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我听到他的心声
——读小林宏先生的反战剧本
刘德有
日前，我在北京见到了我的老朋友、日本知名戏剧家小林宏先生。他告诉我，他的反战戏剧集即将在中国出版。
小林宏先生的名字，在中国戏剧界和观众当中引起注意，恐怕是在１９６５年春日本话剧团访华的时候。那时，由１５个剧团联合组成的日本话剧团在中国成功地演出了历史剧《郡上的农民起义》等四部剧。人们注意到这部剧的作者，就是小林宏先生。
当周总理听说小林先生为了写好这部戏曾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时，兴奋地对周围的同志说，小林宏先生这么年轻（那时他才３８岁）就能写出这样一部好戏，希望中国同志好好向他学习，学习他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对他工作的肯定，使他深受感动。小林先生说这是他一生都不能忘记的。
从１９８４年秋起，我在文化部主管对外文化交流工作。１９８７年６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小林先生从日本寄来的信。信中说：“我曾多次访问过中国，但最近我第一次访问了南京，在那里感受到强烈的震惊。江苏省文联的李先生对我说，‘今年恰逢南京大屠杀５０周年，能不能为南京电视台写一部电视剧本？’我立即答应一定写。于是，我就动笔写了《长江啊，莫忘我们的那些日子》。剧本，我将随后寄上。我写这个剧本时产生了非写不可的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可以说自从我写《郡上的农民起义》以来就未曾有过。我认为要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就不能掩盖日本的见不得人的那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悲伤。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写了这部作品的。我自认这部作品写得还算可以。我把剧本重新读了一遍，感到与其把它拍成电视，不如拍成电影，那样会更有感染力。因为不仅可以给中国人看，也可以让日本人民看到，从而使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日中战争’的实质。我还认为，南京大屠杀作为日本人耻辱的历史教训，应成为日中两国和平的基轴。”
果然，小林宏先生很快就把剧本给我寄来了。我发现，原来剧本还有一个副题《为了把南京大屠杀５０周年铭刻心中》。这部剧，作者是从当时举世瞩目的“教科书问题”入手的。作者还巧妙地从“教科书问题”引出了一段故事：曾经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侵略军少尉盐见谦司，在南京亲自下令让部下用机枪扫射，杀害了大批不幸被日军俘虏而英勇起来抵抗的中国士兵。与此同时，盐见还开枪打死了不服从命令的北川少尉。但盐见对北川的妻子一直隐瞒他亲手杀害北川的真相，最后他受到“良心苛责”，终于吐露了真情，由此也暴露了日军在南京对中国人实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的真相。
小林宏先生的创作态度是极为严肃的。他为了创作这部剧作，带着曾在中央戏剧学院留过学的女儿——小林泉到南京搜集素材。小林先生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刮去胡子，换上衣服，前往“侵华日军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在遗骨陈列室内，他们父女俩泣不成声，在江东门、北极阁、中山码头、燕子矶等大屠杀遗址，他们流着泪倾听了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诉说。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小林先生想方设法去接近群众，了解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他还向接待人员表示，“我们是来接受教育的，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也要向南京人民表示歉意。”我认为，这就是小林宏先生完成《长江啊，莫忘我们的那些日子》这一剧本的思想基础。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小林先生要把他的剧本拍成电影的想法未能如愿。
