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保护消费者利益3·15行动
王海打假步步高
坚持打假无怨无悔
刘元龙涛
大约一年前记者采访王海时，这个２２岁的山东小伙子刚刚结束了北京、广州、济南等地的打假之行，成为被国内外传媒爆炒得沸沸扬扬的焦点人物。当时，他被打假索赔折腾得疲惫不堪：“我现在就像下棋进入了一个僵局……我一个人跟整个制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斗，势单力薄，赢的希望不大，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
近日又见王海，长了一岁的他似乎成熟了许多。谈起事业，感慨万千：“索赔一年多来，社会各界对我的做法一直存在争议，支持者有之，指责者有之，甚至我的家人也一直反对我的做法。我曾动摇过，也曾想过放弃，但最终我还是认为我所做的是一件于国于民皆有利的事情，虽然历尽艰辛，尝遍酸甜苦辣，但我还是坚持做了下来，无悔无怨。”
别看王海购假索赔的历史不足两年，但已欠下一屁股债，他坦言：“迄今买假货１５万元，因索赔未果压下六七万元，还有官司缠身……”
他向记者叙述了近来在广州、天津、成都、西安、青岛等地的索赔打官司的经历。不用跟王海去打假，光听他讲这些走南闯北，东颠西跑的索赔遭遇就够累的。难怪一位记者在报端撰文评价王海：“扪心自问，你我哪个有王海的胆量？王海买假索赔要闯三关：道德关——穷疯了，来钱的路地道吗？索赔关——王海的对手不仅是商家，还有与商家关系密切的执法官员；法律关——在天津，王海真弄了个胜诉的案例，种下了法律的种子。王海能生存，能成功，确是中国社会自我净化功能的幸事。”
王海找出去年出台的对索赔者有利的两项新规定：国家税务总局确认，索赔所得属受害赔偿行为，免交个人所得税；国家工商局处罚欺诈行为办法规定，是不是假货，应由出售者举证，证明不了的即属假货。
这些规定能否使“王海”们的打假索赔顺利些呢？
由个人变为机构行动
一年前，王海就意识到，自己这样独行侠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打假方式，虽然一时对制假售假者是个威慑，但常常是“人一走茶就凉”，他刚离开那个城市，假货又照卖不误。他想办一家在全国各地有分支机构的公司，把个人打假行为变成公司打假行为和社会打假行为。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６日，北京市工商局正式批准王海的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提起公司，王海总忘不了一个人，就是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四川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行。他在报上看到王海因苦于缺乏资金而无法注册公司时，于去年１１月以个人名义出资１０万元支持王海成立公司。对假冒伪劣恨之入骨的刘永行说，该集团公司在经营中要花２０％的力气打假，他佩服王海打假的勇气，认为这一行动对规范市场秩序能起到好作用。
王海的公司成立后主要从事以下三项业务：一是帮助消费者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为消费者代理投诉索赔；二是帮助商家防假、堵假，防止出现侵权行为；三是帮助厂家调查举报侵权行为，协同有关执法部门打假。
去年１２月，他先是成功地协助我国最大的摩托车尾箱生产企业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赴上海、杭州、宁波、南京等华东五市打假。他在商店发现假货后，向生产厂家和当地工商等有关部门举报，提供证据，配合厂家和执法部门一起打假。爱得乐集团公司从１９９３年开始打假，每年斥资近百万元，但收效甚微。眼见辛辛苦苦创出的名牌有被假货吞噬的危险，想与王海合作探讨一条打假新路。在沪、宁、杭等五市的摩托车配件市场，王海均发现有售可疑的“爱得乐”摩托车尾箱，经请生产厂家和工商部门现场鉴定确认假冒产品后，由工商局当场采取行动，目前已封存尾箱数百个，并对售假者留案查处。
与商家携手打假
新年伊始，王海来到商战发源地郑州。他说：“以往的舆论宣传似乎存在一个误区，认为我去商场索赔，是与商家作对，其实，去商家索赔，是因为商品存在问题我才去的。从维护商家和维护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和商家是一致的，是没有任何矛盾的。我想商家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出售假货，存在欺诈行为，都应该打击。但打击的方式可以不同，如果能和商家联手共同打击假货，共同维护消费者利益，我为什么非走索赔这条路呢？于是，我决定尝试这种更有效的打假途径。”
