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贝多芬故居随想
李景端
波恩虽贵为德国首都，实际上只能算个中等城市，它既没有宏伟的高楼大厦，也很少车水马龙的繁华闹市，就连相当著名的波恩大学，也没有一座完整的校园，而是把各个院系，散落在好几个街区。但波恩有个地方却是令人去了一次就永远忘不了，那就是伟大作曲家贝多芬的故居。
一座假三层的欧式小楼虽称不上多么考究，但在１８世纪也算有点气派，因为贝多芬的祖父毕竟当过宫廷合唱团和管弦乐团的乐长，只是因他父亲酗酒，家境才日益贫困。如今这座小楼陈列着伴随贝多芬一生５７个春秋的许多实物，有他童年的用具，钢琴、管风琴等各式乐器，大批乐曲的手稿，还有他生前的一缕头发，以及备受后人猜测收信人是谁的三封无名情书的复制品，等等。最引起我关注和感动的，却是贝多芬耳聋后仍坚持作曲的经历。
贝多芬青年时就患有耳疾，３２岁时耳疾加重，到４９岁时听觉完全丧失。不难想象，耳聋对于一个从事听觉艺术的人来说是个多么残酷的打击！他想过自杀，并写下曾名噪一时的《海利根遗嘱》。但艺术家的责任感唤醒了他，使他醒悟：“不能什么都没创作就离开这个世界。”他决心向命运挑战，“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于是，在完全耳聋的条件下，他发愤作曲和参加演奏，终于写出了《第五（命运）交响曲》和《第九（合唱）交响曲》等一批传世的不朽名作。展品中有音符涂改的大量乐曲手稿，上面还有许多只有贝多芬自己才认识的记号。据讲解员介绍，贝多芬听不见自己作的曲，完全凭自己的记忆和乐感写谱。这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首场演奏第九交响曲结束时，全场掌声如雷，可他全然不知，直到别人扶着他转身向听众答谢，他才知道自己成功了。
走出贝多芬故居，我在想，人的一生，无时无刻都在接受命运的挑战，成功、失败；顺境、逆境，都有个如何面对的问题。贝多芬如果不是及时地醒悟到“要扼住命运的咽喉”，敢于同耳聋作斗争，那么在人类音乐史上就不会出现这颗耀眼之星。命运的转折，往往就在“一念之差”，勇敢选择战胜自我，才能成为强者。贝多芬是这样，众多其他成功者又何尝不是这样！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尼罗河畔的女牢
刘水明
格纳提尔监狱建成距今约有１００年的历史。４０年代末，它成了埃及唯一的女子监狱。监狱灰墙内积藏的悲剧故事，是埃及许多电影、电视剧和小说创作的源泉。
格纳提尔监狱位于风景秀丽的尼罗河三角洲顶端。尼罗河就在它的身旁“一分为二”，向北注入地中海。从外表看，格纳提尔监狱就像深山老林中的修道院一样，然而，“修女们”却不是循规蹈距的女性：她们有的卖淫重婚，有的走私贩毒，有的行骗偷盗，有的杀人越货……
５２岁的女警官阿迈勒在大学里念的是心理学，为了便于接近犯人，她也身着一套与囚衣同色的白警服。阿迈勒说：“监狱里的情况同高墙外相比要复杂十倍。由于缺乏自由，那些女犯人就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总是处于一种绝望状态，一点小纠纷即可引发暴力冲突。所以，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将监狱变成女犯人洗心革面的学校。”
据说在６０年代，格纳提尔监狱曾关过一位著名女画家，她在大牢里终日笔耕不辍，作品颇丰。她当时的一幅画现在可以卖数万美元。她的画是格纳提尔监狱生活的真实记录，３０多年来，格纳提尔监狱似无多大变化：牢房还是那么阴暗狭窄，庭院中无花果树叶仍然遮天蔽日。唯一不同的是，囚衣已由条纹布变成了大白布。
实际上，格纳提尔监狱的物质条件已得到改善。今天，每一幢监舍都有一台电视机，一间图书室和活动室，还有６名医务人员，专门给女犯人看病。监狱当局还特别鼓励女犯人开展文化娱乐和宗教活动等。现在，有数十名女犯人参加了扫盲班。为了减轻女犯人的孤独感和增强她们重做新人的信心，狱方允许她们与亲友通信。一个犯了重婚罪、骗得４０００万美元的女囚犯说，自从她的“故事”在一家杂志上刊载后，她很快就收到２００多封信件。
监狱长米赫伊勒上校介绍说：“埃及其他地方的监狱虽也设有‘女子部’，但收容的人极为有限，最多不过百十来人，而格纳提尔监狱能关２０００人。”他说，现在这里只关着１０９０名女罪犯，其中有９０人被判处终身监禁。与其他国家一样，埃及的女犯人也不服苦役，而代之学一门手艺，如编织、缝纫和刺绣等。产品出售后，她们可以得到一点收入。
