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初入境界
陆天明
两年多以前，有一位文学理论界的长者，善意地告诫我，假如你真想当一个好作家，或“大”作家，那还是要划出些整块的时间来做一点“理论方面的阅读和思考”。
回想起来，关于作家到底要不要认真下些功夫进行理论阅读和思考，十几年前我和一位十分热衷理论的作家朋友就曾发生过一场小小争执。在那场争论中，我是反方角色。不过我们那时争论的不是“要不要”的问题。当时我只是觉得他过于热衷理论了，每每到他家，桌上床上凳上，以至墙角，到处都堆满了刚翻译出版的理论书籍。他跟人谈话，往往也只在辨析和阐释。他面世的文字也以理论的居多。我担心他继续这么“逻辑”下去、“抽象”下去，真要写不出（或不屑于写）小说和电影了。后来，果不其然，他再不写小说和电影了，成了一位专门的而且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方面的杂家，以失去一个创作家的代价来换取一个理论家，本无所谓得失损益。但我想，我们今天再来谈这个“理论阅读和思考”问题，前提当然还是应该有所严格限定，那就是不仅不会失去、甚至还会力促一个更好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的产生和成熟。
每一个作家，在搞了一个时期的创作以后，无论是辉煌过或没辉煌过，都会痛感有一个如何突破自己的问题在急等着自己去解决，往往又不大好解决。即便是十分出色的作家，即便是他表面上不肯公开承认也有这种难题，但我确信，内心里，他一定也时常在为此痛苦煎熬着。长时间地安逸于重复自己，这样的作家有，但决不会是多数。文学史的事实还告诉我们，突破自己的问题不仅会出现在作家的个人身上，有时会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现象，出现在一个时代一个层面的作家群身上。比如一大批知青作家，比如在此前的一大批５０年代出现的工农（兵）作家，又比如８０年代中晚期出现的中生代作家……（甚至包括电影界所谓的第四代或第五代导演）都曾“集体”地、几乎是在差不多的一个时间段上，遭遇过面临过这么一个如何突破自己的难题。而特别令人坐不住的是，这时，往往整个社会都会对某一层面的作家群“爆发”出同一个呼声：要求他们突破，要求他们别再一味地“抄袭”自己重复故我。
我当然也不能例外，老实说，有时这种“痛感”严重起来，甚至会闹腾得我似乎连日子都快要过不下去了。愁得很啊。真正是非常非常地不爽。
于是不同的人给我找来众多不同的“药方”。比如重新深入生活。比如开拓新的题材领域。比如换一种创作手法另入一个山头再打一个旗号。甚至沉默等待窥测盘算一段时间再说等等等等，但总也持续不了多久。不是一点都不见效，但总不如期待的那般大。慢慢地我终于明白，突破不了自己，终结的一点，还是因为没有准备好一个瓷实的“新的自己”来替换那旧的自己。因此无论怎样地在城头上变换着七彩或八彩的“大王旗”，等那一阵时髦的吵嚷和夹杂着呐喊的擂鼓声忽高忽低地席卷过去后，底子里并没剩下多少真正的新意味，收获的反馈似乎依然是不满足。
而什么才算是“新的自己”，怎么才能产生一个“新的自己”，的确不是从某些舶来品里仅仅找来一点外包装就立刻解决得了的。比如挽着袖子穿西服，看起来是有点新玩意儿了，但实际上还是土（旧）得掉渣。那样做，可以让我们的文学热闹一阵，却无法让我们的文学真诚起来厚实起来，取得足够的力度，在历史上留下凿实的一痕。
文学不能是玩票，也不能是玩戏法，更不能是一种恣意的借贷业务。它的确需要动真格儿的。需要真血肉真身躯真性灵整个地熔铸和再造生发外化。需要一个真的灵魂。即便是在嘻嘻哈哈的文字里，也能让人读出灵魂的真迹。
于是我开始觉出在自己新一轮更换自我的过程中，面临的困惑正是“灵魂的贫乏”、“形而上的贫乏”。缺的是一种似实非实、似幻又非幻、似虚却又绝对能统摄了整体和大局的那种东西。一个在内里支撑着那叙述方法、叙事手段、语境氛围、篇章架构的东西。缺一个凿实的灵魂，一个发光的灵魂，一个纯属于形而上范畴里的东西。而且它还不能只是个一般的“形而上”，还得是强大的。唯其强大，才能统驭了我进入某种境界。人进入了某种境界，作品也就有那个可能进入。这样，才可能像王国维津津乐道过的那样，“有境界自成高格”。
还有一点，也许并非不重要。那就是，只有在一个强大的形而上的东西的支持下，你才能产生那种必须的强大的勇气去真实地面对生活本身，去本真地“阅读生活”，攫取生活，从中熔铸出一个真正的新我，才能真实地再现这个新我所心领神会到的那种新的真实新的意境新的旨趣。而这一切都是为达到那个始终在苦恼着我们的“自我突破”所绝对少不得的。
由此联想到“理论阅读和理论思考”。我想我的确应该认真地这么去做一做。只是不知道自己最终能不能划出理论家们所认为的那种“整块时间”，来从事这种阅读和思考。但无论怎样，我都要那样去做，即尽可能多地阅读，并尽可能深地思考，以便给生活中的自己和创作中的自己寻一个尽可能强大的“形而上”。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长篇快评
“太阳精神”的礼赞
白烨
长篇小说创作在近年来一直长盛不衰，但引人注目的委实不多，交口称誉的更是凤毛麟角。有人说是评论家日见疏懒了，这可能是一种事实；但窃以为，不少长篇创作较前稀松了，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事实。因此，读到邓一光的《我是太阳》就不免让人感到惊喜。
《我是太阳》以战将关山林的人生经历为线索，写他日益远离战场的焦灼不安和逐渐步入官场的难于适应，并穿插描写其婚姻与家庭在社会动荡中的坎坎坷坷。可以说，关山林始终怀揣着强烈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心，却又因种种原因，使不上劲，遂不了愿，终生处于一种窝火憋气的状态。人物是一个悲剧的英雄，故事是一个英雄的悲剧。