王海转遍了郑州的大商场后，虽然发现了假货，但他一改往日做法，将发现的假货向商场进行举报，向商家提出应将这些商品撤下柜台，并要求商家追查货物来源及流通环节。他还发出１４张请柬，邀请“华联”、“紫荆山”、“华侨友谊”、“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等郑州大商场的老总参加由他主持召开的“王海和郑州知名商家老总座谈会”。这份坦诚赢得了众商家的心。座谈会上，老总们纷纷表示欢迎王海来商场，认为王海来郑州的打假行为是一种超越和升华；由个人打假行为改变为大家的联合，这就在无形中建起了一道防假治假的防线；愿和王海进行广泛合作，帮助商家建立一个无假的市场。会上，王海告诉商家，他的公司将在各地成立分支机构，向商家提供假货和欺诈行为的调查咨询服务，帮助商家预防出现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但公司不再是商场的“义务清洁工”，为商家提供的是有偿服务。
离开郑州前，王海在亚细亚五彩购物广场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王海信箱”。消费者无论是咨询问题还是提供假冒伪劣商品线索，均可直接寄给“信箱”。王海表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他将尽其所能为消费者提供帮助。
如果说，两年前王海率先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武器，依法购假索赔，被称为“聪明的消费者”。那么如今从单纯的个人打假到服务于厂家、商家和消费者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对王海来说，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新的飞跃。（附图片）
压题照片：江苏淮安市工商局等部门组成农资打假宣传队，深入全市30余个乡镇，通过实物展示，增强农民识别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能力。
谭长谷摄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人物画廊
田桂芹：下岗成“明星”
本报记者王政
提起１９９３年初北京火柴厂拆迁至郊外，１０００多名职工因此下岗的情景，田桂芹至今仍十分激动：“我家三代人在火柴厂工作和生活了４０多年，看着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厂房一栋栋地拆掉，想着自己曾为火柴厂奉献了１５年青春，如今竟成了下岗女工，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北京市第一建筑公司任经理的丈夫劝慰她：“咱家生活还可以，但孩子小，老人身体又不好，你就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和老人吧。”不少同事也羡慕地说，小田，你有个好丈夫，生活没有问题，还是在家里呆着吧。可一个“呆”字把田桂芹心里说得那叫苦涩，“我才３０多岁，身体又不坏，难道就这么真的在家里呆下去了吗？绝对不能！”
田桂芹参加了商业服务再就业培训班，以优异的成绩取得了结业证书。可是当她去职业介绍中心求职时，才发现并不像起初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多数工作不太理想，有的工作觉得不错，可一面试便发现自己年龄偏大，学历太浅。几经周折，田桂芹终于认识到择业观念需要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铁饭碗”，必须面对现实，放下架子；而且工作不分贵贱，只要干一行爱一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观念转变了，再就业的信心也增强了。１９９４年底，田桂芹被协和百货公司录用，虽是临时性的工作，她仍把它当作锻炼自己的一次机会，认真学习售货技巧，竭尽全力提高销售额，受到商场好评。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单位推荐她到１７路公共汽车从事售票工作，田桂芹明白，工交售票员要３点多钟起床，４点多钟到车队，晚班最晚要１２点下班，绝不是件轻松的工作，但她暗下决心：“既然树立了干一行爱一行的信念，哪怕再苦再累，都要把它干好！”
