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贵在“慎初”
赵化南
在有关反腐败斗争的报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有些一向表现不错的干部，甚至曾经叱咤风云，潇洒英武，为革命和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后来却经不住酒绿灯红的考验，在金钱、权力、女色面前，经不起诱惑，最后堕落了，跌倒了。或锒铛入狱，或命丧黄泉，一生英名毁于一旦。这种人初干坏事时，并非气壮如牛，胆大妄为，他们也曾犹豫过、心虚过、自责过，但没有把好第一关，没有守住第一道防线，以“就干这一次”为托词原谅自己、放纵自己，于是接着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结果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终于不能自拔，最后悔之晚矣。
这使人想到了莫泊桑的小说《小酒桶》里的主人公马格洛瓦。这个孤苦伶仃、孑然一身的老妇人拥有一个田庄，镇上的汲可老板以每月向她支付２５０金法郎的代价买下了这个田庄。此后，汲可老板一直盼望着７２岁的马格洛瓦早死。想不到老妇人身体却健壮得像一棵栗树，这使他一见到她就充满仇恨。几天以后，汲可老板忽然设宴盛情款待马格洛瓦老妇人。尽管饭菜十分丰盛，且有葡萄酒和咖啡，老妇人却什么也不喝。但一当汲可老板拿出自称“十足的陈酒”白兰地时，老妇人就耐不住了，终于连饮了三盅。当她带着醉意离开的时候，汲可老板还不忘送给她一桶白兰地。第二天，汲可老板又殷勤地送去了一小桶，并且和马格洛瓦两人又痛饮了三杯。以后老妇人染上了酒瘾，经常喝得醉醺醺的，这时汲可老板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快意。不久以后，老妇人就因喝酒大醉倒在雪地里死了。小说结尾这样写道：“这个蛮婆倘若简直不喝酒，她因此真可以再活十年。”这同那些腐化变质分子何其相似乃耳！“一”是万物的起点，一切坏习气、坏事也是从“一”开始的。第一次干或不干，对人是严峻的考验。所谓“就干这一次”云云，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干上第一次，就可能干第二次、第三次，犯上第一次错误，就难免不继续再犯。马格洛瓦老妇人，如果没有第一次连饮白兰地，就不会有后来的酒醉雪地而死。
《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在初任御史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时，王没讲什么大道理，只讲了个乘轿见闻。他说昨天乘轿进城遇雨，一轿夫穿了双新鞋，从灰厂到长安街时，这个轿夫还择地而行，怕弄脏鞋。进城后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之中，便“不复顾惜”了。王说：“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听了这些话，“退而佩服公言，终身不敢忘”。后来张瀚升任明王朝的吏部尚书，建树颇多，和牢记这些话很有关系。
由此我想到在道德修养中“慎初”的重要。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学记》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说道：“禁于未发之谓豫”，“发然后禁，则（扌干）格而不胜。”说的是对一切错误行为要注重预防，把好第一关，禁止于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若等发生以后再去禁止，就会遇到抵抗而难以收效。有个外国哲人也说过：一切道德行为都伴随着内心的满足，一切错误行为都伴随着懊悔。人在初犯错误时，懊悔、自责的感情比较强烈，以后就会渐渐淡漠、泯灭。犯错误也像吸鸦片，一旦染上，想戒也难。由此可见，一个干部要想清正廉洁，永葆青春，贵在“慎初”，贵在把好第一关，守住第一道防线。
第12版(副刊)
专栏：民族采风
茶乡风情
王德宝（土家族）
滔滔沅水数百滩，其中以清浪滩最负盛名，逆清浪滩而上十公里有一山名碣滩山。碣滩山巍峨壮观，驼峰突兀，湍急的沅水在清浪滩头激起层层浪花，被江风雾化，飘然缭绕，使碣滩山终年笼罩在云雾之中。每临阳光普照显得神秘如幻。高山雾雨出好茶，驰名中外的碣滩茶便出产于此。
碣滩茶有绿茶和毛尖两种，其形、色、香、味均独特无二。锋叶油滑皎洁，身骨柔嫩匀称，银毫细密如织，冲泡后汤色黄绿清透，杯中茶叶时起时落如银鱼游翔。更有趣的是，近者因“醉”而不闻其香，远者因“渴”倒倍觉芬芳。一人品茶满屋香气，正是碣滩茶与众不同之处。
名茶出自名山，素有“湘西门户”之称的沅陵县东临洞庭湖平原，西枕武陵群山。这里山高林茂，是土家族、苗族聚居地，盛产碣滩、官庄、二酉清、齐眉锋等数十种名茶，其中碣滩茶最负盛名。解放后这里的茶业发展蒸蒸日上，不仅产量剧增，而且名茶辈出，以碣滩茶、官庄茶为代表的沅陵茶纷纷在全省和全国各种名茶评比会上夺魁拿奖。更难得的是：１９７２年，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曾向周恩来总理夸赞碣滩茶，并称之为“中日友好之茶”；１９９１年，在有１７个国家４００多个地区参加的茶叶评比中，碣滩茶力挫群芳，一举夺得国际“皇后”牌金奖。
