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文化)
专栏：书香一缕
翻检对联中的历史
——《近现代名人名联品鉴》的特色
陈伟光
在我国曾经传衍千余年而不衰的一种精巧的小型文体——对联，现在除了在民间习俗中以春联形式继续存在外，已经不太时兴了。然而，就是在上个世纪，乃至本世纪的前半叶，它还是我国社会名流必不可少的一种实用技艺和交际工具。读近现代文史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很有趣的名人对联，从字里行间跳出来吸住目光。比如：戊戌变法前夕，梁启超到武昌讲学期间，拜访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有意诘难梁启超，便出上联求对：“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略思片刻，从容对答：“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四水”指长江、淮河、黄河和汉水四条大河，“四时”指春夏秋冬四季，“江夏”是武昌的古代名，“三教”指儒教、佛教、道教，“三才”指天才、地才、人才，“儒人”即儒生、学者。这一问一答，切时切地切事切人，何等机巧！何等工整！一时传为佳话。这样的趣对还有很多很多。如果有人不惮烦劳，史海钩沉，把所有这些富于艺术趣味和历史内涵的名人名联汇编成书，并加精要注解评点，该是一件多么有意思而又为读者所欢迎的事啊。
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已经面世了。它就是人民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袁南生著《近现代名人名联品鉴》。这本书收录１８４０年以来３００余位名人撰写的近６００副名联。他们当中，有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艺家、教育家、实业家、社会活动家等；有革命先驱和革命领袖，也有在政治上反动的人物。有言志联、名胜联、题赠联、嘲讽联、庆贺联、哀挽联等，有析字联、嵌字联、应对联、集句联等，几乎各种类型的对联都有其代表作入书。
我们可以把它当文学书读。对联本身就是一种文学体裁，它从骈体文和格律诗中脱胎出来。书中所录对联，或典雅，或清新，或庄重，或诙谐，读者能从中领悟丰湛的艺术旨趣。
我们更应该把它当历史书读。书中对每位作者皆有小传介绍，对每副对联都有背景交待。这些连缀成书，构成近现代中国曲折前进的历史图景，从中可以窥见形形色色的名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他们的才情、品性、识见、政治倾向与人生态度。
书中影印了几十幅名人联墨手迹，也能给读者一份艺术享受，可惜少了点。
第10版(文化)
专栏：
开封有座翰园碑林
王昉
初春，穿过古色古香的河南开封宋城一条街，在龙亭湖畔远远望去，西北方向隐约可见一片宋代宫殿式建筑，烟水中透着神秘。走近一看，巍峨的牌楼式大门上，“中国翰园碑林”几个烫金大字在蓝天白云下熠熠发光。
七年前，在开封东北角一间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里，石碑夹道，叮叮当当的金石之声不绝于耳，琳琅满目的碑刻占据了小院的整个空间。“给后代留下遗产，不如给中华民族留点不动产。”李公涛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领全家，自筹资金，广收天下墨宝，建设一座碑林，以传后世。全家节衣缩食，茴茴菜、猪尾巴草代替四季时鲜。在李公涛堆满毛笔、信笺的办公桌上，一碗红薯叶面条、漂几片葱花就是他的午饭。为碑林建设，李公涛全家已倾注了所有，包括儿子办企业的赢利，共投入１７２万元！７０００多位书画家奉献墨宝近３万幅。李公涛也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和“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９日，翰园碑林终于竣工，对外开放了！
总建筑面积１万多平方米的“翰园馆”是碑林的主体工程。这是一座巨大的双层田字形碑廊，曲曲折折长达３公里的碑廊里镶嵌着３５００块中外书画家的墨宝碑刻，从殷商甲骨文、周体、秦篆汉隶到唐、宋、元、明、清及现代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珍品，宛若一部中国文字书法史。它也开创了我国民办碑林的先河。社会赞誉纷至沓来，李公涛那张被慢性病折磨得有些枯黄的脸变得神采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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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剪影
从田埂通向书斋
——记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的村庄调查
本报记者祝华新
