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3月8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金台随感

  “志愿者”颂
邓伟志
从一家报纸的一个不起眼的位置上,读到一则消息: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服务团回到北京。顿时眼睛一亮,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也许是因为自己刚刚从贫困县归来的缘故吧!我觉得这项工作意义深远。
扶贫这类事,从广义上说,可谓古已有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抓给刘姥姥一大把银子似乎也可以归到“扶贫”之列。可那是施舍,是主人对仆人的施舍。施者同受者是不平等的,施者鄙视受者,“受”了也不是味道。
此外,还有一种扶法,那就是派你下去,你并不情愿,奉命而已。这样的人,大家见得比较多。这种扶贫比施舍要强,可是,严格地讲,这里既有“恩赐”思想,也有任务观点。
志愿者则不同。志愿者,自愿也。这里没有“他愿”,即使有过“他愿”,但是,后来也已变成了自愿,变成了一种需要,一种强烈的需要。中国人口的主体是农民,不了解农民,就是不了解中国。中国的改革源于农村,不了解农村,就是不了解国情,就是不了解改革,更谈不上推进改革。中国农村的差别很大。对富裕农村的了解是很便当的。你要吃他的粮,买他的副食品,又有高速公路可达,说一点儿不了解他们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问题是贫困的农村,人虽不很多,分布却很广,交通又不发达。真正了解最贫困农民的人,不是很多的。我到过两个贫困县,也想到最贫困的村里去,甚至提出骑马去,终因没有10天以上的时间,去不了。去不了,就谈不上了解。而不了解,便谈不上真正的理解农民,熟悉农村,也谈不上了解中国,懂得改革。
现在,人们创造了许许多多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物扶、钱扶、工扶、智扶、文扶,都很好。可是,不论哪种扶,都离不开“情”扶,离不开带着火热的爱国爱民之情去扶。少了情,钱、物等就难以全部到位,就不可能真正地深入下去。而情,是要在交往中产生和培养的。“常相知,不相疑”嘛!有了情,才有志,才有愿,才能成为志愿者。志愿者,是最可爱的人。我们要为志愿者鼓与呼,欢迎志愿者有序地到最贫困的地方去,形成一种风尚。我参加政协会议,其中一项内容,就是要为志愿者鼓与呼。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

  大海中永生
——悼念敬爱的小平同志
范伟国
您,要远行。我们拿什么送您?
鲜花,哀思,奋进,这都是好的。也许,还有重要的是,将您的思想、精神光大!
您,归于大海。这是完美的最后乐章,也是您的伟大精神的体现。
您的革命生涯就始于大海,弱冠之年便远涉重洋,寻求救国拯民的真理。
您的征途又充满了惊涛骇浪,三次被打入了谷底,又三次翻上了浪尖,而且一次比一次跃得更高。
您,曾风趣地说,在这方面,您可得奥林匹克的金奖。明知风波险,偏向江上行,真是弄潮儿的风采呵!
您,完全可以避一避风浪,人们同情也理解了许多这样处于漩涡中的人物。不,您要立于潮头,决不妥协。于是就有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壮举,宁愿再度被打倒,也不为“文革”作违心的结论。
您,立于潮头,高瞻远瞩,却又是那么的踏实。洞察了国际风云的变幻和险恶,带领着重灾后的中国人民过一处处暗礁险滩,指出了一条走向小康,走向富裕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您,爱大海,喜欢在辽阔的大海中挥臂逐浪,现在又将它选作您的归宿。是呵,一滴水只有溶入大海才永不干涸,您曾发自肺腑地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您把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您也将在人民的大海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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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忆荒煤对茅公的敬重与情谊
万树玉
1996年春我因筹备纪念茅盾诞辰百周年事宜,到北京医院探望荒煤同志,发现他身体消瘦、脸色清癯,与前一年见到时简直判若两人。他因癌症在进行化疗,我知道,化疗对身体消耗、摧残很大。但我一直觉得,与同代多数老作家相较,他年龄相对较轻,身体硬朗,我在内心默默为他祈祷,没料同年10月25日竟传来他与世长辞的噩耗,令人扼腕痛惜。