每临万物复苏季节，在沅陵茶乡，不论是到白云深处的羊肠小径上踏春，还是在大街小巷田头地角散步，绿色的沸腾里处处飘溢着淡淡的幽香。在城镇，有茶行、茶店、茶馆、茶楼、茶市和茶集；在乡村，有茶亭、茶庄、茶园、茶山和茶驿。茶能清心提神激发灵感，喝的人多了，自然又出现了茶联、茶诗、茶谜、茶令、茶灯舞、茶歌、茶道等各种妙趣横生而内涵博大的茶文化现象。
伴随着茶的清香，你若在茶乡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垄悠游，吊脚楼里、青青竹林或螺纹般盘满山头的茶园里会突然飘出一支支婉转动人的茶歌：“正月采茶是新年，姊妹双双点茶园……”有时茶歌是解闷儿的黄鹂，有时茶歌是交心的风雨桥，更多的，茶歌却是土家、苗家阿哥阿妹划向爱河彼岸的乌篷船。你不论到哪寨哪宅串门或办事，茶乡人总会架上鼎罐把山泉烧得哗哗响，为你献上一杯热气腾腾的香茶，要是来了贵客，茶乡人还会郑重摆出茶盘阵夹道迎接。“茶七酒八”，茶乡人与客寒暄免不了谈茶和品茶，投机时还常常按献茗、受茗、闻香、观色、尝味、反盏等六道礼序切磋茶道。家人出门，总有人（昔日用竹筒，今朝用罐头瓶和老板杯）备足早已泡好的茶水连同亲密的祝愿一同放在行包里。看望亲朋好友或上司，最好的礼物自然是既轻便又贵重的茶了。
产茶时节，家家户户几乎朝朝暮暮不忘茶神，晨祭早茶神，午祭日茶神，夜祭晚茶神，其目的是“茶叶多多长，茶叶清又亮，树神多保佑，产茶千万担”，当然，这是茶乡人一年的希望。茶的幽香几乎伴随着茶乡人生命的全过程：婴儿出生了，要用茶水洗眼洗澡，说是消灾、免病，易养成人。“家有一园茶，累得子孙爬”，女子从小要学会摘茶、揉茶、唱茶歌；男子从小要学会种茶、制茶、品茶、熟稔茶道茶俗。男婚女嫁要送“三茶六礼”。“一女不受两家茶”，茶的分量远远超过茶本身。人到寿终正寝时，家人总要在他的口腔里放上一片茶叶，说是魂不迷关，体不发腐。茶乡人生不离茶，死不舍茶，茶作为特定文化已深深融进茶乡人的血脉，茶乡人的生活。难怪有人说，一部茶的历史，就是茶乡人的世代发展史。
如今，当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席卷湘西山寨时，千百个土家、苗家山寨作坊式的揉茶间消失了，喧嚣的公路边那高大整齐的茶厂挺起了茶乡人的胸膛。勤劳质朴的茶乡人一面承继着祖辈的传统，一面从省城请来茶叶专家，并借助国家重点工程五强溪库区移民和山地开发机遇，在“高峡出平湖”的沅水两岸白云青峰间扩大茶园５万亩，将丰富的茶文化糅进茶的装潢，开发出近百个精致品种，作为旅游系列拳头产品打入海内外市场。“酒香不怕巷子深。”碣滩、官庄茶已畅销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台湾地区，成为国内国际市场上争香斗俏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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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香港寻访鲁迅的踪迹
张竞
去年，我有机会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活动，目睹了一回香港。我想象海边一定多是平坦之地，不料所见多处是山，香港中文大学就建在山坡上。正式公务结束后，香港青年张君陪我寻访７０年前鲁迅在香港演讲活动的地方。几经周折才获知鲁迅演讲的地方在港岛必列士街５１号，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部所在地。我们找到这里，一座高耸的红砖建筑物展现在眼前，“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大字十分醒目。这一地区保留着许多旧建筑，环境朴素，令人遐想。
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为“崇楼杰阁”，耸峙在香港岛太平山麓，地势高，无尘嚣气味。建筑是依山坡而建，高六层，坐北向南，“朝阳初出，对海则可以观日，夕阳西坠，面山则见世界如黄金”。啊，这是最高而又美丽的地方。我们步入大楼，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主人介绍说，这座建筑已列为古物保留，这里有各种文化活动设施，可以接待客人住宿、自由参观。我们登上五、六楼住宿区，当年，鲁迅一行人曾在这里住宿过，但究竟是哪一个房间，就无可查考了。转下四楼，来到演讲堂，又称影画场，场内空旷，约有五百多个座位。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８日、１９日，鲁迅两次于夜里９时之后在这里向香港青年作《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
我站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讲堂里，思绪被带到鲁迅的著作里，仿佛听到鲁迅说：“在这样大雨的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鲁迅号召青年们抛弃封建文化糟粕，引导青年们注重社会的现实。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哪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也就是一把软刀子”。“什么八股咧，道学咧，和社会，百姓都不相干”，要抛弃这老调子，“看一看社会怎么样，世界怎么样”。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是鲁迅振兴民族的呼声！