纵观关山林的一生，除去在解放战争的青松坪战役中因过于恋战而使部队损失惨重外，几乎难于找出别的错失来，而这与他的出生入死和赫赫战功比起来，也显得瑕不掩瑜。但关山林想再找战机弥补这一过失时，战争年代已很快转入了和平时期，他虽然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调到可能有仗打的西藏、福建，但却不能不服从命令去担任文职参谋、军校校长、军工厂厂长。他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很难立马由一个战场上的军人转变为一个官场上的军人。但历史就是如此地不饶人，不仅义无反顾地转折了，而且还不断生发出各种各样的批判和运动。在战场上勇猛又清醒的关山林，此时屡屡被搞得晕头转向，无可奈何地一步步走向离休，最后回归故里。
如果只从表象上看，关山林几乎是从辉煌逐步走向了窝囊；但从内里来看，他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和风浪，都是斗志不改，精神不衰，担任军校校长，以百发百中的靶绩使桀骜不驯的苏军顾问相形见绌；被林彪一伙隔离审查所谓罗瑞卿问题，坚不从命，决不屈服；在乌云即将被“造反派”暗中枪杀之时，冒死闯狱救出妻子；离休回到家乡，执意为民请命，甚至指挥乡民巧夺化肥，智取拖拉机。他实际上又难移军人本性，未改战将本色，在精神上和人格上保持了始终如一的辉煌。而对他来说，在辄陷困境的和平年代的这一份精神坚守，比起战争年代来更为不易，因而也特别可贵。尤其是作品最后，关山林指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对弥留之际的乌云说：“看见了吗乌云，它也跌落过，可它不是又升起来了吗？我们也是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照样升起来！”这几乎是用抒情方式倾倒出来的精神自白，正是因为有这种不息、不懈的“太阳”精神，才有关山林那不屈不挠的斗士人格，以及他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一如既往地发光发热。
读《我是太阳》是一种超越审美的精神享受，它让我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军人，更让我们领悟到什么是真正的做人。一部作品能以如此丰厚的意蕴引人、灼人而又启人，并给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注入一种雄性和豪气，真算是一份不薄的贡献，这当然令人惊喜。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动人心扉的英雄史诗
——评大型画册《长征鼓角》
杨柄
革命性、文献性、艺术性，三性交融——这便是大型画册《长征鼓角》最重要的优点，最突出的特征。这本画册是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编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正因为《长征鼓角》本身所具备的条件，所以它真实地再现了人类军事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这一伟大战争奇观，再现了中国革命由于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克服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而转危为安的伟大历史转折，再现了战斗着的红军所发挥出来的“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这种特殊革命功能，再现了“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山”——中国革命的擎天柱，体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斗争与“环球同此凉热”的内在联系，当前斗争与远大目标的内在联系，艰苦奋斗与革命乐观主义的内在联系，并且由此产生出文艺创作中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本思想。《长征鼓角》一书便是本着这一基本思想编辑出版的。
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艺术书，是从文学艺术这个方面反映长征。它的选材立足于长征亲历者在长征途中创作的文艺作品，辅之以其他有关长征的文艺作品，所收文献主要也是文艺性的文献。全书４９题，每一题有一篇１５００字到２０００字上下的短文，主要是照片、绘画、手迹等，使文艺作品在版面上占居突出地位。
宏阔、谨严、丰满——这便是《长征鼓角》的整体艺术构思。它绘景宏阔，就像６０年前那个历史画面一般宏阔。然而取材谨严，与虚饰绝缘。结构谨严而又丰满，主要内容与次要内容大体上二八开，既突出了主要内容，又用次要内容相配合，相映衬，从不同的角度显现出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的整体艺术构思是非常成功的。
这便是我们的伟大红军在长征途中创作出来的文学艺术。而这支文艺大队的“队长”是诗人毛泽东，他们的文艺创作直接地联系着红军长征的全局，所以我们透过《长征鼓角》这一本画册就看到了这个全局以及它的不少侧面。
再者，编者将搜集得来的文艺作品和文献资料编排成为画册，这又是一次艺术再创作。编者的创作非常出色，很好地体现了整体艺术构思，印制又精美，所以这本画册本身又成了艺术品。
但编排画册这种艺术创作不完全同于收入画册中的那些文艺作品的创作。那些文艺作品所写、所画、所唱，可以是完全的真实，也可以是合理的虚构，而收入《长征鼓角》的文艺作品和文献资料每一件都必须是绝对的真实而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更不允许虚假。这一点编者完全做到了。编者是将确实存在于历史上的文艺作品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编辑成为一部长征文艺史，是用文艺反映出来的一部长征史。这是史，而且是信史！我们尤其要重视的是它的史学价值。
