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全会
听取刑法修订草案、国防法草案、香港选举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办法草案、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的说明
审议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
新华社北京３月６日电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刑法修订草案、国防法草案、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办法草案、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的说明，审议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被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今天就这部法律草案向大会作了说明。他说，１９７９年制定的刑法，经过１７年的实践，总的看来刑法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许多具体规定是可行的，对于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反映出一些问题。为了适应与犯罪斗争的实际需要，有必要对刑法进行修订、补充、完善。
王汉斌在介绍了刑法修订经过后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对刑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审议。他说，这次修订刑法，主要考虑：第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第二，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三，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作出具体规定。王汉斌说，制定一部统一的、比较完备的刑法典，是继去年３月全国人大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步骤，对于进一步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王汉斌还就进一步明确规定刑法的基本原则，减刑和假释，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正当防卫，自首和立功，反革命罪，投机倒把罪，流氓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完备刑事法律条文问题，死刑问题，危害国防利益罪，军人违反职责罪等作了说明。
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草案）》。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委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向今天的大会作了这部法律草案的说明。
迟浩田首先介绍了这部法律的起草经过。关于制定国防法的必要性，迟浩田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和巩固了国防，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日益提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尽快制定国防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迟浩田介绍了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的国防法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依据，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落实江泽民同志对新时期军队建设提出的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科学地总结我国国防建设的经验，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国防立法的经验和成果，立足现实，着眼发展，起草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指导和规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国防法。
迟浩田还就国防法的适用范围、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国家机构的国防职权、国防经费、国防资产、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军人权益保护、特别行政区的防务等问题作了说明。
今天的会议还印发了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关于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各位代表审议。根据这个草案的规定，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将不超过３０００名，各民族在全国人大中都将有代表，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应在１９９８年１月底以前选出。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被提请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就这一草案向大会作了说明。他说，现在香港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是由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香港回归祖国后，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将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选出香港的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
