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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金台文谈

  互相推动
王朝闻
假设有人说他爱看的东西难逢难遇,不想看的东西却经常碰到,这样的话至少免不了受到如此的反驳:“你不喜欢,我们喜欢。”
拿电视连续剧来说,有些作品经得起观众再看二次三次,虽有缺点,总体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尽管主题歌仿佛已成约定俗成的流行色,但人们还是百听不厌。骆玉笙在《四世同堂》唱的京韵大鼓,三听四听仍很动人。从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这种歌唱的形式美与内容的严肃性互相依赖着。优美的音乐感体现着激动情绪,悲愤、悲壮的情感和昂扬的唱法和谐一致,不会引起感情的误会。如果这位经验丰富的艺术家不顾歌词的情感内容,一味地拼命喊叫,以为声嘶力竭的唱法才能表现激情,大家都不会愿意再听,骆玉笙也不免丧失了她自己的艺术个性。
听骆玉笙唱的这段大鼓,觉得它的艺术形式的抑扬起伏的美,表现了不甘当亡国奴的中华民族的坚定意志,那高昂的声音不是为激情而激情,所以没有破坏鼓书唱法的形式美。在实际生活里,人们的激动之情总不能不被自然地引发和流露。正因为骆玉笙的唱法符合这样的人情,所以既显得情绪激动而又不至引起装腔作势的不自然感。
和这种美好印象相反,某些艺术形式引不起我们的美感。单就打斗式枪战来说,如果没有人喜欢,它就不会打斗得飞翔般地跃起或从空而降,神乎其技却使我觉得这是在玩特技。也许是为了给观众造成强烈的刺激,表现枪战的枪声与火光显得热闹红火,可是,仿佛神枪手也在把放空枪当作一种游戏。挨了枪的往往要跳起来或翻个跟头才扑倒在地上。又比如床上戏,很多人显得对此大有兴趣,不顾有必要没有必要,床头戏似乎是某些作品缺少不得的调味佐料。
当别人喜欢我不喜欢的艺术现象使我感到困惑,想要反思自己的趣味是否远离新的时代,反思新的是否一定是美的时候,我便想起传统诗歌艺术的某种有优越性的特点。李白那“惊波一起三山动,公无渡河归去来”(《横江词》之一),岑参那“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轮台歌》),这些幻觉式的形象创造对我的感受是“够刺激性”的。这是一种既强烈又自然的精神刺激,不是只顾引起刺激却令人生厌的恶性刺激。具有边塞军旅生活经验的岑参,在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而写出的边塞轮台军旅生活诗歌,可以感动缺乏同样生活经验的读者。阴山本来是不动的,但三军的呼声刺激了诗人的感觉,造成了山也动了的幻觉。阴山和三军的大喊的相互关系,对诗人来说是客观存在;三军的大呼所表现的是勇于杀敌的士气,并非是要给听见喊叫的诗人岑参造成什么“轰动效应”的。倘若歌星要唱这样的诗歌,能不能用“爱你没商量”的唱法?
从繁荣新艺术的客观需要着眼,先理解理解这些传统艺术值得借鉴与继承的优点,总比宣言与一切传统决裂,却盲目崇拜进口货有利于用美育抵制丑育。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增强使命感
苏移刘长瑜
1996年中国京剧院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和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的需求,在文化部领导下,实施了以布局调整和建立考评聘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体制改革。剧院调整了机构,通过考评聘任,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在改革中演职员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和六中全会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大家进一步认识到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京剧艺术,肩负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机制的转换,使命感的增强,激发了演职员工的积极性,人人争着练功、排戏,歌声琴声每日不绝于耳。改革的当年剧院便创作演出了《北国红菇娘》、《宝马圆情》、《八仙戏白猿》三台新剧,《北国红菇娘》被评为“五个一工程”奖,全年演出场次超额完成,演职员工的经济收入普遍提高。大家说,改革后的新机制给剧院带来了活力和希望。
在新的一年里,剧院将遵照文化部进一步巩固完善中直院团改革成果的指示,在抓好新剧目创作,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同时,磨练艺术精品,完成全年不低于280场的演出任务。发挥剧院老中青三代艺术人才的优势,在老一辈艺术家的带动、指导下,努力培养跨世纪艺术人才,促使青年人在政治思想上、专业上全面发展,争取在两三年内培养一支30岁左右、能够担当剧院艺术生产的各个行当专业人才的生力军。