长征文艺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文艺史，特别与２２年革命战争文艺史不能分开。这２２年革命战争文艺史包括革命根据地文艺、革命军队文艺、白区共产主义者文艺三大部分，构成一个整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文艺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
尤为特殊的是，革命领袖毛泽东同时是文艺和美学理论家、诗人和书法艺术家，是革命战争文艺的创作者。以毛泽东为楷模，又出了朱德、陈毅、叶剑英这三位元帅诗人，数十位诗人将军、文学家将军、艺术家将军，“倚天抽宝剑”把崑崙裁为三截的文艺巨人不是一位，而是辈出。回顾历史，一个阶级、一个民族开创了一个历史新局面的杰出人物中，武略独具者为多，武略与文韬兼具者较少，具有文韬或武略而又擅长文学艺术者尤其少，像我们这个阶级、这个民族这样——诗人领袖、诗人元帅、文学将军、艺术将军阵容如此盛大一齐出现者，古今中外没有第二例。
他们又有广泛而深厚的工农兵群众基础。群众不但是文艺作品的欣赏者，而且是评论者、创作者；不但是文艺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是文艺创作的主人公。文艺创作形成群众性的活动，甚至高潮，在这个基础上造就出成千上万的文艺人才，这本身就是历史上不曾出现过的。群众文艺家又与诗人领袖以及元帅和将军们结为一体，有如一株根深、本壮、枝密、叶茂、花繁、果硕的文艺参天大树，更是世界文艺史上不曾出现过的奇观。
在这支革命文艺大军中，从诗人领袖到群众文艺家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都是实践创美除丑同文艺颂美斥丑相结合。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歌颂的美，就是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美；他们在文艺作品中暴露的丑，就是他们在实践中铲除的丑。他们的实践需要这样的文艺。他们从事文艺创作不是像今天的某些人们所说的是所谓“贴近”生活，而是生活本身。他们那目的崇高的实践与他们的崇高精神境界是不能分开的。他们创作的文艺作品这种精神武器与他们手中拿的物质武器在消灭敌人、打击敌人的目的上是完全一致，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发挥物质武器所不能发挥的作用。
这是中国文艺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文艺。然而在历史上意义如此重大的文艺，在现在的文艺史研究中却是一片空白。所以《长征鼓角》一问世，就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启发：它不但弥补了一个空白，并且成为继续研究的良好开端。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信息
文艺信息
▲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院士》研讨会举行第一部全景式反映中国几代院士精神风貌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院士》由浙江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该书出版后在文学界和科技界引起普遍关注。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和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院士》研讨会。张建伟、邓琮琮的《中国院士》一书以近现代中国的科技史和教育史为背景，以史的眼光生动地描述了新中国的科技精英，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奋力攀登世界科技金字塔的群体形象。
与会者认为，弘扬科学精神，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中国院士》向读者介绍了古今中外有关院士方面的史料，并由史论今将中国院士制度的产生及其发展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对比和思考，进而提出一些较深刻的见解，这对于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邹文）
▲少儿题材长篇小说《花季·雨季》研讨会举行一部由十六岁的深圳女中学生创作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一经面世，便在社会上和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近日，广东省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在京联合举办了该作品的研讨会。
《花季·雨季》是特区同龄人郁秀创作的一部反映特区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她描写了紧邻香港、处于中西文化交汇处的深圳中学生的生活、学习天地和思想情感世界。与会者认为，小说的成功之处还在于她使家长和教师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当代的中学生，增强这两个社会最大群体间的沟通与交流，展示了可贵的视角，开辟了新的渠道。作品受到广东省委宣传部和深圳市委宣传部的高度重视，是按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抓少儿题材、长篇小说和电影“三大件”的指示精神，协调各方面的力量获得的成果。（王闻）