格纳提尔监狱时常被“丑闻”困扰，某些西方报纸多次刊登文章，指控格纳提尔监狱的女犯人遭到了性骚扰。对此，监狱长米赫伊勒上校坚决予以否认。他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这里的看守全是女性，少数男职工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而且没有什么不检点的行为。”米赫伊勒说，监狱里还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没有女看守陪同，男子不得进入女犯牢房。因此，对于女犯人来说，格纳提尔监狱是她们生活的“安全岛”。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亚洲青年婚恋新方式
章明
在亚洲，经济的崛起对传统的婚恋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富裕的亚洲青年男女开始向祖辈的传统世俗挑战，赋予婚恋方式以精神追求。
献血幽会——让恋爱富有社会意义
汉城有１６家韩国红十字血液银行辖下的“献血之家”，其内部装饰考究，气氛优雅，公休日也开门。那些积极参与献血的“新一代”把那里定为跟自己恋人幽会的场所，每当周末下午，就有青年男女前来献血并约会。人们管这种恋爱方式叫做“献血幽会”。“献血之家”免费提供咖啡、饮料和各种点心，客人在那儿还可以躺在舒适而又宽敞的沙发上，欣赏最新的流行音乐和歌曲，也可以观看各种录像带或翻阅国内外的各种杂志。
单身俱乐部——向包办婚姻挑战
在印尼，青年男女的婚事常常是父母包办的。但是，首都雅加达越来越普及的单身俱乐部对此提出了挑战。“午餐聚会”是创立最早的一家单身俱乐部，其经营者多尔辛纳先生曾经写过爱情和婚姻方面的书，免费为俱乐部的成员解答感情上的难题。他说，这个年头找对象可不如以往，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事业上，少有时间来找终身伴侣。俱乐部的社交活动有一大部分是玩团体游戏，比如他们玩一种猜歌名的游戏，这听起来也许并不是很有情调，但是在印尼文化里至少大家都能接受，是一种打破僵局的好办法。一位小姐说，我觉得像这样出来交往比呆在家里好得多，光呆在家里是等不到白马王子的，只能等到查电表的人。
出国结婚——让蓝天红日为我们祝福
“让蓝天红日为我们祝福”，“在山上教堂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日本每年有数万对情侣在海外举行结婚仪式。这不仅是对潇洒远游的向往，而且是对招待同事和亲友劳顿之苦的厌倦。
邀请谁？座席怎么安排？请谁致贺词？这些问题实在令新人们头痛。去年１１月，久家裕和携妻子智子在澳大利亚举行了结婚仪式。从出发到回国的６天里，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６人一起进行了一次“两家人亲密无间之旅”。这比在结婚会场更令人难以忘怀，另外，亲朋好友的祝贺要比碍于情面参加婚礼的人更真诚。
出国结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花钱少。据统计，在日本国内结婚的平均费用为３２０万日元，而新郎新娘去夏威夷旅行结婚，双方父母同行，所需全部费用仅为１００万日元。
在海外举行婚礼的日本人正在迅速持续增长，预计到２０００年将有１０％的情侣到海外举行婚礼。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今古人物
荒原上的一棵大树
——访南非政坛女杰苏兹曼
温宪
——６０年代的一天，南非警察正在开普敦拘捕示威者时，一个矮小的白人妇女从人群中奋力挤向前去。一名白人警察见后失声喊道：“噢，麻烦大了，海伦·苏兹曼来了！”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０日，代表南非黑人和白人利益的１９个政党坐在一起，开始有史以来第一次谈判之时，刚刚到场的曼德拉突然甩开众人，径直向对面席位中一位女士疾步走去，同她亲热地握手拥抱。“海伦·苏兹曼！”记者席中一片低语。
——不久前，一名白人贵妇在美发厅见到一位近８０岁的长者，先是一愣继而冷语道：“是你呀，海伦·苏兹曼，看看南非现在这么多的犯罪，都是你们这些人的错……”
南非的乱世造就了不少传奇人物，海伦·苏兹曼的经历尤为独特。那日下午，我如约赶到海伦家，她已在门口等候：“你先在书房静候片刻，我此时必须往美国打一个电话。”海伦的两个女儿远在欧美，丈夫去世后，她便搬到这栋不太宽敞的住宅。稍显昏暗的书房内，东南两壁立着顶天的书架，书架上还端放着海伦与家人及与曼德拉、克林顿夫人等人的合影。打完电话后，海伦先将１２年来一直陪伴她的一猫一狗放进书房。谈话之间，她会突然对着窗外粲然一笑，“瞧那小鸟多可爱！”这使我想起海伦曾说过，她从父亲身上继承了三样东西：顽强的耐力、每晚享受一杯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和特别喜爱动物。