我知道，《长江啊，莫忘我们的那些日子》并不是小林先生的第一部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剧本。在这前一年的１９８６年，他就曾写过反战剧本《在美人蕉缭乱的天涯——遥远遥远的战争哟》。剧中，一群在侵华战争中送了命的日本士兵的“幽灵”，随同战争幸存者重访当年遭到中国军队英勇抵抗的战场——湖南省衡阳。这部戏控诉了当年侵华日军奸淫烧杀、肆意掠夺、无恶不作的野蛮行径。当这些战争幸存者和“幽灵”在衡阳与一位被他们杀害了女儿（实际上是女游击队员）的老人相见时，老人悲愤交加。“幽灵”们面对这位失去亲人的老人，沉痛地陷入了对战争的反省。作者还通过这部剧驳斥了日本一部分人宣扬的所谓日军不是败给了中国人民，而是败给了“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美国”的谬论。同时指出那场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和痛苦，而且日本人民也是侵华战争的受害者，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重要性。
这一年的２月，《在美人蕉缭乱的天涯》一剧在日本岐阜县首次公演，引起了舆论界的很大反响与关注，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剧在公演前，有的年轻人不无担心地说，“现在演这样的戏不会有观众吧？”但是，实际上是场场爆满，连站票也成了“抢手票”。在剧场内，当戏演到高潮时，常常是台上演员流下真情的泪水，台下观众发出阵阵啜泣。剧团还收到大批观众留言和寄来的感想。有的观众说，“在日本能看到由日本人自己创作和导演的、反映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戏，恐怕还是第一次。”
小林宏先生写的另一部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剧本，便是《溶入黄土中的红红的夕阳》。这出戏描写的是如今已为全世界瞩目的日本侵略军的“随军慰安妇”问题。它揭露并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犯下的灭绝人性的无耻罪行。日本侵略军从被他们侵略的朝鲜、中国、菲律宾等国强行抓来良家妇女，充当所谓的“慰安妇”，供侵略军官兵蹂躏，迫使她们过着非人的地狱般的生活。
《溶入黄土中的红红的夕阳》同上面两个剧本一样，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小林宏先生从正面勇敢地抓住了这个问题。正像他所说的那样，不仅绝不应回避日本的“见不得人的那一面”，而且还要彻底挖掘它的根源。小林先生深感日本某些政界人士不像德国领导人那样勇于承担责任，承认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罪行，并向人民道歉。他认为两者的“落差”实在是太大了。小林先生说，“难道日本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去不负责任的国家吗？”“‘从军慰安妇’这个字眼使人很难为情，真是难以启齿。请问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曾经把别国的妇女驱赶到前线去干那种事呢？可悲的是，只有日本。”“这只能说明当时企图统治别国的日本民族的颓废和傲慢。”“日本只有彻底忏悔和清除自己进行侵略、统治别国的那种思想，才能使日本获得新生。”他说，“我想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活着感到自豪的日本人。而日本人越是要活着感到自豪，就越不能掩盖自己的过去。”《溶入黄土中的红红的夕阳》，就是小林宏先生上述信念和思想的集中表现，也是对奥野等人不愿承认战争罪行的当头棒喝。