６０多年前，“一对能说能做的小夫妻”从北平的燕京大学出发，千里南下广西瑶山深处作村寨调查。终于有一天薄暮时分，丈夫误落虎阱，妻子摸黑寻人救夫途中坠崖身亡。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丈夫获救后沉痛地写道：“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的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他就是日后的马林诺斯基奖和赫胥黎奖得主费孝通。
６０多年后，更多的年轻学者思慕前辈学人的风范，从大都市的书斋奔向绿草萋萋的乡间田埂。
融入乡土社会
社会研究强调一种对等关系，不比名流低，也不比一个农民高
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在陈吉元所长主持下，从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选出５个有代表性的村庄，与村民朝夕相处促膝谈心，研究当地乡镇企业和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当代乡土社会价值观念和人际关系的变迁。
村庄调查成败的关键是取得村民信任。在湖北汉川县段夹村，胡必亮和张元红副研究员在家庭工厂中一边帮助锤直铁丝，一边与村民聊天。在广东东莞市雁田村，张军副研究员与４位村里人一道喝光了６瓶白酒，仿佛又找到了当年在延安插队时痛饮土制酒的感觉，与村民从脾胃沟通了心灵。村里的年轻人日后来京旅游时，还要找这个爽朗的北京汉子帮忙联系住宿。每当农民说起土里刨食的艰辛时，姚梅副研究员就会讲起自己在内蒙古农场两年零三个月的兵团生活，彼此谈得十分投缘。在陕西商州市王墹村，没有公共厕所，只能在寒风中蹲茅坑，对经济学硕士李静和博士朱秋霞两位女士来说便倍加尴尬，她们不得不常常借助于夜色的掩护。王晓毅副研究员自豪地说：“这是我们所的传统了：走进村庄，我就是乡土社会中的一员。搞社会研究，我们强调一种对等关系，不比任何名流低，也不比一个农民高。”
触摸文化变迁的潜流
城镇的变化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村庄的变化虽是无声的涌动，却是不可逆转的文明演进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很多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都发生在大都市和大集镇，这些变化也辐射到小小的村庄。城镇的变化有似惊涛骇浪，但常常来得快去得也快；而村庄的变化好比深藏海底的潜流，虽然是无声的涌动，却是深刻的、不可逆转的文明演进。具体设计和组织实施这项课题的胡必亮今年才３５岁，言语中显得沉着而自信：“虽然只是５个小小的村庄，从中却发掘出了一个学术宝库啊。”
在整整半个世纪以前，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这样描述中国自古以来农村的情形：“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商品交换和大众传播媒介打破了村庄的封闭和宁静，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在广袤的土地上开始了候鸟般的迁徙，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熟悉的社会”在外来文明因子的催化下变得有些混沌和躁动。即使是藏在崇山峻岭中的王墹村，在村里说媳妇的也不断减少，到外村相亲的人越来越多；“同姓不婚”早已成了过时的皇历，妻龄大于夫龄的婚姻也屡见不鲜。另据段夹村的问卷调查，在村民平时打交道最多的人群中，生意伙伴已经与亲戚和本族人平分秋色，表明村民交往的基础正在由亲缘关系向业缘关系过渡。在浙江苍南县项东村，有２００多人从附近山区举家迁入，同时还有３０多户自理口粮到村外定居经商。在广东雁田村，有户口的常住人口不到３０００人，而外来务工人员竟高达６万人，两者之比超过１∶２０！大多数厂长在选配企业管理人员时，首先考虑的并非都是自己的亲戚，而是真正有能力的人，不管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冲破地缘和血缘的束缚，任人唯贤成为明智的选择。
社会进步往往不是单向进击、长驱直入的。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新桃与旧符交错在一起。在广东雁田村，一些穿着很体面的当地人连提笔填写一张问卷都甚感困难。经济成绩骄人的岭南，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连一些村民自己也担心“富不过三代”。项东村属于著名的温州地区，温州人外出不愿意给别人打工，而是当一个小老板自主经营、自担风险；温州城乡的自建房都是“顶天立地”式的，无论几层，皆独门独院，没有邻里往来，公寓式套房不受欢迎。这种过于强烈的个人本位意识使得温州人虽然能开商品经济风气之先，却难以形成集团效应，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在全国称雄的大企业和超级村庄。
观察“关系规则”如何“淡出”
在重视“面子”的乡土社会逐步确立契约和法律的权威，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