曹志在介绍了草案起草情况后，还就应选代表的名额、选举方式、选举程序作了说明。
国务院向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议案，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受国务院委托，国务委员李贵鲜就这一议案向今天的大会作了说明。李贵鲜说，设立重庆直辖市是国家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这样做的考虑是：第一，有利于充分发挥重庆市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的作用，带动川东地区以至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有利于加快四川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步伐；第三，有利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和库区移民的统一规划。
李贵鲜说，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条件已经具备：第一，重庆市作为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与海外经济往来的重要内河口岸，经济基础比较好。第二，重庆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中心。第三，重庆市是计划单列市，各项经济、财务指标容易与四川省划开，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
根据国务院的议案，四川省的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所辖行政区将划入重庆市，拟议中的重庆直辖市总面积８．２万平方公里，总人口３００２万人。
今天的会议由大会执行主席陈慕华主持。大会执行主席卢嘉锡、曹志、马思忠、王群、朱良、刘华清、孙维本、李长春、阿木冬·尼牙孜、陈焕友、孟连、贾志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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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
新华社北京３月６日电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要求全党认真贯彻执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是党内处理违纪案件的基本依据，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它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依据党章和宪法、法律，结合党的建设实践制定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共三编十三章１７２条。内容包括条例的指导思想、任务和适用范围，实施党纪处分的原则，违犯纪律与纪律处分的种类，纪律处分运用规则，对违法犯罪党员的党纪处分等。同时对各类违纪错误的定性处理作了具体规定，包括：政治类错误，组织人事类错误，经济类错误，失职类错误，侵犯党员权利，公民权利类错误，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类错误，违反社会管理秩序类错误。据悉，该《条例》是规定党的纪律最为具体、系统、完整的重要党内条规。
为配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宣传学习和贯彻实施，中央纪委法规室编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一书，收录了纪律处分条例及现行配套党内条规，这本书已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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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纪实
农业：由大向强转变
——代表、委员重要话题评述
本报记者高渊吴焰刘建林
“我有三个好消息。”一直在农业部门任职的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兴奋地告诉大家：去年，江苏粮食总产３４０亿公斤，农业增长速度达到７％，是近年来最高的，农民实际收入比上年增长了１２．６％。
喜悦不仅仅挂在俞敬忠脸上。在江西、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等代表团，在政协会上一些小组，代表和委员们谈起农业，都兴致勃勃。连续两年全国粮食增产，创下４８００多亿公斤粮食产量的新纪录，使大家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农业大有希望的前景。
然而，与此同时，代表、委员们也把议论、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丰收后的农业还能持续丰收吗？我国农业怎样才能持续稳定地发展？如何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
丰收后更要抓紧农业
“丰收了，更要继续咬定农业不放松，千万不能让农业滑坡。”前不久刚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详细材料的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陆学艺，非常强调这一点。
这决不是多虑。从１９８０年至今，我国粮食生产一直没有走出“三年一徘徊”的怪圈：两年增产之后，第三年就有较大幅度的减产。有人提问：在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粮食连续大丰收的情况下，１９９７年的产量会跌落吗？
“丰收与滑坡、减产当然没有必然规律。”农业专家袁隆平委员言之凿凿。那么，造成粮食生产起起伏伏的原因究竟何在？
很多代表、委员指出：除了自然灾害的影响，政策上的不稳定是一个重要因素。每一次丰收以后，政策上的相应变化，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民来年的生产积极性；一些地方还自觉不自觉地削减了对农业的投入。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越是农业丰收的时候，越要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丰产后不能增收，会挫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山西平顺县西沟乡的申纪兰代表告诉记者，来京前，乡亲们再三叮嘱她多给农业呼吁呼吁，不能丰收了就松劲。