她的父亲是犹太人，本世纪初从立陶宛与拉脱维亚交界的犹太人聚居地移居南非。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即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那天，海伦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东郊矿区吉米斯顿。她的青少年完全是在南非白人优越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至１９５２年，她曾在金山大学学习和任教８年。教授经济史的几年光阴使她在博深研究、缜密思维、据实雄辩方面受益匪浅，她的学生中出现了前南非共产党领导人斯洛沃、前财长基斯和莱利银行董事长马礼博士等一批人才。在此期间，她进入了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得以第一次全面了解到南非黑人的真实处境。“我当时简直是目瞪口呆，”海伦回忆说，“就是这段经历促使我进入了政坛。”
１９５３年，３６岁的海伦作为联合党议员进入南非议会，一干就是３６年，１９８９年正式从议会退休。这是南非历史上充满血腥、压迫与反抗的３６年。在这期间，南非议会通过了数以百计的种族隔离法律，而总是只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痛斥这些法律的荒谬，她就是海伦·苏兹曼。特别是１９６１年至１９７４年的１３年间，海伦作为唯一来自进步党的议员在议会中孤军奋战，对种族隔离制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我们是否情愿，南非半个世纪以来的祸根就在于种族隔离”，而这种罪恶制度是没有出路的。海伦在议会辩论中所表现出的勇气、才华、机智使她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望，也使她在南非议会中的处境极为艰难。每当她起立发言时，议会大厅内总是一片哄闹，还夹杂着“讨厌的人道主义者”、“危险的颠覆分子”、“滚回去！”等叫骂。
几十年间，海伦就像非洲荒原上一棵大树，在狂风暴雨中独立支撑。为了在议会上进行言之有据的斗争，海伦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法庭、学校、监狱、惨不忍睹的黑人棚户区和爆炸性的冲突现场。在所有黑人解放运动均遭镇压的情形下，海伦成为无数不幸者的代言人。１９６７年，海伦踏上关押着曼德拉等人的罗本岛访问。第一次见到海伦的曼德拉告诉她，狱中条件很糟，因为其中一名狱吏对黑人政治犯格外狠毒。海伦立即与南非司法部长就此事进行交涉，要求他必须在两周内将那名狱吏调走，否则将在议会上就此事发表演说。两周后，从罗本岛传来的消息说，那名酷吏确已被悄悄调离。
“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新南非建立后，至今仍有许多白人扪心自问：为什么数百万南非白人用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接受海伦几十年前就明确讲出的事实。曾为这种翻天覆地变化奔走呼号几十年的海伦却说，她并不为此感到自傲，“我只是在当时的岗位上，以我所能拥有的权限，做出了我可能做到的事情。”海伦对我说，“我不是一个英雄。比起那些处于绝境的人来说，我毕竟还有一个讲坛，我与别的一些人的区别在于我敢于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么，你怎样评价自己的个性呢？我问。“我很倔强。”海伦笑着说，“我很独立，从不依赖他人；我有幽默感，这使我在哪怕最窘迫的处境下也能生存下来；我有同情心；我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
１９８７年，海伦访问过中国，对那次经历仍留有美好的回忆。“一些中国朋友至今常给我寄来贺卡表示问候。”她说。时值国际妇女节前夕，海伦询问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情况。当我告诉她，中国现在有不少丈夫下厨房时，她哈哈大笑起来。为了向中国妇女表示问候，海伦略思后提笔写了如下的话：
“在国际妇女节之际向中国妇女致以良好祝愿令我深感愉快。希望女性反对歧视的斗争在你们国家和其他地方继续取得进步。