回途漫步中，我默默地想到中国人受欺侮凌辱的时代，心情很不平静。鲁迅回广州后写了一篇《略谈香港》，叙述到香港时因脚跌伤未愈，“不能到街上去闲走，演说一了，匆匆便归，印象淡薄得很”，他以香港《循环日报》披露香港“警司”随便向中国人“抽藤条”、“搜身”等屡见不鲜的事实，称“香港总是一个畏途”。同年９月２９日之夜，鲁迅在赴上海的轮船上写了《再谈香港》，讲述他曾三次赴香港，两次是途经香港，记述他于２８日途经香港时遭到洋人和奴性同胞“查关”的无理待遇，感慨地说：“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是我们的前辈。”
我举步下山，转向太平山北面，展望对岸尖沙咀，远眺晴空下祖国内地的山峦景色，心里豁然开朗。中国人受欺凌的时代早已逝去，香港回归的日子已越来越近，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崭新的风貌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人的声音将响彻全世界。
鲁迅先生若地下有知，定会感到万分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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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刘业勇的长篇报告文学《天国沧桑》近日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金余）
△谢向明的诗集《痴情》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
△由杨在溪、傅琳、吕醉陶绘画，张卫明编写的“模范团长李国安”的画册《男人的海》，最近由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苏）
△刘增新的长篇小说《美丽人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刘）
△雪火的长篇小说《晨钟暮鼓》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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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胡乔木和中国现代文学馆
舒乙
乔木同志是我党的著名理论家、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大文人、大学者。他一生偏爱文学和艺术，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关心和帮助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者是我国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先生。他最早于１９８１年２月１４日在香港发表文章提及此事，这便是那篇《创作回忆录》之十一。过了一个月，人民日报正式刊载了这篇文章，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乔木同志是这个倡议的最早的热情支持者之一。４月１３日乔木同志曾写信给贺敬之，专门谈到这件事：
“巴金提议成立新文艺资料馆，这个意见他也跟我说过，我觉得很好，表示愿意尽力支持。听说荒煤同志也很赞助。不知有没有着落？有没有希望？”
此后，中国作协于４月２０日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讨论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
头一件大事是为文学馆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不要新房，找一处现成的旧房即可。乔木同志为这件事下了大力气，整整花了一年半的功夫，方得以解决。现在，发现了大量档案材料，是当时中央和北京市之间的来往书信文件，每一件都是最后归到乔木同志那里，由他定案。房子几经周折，开始选在西郊的潭柘寺，后来是颐和园的“藻鉴堂”，最后选定万寿寺的西院。确定万寿寺更是花费了一番功夫。当时北京市的领导贾庭三、赵鹏飞，尤其是负责文化工作的副市长白介夫都为此事出了大力。确定万寿寺为临时馆址之后，乔木同志曾写信给巴老。巴老于１９８２年５月１４日回信，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经常得到乔木同志的帮助。然而，好事多磨，占用房子的单位迟迟不肯搬走。巴老在关键时刻又为此事烧了一把火，他于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还是投到香港大公报，题目叫《再说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不明白，这么一件好事，怎么办起来就这么难，他感到困惑和不安：