在段夹村，胡必亮了解到村办的钢模板厂十多年前派人采购原材料的一段曲折经历。当时，为了打听某大公司负责钢板销售的处长家住何处，村里的代表中午看见处长从办公楼里出来骑上自行车，就在后面不远不近地跟着，开始是快步走，接着是小跑，后来大步跑也跟不上了，只好作罢。傍晚下班前，他就在中午被落下的地方等候，在车水马龙中好不容易找到处长的身影。于是，处长在自行车道上骑，他就在人行道上追，没坚持多久又跟不上了，只好记住这个地方，第二天再来。如此一日追踪两次，到第七天傍晚，他终于找到了处长家里。敲开门，处长爱人问他有什么事、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从汉川来的。“汉川——”处长爱人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他马上意识到她一定与汉川有什么瓜葛，便追问她是哪里人。她说老家是汉川。他恳切地说，我们是老乡，家乡办厂有点困难，请你帮忙。她答应对丈夫说说，这个事就办成了。
无独有偶，在另外几个村的调查中，他们也听到了不少村民广结四方缘来获取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故事。胡必亮感慨地说：农民非常执著又非常聪明，善于利用传统的文化心理来抓住任何一点商业机会。在西方经济学中，一般认为资源配置有两只手在起作用：一只是“看得见的手”，即行政调控规则；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规则。胡必亮发现，在市场规则空缺或运作效率低的情况下，还有“第三只手”在起作用，他称之为“关系规则”。这种“关系规则”有时能救乡镇企业之急，但从长远来看则不利于市场体系的健康发育，对行政调控规则更有严重的腐蚀作用。如果任其泛滥，有可能导致市场规则和行政规则的双双落空，而出现资源配置的无序化状态。随着城乡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规则无疑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行政调控规则的严肃性也将得到强化。
“关系规则”还有另一种表现，即农民办厂，首先找自己的兄弟姐妹合作，然后是至亲好友。这种意向是可以理解的。在商业伦理和法律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与陌生人合作，一旦发生违约行为，追究起来成本很高，甚至追不出任何结果；而依托私人交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但是，个人感情和口头承诺若不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终归是脆弱的。在山西原平市屯瓦村，李静了解到，村里有个企业主曾经与３个好朋友合伙办起锅炉加工厂，但不到两年就因为彼此产生矛盾而散伙，朋友之情也破裂了；后来，他又与兄弟们一起办机械厂，同样不到两年再次散伙。他从坎坷中意识到，企业建立在合同和制度的基础上才会牢靠；否则，合伙人之间明里不说，暗地里每个人都患得患失。现在，他还是与一个弟弟合办锅炉厂，但两人的股份、工资、职责都划分得清清楚楚。
在历来重视人情和“面子”的乡土社会，“关系规则”如何“淡出”，现代社会契约和法律的权威如何逐步确立，实在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课题，胡必亮等人将跟踪研究。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趋势
告别８０年代某些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国情研究成了学术界新的亮点
现代化绝不意味着民族性的消融，每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有各自不同的路径和特色。早在本世纪初，中国学术界在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的同时，就注意寻找中国独特的学术视角，村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费孝通踏访过江苏吴江著名的“江村”和云南的“禄村”，此外还有李景汉的定县调查，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乡村研究。共产党人张闻天也曾在解放前夕作过陕西杨家沟调查，当时的初衷是研究制定土改政策，但调查中所涉及的家族制度等问题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年来还有中日两国的一些学者到那里作追踪调查。
当西方人相信工业化就是新兴的大都市一步步吃掉弱小的乡村的时候，中国早期社会学家则通过村庄的研究提出，中国的乡村一直有着比较发达的工业，只不过技术手段落后，因此现代工业不一定都要集中在城市，可以适当分散到农村去，使传统的乡土工业从手工变为机器。实际上他们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中国将有可能走出一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并形成了国际人类学界、社会学界的中国学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明实验之一，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天地，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源。