剧院在完成创作演出任务的过程中,还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高艺术队伍素质。在认真做好继承优秀传统,吸收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加强京剧艺术自身的改革,使京剧艺术贴近社会,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吸收现代科技营养,努力探索促进京剧艺术发展的新路子,争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分别为中国京剧院院长、副院长)
(附图片)
《八仙戏白猿》剧照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盛世收藏:中国书画市场扫描
本报记者李舫
俗语说:“乱世黄金,盛世收藏。”改革开放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全面振兴,也带来了意识形态的深刻变化,譬如人们对金钱的观念,已不仅仅是怎样攒钱,而是如何花钱、如何投资。近年来,中国书画市场急遽升温,成为投资的一个新热点,许多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纷纷加盟书画市场,成为艺术品收藏的劲旅。他们既有雄厚的实力,又有远大的眼光,避免了刚涉猎市场时种种猎奇斗富、附庸风雅的不正常心理和行为,变得成熟、冷静自如。火爆异常的拍卖热更是为书画交易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九六岁尾,中国嘉德’96秋季拍卖会成交额逾8000万元,其中书画类拍卖的成交额占总成交额的34%,已故著名画家傅抱石先生的巨幅画作《丽人行》经过30多个回合的激烈角逐,价格一路攀升,最终以1078万元成交,刷新了近代中国书画拍卖的纪录。

中国文人自古崇尚“文不经商,士不理财”的观念,其书画的功能大多限制在托物言志、赏玩馈赠、抒发闲情逸致的范围内。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书画市场的发展受到限制,仅仅囿于一些初级的书画交易,文人卖书鬻画也大都出于生活所迫,情不得已。中国古代美术史料证明,中国绘画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始于唐代,随着城市和商品的发展而日益扩大,到明清时才形成规模。但是直到近代,书画的价值也仍然没有完全体现在价格上。30年代中期,齐白石曾在他画室的墙上贴有卖画的润例,如“花卉条幅,二尺10元,三尺15元……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6元,一尺内8元;扇面,宽二尺者10元,一尺五寸内8元……”解放后,书画交易受到限制,以北京为例,尚存的五六家经营书画的商店经公私合营,只剩下荣宝斋、墨衍阁两家,而由于当时人们否认艺术的商品属性,这两家店堂也根本不经营当代名人字画,只有少数书画家在卖画,如齐白石的作品仍在20年前的价位上徘徊,每平方尺不过10元。60年代,李可染的画价整张也仅40元左右。“文革”时期,我们的书画市场几乎一片空白。“文革”之后的几年,书画市场发展缓慢,多处于不公开状态,只有一些相关部门的作品出口换取国家所需外汇。
中国书画市场的真正复苏,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开始的,它一方面摆脱了为艺术而艺术或者视艺术为纯精神产品的偏狭认识,一方面抛弃了艺术耻于言利、鄙视商业行为的不切实际的清高。
目前的书画市场是由三个层次构成的:画廊、画摊、书画社、美术社;书画展览会、展销会;各种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拍卖行。
国际上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只有达到1万美元,其书画市场才可能繁荣。但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国内的书画市场虽然起步较晚,现在仍处于初始状态,书画价格较国际市场相对便宜,但资产增值的速度惊人,以齐白石、李可染作品为例,其作品在短短30年间,价格猛涨20万倍,齐白石一本人物山水画册曾以143万元拍卖成交,李可染的一幅《烟江夕照》在太古佳士得也拍得110万港币,相对于方兴未艾的房地产、股票、期货市场具有很大的潜在实力,一些先富起来的企业和个人便把眼光投向这里。1992年10月,深圳动产拍卖行(现为深圳拍卖行)主办的“首届当代中国名家字画精品拍卖会”甄选了陆俨少、何海霞、宋文治、程十发、刘文西、亚明等62位画家的99件作品,总拍卖价为251万余港币,成交率为90%,其中95%的买家是以个体户为代表的深圳人。就卖方来说,书画家们普遍认识到:艺术也是一种商品,“书中自有黄金屋”已经不仅仅是文人的自我安慰,更成为一种既定事实,那种宁愿把作品堆在家里不见天日的画家越来越少了,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艺术的繁荣。而对于买方来说,他们认为,小自个人,大至国家,在具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之后,便应该进行文化积累。在这种意义上,收藏不仅是一种投资行为,更应该是一种文化行为。对书画等艺术品进行投资,不仅被视为财富的象征,更是身份、品位、文化素养的象征;不仅是一种长远的投资,更是一种高雅的爱好和享受。