然而，预想不到的困难还在后头。刚开始独立操作时，车从前门站一启动，田桂芹就心跳得厉害，嘴巴都不听使唤，报站时本想讲１７路开往双庙，一张嘴竟然是开往前门，弄得满车乘客莫名其妙，开怀大笑……说到这里，田桂芹依然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分析起来，连续１０多年与机器打交道，突然面对车厢里南来北往的男女老幼，紧张是自然的。可当时来不及细想这些，一心就想能快点张开口。回到家我就面对家人开始了自我训练，练到后来儿子都跟他爸‘告状’，嫌我整天就是‘１７路开往双庙，下一站天桥，请您扶好坐好……’可不管怎么说售票员的基本要求我很快就达到了。”
车队领导很支持她的工作，很快把她调到市“三八红旗车组”。田桂芹也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利用业余时间把１７路沿线的主要单位记在心上，为乘客热情指路；提前上班到岗，和司机师傅一起打扫车辆；学习李素丽创造性地活用文明服务用语……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田桂芹被评为北京市再就业明星。（附图片）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经济茶座
该不该“自备零钱”
张东黎
外出办事或购物，多带些零钱以备不时之需，是正常的事。然而，当有些服务行业要求你必须“自备零钱”，否则就“不为你服务”时，感受就不一样了。
比如，实行自动售票的公共汽车，就要求乘客“自备零钱”，否则，多投不找。有些邮局的自动投币电话也需要“自备零钱”，不然就只能望机兴叹。还有的月票发售点也是只收零钱，“不收大钞”。类似情况不少。
自然，对这些部门来说，如此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麻烦。然而，如果从服务对象的角度想想，未免就是方便了自己麻烦了他人。经常在公共汽车上见到一些不明“底细”的粗心人或外来客，因缺少零钱刚上车又被迫下车“自备零钱”，有的甚至当场与售票员发生争执。本想方便，却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其实，这类事，并非解决不了，比如，有的邮局就开办了零钱兑换业务，对打投币电话的人来说，很是方便。有的设专人兑换零钱，使人感受到服务的细心和热心。这些事情都不大，却反映出经营者心里有顾客。
服务行业给消费者带来方便，最终也就给自己带来方便。不断满足和挖掘消费者的各种需求，为消费者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这也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树立行业新风的需要。其实，消费者并没有多少难以满足的要求。所谓服务“细致”、“周到”并非对服务行业的苛求，绝大多数不过是起码要求，诸如兑换零钱这样的小事。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
“公交优先”怎么优？
李安定
“公交优先”无疑是一个深得民心的口号。
在世界一些交通拥挤的大城市，公交往往享受一些优先行驶的权利。我在巴黎和伦敦都见过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的专用道，当轿车排队缓缓行驶的时候，公共汽车却在专用道上疾驶而过，没有北京的公共汽车从慢行道上抢行的无奈。
发达国家的私人交通工具主要是轿车，人们的轿车可能档次不同，但是使用轿车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此，没有限制轿车的政策。当车的增加与路的不足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的对策是提高轿车和道路的使用率，减少单人单车的情况。提倡，甚至强制人们在“拥挤时间”、“拥挤路段”多人同乘一辆车。“公交优先”的实质是为了给市民提供较便捷、快速的交通选择，吸引人们使用公共交通。在东京，我询问过许多搭乘地铁的“上班族”，他们并非没有轿车或买不起轿车，而往往是从郊区的住宅开车去地铁站，再乘地铁进入交通繁忙的闹市区。
有人说，眼下公共汽车受堵，是私人轿车发展的过错。北京有两万辆私人轿车，占全部机动车的２％，似乎说得过去；上海的私人车由于严加控制，只有不到５００辆，为什么公共汽车也开不快呢？其实，真正的原因，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流、物流的急剧扩张，城市交通的建设与管理也要有个适应的过程，就像冰箱、空调发展时，电力供应的发展也要有个过程一样。
北京公共汽车的时速已经从２０年前的２０公里下降到眼下的８公里至１０公里，高峰时个别路段只有４．６公里。除了街上汽车多了，一个不必讳言的原因就是大量自行车的混流。这是中国人解决大城市交通的“国情”。