我原与荒煤同志并无一面之缘,不意却是有关茅公的事使我窥见了他对茅公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为人诚挚、温厚、热忱的心地。198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我撰写的《茅盾年谱》,我请当时担任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许觉民同志写序,他认为荒煤同志更为合适,就由他代请。荒煤同志出于对茅盾的崇敬,欣然允诺。他接过年谱底稿后仔细翻阅,并于同年2月16日写了一篇较长的序言。捧读到序言,我立即感到这绝非应付差事的即兴之作,而是表达他深思熟虑后对茅盾的认识。他在序中指出,茅盾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写出《子夜》,是因已有充分的思想基础、生活基础和创作基础:“当他拿起笔来从事文学创作之前,他已经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旋涡中心,参加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宣传工作和党的活动,翻译了大量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理论的文章。这其实也是他进入文学创作活动的准备阶段。”他还谈到,茅盾“又写了大量的有独特见解的评论文章和文艺理论以至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文章,这都是和他深厚的历史知识、广博的文学修养、丰富的社会阅历,能够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和观点分不开的。”这些都不能不说是慧眼独具的真知灼见。末了,他十分关切地表示了学习、继承茅盾遗产的强烈愿望:“但愿从《茅盾年谱》开始,能早日看到更多的研究茅盾的著作、茅盾评传、茅盾传记……出版。”
1991年3月茅盾研究会和现代文学馆共同主持“纪念茅盾逝世十周年座谈会”,姚雪垠、陈荒煤等与会老作家提出建议,应趁他们这些作家健在之际出一本“茅盾与我”回忆文集,留给后人作为学习研究茅盾的第一手材料。
1996年7月是茅盾诞生一百周年,1994年中国茅盾研究会正式将编辑出版《茅盾与我》一书列入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计划,组稿对象中就包括荒煤同志。1995年3月我们向荒煤同志约了稿,不久他因得疾(事后听说是脑癌)住进北京医院。住院期间,开始时他行走尚较自如,但每天缀文仅能百来字,他不仅并未因此取消稿约,为免延误编辑出版进度,还坚持笔耕不辍。到是年12月25日我去医院探望荒煤同志并准备取稿,他告诉我,“我已写好一个内容(按:即《我和茅公的两次会晤》一文),还考虑了另一个内容,关于茅公同鲁迅的友谊,我的选集(按:指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荒煤选集》第二卷)有一篇有关文章(按:题为《拿起笔来,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战斗——悼念茅盾同志》),请给整理一下。这两个内容都可以发表。”
我回去后正遵嘱准备抽暇将《荒煤选集》第二卷上此文进行整理时,又接到荒煤同志12月底的来函,提出了整理的具体要求,总的讲是要突出茅盾与鲁迅的友谊及茅盾对党的态度。他说:“我倾向把他(按:指茅盾)病中仍愿担任鲁迅研究学会会长、要亲自起草开幕词,以及最后遗言(按:指茅盾弥留之际致党中央的信)这一段文字整理加入。这都证明,他一直尊重党的领导和党的基本路线,始终是尊重鲁迅的。”我于是立即又根据荒煤同志提出的思路,对文章内容进行删削调整,最后理成《鲁迅的真挚战友和不倦的战士》一文,并寄往北京医院,请他过目。他阅后很快答复,同意这样的写法,并对最后一段谈及茅盾与党关系的文字提出了两个补充意见,强调茅盾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一是原文中引用茅盾致党中央的信,只引了“——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现在加上他要求追认为党员的那段话(即“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奋斗和追求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二是在“我仿佛才感到茅盾同志是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句后面,再加上一句:“也真正理解茅盾同志在中国文坛战斗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心始终是和党联结在一起的。”他还要我将茅盾致党中央的信全文抄一份给他。