“文学馆的招牌早已由８８岁老人叶圣陶同志写好，就是找不到地方挂出来……我们目前需要一所房子……可是在偌大的北京城却找不到我们需要的房子。我们要求过，我们呼吁过……有一天我收到了北京的信，说是房子已经解决，作协的人看过了同意接受，我白白高兴了两个星期，甚至一个月，后来才知道房子里的人不肯搬，我们也无法叫他们搬走，这就是说我们只好望梅止渴了，那么就等待吧。但是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巴老还说：“我们的现代文学好像是一所预备学校，把无数战士转送到革命战场，难道对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丝毫的功劳？”
巴金先生最后还说了这样的话：“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在摧残文化的十年梦魇中我们损失了多少有关现代文学的珍贵资料，那么把经历了浩劫后却给保留下来的东西搜集起来保存下去，也该是一件好事。去年在隆重纪念鲁迅先生诞生百年的时候，我曾经这么想过，先生不见得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吧。用现代文学馆来纪念先生也许更适当些。先生是我们现代文学运动的主帅，但他并不是‘光杆司令’。倘使先生今天还健在，他会为文学馆的房子呼吁，他会帮助我们把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
这几段发自肺腑的话，再一次震动了全国。
在巴老文章发表之前，乔木同志已经在７月７日写信给杨尚昆同志，请他支持，解决占房单位搬出的难题。读到巴老文章后，乔木同志又第一个闻风而动。
１０月７日乔木同志主动把这篇文章转送给北京的白介夫看。乔木在巴老文章重要的地方还画了杠杠，以示强调。
介夫副市长接到文章后，紧锣密鼓地赶在他出国访问之前，把事情协调好。他于１０月１０日写信给乔木同志，报告说：已通知市文物局，决定下星期和占房单位办理交接手续，随即和文学馆商定使用协议。
三下一齐使劲，房子终于彻底解决了。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召开成立大会，乔木同志亲临万寿寺西院，并为筹建处挂了牌子。
经过三年的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于１９８５年３月２６日正式开馆。巴老由上海来到北京，亲自主持开馆典礼。巴金非常兴奋，难能可贵地当众讲了话。这一天乔木同志又一次来到万寿寺，他在成立大会上代表党中央讲了话。他向巴金先生表示感谢，并祝愿中国现代文学馆越办越好。
在开馆典礼上，乔木同志遇到了胡风先生，他们由于众所周知的缘因多年不见，彼此已经不认识了。当乔木同志得知眼前这位行动迟缓的老人便是胡风时，他主动快步走上前去，向他热情地问好，拉着他的手真诚地表示敬意和慰问，使在场目睹这一幕的人都大为感动。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乔木同志到上海看望巴老。巴老请乔木同志回京后替他到文学馆看看，如果有什么困难就替他们解决一下。乔木同志回京后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文学馆，说他是“奉巴老之命前来帮忙的”。乔木同志仔细地巡视了全馆每一处库房和展室，并和馆负责人座谈。最后乔木同志作了归纳，他以为文学馆有两大问题，一是管理体制问题，二是馆址问题。对馆址问题，他的态度很坚决：在永久馆址没解决之前，暂在万寿寺西院不动，借万寿寺西院实属不易，近期内不要再谈搬迁的事。他答应立刻写信给北京市领导人，要求市里直接干涉一下，不要再逼文学馆立刻搬家。乔木同志说办就办，在文学馆里提笔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北京市。
关于文学馆体制管理问题，乔木同志有一个新思路。他主张文学馆由两家共管，一家是国家档案局，管文学馆的财政事业费来源，另一家是中国作家协会，管文学馆的业务归口。这样，文学馆既能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又能和作家们保持最密切的关系，比目前单独由作协一家领导有利得多。
又是说干就干，为这件事，乔木同志第二天便给国家档案局韩毓虎局长写了信，还给作协领导人王蒙同志打了电话。他们都表示同意。
当日，乔木同志秘书打电话给文学馆杨犁馆长，将乔木同志几个信件的复印件以及电话内容通知了文学馆。杨馆长立刻向巴老和作协领导作了报告，并于１０月１０日回信给乔木同志，对他的热情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乔木同志这个好思路后来在实际运作中，因为党政系统要分开的缘故并没有得到落实，非常可惜。