据城市出行调查，北京市民骑自行车的占６０％，天津占到８２％。专家们说，自行车的合理活动半径是４公里，而两个城市的骑车出行的老百姓中，有一半每天要在烈日或风雨中骑行１０公里以上，无奈公共汽车太挤、太慢。在上海，公共汽车拥挤的最高纪录为每平方米２３只脚。“公交优先”真正实行之后，盼望能够提高速度，改进服务（如注重乘客方便，缩短换乘车站距离），吸引长距离的骑车人改乘公共交通，形成公交与自行车在老百姓出行距离上的合理结构，不但老百姓可以免受骑车长途跋涉之苦，路口自行车拥塞的局面也会改观。
谈起“公交优先”，提高传统公共电汽车的效率恐怕只能解燃眉之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建设地铁、轻轨等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发挥其容量大、污染小、快速、安全、舒适而不会堵车的优势，才是解决城市人口出行标本兼治的主要途径。
世界上，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７０个大中城市修建了总长５０００公里的地铁；有同样数量的城市建成了近３０００公里的轻轨交通。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时速达六七十公里，在建筑物与人口密集区钻入地下，在郊外又跃上地面。在这些城市的地下地上形成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承担了高达８０％的公共交通运量。地铁不但是全天候、快捷、舒适的大众出行最佳选择，而且当它成为承担市民出行主体的时候，公交和自行车、轿车争路的矛盾就会缓和了。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我身边的故事
小伟成“龙”
湖北郧西县县委熊朝学
中午下班回家，一眼就看见邻居家的门口上贴着一张百分考卷。仔细一瞧，原来是这家孩子小伟的期中数学试卷。
前几年，小伟的成绩一直不好，考试常不及格。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有一次，因小伟考试成绩不好，被他们推到门外，我见状就将小伟拉进自己家里，问他为啥没考好，小伟含着泪说：“我爸爸有政策，考８０分奖１０块钱，考９０分奖３０块，考１００分奖５０块，可我考过一次８０分，他只奖５块，考了一次９０分，他不奖励了。”我听了孩子的话，半天说不出话来。
后来，小伟的父亲见奖励这一招对孩子不管用了，就采取“逼学”的办法，小伟回家后，常常要完成几倍于学校的作业，完不成，就挨打。有一次小伟被逼急了，在作业本上写了一封信：“爸爸，你不要逼人太甚，要懂得，有压迫就有反抗。现在我感到我是学习上的奴隶了。”这封信对小伟父亲触动很大，他又想管孩子，又不知道如何去管，于是干脆不管。
一年过后，小伟从父亲的“严加管束”中解放了，学习反而渐渐进步了。他父亲眉头也舒展开来。
看着小伟父亲把考卷贴在门上来鼓励孩子，我忽然觉得，不仅小伟成“龙”了，小伟的父亲也成“龙”了。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中国质量万里行
蜂蜜：卫生指标好标签问题多
本报记者朱剑红
蜂蜜是我国的传统营养品，近年来由于口服液等保健品市场的滑坡，蜂蜜食品的消费有较大增长。１９９６年第四季度国家技术监督局组织国家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对蜂蜜食品质量进行了国家监督抽查，共在５个城市采取从商店购买样品的方式抽查了３０家企业生产的３１种产品，卫生指标抽样合格率为９６．８％；依据生产企业采用的标准检验，抽样合格率为５４．８％。
这一结果表明，国家对蜂蜜产品颁布实施了强制性国家卫生标准后，生产企业贯彻、执行得比较好，所生产的蜂蜜产品基本上都符合强制性标准中的卫生指标要求。但仅有半数的企业符合行业标准的质量要求，说明蜂蜜产品质量还不尽如人意，整体质量水平仍然偏低。
本次抽查发现蜂蜜产品食品标签问题严重。合格的仅有７家企业，在２４种不合格标签中不合格项有３８项之多。大部分是产品标准标识、日期、净含量等内容不符合要求。避免这些问题并不很困难，关键在于企业未引起重视。抽查中还发现有两个掺杂使假产品。北京黄村工业品百货大楼经销的标识为天津新兴食品厂生产的产品掺有２０％的不明物质；标识为天津海发蜂蜜加工厂生产的产品掺有２５％的蔗糖。按产品标识的生产单位和地址查询，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无此单位。