《长江啊，莫忘我们的那些日子》、《在美人蕉缭乱的天涯》和《溶入黄土中的红红的夕阳》这三部作品，可以说是小林宏先生反对日军侵华的反战戏剧三部曲。尽管这三部剧所反映的作者的宗教观（包括“彼世观”）和价值观跟我们不同或有差异，某些剧情的发展与处理以及剧中人的思想脉络和思维方式跟中国的习惯也不尽一致，但在日本那样一个具体环境下，能坚持写出这样三部曲的剧作家，实属难得和可贵。小林宏先生作为一位有良心的剧作家，能主动担负起这样的历史责任，是有他的深厚的思想基础的。小林先生１９２７年出生于岐阜县的农村，他排行第四。年轻时曾参加过学生运动，也热心于演戏。他有一位最信任的哥哥，是一位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在战争期间由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被日本宪兵杀害。他受这位哥哥的影响最大。因此，哥哥的被杀害给他精神上的打击也最大。小林先生说，“侵略战争夺走了我哥哥的生命！哥哥是白白死去的。”他说，“我眼前直到现在，还浮现出父母失去长子的悲伤情景。”“我写戏就是要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一代了解过去。日中友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往来，我们更应该做心与心的交流。”他说，“现在，杭州有一块岐阜市建立的‘日中不再战’石碑。我的愿望是使人们在心中竖立一块‘日中不再战’碑。”
通过这三个剧本，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小林先生的心灵，听到了他的呼声，又通过这一切，我们更触摸到了日本人民的心灵，听到日本人民的呼声。人类再过不到三年将进入２１世纪。把怎样的一个中日关系带到２１世纪去，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普遍关心的课题。我们衷心希望中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能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希望中日两国人民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附图片）
巴黎圣母院前的真人“塑像”杨汝生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告别“三个Ｍ”
李新烽
中国文化对数字“三”似乎有某些特殊的偏爱。从“三句话不离本行”到“三思而行”，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养生之道贵在精、气、神三者并重，“三”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不过，国际友人爱泼斯坦用数字“三”来概括他在中国感到不习惯的事情，却让人听后“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就是他用汉字拼音句首第一个字母概括成的“三个Ｍ”：“马马虎虎，明天再说，慢慢来！”
作为闻名世界的作家和记者，爱泼斯坦用如椽之笔把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保卫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业绩报道给外国读者。他热爱新中国，在对外宣传战线上执著、求实、勤奋、认真，“虽年已八十，仍感到年轻，迫切地想做更多的工作”。他从小受到“时间就是效率”的环境熏陶，所以看不惯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不习惯推诿拖拉的工作作风，十分珍惜宝贵的时间。鲜明对比之中，便对“三个Ｍ”深恶痛绝。
这“三个Ｍ”使我想起两次异国经历。一次是访日，我们一到成田机场，日本朋友就给一张日程表：几时几分出发，何时何地乘地铁，多长时间到达某地，安排之认真细致实属罕见。我当时心里“嘀咕”，对其“精确度”表示质疑。然而，东京街头人们匆忙的脚步和正点的地铁化解了我的疑团。一次是留英，教师上课几乎次次提前到达教室，分发讲义、检查视听设备。一位非洲学生无故迟交一天作业，老师当即对其进行批评，并说：“明天是永远会有的。”外国人珍惜光阴、勤奋认真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可以说，“三个Ｍ”在中国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自给自足。“老牛破车疙瘩绳”式的落后生产力与科学的种田方法，与争分夺秒的时效观念格格不入。随之而来的计划经济非但“回天”乏力，未能改变旧的习惯，反而对其有所“继承和发展”。“大锅饭”，养懒汉。于是，细心干和粗心干，今天干和明天干，快点干和慢点干，基本上无甚差异。如此这般，“三个Ｍ”继续盛行。
