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中国话剧走过九十年
霍大寿
中国话剧９０年所经历的路，是一条辉煌的路。她以紧贴群众，反映时代的脉搏，赢得了千百万观众，终于使自己能与历史悠久的、灿烂的中国戏曲艺术花开两朵，自成一枝，共同在中国剧坛上各领风骚。
话剧本属于西方的舞台艺术形式，在中国能够生根、开花、结果，是源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一些不满封建旧制度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的要求。当时一些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叔同、欧阳予倩、王钟声等人学习西方的戏剧形式，倡导新剧运动，宣扬反封建意识，适应了辛亥革命的需要。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运动也为之一蹶不振。但以“五四”运动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又把衰落的新剧推动了起来。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出现了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下的左翼戏剧运动，成立了以田汉为首的左翼戏剧家联盟。田汉的《乱钟》、《扬子江的风暴》，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的出现，把在新剧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话剧运动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时的中国话剧，不但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现实生活，写出了人民的困苦、挣扎与呐喊，而且在艺术上也日臻完美，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和个性。
话剧运动的活跃触动了一些通晓理论的戏剧工作者的思考，田汉、张庚、马彦祥、葛一虹等开始通过理论评价，鼓励当时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并力图剖释中国话剧运动的本质与方向。
当然，中国话剧艺术家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本质和方向的根本性认识，是在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当时，许多戏剧艺术家如李伯钊、张庚、欧阳山尊等亲自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毛泽东同志的这次讲话，为中国文艺运动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后，不论在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一批批贴近现实斗争而又生机勃勃的创作和演出不断涌现，如《把眼光放远些》、《丽人行》、《升官图》、《战斗里成长》等都焕发着人民戏剧的灿烂光辉。这些戏，为全国的解放、新中国的诞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话剧艺术的全面开花结果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不但在政治上、艺术上而且在物质上给予话剧事业以巨大的关怀和支持。一座座现代化的剧场相继建成，一大批杰出的新老话剧艺术家把中国话剧运动推向了新的高峰，出现了话剧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时代。《龙须沟》、《蔡文姬》、《茶馆》、《骆驼祥子》、《槐树庄》、《马兰花》、《万水千山》、《降龙伏虎》、《共产主义的凯歌》、《红色风暴》、《第二个春天》、《胆剑篇》、《霓虹灯下的哨兵》等话剧精品的涌现，使中国话剧这枝艺术奇葩不但盛开于祖国大地，而且跻身于世界艺术之林。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使话剧艺术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话剧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异军突起的上海工人作家创作的《于无声处》，以强大的思想艺术力量震撼着复苏的剧坛。接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如阳光雨露，滋润着广大话剧艺术家枯竭的心田，话剧舞台重现了新的繁荣。《丹心谱》、《大风歌》、《报童》、《陈毅出山》、《刘胡兰》、《红白喜事》、《王昭君》、《报春花》等纷纷问世，给予“浩劫”之后的如饥似渴的观众以极大的满足。
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时，一向敏感于时代脉搏的话剧艺术家自然无法抑制胸中的艺术激情。在一大批艺术精品如《天下第一楼》、《天边有一簇圣火》、《狗儿爷涅槃》、《李大钊》、《阮玲玉》、《甘巴拉》、《湘江湘江》、《商鞅》等出现的同时，形形色色的探索与试验在话剧界此起彼伏。人们并不完全甘心死守传统的“三一律”和“第四堵墙”的局限，而极力放眼四方，试图寻求更多、更新、更深、更广的话剧艺术天地。于是，各种不同艺术风格、流派的话剧如雨后春笋。她们以特异的构思，敏锐洒脱的思想，灵动自由的形式与风格走向文化市场，放胆与各种艺术门类和姊妹艺术竞争、较量，不时显示出独有的优势，争取了大量的观众。其中不少作品，如《留守女士》、《热线电话》、《同船过渡》等还获得了国家大奖。这些别出心裁的大胆尝试，显然将为中国话剧的发展历史写下新的一章。（附图片）