书画市场的繁荣景象无疑给我们的文化事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然而,一些有识之士也不无忧虑地认识到:就在我们为书画市场的兴盛繁荣额手称庆的时候,一些暗流也在左右着这个市场的某些环节,鱼龙混杂、鱼目混珠的现象大量存在。不少地方对市场认识不足、准备不够、力量不足、渠道不畅,就仓促上阵,投资兴建书画社、拍卖行,使质量低劣的作品大行其道;大大小小的李鬼们操起板斧,粉墨登场;一些展览馆、艺术馆、美术馆在金钱与艺术的抉择面前,放弃了固守的艺术堡垒,将一些根本没有任何艺术价值的作品包装成精品,隆重推出,使其流传和蔓延,欺骗消费者;某些书画家完全为利益所左右,心浮气躁,沉溺于猎奇、玩弄技巧、哗众取宠的境地,有的甚至迎合某些消费者的低俗心理,创作一些格调不高、水平不佳、刺激感官的作品……
1993年,著名画家吴冠中状告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擅自非法拍卖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毛泽东肖像》(即《炮打司令部》)假画侵权案,一度如一石击水,引得社会各界纷纷关注。遗憾的是,这种伪造书画的事件在我国并不罕见,并有上升趋势。
北京某家很有名的店铺就公开出售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的赝品,价格从200元到800元不等,常常是营业员刚刚卖掉一张,又从柜台里取出一张一模一样的挂上。在成都一公里长的书画一条街上,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子、唐寅的美人……随处可见。画价可以从数万元砍到100元。据说这些画都是从几个“著名”的书画批发市场批发来的。有些书画作者索性省去了写生和创作的辛苦,干起了伪造名家作品赚钱的勾当。前不久,一位香港商人在北京一家个体画廊买了一张齐白石的作品,后经有关专家鉴定是伪作。香港商人要求退货,那个画廊老板竟然理直气壮地说:“5万元还想买真齐白石!”
诸如此类的事实,不禁令人感到惶惑和震惊:为了眼前蝇头小利,真假可以混淆,历史可以涂改,艺术可以伪造。
然而,对中国书画市场威胁和伤害最大的,还不是这些挥动板斧的李鬼们,而是那些被利益蒙住了双眼、急功近利的有地位、有才气的书画家们。目前,一些单位以开张、庆典、奠基、开幕、节日、纪念日、宴会等各种名义,举办各种形式的书画“笔会”已蔚然成风。这些“笔会”邀请一批有名气或小有名气的书画家即席作书作画助兴,被邀请者往往于酒酣耳热之余一挥而就,然后欣然领到一笔价值不菲的润笔费。但是,这种当众挥毫泼墨的即兴之作或者缺乏缜密的构思,或者是对作者以前某些作品的简单重复,从形式到内容都缺乏气韵、神采、个性和创造性。而艺术的经验表明,艺术不断地重复就不断地贬值。有关专家把这种颇让人头痛的公开、半公开的“以书画会友”的形式称为“灰色渠道”。在这种渠道中,制作粗糙的应酬作品大量流行、泛滥,严重地冲击了书画市场。
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一些优秀的书画艺术家和书画作品的流失,专家们把这称为书画市场的“黑色渠道”。从艺术界到收藏界,普遍有一种不正常的重名气、轻作品,厚古人、薄今人的风气,这种风气在买方与卖方之间无形中形成一股阻力,使不少有才华、有前途的书画家无法将自己的作品以正常的渠道推出,因而许多中青年画家不得不到国外寻求机遇,发展事业。同时,由于书画市场买方与卖方间中介环节的薄弱或脱钩,不少国家的书画商贩乘虚而入,他们在中国开辟出专门的地下购买渠道,用很便宜的价钱买到相当有价值的书画艺术品,然后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兜售。我们的某些书画家为逃避纳税,也参与这种渠道,避开市场,与国际画商直接接触,私下交易,以外币清帐。这种状况从70年代我们打开国门开始,到80年代愈演愈烈。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国内的书画市场还没有形成,国内对艺术品的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散落在民间的书画珍品陆续大量流失到海外,当时的伪赝之作还很少,使海外一大批书画商靠收购倒卖这些艺术品迅速致富。而到了80年代中期,国内的书画市场开始萌芽,但部分珍品已经丧失,为了填补买方市场的空白,海外市场中大量赝品开始回流,由于我们书画市场的运行机制仍很不健全,对这种回流无法杜绝,因而赝品的泛滥使我国书画市场的信誉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日本某旅行社的导游手册就公然告诫到中国的旅游者:在中国境内购买书画品要慎防上当!

