要把倾听群众呼声、接受群众监督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并制定具体的制度，保证群众的民主参与，使群众的监督不流于形式，群众的意见不再是“仅供参考”，群众的民主权利不被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有意无意地变成一句空话。让群众有机会讲话，让这个权威的话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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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议论风生
经济强不等于政治强
王健
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应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有的同志在指导工作时不分对象，不论场合，盲目地把经济强当作政治强给予大加褒奖。这种用经济强代替政治强，把经济混同于政治的做法，给基层的同志在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不仅不利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建设，也不利于基层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
用经济强代替政治强的现象，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有着诸多的表现。尤为突出的是在评价一个人、一个单位和一个部门时，搞“一俊遮百丑”，只看其经济数字，不看其政治效果，牵强附会地给予过高的政治荣誉。有的甚至对一些靠家族式、家长式，靠不择手段，不惜损害国家利益，暂时把经济搞得“强”的，给予政治上的褒奖。这种做法是极其有害的。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曾经红极一时的大邱庄原党委书记、总经理禹作敏和中国长江动力（集团）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于志安，便是最好的例子。
把经济强混同于政治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有的同志，政治方向把握不准，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观点不强，政治纪律涣散，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差。最近，一篇关于“于志安事件”的文章中写道：“财政、税务对企业每年要查帐，但于志安的企业谁也不敢查，也从来没有人查过他的帐。”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于志安“专走上层路线”、“加上舆论一边倒，表彰得多，肯定得多，批评得少，监督得少，甚至对他一味‘爱护’、迁就，越捧越高”。当然，“于志安事件”主要是由于于志安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变化所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关同志平时能对其少一些吹捧、“栽花”，多一些批评、监督，少一些溺爱，多一些警醒，也许就不会出现“于志安事件”这样严重的后果。
现在，基层单位有些领导班子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搞“家长制”、“一言堂”，甚至专横独断，目中无人，听不得半点反面意见。这除了他们本人的政治素质不高以外，与我们有些同志对其没有正确的态度，过于溺爱，常“捧”常“吹”不无关系。其结果是把这部分人“捧杀”、“吹垮”。
这就要求我们有些同志要客观、公正地看待事物和问题，不能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在行动上，要严守政治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不能凭个人感情用事。尤其是在指导基层工作中，要多听一听群众的反映，不要“乱点鸳鸯谱”，不要私设会晤传“密诏”，不要乱赐“尚方宝剑”。这样一来，那种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人会更少一些，那种靠用经济手段换取政治资本的人会更少一些，“两手”都硬的典型就会更多一些，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更加正常、健康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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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剖析与思考
一个“公仆”是怎样堕落的？
常纪星
一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曾经轰动江苏常州的“８·１１”特大贪污受贿案，经过有关执法执纪机关组成的“８·１１”案件联合调查组一年多的侦查，１１名案犯终于被一个个押上了审判台。１２月１６日，经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原常州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周顺安犯有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曾经身为常州市公安局长的周顺安，竟然堕落成一个囚徒，堕落成一个人民的罪人，这是许许多多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事实。这个教训不可谓不深刻。请听听周顺安在法庭上的陈述：“我经过认真思考反省，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心情沉痛。最重要的原因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经不住考验。由于我的问题，给党和政府，特别是公安机关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现在晚了，我没有机会弥补我造成的损失，我不能原谅自己。对此，我表示谢罪。”
听了周顺安一案的庭审，翻阅周顺安的厚厚案卷，追踪周顺安的堕落轨迹，发现周顺安本人的法庭陈述也不无道理。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党的每一个干部都是一场考验。怎样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怎样严格自律自尊自重，怎样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是摆在每一个干部面前的新问题。周顺安没有能够认真解决好这样一个问题，对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缺乏思想准备，缺乏免疫功能，以致走上了犯罪道路。
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周顺安走到今天这一步决非偶然。