▲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感谢苦难彦涵传》研讨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孙志远的长篇传记文学《感谢苦难彦涵传》作品研讨会近日在京举行。彦涵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老一代版画家，对中国新兴版画事业有着杰出贡献，在国内外享有广泛声誉。他一生经历坎坷，饱经磨难，充满了传奇色彩。
《感谢苦难》紧紧把握住主人公面对苦难的超越精神和在苦难中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较为深刻地概括出了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文一）
▲中国煤矿文联扶持业余创作最近，中国煤矿文联为一位生产第一线的业余作者赵连友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这部长达五十五万字的《回归》，描写了在市场改革中，作为新一代的煤矿企业家改革、奋斗和创业的艰辛历程。（钟庆）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江泽民在文代会作代会讲话
优化文艺评论繁荣文艺创作
陆贵山
文艺评论作为“运动着的美学”，对文艺创作具有疏导和指引的作用，是文艺创作的重要推动力。开展健康的文艺评论，对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提高文艺创作质量，提高人们鉴赏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在坚持实事求是、民主平等、与人为善、以正面引导为主的基本批评态度的同时，我们的评论不但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而且也要注重作品的艺术性。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来要求文艺创作，体现了我们的文艺评论的辩证科学的文艺观念和对艺术发展规律的尊重与坚持。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党的三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文艺的发展，都从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高度来要求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这体现了我们党正确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也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继承与发展，值得我们认真加以坚持和正确对待。
恩格斯在评价作家作品时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至今仍然是最科学最完整最有生命力的批评理论。他认为文艺作为一种高级的审美现象基于或导源于历史，因此，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叩问文艺的历史内容和追寻文艺的历史基因；同时，文艺作为一种历史的审美现象，又必须充分肯定和突现自身的特性。这里，表面上看来，恩格斯只是提出一种文艺批评方法，实质上，他是从文艺批评的视角对文艺本质的深刻阐释。一定的批评模式都相应地体现和折射出一定的文艺观念。恩格斯的这一论述启示我们应当把文艺的本质理解为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的统一。文艺批评也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依托，从历史因素和审美因素的结合上审视、解读和评论作品，才能深刻地完整地把握文艺的本质。为了开掘和拓展这一理论的思想内涵，他还进一步指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并企盼“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和艺术的理想。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不仅揭示了“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丰厚的意蕴，具体展示出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完美融合，还包孕着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的完美融合。从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的关系看，文艺不仅要具有莎士比亚剧作所要达到的审美构成和审美品位，而且要揭示出被创作主体“意识到了的历史内容”，并从中提炼和概括出“较大的思想深度”。一定时代的特殊的历史内容能否被自觉地捕捉和意识到，是创作和评论能否表现出一定的或深刻的思想深度的重要契机和关键所在。那些逃逸和躲避、消解和改制历史的作品和评论，必然造成无思想性，或导致思想的浅薄、贫瘠、畸变乃至人文精神的堕落和滑坡。从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关系看，一定时代的特殊的历史内容作为客体因素，即作为创作和评论的对象，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敏感并深邃地意识到。