九集纪实儿童电视剧《同在蓝天下》问世。该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浙江南部贫困山区“希望工程”的故事。剧中塑造了受助生畲族小姑娘蓝好丽、献身教育事业的代课教师雷在春、为“希望工程”整天奔波的杜灵等一系列感人形象。这部电视剧是由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浙江省委联合摄制的。编剧徐海滨，导演秦绂生。
第7版(舞台与屏幕)
专栏：
千古苍烟黄河水
赵国政
山西舞蹈家擅以黄河做文章，前有《黄河儿女情》在舞坛大红大紫；继有《黄河一方土》再领风骚；而今他们继往开来的势头不减，又将一部舞蹈诗剧《黄河水长流》奉献于世。
的确，恰如恒河之对于印度，尼罗河之对于埃及，幼发拉底河之对于巴比伦一样，华夏文明的缘起与发展，农业文化的萌生与成熟，炎黄子孙的繁衍与健旺，国民性格的形成与完美，无不出自黄河的惠赐与哺育，其母亲河的地位永远高悬在我们心上。也许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山西舞蹈家才再度推出了这部皇皇大作《黄河水长流》，以期用黄河博大的生命内涵和文化内涵，陶冶我们，激励我们——剧中不计篇幅、不吝笔墨、不遗余力地刻画三位母亲的形象，其寓意也在这里。
然而，千古黄河尽管为神州大地浇灌出足称灿烂、足资炫耀于世的古老文明，但我们的社会毕竟经历了太长太久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它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数不尽的血泪和苦难，可也磨砺出、锻打出黄河子孙刚毅不屈、坦然以对的坚强性格。《黄河水长流》通过篇章体结构——上、中、下三篇，运用大写意手法，围绕三代母亲的不同婚姻、不同身世，反映了我们的人民是怎样身负历史的沉重、艰难而却义无反顾地向前迈步。
上篇“老磨盘——奶奶的故事”让我们看见，奶奶遵循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祖训出嫁后，从红颜少女到两鬓飞霜，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围着磨台转，围着儿女转，围着地垄沟坡转。她的每个笑靥都透着难言的无奈与艰辛，可她的面颊，甚至浑身的筋络都未失去过达观、坦荡、慈祥和爽朗怡人的微笑。她的崇高就在于以坚忍克服艰辛，用汗水，用乳汁，用自己的母体为黄土地抚育着新的生命和生机。中篇“冰河开——娘的故事”则是另一种女人，另一种景致。这位母亲是个逃婚者，为求自由，她与心上人落难荒野而不觉凄苦，当心上人远漂黄河时她长伴青灯“天天想”，也不肯向世俗低头，在沉沉黑夜中投射出一道求索自由的曙光。而下篇“好好活——女儿的故事”，显然是千古苍烟黄河水终于流入了今天的故事。这位女性的婚嫁，既未像奶奶那样抬出花轿就被定位在磨盘上，也不像娘那样虽有骨气却只能遁世而居，她是在黄河之滨大嗓门的唱歌、大嗓门的欢笑、大嗓门的猜拳行令声中，举行的真正的大喜大庆的婚嫁。作为女人她也同祖辈一样哼着摇篮曲，摇着新生命，但也与男人们平等地挥舞着大时代的锹镐，开辟着崭新的生存空间与生命空间。这篇的命题为“好好活”，既蕴藉着对祖辈生活的珍惜，也显示出只有成为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才可能活得好的自信与豪爽。
历史的沉郁与舞蹈的多姿，内容的凝重与手法的活泼，人物命运的悲壮感与乡村喜剧式的风趣感，有机地、互为表里、并行不悖地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并产生出品味不尽的艺术美感，让人在忍俊不禁中咀嚼着亦苦亦甜亦辛亦辣的人生三味。譬如蒙着大花盖头的奶奶，被一屁股撂在坚硬冰冷的石磨上，这石磨实际是她人生命运的定位，然而却是“粗心”的村夫们“不经意”的行为所致；奶奶自己也不认为落座在石磨上有什么不好，反而觉得这石磨是个多么可心、多么应手、多么招人喜欢的劳动工具。其行为与内涵的强烈反差，是让人喜耶，悲耶？为祭河求子，奶奶坐着独轮车由爷爷推着一颠一颤、一弯一拐、一跌一撞、一仰一合地一路小跑，这可能是奶奶一生中最高荣誉，最大享受，最满目生辉的人生景象了，此情此景是幸，还是非幸？母亲与幼子不堪重负地拉着古老的木犁，生活的沉重与忘情的天伦之乐及劳动快感，是让人共享其乐还是共尝其苦？这一切都像一击击重锤击撞着观众的心扉。还有那黄河汉子们嘬着老土碗有声有响有滋有味地喝粥舞蹈；猜拳行令咕咚咕咚痛饮老酒的舞蹈；逃婚者在风雪嘶叫中举行露天婚礼的舞蹈；摇篮曲中融融母爱的舞蹈……一张张生灵情态画，一幅幅黄河万里图，真诚，坦荡，生动，自然，泥土味重，民习味醇。
我想，黄河的文章是永远做不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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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带来活力
刘文金
编者按：１９９６年，文化部直属艺术院团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成果显著。本报今日起陆续选登一部分院团体制改革的经验、做法以及他们在１９９７年如何进一步解放艺术生产力、发展艺术生产的设想，以期为广大艺术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文艺体制改革在中直院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中国歌剧舞剧院在这场改革中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文化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剧院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积极稳妥地开展各项工作。首先，对剧院原有６５０多名（含离退休部分）在册人员，按政策进行了划离、分流或重新聘任的工作。而最终应聘上岗的３００名演职人员，成为我院重新组建的歌剧团、舞剧团、管弦乐团、民族乐团、舞台美术工作部以及其他各管理职能部门的基础骨干力量。新型的人事管理制度和新型的艺术生产关系，正在把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僵化、淤滞状态转变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运行机制。