周顺安生于１９５１年，１８岁参军，２０岁从事公安工作。先后担任过派出所长、政治指导员、分局副局长，３２岁就担任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３９岁当上常州市公安局长兼党委书记。应该说，周顺安属于春风得意、仕途顺畅的那一种人。
但是，在权力面前，周顺安没有能把握好自己，当他用权为别人办事、别人投桃报李的时候，他就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犯罪道路。
１９８８年，当时周顺安还只是市公安局的一名副局长，常州Ａ老板突然找到他，说他儿子开车送一客户时，在迎宾路上把一位醉卧在地的２０岁青年工人当场压死，现在人被扣在交警支队，请周局长帮忙。周顺安立即一个电话打到交警支队。次日凌晨，Ａ老板的儿子就被放了出来。从此Ａ老板和他儿子就视周局长为“恩人”，给周顺安送“欧米茄”手表、进口相机，以后又送首饰、送美元、送股票、送现金。１９９３年２月，Ａ老板听说周顺安要去法国考察，马上以周顺安女儿名义把１．５万港币存入银行，并把存单亲手交给周顺安。周顺安为回报Ａ老板，关照车管所，把３０余万套的自行车牌照制作业务给Ａ老板做，也让Ａ赚点钱。周顺安把权与钱放在了同一架天平上，这是他犯罪堕落的开始。
以后周顺安多次利用权力为他人办事，收受贿赂，他的权力逐步商品化。
再后来，周顺安就在公安局内部某些干部的使用上，搞“职衔商品化”。这就进一步反映了周顺安政治上的堕落。
常州市开发区公安局局长沈剑平，为争市公安局副局长位置，特请周顺安同往澳门考察，途中送给周顺安１０００美元和５０００港币。回来后，周顺安竭力举荐沈剑平为市局副局长人选。后因市有关部门考查，沈剑平未能如愿。１９９４年春节期间，沈剑平得知周顺安和许和平想在香港设办事处，为能到香港任职，沈又以给周顺安女儿压岁钱的名义，将１万元的存单送给周顺安，周就答应考虑沈剑平到香港任职一事。到１９９４年９月，香港办事处的人员安排到了关键时候，沈剑平听说周顺安女儿要到北京读书，赶紧送去５０００元。这样，沈剑平就在１９９５年７月赴香港办事处任职了。
Ｃ为周顺安换１万元美金，比率１∶６，周顺安只付他人民币４．５万元，Ｃ只得自己垫付１．５万元。到法国去考察时，Ｃ送给周顺安３５００元美金，并买了皮大衣、小彩电等送给周顺安。这样，周顺安就将Ｃ由合同制民警转正，并提为正股级干部、一级警司。
三
周顺安放松世界观改造、思想演变、钱欲色欲权欲恶性膨胀，是他彻底堕落的缘由所在。
周顺安平时也做做样子，也学习过中纪委有关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但是，周顺安的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自律的观念，他不讲自律，没有自我约束，过分放纵自己的贪欲。近些年来，作为公安局长，周顺安出国出境考察多了，与老板大亨结交多了，特别是外面花花世界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人生观逐渐被扭曲。社会上跳舞风兴起后，周顺安就经常出没于舞场。他在舞伴中结识一位漂亮小姐，就频繁地把小姐带回家里，请小姐看黄色录相，然后一起到饭店开房间。他送给她钞票、微型彩电、手表、金耳环、照相机。他甚至希望她为他生儿子。生活上的腐败说明周顺安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质的演变。
周顺安有疯狂的金钱、美色的占有欲，还有强烈的权力占有欲。在公安局内部，周顺安独断专行、专横跋扈，无论大事小事，他说了才算数。请看他的用人：他重用沈春大，重用沈剑平、陆剑国。这些人赤裸裸地搞权钱交易，红与黑左右逢源。周顺安与他们同声相应。这些人的拍马奉迎趋炎附势，更助长了周顺安的骄横气焰。平常周顺安宴必喝高档酒，行必坐豪华车，一旦出动，前呼后拥，下雨雪有人打伞，坐车有人开门，后来发展到仅仅是一个公安局长的周顺安，竟然在其住宅周围，用公款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由此可见周顺安的特权思想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周顺安一案，留给我们沉重的思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怎样教育干部，怎样管理干部，怎样监督干部？作为党的干部，怎样抵制腐蚀，怎样改造思想，怎样为党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些很值得探索和研究。
周顺安一案告诫党员干部：一、必须加强学习，不断改造世界观。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要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二、严格廉洁自律，防微杜渐。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党的干部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廉洁自律，谨慎交友，把握自己的言行，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三、坚持审慎用权，不谋私利。每一位党的干部，应当坚定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原载江苏省委《党的生活》１９９７年第二期）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工作问答
党员要交纳“特殊党费”吗？
问：党组织能否要求党员交纳“特殊党费”？
答：党费的收缴是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严格按照党章和有关规定来进行。中央组织部关于党员交纳党费的办法明确规定：党员每月按照规定的数额向党组织交纳一次党费。除此之外，没有要求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的规定。
但是，最近发现有个别地方党组织下发文件，要求党员交纳规定以外的“特殊党费”，用以修建“纪念公园”或做他用。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当予以纠正。
如果遇有特殊情况，需要党员带头捐款，应本着自愿的原则，不能对捐款额作硬性规定，也不要把这种捐款叫作“特殊党费”。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魏县村村都有“公开栏”
本报讯一个村民见学校教室内因无电扇而暑热难耐，便写了个“教室内应尽快安上电风扇”的纸条，投进了村党支部设置的意见箱里。第二天，村里就为每个教室安装了吊扇，并在“回音栏”中公布了办理结果——这件事发生在河北省魏县张二庄乡刘庄村。
去年以来，魏县县委在全县５５８个村统一制作了永久性《公开栏》，将各村村务、政务、财务定期公开，受到了一致好评。为全面了解广大农民的心声和意愿，摸清其脉搏，这个县还在各村《公开栏》的旁边设置了意见箱，专供群众提意见，一时引起强烈反响。为了进一步增加透明度，彻底使群众放心、满意，他们在各村《公开栏》的基础上增设了“回音栏”，由村党支部、村委会负责，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逐条逐项认真办理，公开答复。凡因答复不公开而引起群众不满的，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
干部认真对待，群众热情更高。意见箱里的意见日益多了起来。对这些意见，能立即处理的立即处理，不能立即处理的，村干部在回音栏中说明情况，赢得了全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他们都说：“公开栏、回音栏是咱和干部的连心桥。”（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