如果主体的政治思想倾向和审美意识结构陷入麻木和低迷状态，非但无法概括和提炼出“较大的思想深度”，反而会带来创作和评论的浅层化、庸常化，甚至造成主体思想意识的失落和病变，陷入非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泥淖。从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的关系看，只有遵从两者完美结合的原则，才能使文艺的形式和内容互渗互补，相映相彰。脱离形式单纯强调内容可能降低乃至损害作品和评论的审美品位；但拒斥内容极端夸大形式语言符号因素，又可能造成作品和评论的意义、价值和思想内容的消解，甚至带来形式语言符号因素的恶性膨胀，诸如苍白的叙述幻觉、操作玩耍和语言游戏。凡此种种，均不可取。自觉不自觉地躲避、逃遁和违反文艺的审美因素和历史因素、文艺的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文艺的形式因素和内容因素相统一相融合的原则，必然会造成这样那样的迷误和失衡。
当前，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的格局必然是多元并存的。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中无论从内容和性质而言，还是从满足不同读者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式的需要而论，都是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的。但多面、多层和多样的文化格局中也理应有主导、主元、主调和主旋律。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加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作用应当是理所当然和理直气壮的事情。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和批评方法也应该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中的主导、主元、主调和主旋律。无多元的主元可能变成独元或一元，但无主元的多元也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自流和混乱，造成这样那样的失准、失范、失重、失衡和失态。因此，必须建构有主导的多元文艺格局。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相关的文艺观，特别是恩格斯所倡导的“美学的历史的观点”之所以应当成为指引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主导、主元、主调，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意蕴和内涵完整而又深刻地揭示出文艺的本质，具有宏观意义上的辩证思维的真理性。它的科学属性使其保持着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违背和偏离它的正确轨道势必使创作和评论陷于苍白无序的混乱状态。时下文艺界的负面现象正是作为它的反证，呼唤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和批评模式的强化和优化。我们注意到，某些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乃至英加登的新现象学美学、伽达默尔的新理性主义都对文艺的历史因素、客体因素和内容因素给予了新的阐释和新的肯定，十分明显地表现出向马克思主义转靠和回归的势头。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说明，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理，才是正路，才有前途。
为了繁荣和优化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我们期待着文艺批评家和文艺创作家的共同携手、亲密合作。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要在探索文艺规律和促进文艺繁荣、推荐优秀作品、批评错误的文艺倾向方面，在帮助人们区分真、善、美和假、恶、丑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优秀的文艺创作和科学的文艺评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和杰出的文艺评论家，仿佛孪生兄弟。正确地实行‘双百’方针，就能有效地加强理论与创作的引导力度，推进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对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辩证地论述了文艺创作与文艺评论的关系，全面而且深刻。在当前形势下，进一步优化文艺评论，加大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引导力度，改善文艺评论落后于创作的乏力局面是我们必须倾力的；同时，对一个时期以来文艺评论工作中存在的许多不足也应着力加以改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之间还存在着相隔膜和两张皮的不协调状态。从文艺评论方面说，我们的文艺评论仍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有些问题甚至还十分严重。