“三个Ｍ”的危害性显而易见，表现在多方面。马马虎虎、大大咧咧、“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是毛泽东同志反对过的自由主义的“第九种表现”。它曾给革命事业带来过很大危害。懒惰松散、缺乏计划、推诿拖拉、“明天再说”，是列宁同志最不能容忍的工作作风。他曾提出“今日事今日完”的名言，并身体力行。慢慢腾腾、晃晃悠悠，缺乏紧迫感、无效率观念，只能坐失良机，延误事业，浪费光阴，耗费生命。
“三个Ｍ”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一种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不但马虎从事，而且“明天再说”；到了明天还要“慢慢来”。这样的精神状态哪能和时间“赛跑”，与现代化“合拍”？抱着这种精神状态，只能被时代抛到后面，而“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Ｍ”与发展背道而驰。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精神。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
我们应当抓住历史机遇，埋头苦干，加快发展。“来而不可失者时也”，我们不能再没完没了地唱“三个Ｍ”咏叹调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爱泼斯坦先生讽喻的“三个Ｍ”是对我们的尖锐批评，更是对我们的有力鞭策。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和“三个Ｍ”告别，精神抖擞地投入工作和建设。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香槟酒故乡拾趣
滕青
最近我们参观了法国香槟地区的葡萄园和酒窖，听到不少趣闻。
香槟酒的发明人是位修道士
从巴黎出发，朝东北行１００多公里，就进入了香槟地区。只有用此地的葡萄，按特定工艺酿造的气酒才叫香槟酒。
与法国许多其他葡萄种植区的条件相比，香槟地区算不上多么理想。它属于北部的内陆丘陵地带，日照不够，气温不高，又时有风雹霜冻侵袭。不过这里的土质为白垩，吸热能力强，能把白天和夏天吸收的热能返还给葡萄的根茎，这使香槟区生长的葡萄也能酿酒，但是葡萄糖含量不够高，用传统方法酿制的葡萄酒无法与其它产地的葡萄酒竞争。正是这些不利条件才迫使香槟人发挥聪明才智，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成功之路。
２００多年前，香槟地区欧维雷村的修道院里来了个修道士，叫佩里尼翁。他分管财务与库房。修道院有一大片葡萄园，修道士们要靠自己养活自己。佩里尼翁一得空闲就琢磨，如何才能改造修道院生产的葡萄酒质量，造出品味更高、价格也更高的葡萄酒。他想到了配酒。当地酿造葡萄酒的历史虽然久远，但从没人把不同种类的葡萄酒汁配在一起。佩里尼翁勇于创新，打破了不同酒不能相掺的陈规，在不断调配中得到了新的口感。他把新葡萄酒放在玻璃瓶中发酵，然后再加进一些果汁糖浆。葡萄酒发酵后，产生大量气泡，普通瓶子禁不住碳酸气的压力而破裂，酒液四溢。佩里尼翁又向玻璃厂订制一种新的玻璃瓶，这种瓶子不仅瓶壁较厚，而且瓶底向里凹，可以承受很大的压力。经过反复试验，最后他终于制出了晶莹剔透、色泽迷人并伴有串串气泡升腾的葡萄酒。
拿破仑兵败欧洲使香槟名扬天下
香槟酒研制成功后，很快走红法国各地。香槟区有个称作莫矣的名门贵族，１７４３年开始制作、经营香槟酒。它的第三代传人让·雷米与拿破仑在中学时代是同窗好友，曾让拿破仑品尝过他家乡的美酒。后来拿破仑当了将军又当了皇帝，带兵打仗时常造访他家。官兵们喝了香槟酒再去打仗，情绪高昂，屡战屡胜。香槟酒被看作吉祥物、胜利酒。
１８１５年，拿破仑最后一战兵败滑铁卢。对此史学家们自有评论，但香槟人却有自己的说法。他们称，拿破仑那一次本该从他们这儿路过，以香槟助威。可惜他急于求成，没在此停留。一路上官兵们没喝到一口香槟，士气与神威从何而来呢？所以败北之势实属难免。当然这只能当故事听。
１８１４年，由奥、俄、普、英等国结成的反法联盟军打进法国，一路扫荡、抢掠，香槟酒窖自然也不会被放过。面对这场劫难，让·雷米仍保持了乐观态度，他冷静地说：“让他们抢吧，今日的损失将成为我明日的财富。这些普鲁士、哥萨克大兵喝了我的酒，并把我的酒带回他们的国家，这就替我做了宣传。我的香槟酒将在那些国家扬名。”果不出所料，随着历史的变迁，香槟酒的美名随着这样或那样的渠道传遍了欧洲和世界的各个角落。