海伦·苏兹曼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２日”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美德源于“自私”？
草木
自达尔文的学说问世，生物学与探究人性发生了很多瓜葛。
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进化理论映证了人本性自私这一古老的命题。“物竞天择”的概括说法把个体乃至物种之间的关系完全描述为竞争，把自身的存在和他物的存在对立起来，与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笔下的所谓“自然状态”同出一辙。托·亨·赫胥黎１８９３年在题为《进化与道德》的演讲中表示反对“我们时代的狂热的个人主义企图在社会中实行类似于宏观自然界那套（竞争法则）”。但是，他着重地说明了自然界生存竞争中“无情的自我伸张”和“对所有竞争对象的排斥和践踏”，并说“道德过程是与它的抗争”，可见他认为自私自利不言而喻是符合“自然”的。后来更有些著名生物学家宣称说道德“是生物学进程中……偶然生成的一种能力，极其蠢笨”，说我们要克服的，乃是“亿万年对自私的选择”。理查德·道金斯（Ｒ·Ｄａｗｋｉｎｓ）的颇有影响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似乎更加强了“自私”说的势力。像其他许多人一样，道金斯先生并不欣赏自私和狭隘，但想到主宰我们的是那些一门“心思”维护自身“权益”的基因，不免要喟然兴叹：“我们不过是求生存的机器——是盲从于既定程序的机器人，我们的存在只是为了保存那些被称为‘基因’的自私的分子。”以“科学”方式论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种种说法流传颇广，许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耳闻。
人们不太知道的是，另有一派生物学家认为德行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认为：人类天性中一切在道德上美好的品性，如利他主义或不自私、爱心、慷慨、同情、感激、慈悲、合作精神、讲信义等等，其根本的心理基础也是自然选择所造成的进化过程的结果。这方面的专家麦特·瑞德里（Ｍ·Ｒｉｄｌｅｙ）１９９６年的新书《美德之起源》就持这种观点，用他的话说：“自私的基因（可能）通过无私的个体来达到其目的。”
他指出，因为具有感情和动机倾向的基因在人体内以复杂的方式结合，各种类型的个体都有可能出现。而具有坚实基因基础的心理倾向会渐渐成为造成进一步心理进化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有关黑猩猩等类人猿群体的研究表明，人类最精妙的情感如恼怒、负疚、惭愧、感激、诚实、宽容等都可以被视为适应环境的特点。他列举了三点理由论证“美德”何以在进化过程中产生。首先，有“亲缘利他主义”。不惜牺牲自身而帮助他者的基因将得到散布，如果这种牺牲使有亲缘关系也即有大量相同基因的其他个体得以保存并繁衍。在动物中这种亲缘利他主义很普遍，而在人类中则上升为自觉的情感和动机。其次，有“互助的利他主义”。付出代价帮助他者的基因享有和日后对此做出回报的其他基因共同进化的机会。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是所有类人猿社会都存在的“群体关怀”现象。它表现于爱恋和关怀等情绪。群体内每个个体，用研究黑猩猩习性的德·瓦尔的话说，“都关系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质量高低”，而只有整体质量较高、适应能力较强的群体能在所谓“群体选择”过程中长存下来。当然，似乎是因给群体带来好处而被“选择”、从而保留下来的特征往往也能给群体内竞争的个体带来好处。
也许，进化论中的“美德”说和“自私”说一样难免有伪科学之嫌。从这些科学家的论证语言看，基因就像是一些精于计算效益的企业家或经济学家。这未免太“现代”了一点。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类科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仅只是已有的社会和伦理观点的变调而已。但无论如何多一种说法毕竟有益处，因为听听专家们论述美德是存在的必需，至少能使我们能更看清形形色色的人性自私论的狭隘和偏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美国国会的中文馆藏
马蹄香