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日益强劲的本土化趋势。莘莘学子告别８０年代某些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对土生土长的中国国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了规模宏大的“百县调查”，有了卷帙浩繁的三部民间文化集成。关于城市文化，一些中青年学者拈出一个“单位现象”，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追踪城市人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在农村，老一辈看好的村庄研究重新燃起了年轻一代的热情，并受到海外学术同行的关注。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这项课题就得到了德国两所大学的合作，资助方德国大众基金会把它视为“当代经济与文化变迁模式”大型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我们看到了２１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大显身手的希望。（附图片）
乍看上去，分不出谁是学者，谁是村民。后排左三为李静、右二为朱秋霞，前排中为胡必亮、右一为参加调查的商州市委研究室主任张永平，其余为村干部和村民。崔学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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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活中提炼的性情文字
——工会干部汪明传与他的散文集
王德春
听说汪明传的散文集《精魂》已由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著名美学家王朝闻在信中写道：“你的散文也像你的小说那样既有人物、也有情节……如果没有人物和情节，就没有动人心弦的散文。”
汪明传是云南省电力系统的工会主席。职业的特点使他不断深入基层，村民、教师、幼童、工人、老人、军人都是他取材的源泉。这些人虽没有惊心动魄的壮举，也没有振聋发聩的事迹，只是一些极为普通平凡、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但经过他的情感体验、人生感喟，都变成了灵动飞扬的性情文字。《精魂》一文通过作者在喜飘飞雪的节令，与一位经营小本生意的姑娘商品交换中心灵的碰撞，展示了改革给人们带来的思维方式的变化，以及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峡神童》把那群聪明慧黠的稚童幼女写得那么可爱可亲，其实正是作者自我内心的流露。《人生》、《“三鞭子”的遐想》、《说赌的女人》等作品，也都有浓烈的生活色彩。王明传就是这样泼洒浓墨重彩为平凡人物作传，从细微处真切挖掘公民身上的德行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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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通》光盘指点迷津
游览北京是很多中国人的心愿、外国人的乐趣。然而，北京城太大了，初来乍到会有诸多不便。地质矿产部北京计算中心所属北京长地公司研制、清华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北京通９７光盘》，可为“北京迷”们指点迷津。与其他信息光盘相比，它最突出的特点是选用１∶２．５万的北京地图作为所有信息的背景，包括市区３０００条主要街道与胡同。它储存了北京１６万个企事业单位的通讯地址与基本情况，还可以查询火车时刻表、民航时刻表、常用服务电话等。只要任意给出一个单位的名称，就可以迅速查询其法人代表、经营范围、职工人数、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唐维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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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国际形势报告面世
一个开放的中国对国际事务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关注。国内第一部年度国际形势系列学术报告近日面世。它包括七个课题，即１９９６—１９９７年国际形势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报告、美国形势报告、日本形势报告、俄罗斯形势报告、中亚形势报告、东盟形势报告和南亚形势报告。