剧院同演职人员的签约聘任关系，体现了改革后所形成的新型的艺术生产关系。因而，逐步完善并实施规范化的行政管理和艺术生产管理方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诸多规章制度中，新制定的《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出管理条例》，很快将剧院各种类型的演出活动都纳入了有章可循的管理轨道。这些措施也调动了各部门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使我院在繁复的改革过程中，去年还超额完成了近百场的演出任务。其中包括专门为青少年教育而复排的大型歌剧《白毛女》，舞剧系列《悲鸣三部曲》，为交响乐普及而举办的夏季广场系列音乐会以及《祖国永远是春天》等多台专题性的歌舞晚会。各种演出活动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增强了剧院的凝聚力，从而扭转了剧院多年来艺术活动沉寂的局面。我院青年作曲家关峡作曲、青年歌唱家万山红演唱的《公仆赞》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青年歌唱家韩延文在歌剧《白毛女》中因成功地担任主角“喜儿”而获得了“梅花奖”；青年编导夏广兴创作、青年演员山（羽中）主演的舞蹈诗《兰花花》也受到普遍的好评。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给剧院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剧院面临着如何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如何将改革带来的活力变成持久的动力，如何主动发挥剧院的优势，在繁荣艺术创作和表演活动中“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等一系列课题。
今年，剧院的工作将在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制度建设和基本设施建设等四个方面展开。
剧院的思想建设，包括政治思想和艺术思想两个方面。只有正确的思想才能产生正确的行为。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是剧院思想建设的指针，也是文艺工作者加强职业道德的核心内容。
剧院的业务建设，主要表现在繁荣艺术创作和艺术表演活动的计划方面。我们将努力创造条件，对歌剧、舞剧两大品种的创作和排演坚持不懈地抓好；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剧院多品种的艺术优势，进一步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求，力争将更多的艺术实践活动同广阔的文化市场接轨，创造更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者为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
（附图片）
诗体舞蹈《悲鸣三部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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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巩固成果深化改革
陈佐湟朱信人
随着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深入展开，我们中国交响乐团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
在领导体制上，将过去党委领导下的团长负责制，改为艺术总监负责制，创建符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符合艺术自身规律、能够参与国内和国际艺术竞争的事业法人制度。乐团主要负责人既是艺术总监又是法人代表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领导体制，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在管理体制上，取消了处、科等机关设置，改为总经理领导下的经理部经营管理体制，使艺术生产和经营相结合，彻底与机关模式脱钩。
在用人制度上，改变了过去一直由乐团统包统管演职员的做法，废除了终身制，实行了聘任合同制，畅通了进出乐团的渠道，真正做到了能进能出、能上能下。在演出机制上，实行了国际通用的“音乐季”演出制度，使乐团的艺术生产有系统、按计划地进行，并能稳定有序地进入演出市场。
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放艺术生产力，促进艺术生产的发展。从去年９月６日到今年３月８日这半年时间里，我们正式公演５４场，加上首演前的５场集训汇报音乐会和两场内部汇报音乐会，共演出了６１场。其中在北京演出４６场，在外地巡回演出１５场，包括去重庆举行“宣传三峡工程特别演出音乐会”；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进行与上海市民共度国庆佳节的演出以及为宝钢工人的演出；赴石家庄慰问刚刚战胜洪涝灾害的河北人民，并向受灾群众捐赠御寒的棉衣棉被。我们还与世界上最大的唱片集团宝丽金合作，录制了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张激光唱片，并向全世界发行。
总体来看，我们的演出，社会效益是明显的，经济效益也比过去好得多。当然，交响乐作为一种事业，古今中外从来都是不可能盈利、赚钱的。从事这项事业的艺术家，也不可能只为丰厚的待遇和物质享受而来。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种事业。这是艺术家需要毕生奉献的事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事业，是一种严肃而高雅的事业。