有关中文图书的收藏，除中国本土外，就数美国国会图书馆为丰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文献部设在亚当斯大楼。主要是为国会议员提供中文领域的咨询服务，进行英、中文的互译工作。此外也向公众开放。
国会图书馆共收藏中文书刊、报纸近７０万本（卷），其中图书５０余万本，有许多弥足珍贵的典籍。
据史料载：美国国会图书馆从鸦片战争以后即开始收藏中文典籍。１８６９年６月，同治皇帝为从美国换取农作物种子，便以明、清刻本图书１０种共９３３卷相赠，从此该馆有了中文图书。
１９世纪中叶，中美建交之后，美国驻华使节都十分注意搜集中文图书。早期的驻华外交官罗克卸任回国后，将他收集的６０００余卷汉、满、蒙、回文书籍捐赠给国会图书馆。１９０４年，中国在参加了路易斯安那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后，将参展典籍中的珍品１９８种共１９６５卷送给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到１９１２年，美国国会中文馆藏已达１６９００本（卷），渐成规模。
此后，国会图书馆便着手对中文图书进行分类整理，并开始派人到中国大量收购图书，使中文馆藏剧增。１９２８年，该馆正式成立中国文献部，首任主任为长期在中国传过教的恒慕义，他被誉为美国的“中国学”开拓者。后来，恒慕义担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兼中文组组长，一直工作到１９５４年。其子恒安石出生于中国山西，８０年代曾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中美往来断绝２０余年。其间，中国典籍仅从香港购买，数量骤减，平均每年只有２０００册左右。但到了１９７５年，该馆的中文典籍已达４１１９６３册（卷）。１９７９年，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从此，出版物交流也迅速发展起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经营，美国国会的中文馆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一是“善本”典籍多。如馆藏善本中的《一切如来》，是公元９７５年北宋早期佛经印刷品，为一卷轴，是１９２４年杭州西湖雷峰塔倒塌后在塔基砖洞里发现的。又如馆藏典籍中有明代的《永乐大典》残卷４１卷，是中国本土外最大的《永乐大典》馆藏。另有《古今图书集成》两部：一部为１０００卷，分５０４４册，共５２８函，是１７２８年北京的铜活字印刷品；另一部是１９２６年在中国购得的，系１８８４年上海的活字印刷品，共１６２８册，３２０函。据说该馆收藏善本书约有２０００余种。这些古代善本典籍甚为古典文献研究者和印刷史研究者重视，具有文物特征。
二是中国地方志多。目前拥有４０００余种，６００００余册，其中较珍贵的是早期中国地方志，特别是其中的明、清刻印本，以河北、山东、江苏、四川诸省的收藏最多。据说，其中的１００余种已经是“孤本”了。
第三，馆藏中国早期少数民族文字资料也很丰富。单是藏文部分除若干早期大藏经手写卷外，木版印刷品就达２００种以上。满文、蒙文资料各有数千种，包括语言文字、医药、哲学、宗教、政治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馆藏云南纳西族东巴文资料达３０００余种，是中国本土之外最大的东巴文文献藏库。
美国国会图书馆专收原版书籍。目前该馆的中文馆藏已和美国几所著名大学的中文书库联网，藏书实行馆际交流，这样一来，馆藏容量实际上又扩充了许多。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南非语言纪念碑
在南非开普敦市郊外的帕尔镇小山上矗立着一座奇特雄伟的高大建筑物，这就是南非语言纪念碑。纪念碑形似三颗牙齿，高度分别为57米、26米和13米。它标志着南非语言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增长。这里每年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申明河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二战”遗迹——泰国桂河桥薛培原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世界最高喷泉——堪培拉格里芬湖喷泉 李学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