今天，欧洲各国没有人不爱香槟酒的，而让·雷米家族的牌子更是畅销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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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罗——人·塔·车
黄之豪潘惠兰
美丽迷人的开罗是埃及的首都，也是世界十大都市之一。匆匆一瞥，难以描摹其万一，但开罗的人、塔和车却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之中。
人——热情奔放
开罗拥有１４６０余万人口，其中绝大多数系阿拉伯人，但开罗人的衣着打扮、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等，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千差万别，这也许与埃及是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地带和同国际交往十分密切有关。只要漫步开罗街头，就会发现开罗人的衣着，阿拉伯色彩不浓，除了妇女头包纱巾和部分男子身穿大袍外，穿便服和西服的居多。在这里难以见到像北非男子头戴红帽、身披大袍、脚穿拖鞋和像海湾妇女黑纱蒙面等典型阿拉伯的装束。开罗人的衣着也比较随便，从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平时都喜穿宽松、舒适的便装，甚至去亲朋好友家做客，也无需西服革履。但若是参加婚庆喜宴，多半穿戴民族盛装。开罗的妇女喜爱披金戴银，尤其年轻姑娘和有地位的妇女，穿着入时，注重修饰，出门的包中化妆盒不可缺少。难怪开罗街头化妆品商店星罗棋布，高级的巴黎香水处处飘香。
开罗人热情、健谈。有句谚语说：“希腊人的头脑，阿拉伯人的舌头，中国人的手。”无论大人和小孩，一见面，总是主动地向你打招呼。如果在街上问路，对方总是不厌其烦地详细指点，乃至亲自带路，把你送到目的地。若是稍作晤谈，他们的话匣子一打开，那就天南海北，滔滔不绝。他们同外国人打交道时，恰恰与法国人相反，惯于使用英、法等外语，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地位。
开罗人办事节奏缓慢。“对不起，明天再说”之类的回答很普遍；走起路来也不紧不慢，不像西欧人那样行色匆匆。这可能受长期在沙漠中与骆驼结伴而行的影响，也许同开罗人喜食甜食，一过中年，多半显露富态有关。
塔——星罗棋布
开罗人多数信仰伊斯兰教，清真寺是他们一日五次念经、祈祷、做礼拜的神圣之地。徐行于开罗街头，几步之遥，就会看到一两座清真寺。夜幕降临，一座座尖塔顶部新月形的荧光灯发出的荧荧绿色，给开罗之夜增添了几分神秘。
开罗素有“千塔之城”的美称。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我们登上了开罗最高的建筑物——开罗塔（见刊图）俯视。大小金字塔位于城郊，清真寺遍布大街小巷，古城堡鳞次栉比，仿佛置身于一个“塔林”世界。开罗塔建于１９６１年，高达１８７米，是尼罗河畔一景，也是开罗的象征。开罗塔设计匠心独运，塔身根据法老的象征而设计成荷花形图案，入口处装饰着一尊铜鹰，整个塔共用１０００万块彩砖装砌，看上去蔚为壮观，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开罗的清真寺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别致生动，雕刻装饰典雅细腻，代表了埃及最高的建筑工艺水平。特别是清真寺上部的宣礼塔的镂空雕花，堪称一绝，令人击节赞叹。在伊斯兰教各种节日期间，宣礼塔常常饰以各种彩灯，显得分外绚丽夺目。据开罗文物部门统计，开罗现存的古清真寺就有５００余座，加上近现代修建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清真寺，估计有近千座。开罗被称为“千塔之城”并非夸大之词。
车——五花八门