本次抽查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各家受检企业在标准化工作中存在很大差距。ＧＢ１４９６３—９４《蜂蜜卫生标准》已于１９９４年实施，但至今仍有部分企业未执行。这次抽查发现５种产品依然采用已被废止的旧标准；一些企业至今还不知道《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已实施１９９４年新版本。少数企业在制定产品企业标准时随意降低产品质量水平，混淆质量界限，使掺杂使假的产品都能合格。这种现象在辽宁沈阳市的受检产品中较为突出。辽宁沈阳农业大学花王补品厂自定的企业标准规定蔗糖含量低于６０％即合格。抽查中也有不少质量好的企业和产品。如，江苏南京老山营养食品厂生产的纯洋槐蜜、江苏医保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宇源营养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纯天然成熟蜂蜜、安徽百春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洋槐蜜、上海冠生园食品总厂生产的蜂蜜产品。
第10版(经济生活·工交)
专栏：旅游杂侃
隆中归来说“挣”名
晓飞
“路回山隐隐，树锁昼阴阴”。出湖北襄阳城西二十来里，便是著名历史人物诸葛亮青年时期躬耕苦读的隐居地——隆中。妇孺皆知的“三顾茅庐”、“隆中对”等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隆中依然一派罗贯中笔下景象。当然，那“猿鹤相亲”的动人情景是一去不返了。今日隆中成了国内著名的游览胜地，每日里游人熙熙，访客攘攘，为襄阳平添了不少骄傲和自豪。
游人多是慕诸葛亮声名来的。然而，这隆中既有武侯祠、三顾堂等庄严的殿堂，又有依山傍水、遍布景区的亭、台、楼、榭，适宜著文立说、搞个诸葛孔明事迹、生平及相关的三国故事介绍什么的场所有的是，可除了有些建筑、遗迹处见几行字简介外，欲求更多了解，便只得向那个“三顾堂”里的小书店寻去了。
为何有关部门不搞一些介绍诸葛亮身世、时代背景等的“基本建设”呢？难道这还费巨资么？我想，别说是一般游客，就是专家学者，既来此地，倘见介绍，也定会以一读为快、温故而求知新的。
步过古隆中牌坊，出景区，外面的世界便很精彩了。大大小小的店铺，各种各样的产品都千方百计竭力和这古隆中、和诸葛亮扯上点什么，或标榜正宗，或自称名牌……与景区里对孔明先生的冷落恰成对比。
归去无话。忽想，其实，这古隆中堪称“千年老字号”，是地地道道的“名牌”，当然，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历史名人及名人遗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名牌效应”。显然，襄阳人对这一“名牌”的价值也是十分清楚的。１９８９年以来，襄阳为与相邻的河南南阳争诸葛亮躬耕地的名分，先后在襄樊、成都、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多次举行座谈会。还每年一次邀全国的、有关省市的社科院、大专院校等权威单位的专家学者搞专题研讨，真个是不遗余力，与那南阳争得不亦乐乎，全国知名，钱当然不会少花。目的很明确，就是借历史名胜之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通过名胜效应提高知名度，以带动一方经济发展。
这种引经据典，搬专家、请学者帮忙争夺历史名人名胜的，当然不只襄阳。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先后成立的各种名人研究学会就多达４００余个，举行的各类研讨会、论证会、鉴定会数以千计。而通过光扬这些名胜，一些地方确实收到了预期效果。
然而，文化产品也是“产品”，光是做宣传打广告还不够，就像时下电视广告“标王”，一年从兜里掏３亿多元打广告就成了？恐怕不成。“标王”产品不等于名牌产品，光靠堆广告费堆不出名牌。创牌子还要踏踏实实、一步一步从企业最基础的管理抓起，把住产品质量关，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什么的，长此以往，坚持不懈，才会在消费者心里塑造出个真正的名牌。
历史名胜这种文化产品也一样。它的知名度就像历史老人投“巨资”——时间做的广告，可你绝对不能光指望有了这样的广告，游客们就潮水似的来了，还要辅之以各方面的建设，用文化的手段，经济的手段，等等。
因此说，既要会“争”名，更要会“挣”名，切切实实从“基本建设”做起，让游人们游了无憾，游罢有得，欣然而来又欣然而去，这名胜之“名”才会光扬开去，从而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提高一方的知名度。否则，争来了不珍惜，不给它“添砖加瓦”，那么，历史老人、时光老人攒下的这份无形资产也同样会得而复失，随时光渐渐流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