应该承认,今天的中国书画市场在严格意义上仍然是初级的、不成熟的、无序的,面对市场经济中种种因素的左右,它的点滴成就都是艰辛的,其发展历程不可不谓披荆斩棘。
现在,世界每年艺术品的交易额已达数百亿美元,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油画《红磨坊街的舞会》售价为7810万美元;梵·高的作品在几年之间涨了数百倍,1990年,其临终前的作品《伽歇医生》以8250万美元拍卖成交,至今仍保持世界艺术品拍卖最高纪录;16世纪法国国王法朗西斯一世以492两黄金买下达·芬奇《蒙娜丽莎》那永恒的微笑,而现在这幅画的价值至少在1亿美元以上。
相对于热闹火爆的国际书画市场,我们的书画市场多少显得有些冷清。目前,中国书画的价位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在世界各大拍卖行的拍卖记录中,中国书画几乎没有超过500万美元的。宋元名家大手卷不要说拍不过梵·高的盈尺之作,连欧洲印象派作品价格的1/20都不到。
拥有泱泱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其艺术也应当是灿烂辉煌的,而我们的书画艺术在世界的地位如此之低,如此之不公平,这让我们感到的不仅仅是悲哀。
书画市场发展筚路蓝缕,其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详尽而明确的书画法,对书画市场的管理仅限于一部1994年文化部颁发的《美术品经营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对违反者仅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最重不过吊销《文化经营许可证》并处以违法所得2—5倍的罚款。重罪轻罚,使这套办法执行起来显得苍白无力,这正是书画市场中种种不正当行为层出不穷、屡禁不绝的根源。
有关专家指出,正常有序的书画市场应该是有层次的,这就需要几个环节的紧密相接:高品位、高水平、高素养的创作队伍;公正客观的鉴赏、批评队伍;懂得市场规律、有艺术水准的经营队伍;有修养、有眼光、有实力的收藏队伍。各环节之间应该相互配合、协调运作。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四个环节的现状都不容乐观。由于书画市场的不健全,市场的运作方式往往不能同艺术原则、艺术潮流相辅相成,甚至是背道而驰,在书画市场中风行一时的大都限于清代的三、四流作品和近代名家的作品,而一大批精力充沛的当代书画家的优秀作品并不被看好;同时,我们还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经纪人代理制度,书画家难免有后顾之忧,很难摆脱利益的诱惑和威胁,更难以聚精会神、踏踏实实地从事创作,很大一部分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试图闯出一条“名利双收”的捷径,因而其创作很容易为简单的供求关系所左右。
书画鉴定是集学识与经验、理论与实践、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学问。有鉴于此,许多国家成立了专门的鉴定机构,其检测设备价值不菲,检测手段科学公正,力求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而中国书画的真伪辨识主要依靠一些老资格的鉴定专家的直觉判断,加之我国尚未建立专家评估制度,无法进行更加合理的“背靠背”式鉴定,致使专家对鉴定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最后服从于权威。
近年来,随着艺术品热,各种艺术品经营部门蜂拥而上,但这些经营单位往往没有明确的归口管理部门,缺乏严格的、规范化的综合管理,常常是工商、公安、文化、旅游、文物、海关等部门从各自的切身利益出发,各执其政,各行其道。新兴的拍卖行是使书画精品进入市场的一个可行途径,但由于目前我们的拍卖业刚刚从试行阶段发展到常规阶段,许多拍卖行仓促上阵,在书画拍卖中尚存在着市场发育不完善、企业数量多而规模小、从业人员素质差、拍卖行为不规范等问题。
艺术,是时代的灵魂,是时代精神的积淀层,正如古人所说:“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一切历史经验证明,艺术在本质上不仅仅是文化构建活动,也是价值构建活动。艺术的命运几乎是与国家的命运同步的,一个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扬眉吐气的时代必然伴随着艺术的繁荣,同时,健康向上的艺术氛围对人们的立场观点、文化素质、审美情趣、道德修养、精神面貌又有着积极的影响。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以书画为核心的艺术品市场进一步引起重视。愿我们的书画艺术市场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常有序、健康蓬勃地发展!