1994年春茅盾研究会开始酝酿筹备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时,荒煤同志是参与联合签名、力主隆重举行茅盾诞辰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八位老作家之一。后来他在病中也一直惦念着百周年纪念筹备情况。1996年1月10日,我到北京医院向荒煤同志归还《荒煤选集》第二卷,他十分关心地询及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我说申请纪念的报告虽已上呈,但迄今无动静,现在距茅盾百周年诞辰日(7月4日)只有半年了,时间紧迫,怕来不及准备。他表示愿设法催询。我以为他身处医院,与外界隔离,加之前不久动过一次手术,自顾不暇,这样说主要是为表示一下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而已。不料1月24日他告诉我说,我上次去医院探望他的第二天(即1月11日)下午,他“即写专信给中宣部翟泰丰同志催促把报告转中央”,并关切地垂询:“现办理得如何?念念!”说明他对纪念活动的关心不只限于口头,而且付诸了实际行动。对一个刚动过手术的病人,能如此这般,使我十分感动。
1996年3月,美籍华裔画家陈雄立特地为纪念茅盾诞辰一百周年画了巨幅国画“群英图”(呈现12只矫健威猛、生气盎然、姿态各异的雄鹰),我们接受赠画后便请文艺界知名人士题款。3月31日我们带着画到北京医院请荒煤同志题词。展开画面后,荒煤同志立即胸有成竹、缓缓地挥毫写了以下几个字:“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奠基人不朽的战士”。这一句出自肺腑、蕴涵丰富、字字珠玑的话,凝结着他几十年来对茅盾一生所形成的总评价,可以说是他辞世后遗留给我们的茅盾观。
至今眼前还映现着他提笔时专注持重的神态,可是我已失去对他再次造访的机会。他走得太快,这不仅是文艺界的损失,也是茅盾研究领域的损失。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

  我、儿子与书
周培清
我爱书,平生不爱逛公园,不喜进商店,而进书店看书、买书,自认为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星期天,节假日,不进书店看看,总像缺点什么。一旦走进书店,就像鱼儿游进了水里,蜜蜂飞进了花丛,羊儿走进了草地,鸟儿飞上了蓝天,浑身上下觉得特别地轻松、轻快、舒展、舒畅,即使不买书,瞧瞧,看看,摸摸,内心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心头也波动着甜蜜的微颤。不料想,儿子从小也酷肖乃父。他妈领他上街逛商场,他不去,嫌腿疼,我如果领他逛书店,他特别高兴,不管路途多远,颠颠地跟着就走。一进书店,我们父子俩就兵分两路,各奔东西:他到他的儿童柜台翻呀、看呀、挑呀,我到我的成人柜台挑呀、看呀、翻呀,不泡一两个小时不会走出来。
我爱书,最不愿意把书借给别人,更不能容忍别人借书不还。不管什么人,只要拿走我的书,我的心里就总是惦着、记着、牵挂着,生怕人家把书弄坏,生怕人家把书弄丢,生怕人家忘了不还。偏偏有这么一种人,他们也喜欢看书,但是不把书当成一回事,认为一本书看完就完事,根本没有必要为它再操心。更可恨的是,他们借别人的书也是这样,他们说是借着看看,实际上看完了就扔了。如果你跟他要,他说得很好,还,还,实际上这本书早就没影了。在爱书这一点上,儿子继承了我的遗传基因。儿子把他自己买来的书精心地放在他自己放书的抽屉里,不许任何人动。他喜爱的书,晚上睡觉都放在枕边。谁要弄坏、弄脏了他的书,他会伤心地哇哇直哭,儿子不把他的书借给任何人看,包括天天和他在一起玩的比他大一点的他的表姐和没有他大的他表哥的孩子。在这一点上,儿子显得十分的冷酷无情,有点儿六亲不认。
我爱书,爱书就会舍得买书。在书价上涨的今天,我是舍得掏钱买书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花钱买了贵的物、贵的衣,我会心疼,但要是我喜欢的书,花多少钱我也会把它买下,不但不会心疼,反而会乐不自禁。从调到北京工作而妻子没有随调过来的不到一年时间的单身生活里,每个双休日,我都要骑自行车用几乎一天的时间跑海淀图书城买书,每次都会满载而归。今年劳动人民文化宫双休日书市开市的第二天,我就领上儿子坐车赶到。在这里,我花不到50元钱就买到了《冯文炳选集》、《郑振铎文集》第二卷、瞿秋白的《饿乡纪程》等一批好书,给儿子买了《葫芦兄弟》全集。
我爱书,看了很多的书,老早就想自己有朝一日也写一本书,但是才疏学浅,眼高手低,更少恒心志气,至今一书无成。看到同学、同事著书立说,自己眼热心痒之余,也只能徒伤悲。在这点上,儿子比他老子强。儿子不到九周岁,至今已出了不下十本书。儿子的书大多是《金刚葫芦娃》、《黑猫警长》等故事的创新和延续,什么《葫芦金刚妹》,什么《红猫警长》,不但故事生动曲折,而且绘图也还线条流畅,色彩绚丽,其中的人物形象大多也神态逼真,栩栩如生,显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天生的绘画才能。儿子的书有“天祖出版社”出的,有“上海电影出版社”出的。这些出版社,都是儿子自己“成立”的,属于“私营”性质,每次只出一本书,出过一本书后便自行“关闭”。儿子的书,一本至少有二十多页,其中有十几个彩页,但标价都是九元。这是儿子自己定的价。从儿子付出的劳动和心血看,我认为价格也还公平合理,不像市场上某些粗制滥造、东抄西凑之作,动辄十几元、几十元,漫天要价,欺人骗人。儿子的书每次“印”数有限,最多一本,最少也一本,完全自产自销。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