值得告慰乔木同志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直非常关心现代文学馆的发展。１９９３年４月江总书记应巴老的请求，同意为文学馆在北京建新馆。同年５月国家计委为这个工程立了项。目前土地和投资均已落实。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江总书记为新馆题写了馆名。１１月２５日新馆奠基式隆重举行。一个崭新的现代文学馆即将耸立在北京城区的东北方向。乔木同志的苦心没有白费。他钟爱的事业正在前进，大步大步地。
这应该就是乔木同志写给巴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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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心香一瓣
送绍棠长别离
苏叔阳
我不愿写这样的文字，真的……
那天，我足不出户，赶写一篇稿子。妻下班回家，递给我一份《北京晚报》，低声说：“绍棠走了。”
我看了报上那短短的报道，脑子里霎时一片空白。
整个晚上，我一句话也没说，枯坐在小桌前，拿起了医生和家人都不准再吸的香烟。
我赶写的稿子里刚刚写过一句“我们要说的话太多，所以我们沉默”，没想到自己马上就跌入了同样的境地……是谁在捉弄我们？
几天之前，我还在燕京出版社召开的座谈会上见到他，虽然瘦了许多，但精神还好；兴致勃勃地听别人发言，依旧幽默更兼机敏地插话，为即将付诸实践的“京味文学丛书”勾画框架。我觉得他生命之火在病残之躯里还很旺很旺，怎的就突然熄灭了？！
记得吃饭时，我还向他推荐一种药，我以为对我挺合适，他无妨试试。他只宽厚地一笑。那笑也颇粲然，明亮的眼睛里是股自信与豁达。然而，药石无效，他竟这么快这么突然地去了。
那年，他，我和韩少华兄几乎脚跟脚地患了同样的病。我渐渐地好了，他和少华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我佩服他的坚强，拖着偏瘫的身子更加勤奋地笔耕。那年夏天我去看他，见他赤着背，在溽热的小屋中挥汗如雨地写作，他那涨出字格的大字，每一笔都膨胀着他工作的欲望。他是将幽幽燃着的生命之火，用心脏的鼓风机吹旺，加倍照亮他热爱的事业。这是种超负荷的运转，是活力的透支。也许，正是这超常的工作酿成他的遽然离去，然而他不计生死、努力劳作，无论如何是种浓烈的悲壮。当我面对死神的邀请时，我真的想到了他。想到应当像他一样不退缩，不颓丧，活一天便敲响一声生命的鼓或钟。他的病比我多，其中有两样是相同的，但我的才智与能力远不如他，对写作的狂热和对事业的执著更不如他。他被评为写作战线上的劳动模范是当之不愧的。
他热爱他的故乡，这是真挚的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他下定决心一辈子写他的父老乡亲，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运河畔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和那土地上的花和花一样的人民。他不遗余力地提倡“乡土文学”，身体力行，又激扬文字，慷慨壮烈地宣扬他的主张，扫荡颓唐，具有种舍生取义的气概。
他为人直爽，口与笔同样毫无遮拦，无论是赞是弹，都动摇不了他的信念。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有点“赤膊上阵”的味道，但一想到一个时时同病甚至同死相较量的人，不顾一切地冲锋向前，便不免产生敬意。任你说出千万条臧否的意见，都不能损害他是条响当当的汉子的形象。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由粗壮转为瘦弱又突然迈向空冥的绍棠，无论如何是个惊叹号：“神童”也好，老“右”也罢，什么时候他都不服输，永远举着心里的旗，奋力冲锋。他的这种精气神永不会消散。他不把玩自己的哀伤，不沉吟一己的坎坷，而是超越自己的命运，将目光和真诚的心捧给他热爱钟情的乡土和人民，这种气概让我敬佩。
他留下了一摞劳绩，后人将会评说。但我以为他的精神正是今天所需要的。他的作品或许更具粗犷的韵味，但比那些强迫读者为一己小小的不如意而流泪的作品，要有价值得多。在一个最需要团结奋斗、面对机遇与挑战的悲壮时代，我们竟浮泛四起，飘曳似地为各种轻薄的风所吹动，绍棠的作品与作风，实在应当为我们所肯定。
然而，他太不顾自己了，太劳累了。一位半师半友的同行感喟说：“他给自己上的弦太满，他是累死的。”诚哉斯言，然而，倘不如此，何来这一个刘绍棠？！
文坛上的安定与团结，是全国安定局面的一部分。在绍棠突然离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都怀念他的工作态度，钟情祖国、爱憎分明与热烈追索坦荡陈言的精神，我们将会获得一种补偿，补偿因为少了当今文坛一大斗士而产生的缺憾。当然，我这愚（马矣）者，人微言轻，只能表达我对绍棠品格的由衷的崇敬。
死者长逝，后者只有用笔与心来纪念他。但我以为，当代文学史上，会为绍棠写上也应当写足一章的。他的名字，会比他的生命更久长，更久长。
这一段时日，天公无情，夺去了几多活泼泼的智者与哲人的青春，荒煤师、曹禺师……接着又是绍棠。写这样的文字，真让人悲从心起。
真的，我真不愿写这样的文字……
１９９７．３．１６深夜
第12版(副刊)
专栏：
图腾千年（根雕）刘勇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文学副刊
梅（中国画）
萧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