该报告认为，冷战后大国战略关系的格局已基本定型，多极化的局面还会持续三四十年。中国经济上的成就将促使人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化发展的作用，认真思考中国的政治制度对经济持续发展的关系，理解中国渐进改革策略的意义。该报告是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组织研究出版的，各课题的首席起草人均为有关领域的知名专家。据了解，一些西方国家均以民间机构的名义定期向世界发布国际形势年度分析报告。这些报告虽不完全代表政府的观点和立场，却更真实地反映了该国主流社会对于国际形势的认识和判断。（天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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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心剑胆
——记预备役中校学者沈克尼
曹益民顾克美
在部队的礼堂里，一位清瘦的地方学者应邀给宁夏军区干部集训队４００余名将校讲军事课。他从宁夏军事地理，讲到我国周边环境，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他在讲课中熟练而准确地引用战斗条令，使台下的军官们惊讶不已。讲课结束时，台下全体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地方学者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发行部主任、副编审沈克尼，今年１月被任命为某预备役步兵团中校副团长。他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插队三年，并做过五年建筑工人。１９９５年他被兰州军区司令部聘为特邀研究员。
沈克尼从少年时代起，就立志从军报国，曾４次报名参军，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然而，他的军旅梦一直在延续。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军事学术，特别是军事地理及兵要地志理论。他的军事著述和建议内容涉及技术、战术，甚至战略。
沈克尼根据外军特种部队的训练项目，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与电视台记者、工于绘画的朋友陶京天一起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野外生存》一书，介绍在野外藏、走、吃、住和自救的知识，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由沈克尼撰写的《近百年来日本对我国兵要地志的研究》等三篇论文被我军最高指挥院校国防大学列为研究生班和武官班的教学参考资料。他两次被特邀参加全军军事地理学术研讨会并获奖。最近，沈克尼提议并作为副主编参与撰写的武警部队《军事地形学》一书出版。军官们在与沈克尼交谈时，常会觉得他是部队机关的一位高级参谋，很难与他现时的职业联系起来。
值得指出的是，沈克尼的军事著述所依据的全部是公开出版物，并一一注明出处。这也证明了他的情报意识和研究能力。有许多人奇怪，沈克尼不是军人，怎么会写出那么多水准不低的军事论文？他这样解释：其实历史上许多的军事著述，特别是军事地理著作，如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并非总兵、参将之类的武官撰写的，而是一些颇有远见的士大夫所著。文人关心国防、文人爱国自古皆然！
沈克尼白天编辑，忙出版业务，晚上便成了“军人”，完成陆军参谋学院的函授学习。甚至连穿戴也一半是老百姓，一半是军人。他上装是便衣，而下身无论春夏秋冬都是绿军裤。他本人虽面色苍白，身材瘦小，骨子里却极具军人气质。沈克尼在生活中喜欢打猎、爬山、游泳，足迹遍及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却不打牌、不跳舞、不抽烟、不喝酒，且基本素食。
沈克尼的军事论著是严谨的、枯燥的，而他本人却是个豪爽快活的人，他喜欢唱歌，特别是军歌。他唱军歌时，洋溢着一种“国家、荣誉、责任”的激情。若在昔日战场的遗址上唱，昂扬的歌声更显历史的苍凉。
沈克尼喜欢收藏军用品。仅军用望远镜一项，就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法国的单筒望远镜，缴获的日本、美国和国民党军“中正式”望远镜，以及不同时期各种倍率的德国“蔡司”，原苏联、捷克和我国自行研制的各式军用望远镜。收藏的古代兵器有西周早期的矛，战国时的戈、青铜短剑，秦代的斧，西汉时的铁剑、环首刀等。他常半开玩笑地说，这些古兵器是他上一辈子使用过的。他在西安秦兵马俑展馆指着一个披坚执锐的武士俑对朋友说：“那就是我。我和这支军队蓄势待发，已经两千年了。”
（附图片）
沈克尼在野外进行生存研究刘海峰摄
第10版(文化)
专栏：
小学教材“诗画配”
清平乐（辛弃疾）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丘玮绘图，摘自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儿童学古诗词》。该书是国家教委“九五”重点科研课题“新世纪小学语文读本”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