其实，如果我们放开视野，更会发现农业绝不能忽视：我国农业基础薄弱，综合水平比较低，抗灾能力不强，影响农业发展的种种制约因素没有得到根本缓解。
陆学艺代表提供的一组数字可以证明：自１９８４年农业大丰收至今已１２年，粮食虽然增产了７７０多亿公斤，但同期人口增加１８１００万人。１９８４年人均占有粮食３９３公斤，１９９５年只有３８７公斤，去年粮食增产也只达到１９８４年的人均水平。粮食的单产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
远忧与近虑，大而弱的农业形象，只能再次说明一个事实：农业在经济工作中的首要地位不能变。
稳定政策，加大资金、科技投入力度
农业要保持持续、稳定的上升趋势，关键在哪里？
“还是那句老话，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这是代表、委员们的一致声音。
说起持续两年的农业丰收，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计委副主任陈耀邦认为，政策投入至关重要。他告诉记者，这两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来抓，去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３２００万亩，粮食国家定购平均价也从原来的每公斤１．０４元提高到近１．４８元，大大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政策是否稳定、连续，是生产第一线的农民最为关心、最为担忧的。来自黑龙江依安县向前乡新合村的苏在兴代表说出了农民的心愿：国家一旦制定了有关农业或农产品的政策，就应该在尽量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让农民心里有“谱”。人大代表、原山东省农委主任王渭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说，这几年山东始终坚持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动摇，即使市场经济呼唤农业规模经营，但我们始终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从而稳住了农民。
一定的资金投入是保持农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郁昭委员，１９９４年曾和其他一些委员联合向中央建议增加农业经费投入。历史已经证明，凡是重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地区，农业丰收就有最起码的保证。
去年有的省市遭受了洪涝灾害仍然丰收，表明我国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正在提高。他还有个观点：“指望国家在投资上一味倾斜于农业，并不现实，只能是基本保证，重要的是要在投入的有效性上动脑筋。”科技投入作为一个老而新的课题，在农业发展的今天，显得尤其紧迫。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委员告诉记者，有关研究表明，在粮食增产因素中，优良品种是关键之一。“建国以来，我国杂交水稻有过两次大的突破。第一次是６０年代初水稻矮化成功，亩产从４００公斤提高到５００公斤；第二次是７０年代中期，水稻由常规稻变成杂交稻，亩产达到了６００公斤；现在，最新的品种间杂交稻即将培育成功，亩产有望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增加２０％以上。”
农业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科技了，农业的后劲更系于科技上面。去年，全国共完成粮食作物重大技术推广面积９０００多万亩，增产粮食３０多亿公斤。据初步估算，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已由“八五”期间的３４％提高到去年的３９％。如果能更好地解决农业科技推广、转化为生产力的各项环节，这个数字将还会增加。
配套改革刻不容缓
代表、委员们还认为，目前，仅靠投入还不能解决现存农业体制上的种种问题，还难以完成我国农业由“大”到“强”的世纪重任。
因为农业上的一些问题不仅在农业内部，甚至不仅在农村。
一些代表、委员有这样的看法：这些年农业和粮食生产所以出现波动，与宏观调控系统还没有理顺关系很大，特别是农产品如粮食等的流通体制不适应已经变革的农业生产体制。
农业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解决生产、流通、加工各个环节上的问题；农业要有大的突破，必须取得二、三产业的强有力的支撑。否则，从“大”到“强”，只是海市蜃楼。
一些地区已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人大代表、上海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党委书记罗大明告诉记者：上海比较早地培育多元化的粮食流通渠道，到１９９６年，在全市大米销量中，农垦、农业系统已占３０％左右，粮食系统占５０％，集市贸易占２０％左右，形成了几家国有渠道主导粮食市场的新格局，给生产者、消费者、经营者都带来了好处，财政用于储备粮的政策性亏损补贴也明显下降。
陈耀邦委员认为，今后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方向重点应该放在五个方面：即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的责任分开、新老挂帐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
深化农业改革是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国农业要真正实现从“大”向“强”的转变，并非朝夕可就。如今，农业丰收，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改革便显得更为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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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漫议
法制建设的坚实足音
周庆崔士鑫