开罗犹如巴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大街小巷的路边停满了五光十色的汽车，成为该市的一大景观。目前，开罗拥有大小汽车４００多万辆，车辆之多，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轿车中高档车之多，更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车辆中，自然以家用小汽车居多。品牌五花八门，种类繁多，难怪埃及朋友风趣地说：“开罗街头汽车种类之多，远胜于一次世界汽车博览会。”
小轿车中，德国“奔驰”等高档车的数量相当可观，甚至小“巴士”多半也是日本豪华“丰田车”。起止方便、省油轻巧、横行世界各地的日产小汽车却在这里备受冷落，因为开罗人“不怕花钱买油，就怕掏钱修车”。
开罗拥有２７万辆出租汽车，车身上涂有黑白相间的标志，十分醒目，车顶彩灯上还写有“安拉保佑”的字样。但出租车多半为东欧的“拉达”、意大利的“菲亚特”以及埃及组装的“纳赛尔”之类的低档车或一些其它品牌的旧车，出故障“抛锚”是常事，乘客需要有耐心等待的心理准备。同时，也要提防“挨宰”，要善于讨价还价，因为多数出租车上的计程器仅是一种“摆设”，对初来乍到的外国乘客漫天要价是出租车司机惯用的伎俩。
无车的开罗人出门怎么办呢？毋庸发愁，只要买一张０．２５埃镑的车票（１埃镑约等于２．５元人民币），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车辆会把乘客送到市区的每一个角落。全市现有公共汽车１．８万多辆。
开罗市内交通缺乏严格的管理，缺灯少门的车辆照样在街头大摇大摆行驶；违章停车、逆行、超车等现象屡见不鲜；骡马车与汽车更是齐头并行，争奏大街进行曲。警察无可奈何，只能耸肩笑道：但愿“安拉保佑”。（附图片）
开罗最高的建筑物——开罗塔。黄之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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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系“黑列巴”
——旅俄散记
于佰春
在俄罗斯，无论走进哪一家食品店，或是到大大小小的餐厅、食堂甚至小吃部去就餐，我都会闻到一股“黑列巴”浓烈的酸咸味。它夹杂着又甜又膻的奶油味扑面而来，让我这个吃惯了煎炒烹炸的“老外”挺长时间适应不了。
“黑列巴”在俄语中是“面包”的意思，也泛指粮食和谷物。在城市里，我常常看到那些车厢上赫然写着“黑列巴”的箱式封闭运货车南来北往，定时定点地驶进各居民小区，向那儿的食品店、餐馆、食堂供应刚出炉的“黑列巴”。一到“饭口”，男男女女在食品店排起长队，购买这热乎乎的“黑列巴”。常常可以看见一些行人把刚买到的“黑列巴”往腋下一夹，就匆匆搭车赶路去了。偶尔，也能看到有的人拿着“黑列巴”在街上边走边吃，好不得意。“黑列巴”既能充饥，又能下酒。在街头角落或站台周围的长椅上，有时能看到，有的人干脆一手捏着“黑列巴”大嚼大咽，另一只手则攥着酒瓶子往肚里灌酒。在汽车上，有时也能见到一边看书、一边吃“黑列巴”的乘客。但是，绝大多数人买到“黑列巴”之后，都是尽快赶回家中，趁着新鲜热乎劲切成薄片，摆上餐桌。俄罗斯人的习惯就是这样。
应该说，俄罗斯的面包林林总总，样式很多。但是，最普通、最常见的还是那种足够一个人吃一天的重约６００克的长方形“黑列巴”。你用刀一切，从里到外，黑里透红。吃到嘴里，酸中带苦，苦里透甜。再抹上一点奶油就越嚼越香。若是接待远方尊贵的朋友，俄罗斯人就会奉上一小碟盐。如果新鲜面包剩下了，那无论是店家还是居民则一律把它切成片，送进烤炉烤成又硬又脆的面包片。这样，下顿就可以就着咸鱼或奶酪，再美美地享用了。俄国朋友告诉我：上至国家总统，下至平民百姓，“黑列巴”一日三餐不可缺少。
“黑列巴”是用小麦、燕麦、荞麦粉混合起来，略加一点咸盐和牛奶烤制而成的。１９９２年春天，我初到远东时，这种“黑列巴”是两卢布一个，仅合人民币一毛钱。而现在则需要五十美分了，竟达到人民币四元多钱。
正像五谷杂粮世世代代养育着中华民族一样，“黑列巴”养育着俄罗斯人民。缺少了它，人民就将蒙受灾难。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的军民忍饥挨饿，在与德寇浴血苦战９００多天的日子里，牺牲了５００万人。但敌人始终未能打进来，英雄的城市巍然矗立，谱写了反侵略的英雄史诗。
１９９７年新年之夜，海参崴电视台在海滨广场采访市民时，一位老大妈说：“希望新的一年能有足够的面包，不再是沉重的一年。”而我心里却回响起列宁的卫士长瓦西里说过的一句话：“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