比如，由于商品大潮的影响，一些评论工作者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高尚的审美追求和艺术趣味，通过对创作中的庸常化、鄙俗化倾向的肯定，张扬无深度、无中心、无典型、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逃避、消解、弱化文艺的精神价值和思想深度，造成了批评主体的乏力、苍白和迷失；面对大量复杂的文艺现象，真切和诚挚的评论变少了，一些评论者置作品的内在意向于不顾，用自己心中所谓“后现代”的尺子加以揣度和衡量，断言作者和作品表现了颓废悲观的世纪末情绪，从而推导出诸如“情感零度”、“冷面叙述”、“消解深度”、“削平价值”、“躲避崇高”等一些不正确的文学主张，从而误读了作品，误导了读者；还有的批评者热衷于“语言学转向”，以超然独立的语言游戏和编织语码的操作方式及叙述程序，从而使批评成为一种贵族化了的语言特权，走向自我封闭；也有的评论者不谙熟文艺创作的规律，缺乏较高的文化素养，不能够正确把握和分析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审美旨趣，从而做出富有思想深度的理论概括，使读者和作者感到厌烦和乏味，以致使得评论流于浅薄平庸，缺少应有的说服力、感染力和震撼力。文艺评论中的这些现象，对发挥文艺评论的应有功用起到了消极的瓦解的作用，同时更导致了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二者的脱节，直接妨碍了文艺创作的繁荣与发展。从文艺创作方面说，作家们也不应因文艺评论中暂时和局部存在的问题，便一概或一味地疏离和拒斥理论和评论。这对端正和深化自己的创作思想，提升创作的思想深度，优化作品的精神品位和社会效果是没有助益的。正如批评家应当增强自身的理论素养和关注创作的自觉意识一样，作家艺术家也必须提高和增强自身的理论水平，通过体悟文艺评论所发现的真知灼见用来推进创作。追求和开掘作品的思想深度是体现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的重要方面，这有赖于强化和优化作家和评论家的文化思想素质。一些消解思想深度和价值取向的平面化、浅层化、庸常化的创作是同文艺家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底紧密相关的。诸如，在创作题材问题上，批判了“题材决定论”后，又助长了“题材无差别论”的态势。前者片面夸大题材本身的重要而忽视主体的创造才能；后者又极端推崇主体的创造才能而否认题材所包孕的生活容量、思想内涵、人生意义和社会价值诸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削弱和淡化了能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重大题材对弘扬文艺主旋律的客观制约性。这是忽视对题材问题的理论辨析的必然结果。在艺术源泉问题上，抑制了对创作原型的虚假增殖，反对了造神运动之后，又竟然有人否认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典型化原则，进而反其意而用之，提出“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这种从根本上否认艺术概括的论点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化和非思想性的悖谬。所有这些不正确的文艺观念，均因作家和评论家缺乏必要的甚至起码的理论修养所使然。
文艺评论家和文艺创作家都要努力从理论上把握和洞察当代中国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共同集合于“二为”的旗帜下，面对新时代的历史趋势，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创造活动之中。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好比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的创造性的审美活动为他们之间的协作和友谊架起血缘般的精神桥梁，为他们之间的相互塑造和彼此渗补提供了亲情般的机缘。评论家应当成为创作家的诤友、挚友和益友。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本来是伴随着历史活动和审美活动的发展相互激发、同生共进的。没有巴尔扎克、歌德、拉萨尔、易卜生、哈克奈斯的创作和作品，不会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批评思想；没有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莱蒙托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和作品，也不会产生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一批杰出的俄国民主主义的文艺思想家和文艺评论家，而他们的深切真挚的理论力量对优化作家艺术家的意识结构，塑造和激发作家艺术家的人格境界又起到十分有益的影响。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生态应当呈现出良性循环的面貌和风范。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标为必要条件的。这话对文艺创作界和文艺批评界也是同样适用的。只有沿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大目标，认真领会和落实江泽民同志在文代会和作代会上的讲话精神，我们才能切实地开创文艺评论和文艺创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