３月６日上午，２６３４名人民代表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他们代表着全国１２亿人民，审议这部共和国的大法。从代表们坚实的脚步声中，从会场内庄重的气氛中，可以感觉到代表们正待审议的这部新刑法的分量，更可感觉到人民代表大会职责的神圣。
十几年来，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深刻变革，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各方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在很多方面，需要法律规范。过去制定的一些法律，需要更新；过去没有，新形势下需要的，亟待制定；还有一些法律在制定时，规定得不够具体，不好操作，或在执行时随意性较大，需要修订和完善。仅以刑事犯罪为例，尽管１９７９年所制订的刑法所规定的任务和基本原则是正确的，可行的，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比如，近些年来出现的一些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原刑法中还没有明确的刑罚标准。人们所关注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的出现，证券交易中的内幕交易，违反国家安全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等等，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有效地予以惩治与预防。
可喜的是，近十几年来，全国人大的法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程紧紧相随，致使每年会议期间的人民大会堂，都成为人们注目的焦点。全国人民都在用心地倾听由这里传出的法制建设的坚实足音。
人民群众关注人大的立法工作，是因为它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主张和１２亿人民的意愿由此上升为国家意志；它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息息相关，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没有法律的保障，就谈不上有真正的公平竞争；它与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法制国家的目标息息相关，没有健全有效的法律体系，就不可能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是本届全体代表参加的最后一次大会。４年前，在八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伊始，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任委员长的乔石同志就明确提出，要在本届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而今，八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业已通过了９４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已初具规模。正是由于一届又一届代表通过传递“接力棒”，才使我国的整个法律体系，逐步走向完善。全国人民听到了这个坚实的足音。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正朝着“依法治国”的目标大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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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宣部等召开座谈会号召全社会
学习徐州下水道四班先进事迹
本报北京三月六日讯记者王金海报道：中宣部、全国妇联、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设部和江苏省委，今天在北京联合召开学习徐州下水道四班先进事迹座谈会，号召全社会都要学习和弘扬徐州下水道四班爱岗敬业、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崇尚和尊敬平凡艰苦劳动的正气。
徐州下水道四班是由十位女职工和两位男职工组成的模范集体。二十六年来，他们承担着徐州市区二十余条主、次干道附设的五万米下水道和四千多座窨井的疏浚、清挖、维护管理以及防汛等繁重艰苦的任务。
座谈会上，徐州下水道四班介绍了他们的先进事迹，深深打动了李素丽等首都女职工代表和基层妇联干部代表。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来临的这个座谈会上，来自铁路、民航、交通、城建等系统的女职工代表，向全国各行各业姐妹发出学习徐州下水道四班的倡议书。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启今天在座谈会上，将全国“三八”红旗集体的锦旗授予徐州下水道四班。她说，徐州下水道四班在最苦、最脏、最累的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全国五千多万女职工都应该向他们学习；尤其下岗女职工，更要敢于向世俗挑战，学习“四班”精神。
中华全国总工会、建设部和江苏省委的领导同志，今天在座谈会上也宣布了关于向徐州下水道四班学习活动的决定。
在座谈会上，还举行了描写徐州下水道四班先进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主人》一书的首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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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活着就要奉献奉献才有价值
——记时传祥式的模范群体徐州下水道四班（下）
新华社记者陈明星王惠堂新华日报记者李大容庄传伟
本报记者龚永泉
四班的职工成天围着污泥转，往下水道里钻，又大多是女同志，可几十年来竟没有一个提出要调走的。到了退休年龄的留恋四班不想走，就连来四班实习的大中专和职高的学生，工作一段时间后，也对四班依依不舍。
这里的凝聚力为什么这么强呢？
我们不光是为钱活着
四班以女同志为主。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她们也做新式发型，也化妆。她们对“以脏为荣”的口号不以为然。脏就是脏。这些女同志大多是孩子的母亲了，她们懂得“自家孩子的屎尿不嫌臭”的道理，排污除臭是自己的责任，她们在脏臭面前就毫不退缩了。