压题照片:傅抱石《丽人行》(局部)(附图片)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东方歌舞再度辉煌
田玉斌
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倡导和关怀下成立的。几十年来,她走过了辉煌壮丽而又伴随着风雨坎坷的历程。今天,深化艺术体制改革使东方歌舞团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1996年,我们在文化部党组的领导下,对各部门中层干部进行了调整;制订实施了各种管理制度和经济分配方案及聘任方案。
我们在提前完成场次和自给率指标后,集中全力创作了大型外国歌舞晚会《多彩的世界》,于我团建团35周年纪念日——1997年1月13日隆重推出,并且在8天之内演了17场,创造了我团有史以来在短时间内演出场次最多的纪录。观众们称赞说:“整台节目令人耳目一新。”
这使我们深深体会到是体制改革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热情,调动了“东方人”的艺术生产积极性,使“东方人”的无私奉献、精益求精、团结协作精神得到了发扬和光大。
“东方人”深知作为国家级院团,要想使晚会做到具有导向性、代表性和示范性,除具备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感外,在艺术上必须是高水准、高质量的。艺术创作室的同志们在创作中始终不忘向精品看齐,对创作方案反复修改,几易其稿。在排练中精雕细琢,尤其是在舞蹈风格的把握上,每位编导都竭尽全力,不但要求演员动作整齐划一,而且要求“单兵过硬”。
我团著名歌唱家远征同志曾说:“我爱东方团胜过爱我自己!”在这台晚会创、排、演的全过程中,我发现像远征这样爱团的人真是太多了!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与东方团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现在,“东方人”经常说,新晚会的成功,新的运行机制使我们夺得了新年的开门红,它增强了“东方人”的凝聚力,我们会把1997年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7年我团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首先必须完成180场的演出任务,这在演出市场饱和的情况下十分困难,再加上1996年为《多彩的世界》投入经费140多万元,今年不但要完成近3/4的自给率,同时还要把《多彩的世界》的成本收回,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我们决心通过深化改革和发扬“东方精神”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此外,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准备集中力量制作一台中国歌舞晚会。同时,在保证歌舞晚会《多彩的世界》演出的情况下,举办各种形式的音乐会,如声乐专场、器乐专场以及声乐器综合音乐会等。
(作者为东方歌舞团团长)
照片说明:北美风格舞蹈《红帽子》剧照(附图片)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建院起始话改革
王世光
原中央歌剧院和中央芭蕾舞团都是各具优势的院团,但是固有的体制与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大环境日益不相适应。此外,歌剧、芭蕾艺术共存共荣是客观规律,许多外国的著名大剧院的历史和现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模式。因此,在1996年的改革之中,我们把原来两个院团的优势聚合在一起建立新院,这是迈向未来国家大剧院的第一步。
1996年,在文化部党组的领导下,新的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已经组建起来,完成了一院四团(歌剧团、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合唱团)和相应部门的聘任工作。人员精减了,素质提高了。聘任制的确立是改革的核心,是新的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标志。在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演出的动态改革之中,全院全年演出了180场,演出收入超过了600万元,大大突破了文化部下达的年度指标,是一个空前丰收的“大年”。同时,加强了队伍的思想建设,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总是首先完成国家的大型演出,完成文化部交给的重大任务,如组织演员参加义演,把文艺送到边境哨所和少数民族地区等。我们告诫全院人员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敬业爱院的荣誉感,始终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坚持把艺术奉献给人民,努力参与国际的交流和竞争。在1996年的改革成果之上,我们将实事求是地把改革逐步深化、细化,做好巩固和发展改革成果的大文章。
(作者为中央歌剧芭蕾舞剧院院长)
(附图片)
《红色娘子军》剧照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成语方圆》问世
由广州市邓斌、邓飞兄弟历时五年精心研究的《成语方圆》,经过专家教授的鉴定,正式问世。此成果已被载入1996年世界吉尼斯大全。
《成语方圆》是经过精选出的2000条成语,进行巧妙编排而构成的400个奇妙而有趣的16字方阵图谱,图谱采用顶针对接的方法,将所有方阵串连成网,纵横交织成为一个纵读为4个成语、横读为4个成语的16字《成语方圆》。《成语方圆》具有浓厚的知识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体现了中国汉语成语中的神韵与风采。(陈煜京)


第7版(文化时空)
专栏:

  “书海杯”“九五”规划纵横谈征文揭晓
由新闻出版报与山西人民出版社(书海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书海杯”征文活动日前揭晓。共评出10篇获奖文章。黎小江的《制定“九五”规划须具备五种意识》获一等奖。徐建国的《“九五”规划是特色规划》等9篇文章分别获二、三等奖。(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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