２月１９日，李铁映同志在文化部直属艺术表演团体负责人座谈会上指出：“中直院团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路子是对的，措施是得力的，成绩是显著的。今后的任务，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对此，我们既感到亲切振奋，又感到责任重大。我们向全团提出：一定要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和江泽民同志在文代会、作代会上讲话的精神，在１９９８年５月底之前的两个音乐季内，全面提高队伍的思想、政治、业务素质，真正达到职业化要求。
首先要加强对演员，特别是业务骨干、尖子人才的思想、政治教育。现在，我们已经在不同范围内，三次开展“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职业乐队演奏员”的座谈、讨论；我们还要根据党的“积极、慎重”的发展工作方针，扎实地做好党建工作，将那些已经具备共产党员条件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其次，根据“高标准、严要求、宁缺勿滥”的原则，我们最近在部分弦乐和铜管声部中，进行了小范围的第二期聘任上岗的考核工作。虽然招聘的名额不多，我们也没有刊登招聘启事、张贴招聘海报，但考生除来自包括部队在内的北京地区一些文艺团体、音乐院校以外，还有来自四川、陕西、福建、江苏、河北以及上海、天津等省市的。一些留学芬兰、美国、德国、新加坡的海外学子，或回来应考，或表示要回国报效的强烈愿望，使我们深受鼓舞，深感欣慰。
我们正在做着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机遇与挑战同在，希望与困难并存。跨部门、跨地区人才“动而不流”的情况一直在困扰着我们，经费的严重不足也时时制约着我们。但是我们有信心把中国交响乐团建设成为中国最好的、让海内外的华人都能为之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优秀乐团。
（作者分别为中国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中国交响乐团总经理）（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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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拓辉煌明天
张业生
实践表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艺体制的变革实在是适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艺术生产力发展现状的必由之路。
１９９６年初，文化部党组决定，在中直院团实行布局结构调整和用人制度改革，将原中央歌舞团和原中国轻音乐团组建成中国歌舞团，引起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更引起全团人员的震动——几十年的铁饭碗要砸掉了。
一年来，在部党组领导下，团领导和全体职工一道，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完成和超额完成了部里规定的各项指标：创作了两台音乐会（民族音乐与轻音乐）和三套歌舞晚会节目，超过部里“每两年不少于一台”的创作责任目标；完成经费创收３４０多万元，比１９９５年度增长６４．６％，自给率达６１％，超过部里规定（４０％），历年来第一次做到了收支平衡；演出场次达３０３场，超过部规定（１００场）的３００％；全团职工自聘任以来，人均月收入由４８２元递增到８８０元；党、团建设有新貌，精神文明建设见实效；新创建的“东莞艺术实验基地”与企业合作成功，初步建立了较稳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开拓了国际市场，全团有８１人次出访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以及香港、澳门，进行文化交流，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改革解放了艺术生产力，调动了创、演人员的热情。一年来，我们新编舞蹈４０多个，创作唱曲６０多首，器乐曲近４０首。有１４名歌手和乐手参加全国性艺术大赛，９人获奖。新创作的大型歌舞《大红灯笼亮起来》荣获全国１９９６年度“文华奖”。
“东莞艺术实验基地”的建立不仅丰富了创作，培育了人才，也大大活跃了文化市场。去年，我们用新创、新编、复排的歌、舞、乐节目，在东莞演出了１９７场，深受当地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我们也锻炼了一批新演员。
１９９７年，我们将遵照国务院和部党组的要求，坚定不移地继续维护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把改革推向深化，并完善已经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全面建立综合配套工程，运用新机制，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艺术生产，创作优秀作品，发挥“精品战略”作用。大力巩固和发展“东莞艺术实验基地”，积极探讨、扩大与社会企业合作的途径。
改革不能忘记光荣传统。我们将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创精品，出人才，尽量减少国家负担，全力发展民族艺术，坚持“二为”方向，开拓国际市场，讲究两个效益，积极创造条件，努力把中国歌舞团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表演团体。
（附图片）
舞蹈《高原踏春》剧照
（作者为中国歌舞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