  大地书讯
研究我国著名诗人、作家臧克家的文学创作评论集《时代风雨铸诗魂》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本评论集由郑苏伊、臧乐安编选,由《诗刊》主编杨子敏作序。评论集选入了从一九三三年闻一多先生为《烙印》诗集写序开始,到一九九四年十月“臧克家文学创作研讨会”的部分论文,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这些文章对臧克家先生六十多年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介绍和论述,涉及到诗歌、诗论、散文、古典诗文欣赏、小说等,囊括了研究臧克家文学创作论著的全部精华。另外,附录部分还选入了一九八八年“臧克家学术讨论会”和一九九四年“臧克家文学创作研讨会”上有关领导、诗评家、诗人发来的贺辞、贺电、贺诗四十五篇(首),也具有很高的研究参考价值。
(龙汉山)
诗人叶延滨新著诗集《二十一世纪印象》近日已由广州经济出版社出版。这部诗集收入了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诗人最新创作的一百首短诗。(京)
杨洪立的杂文集《世态拾风》已由长城出版社出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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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茶楼

  “造屋”不如“树人”
李广春
清末封疆大吏左宗棠告老还乡,在长沙大兴土木,为子孙后代留下豪华府第,他总是怕工匠偷工减料,亲自拄着拐杖到工地督工,这儿摸摸,那儿敲敲。有位老工匠看他如此不放心,就说:“大人,放心吧。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在长沙城里造了不知多少府第。在我手上造的府第,从来没有倒塌过,但屋主易人却是经常的事。”左宗棠听言,不觉满面羞愧,叹息而去。
人老了,是不是都想为子孙留下遗产?我不敢说所有人都是。但连当时思想比较开明的左宗棠也不能免俗,就很值得注意和研究了。
老工匠虽一介布衣,却如此世事洞明,与昔日满腹经纶雄才大略的左宗棠的老愚昏聩形成了鲜明对比。穷无苗,富无根,自古皆然。秦始皇平定六国,广修滥建,阿房宫连绵三百里,指望江山社稷传诸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却不料在二世手上就垮台了,留下了千古笑柄。扬州的徐园、个园、何园、小盘谷都是富甲天下的盐商巨贾所造,但又有几人之后守住了?想当初,这些人苦心经营,除自己挥霍享乐外,也想遗泽子孙。可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的无情,那些豪宅都成了教育后人的活教材。真是多情反被无情笑。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仍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造屋”一往情深。《红楼梦》里的《好了歌》有云:“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这便道出了国人为子女着想的普遍心态。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并不是什么坏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怎么操心、操心什么却大有讲究。我们对“授鱼”与“授渔之术”的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但又有几人真正付诸实行?不少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当老之将至时,想的是为子孙留下大把的钞票、舒适的居室,或寻一个既体面又轻松更实惠的工作单位,似乎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子孙后代。而对怎样教育子孙,使其处世立身,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却用心不多。社会有时也以这种眼光衡量做长辈的称职不称职。在这种心态和舆论的支配下,一些人甚至不惜贪赃枉法,玷污了自己的半世清白,成为身陷囹圄的罪人。