四班人也知道累。干了一天活回到家，别说吃饭，连口水也不想喝，想睡一觉，翻翻身子都疼。可当他们挖完一段段大沟，淘完一片片井子，看到污水、污泥排出，马路上干干净净，大人忙着上班、下班，小孩蹦蹦跳跳上学、放学，他们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关永淑说：“咱们的力没有白出，汗没有白流，也为城市建设添了砖、加了瓦。人这样过一辈子，没有白在世上走一回！”
四班人也有家。１２名职工平均年龄４０多岁，上有老，下有小，休息日在家孝敬父母、陪伴爱人、教育子女多好。但愈是节假日，城市的排污量就愈大，下水道堵塞的频率就愈高。四班人多年来养成一个习惯，每逢下雨，别人朝屋里跑，他们往外面奔。有时雨下得急，下水道一时排泄不了，他们就一直在风雨中疏浚。
四班人的月工资平均５００元左右，高的７００元，低的３００元，在徐州地区是中等偏下水平。他们经常为工厂、学校、部队和住宅区义务疏浚下水道，这些单位和住户认为现在是市场经济，花钱还不一定有人干这种事。四班为他们解决了难题，付点钱是应该的。四班人却说：“你们有难处，我们又是干这一行的，帮你们解决难题是应该的。市场经济下也不能样样都讲钱。我们不是光为钱活着，活着就要奉献，奉献才有价值。”
凝聚力从何而来
四班人说，他们有个好班长。
四班已有过三任班长，都是女同志。第一任班长叫孙景华，１９５４年入党，１９６２年开始扒阴沟，后来当了四班长，四班的“牌子”就是在她的带领下创出来的。她说：“班风，班风，是靠班长带领大家干出来的。”
第二任班长叫关永淑，她说：“来到下水道四班，孙大姐教育了俺，她给俺最深的印象、最大的启发就是她干活冲在前头。班里同志们把接力棒交到俺手上，俺就要挑起这个大梁。干活落在同志们后面，说啥话都不灵。”
现任班长许光萍继承了前两任的传统，干起活来不要命。副班长彭世坤是男同志，一个顶俩，女同志力量单薄一些，有时需要换换班，老彭从不换班，修完井子下大沟，十回有十回打头阵。
四班新来的同志说，看了老同志干活，比听多少报告都动心。年轻轻怎么能尽拣轻的干？于是新同志急着下大沟。老同志疼新同志，认为他们没有经验，干活吃苦要慢慢来。越疼他们，他们心越不安，很快他们的心和老同志融到一起。新老同志干起活来经常出现争争抢抢的局面。抢什么？抢皮裤。下水道又脏又臭，抢到皮裤才能下去。第一轮下去的人，工间休息时上来晒晒太阳，把皮裤退到脚脖子就是不脱下来，怕被别人抢走。
四班就像个大家庭，历任班长的手上都有一本家庭走访记录本，节假日必访，职工生病必访，看你脸知你心，谁心里有了疙瘩必访。职工之间则是互帮、互助、互敬、互爱。王玉英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全班大多数人都穿过她做的衣服；李玉英住在一家大医院附近，不管是班里的职工还是家属，只要生病住院的，送饭送水送汤的事她全包了。１９９３年初，关永淑住院动大手术，六个小时后从手术室推出来，她睁开眼，看到床前一边是丈夫和孩子，一边是齐刷刷的四班姐妹兄弟，泪水禁不住流了出来。
曾经当过中学代课老师的高念侠，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带着不满１０岁的孩子，生活、工作上的困难不少。丈夫多次动员她调走，她不走。她说：“扒下水道工作苦些，但四班是令人愉快的大家庭，心情舒畅比什么都强。”
四班人干的是苦活，过的却是充实而快乐的日子。他们文化有限，却十分注重学习，特别喜欢在一起读报。像婆媳关系、邻里相处、教育子女、工资物价等问题，他们议论起来津津有味，有些观点很有见地。他们还喜欢种花、唱歌。在下水道里，他们唱“小河的水清悠悠”，唱“洪湖水浪打浪”。他们还能把老歌填上新词，唱得更开心：“小河的水哟清悠悠，污泥盖满了沟。姐妹们，下井来，大家一起挖大沟……”
奉献引来爱的回报
四班奉献社会，社会回报四班。被四班精神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关心支持四班的行列。
２６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一直关心支持着四班，对他们的工作成绩及时给予表彰，并在全市范围内广泛宣传了他们的事迹。去年市政府拨出专款为他们添置了清污设备。与此同时，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院无偿为他们体检；市人寿保险分公司替他们免费办理人身保险；享誉徐州的大光明理发厅义务给他们理发、美容；解放军某部在他们的休息室安装了空调；市总工会为他们送来了全自动洗衣机、彩色电视机。
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四班的工作量需配３０名职工，而他们只用了１２人。四班有一批“编外职工”作后盾。这中间既有四班人的丈夫、妻子、儿女，也有被四班事迹感动加入这支队伍的路人。
关永淑的丈夫马玉华，是“编外职工”中的骨干。上下班路上，他经常留心路上窨井的箅子是否少了？下水道是否堵了？去年７月的一个星期天上午７点多钟，他途经苏堤路，发现路南侧一个窨井盖子不见了，露出了一张“血盆大口”。他想打电话给妻子“报警”，附近找不到电话；骑车到四班去驮运窨井盖，路程太远，怕自己离开时间长了，路人发生意外。老马双腿一叉，稳当当立在井口上，再把红球衣脱下来，撑在扬起的胳膊上，为川流不息的车辆、行人导向。就这么个姿势，坚持了１个多小时，等到路上车少人稀，他才抽开身找熟人给四班捎信，直到箅子装好后，才“撤岗”。
老班长孙景华是部、省劳模，白天有时会议多，活动多，晚上就把耽误的活补回来。每次晚上加班，丈夫、孩子都争着陪她干活，一扒就是半条淮海路。四班唯一的棒小伙子张厚结，与漂亮的纺织姑娘杨敏谈上了对象，小杨下班后，经常赶到四班和小张一起扒阴沟，两人边干边谈笑，引得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在社会上，四班周围也涌动着一股爱的暖流。四班的劳动工具又重又脏，来回运带不方便，沿街的一些工厂、商店、学校，腾出地方，让他们存放，替他们保管。当满身泥污的四班职工从下水道爬上来时，经常有路两旁居民端来清水，送来肥皂，请他们洗手洗脸，有时食品店的店主还送来面包、蛋糕，让他们先垫垫肚子。
对这一切，四班人觉得他们只不过是做了分内该做的事，而社会给予他们的太多了。在众多的爱与荣誉面前，四班人更加投入地在５万米长的地下管道中劳作、奉献。（附图片）
四班的姐妹们完成管道紧急疏通任务后，兴奋地互相拥抱祝贺。
本报记者张雅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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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刑法修订草案、国防法草案、香港选举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办法草案、设立重庆直辖市议案的说明，审议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