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实为警世恒言。自古纨少伟男。纵你留下金山银山,倘若遇上不争气的子孙,胡吃海花,到头来仍不免坐吃山空,甚至闯祸。古人说得好:“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自家不肯罢。”由此可见,钱多对子孙有时并不是好事。清代禁烟英雄林则徐说得更好,他曾给子孙写过一段名言:“子孙若如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确实是肺腑之言。在为子孙留什么的问题上,明智之举是“树人”不“造屋”,多留精神财富,少留物质财富,教育子孙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明辨是非,识别真伪,积善养德,学会做人,勇于任事,自食其力,勤劳致富,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只有这样,才算为子孙留下真正的财富,你的子孙才会一辈子打心眼里感谢和享用你给予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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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虬柯铁骨铸梅魂
胡卫东
艺术生涯70余年的著名画家于希宁教授,阅尽沧桑,如今仍是精神抖擞。“才德勤修养,三魂共一心”(三魂:国魂、人魂、画魂)是他毕生所追求的。
于希宁教授生于1913年,现任山东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山东画院院长,省美协名誉主席。于希宁教授出生于人文盛地山东潍县。自幼喜爱绘画,克承邑风。30年代就读于上海,受教于黄宾虹、潘天寿、诸闻韵等名家。攻习山水、人物、花鸟、走兽,兼美术史论、书法篆刻。后攻花鸟,老年来尤喜画梅,赋诗,且潜心著述。
梅花以其铁骨铮铮,玉洁冰清,傲雪冲寒,先众木而花的高尚气质,赢得了历代诗人画家及人民大众的喜爱。于希宁教授自学生时代就开始画梅,这也许与他的个性有关,好像与梅花之间有一种共同语言。作于1947年的梅花横幅,右边有黄宾虹先生84岁时题句:“宋元士大夫纯以书法入书,平寿有道深明篆刻,此帧得古籀遗意矣。”可以看出,画家的梅花师法前贤是有扎实的艺术功力的。
于希宁教授为梅花的创作,付出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劳动和大量心血。曾先后多次到江南梅林,无锡梅园,苏州邓尉山,香雪海,杭州超山等地实地写生,风晴雨雪,朝暮晨昏中观察那些百年老梅的不同姿态,气势,研究老干,新枝,嫩条的穿插变化,花朵从含苞到落英的整个过程。尤其进入80年代,于教授的梅花创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成熟期。面对大自然慷慨赐予的梅花,年逾花甲的老画家精神焕发,真是“丹青不知老将至”了。他在梅林中挥笔纵横驰骋。此时的梅花创作无论从笔墨技法,构图意境集刚劲、坚韧、俏丽、希望于一身,“万花敢向雪中开”,“挺立风雪吐芬芳”,象征着一种孤傲高洁,铁骨玉肌,将时代精神与梅花品质及作者主观情思融为一体。
他那奇变多姿的梅谱中,既有枝干虬曲、苍劲挺拔、铁骨玉肌的老梅,又有轻曼典雅、秀劲隽婉、生意盎然的新枝,或疏而娇,或繁而密,或老而媚,或清而健。既有个体的姿态,又有整体的风韵。更能够震撼我们的是他那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整株古梅老柯,既像高山一样雄奇,又像岩石一样倔劲,既像不凋的古松,又像盘曲的虬龙。那气势与笔力将民族的气节与作者情思交融在一起。
近几十年于希宁教授对中国画潜心研究,先后出版了《从中国画的笔墨谈起》、《于希宁画集》、《于希宁花卉技法》、《写意画:花》、《于希宁画选》、《规格与自由》、《于希宁诗草》、《论画梅》等专著及画册,并创作了各种形式的梅花作品达千余幅,曾以《铁骨立风雪,幽香透国魂》为题,连续创作了数幅章法不同的巨幅雪梅图。为中南海怀仁堂创作了《铁骨冰魂》、《高风亮节》、《骄守寒操》。他为毛主席纪念堂画的《白梅颂》和人民大会堂办公厅、人民大会堂南门厅的《铁骨立风雪》、《冰魂颂》均堪称代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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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日“半边天”张爱学
“花”枝梢庄稼地中念“大”学坡上走下个“林妹妹”“辣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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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八角楼前的老树(中国画)蔡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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