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集
栽树不易，护树更难。武汉市沿河大道“四种四毁”的小树，向人们呼吁——
请爱护生命之绿
本报记者罗盘
货车戛然停下，路边两棵手腕粗的树被撞倒在车厢之下……在靠近著名小商品市场汉正街的武汉市沿河大道两公里的路段，３００多棵新植的意杨，１／３被占道停靠的车辆撞倒；丛丛冬青被连根拔起，八成以上的意杨已经摇摇晃晃，嫩枝嫩叶全部脱落，生机渺茫。面对一片狼藉，园林局的干部职工痛心不已！
据介绍，这已是发生在这条路上的第四次毁林事件了。１９９５年，园林部门在这里种树１９６棵，当年全部被毁；１９９６年，又在这里种树１４７棵，当年毁损过半；１９９７年１月，在这里补种１３４棵，１／３被毁；１９９７年２月，园林部门在这里抢种３００棵手腕粗的意杨，其中８０多棵又遭厄运！
武汉本是一个热爱绿色的城市。今年大年初一，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开始挖树坑，未到３月１２日植树节，种树任务已告完成。３月初乍暖还寒，市委书记钱运录、市长王守海冒着蒙蒙春雨，踏着泥泞，和职工一起挥锹刨坑种树。不久前，市政府还明令实施“还绿于民工程”，连市政府的围墙也拆除了，让大墙内的绿色尽收市民眼底。
当越来越多的绿色装点武汉时，令人扼腕痛惜的事也时有发生。沿河大道上的意杨蒙难，就颇有代表性。
——横七竖八占道而停的车辆，正是毁树祸首。一些司机无视生命之绿，树就成了轮下“怨魂”。记者目睹一辆小货车在停靠时撞倒了两棵小树，便问这位西服革履的司机是否注意到了那两棵小树，司机匆忙丢下一句：“撞的又不是人，有吗了不起？”
——人行道成为批发商品乃至生活的阵地，一些人觉得人行道边的树碍手碍脚，一伸手便折断一丛，拔起一棵。武汉工业品贸易中心对面，有人搭起窝棚生火做饭，手腕粗的意杨被用作棚架，几十束被连根拔起的冬青晒在地上准备当柴烧。
硚口区园林局副局长刘国利痛心地说，栽这些树苗不容易啊！这条路下面是三合土、沥青、碎石等，栽树要深挖１．２米才可以成活。区园林局的干部职工从大年三十开始，昼夜加班，用大锤砸，用铁镐凿，硬是挖出了３００多个深坑，光是挖出来的渣土，就堆成了一条２０００多米的长堤。随后，他们又运渣土出城，运树苗进坑，不算人力，光直接投入就达８万多元。连日来，市园林局的干部职工惊闻林带第四次被毁，又准备为这条沿河大道抢栽树苗了——因为季节不等人。
（附图片）
沿河大道仅存的意杨。 罗盘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采访随想
实干还需多思
鲍洪俊
春节前采访一位领导干部，时间不长的访谈，竟被接连不断的来人、电话打断。他满怀歉意地说：大事小事哪一个环节操心不到，就要出岔子，都快累塌了。事后，他身边的一位同志悄悄告诉我：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事必躬亲，过于务实了。他的累，很大程度上是不善于务虚造成的。
这番话颇值得回味。现实中这样陷于冗繁事务，忙得顾此失彼的领导干部还有不少，其求实务实，勤政为民的工作态度确实令人感动。但需要提醒的是，在务实求实的同时，还得学会务虚。说白一点，当领导的工作再忙，实事再多，也要给自己留点思考学习的时间和空间。像这位领导同志整天被具体事务缠住手脚，又怎么能知人善任，从容镇定地谋划大事？
古人云：善弈者谋势。谋宏观轻重得失之势，是下好棋的前提。同样，注意洞察世情民情，分清可能与现实，把握工作大局，抓住主要矛盾，这些工作中务虚的环节，也是办实事办好事的前提。小至一家一单位，大至一县一省，工作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矛盾千千万，需要兴办的实事万万千，解难从哪里起步，务实从何处着手，没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周密的谋划统筹，很可能解难不得要领，实事办出怨气。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新情况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若不具备相当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知识积累，就很难审时度势，因地制宜，采取正确的工作对策。这些基本的素质要求，除了求诸脱产学习、培训等途径，最重要的，还有赖于领导同志结合工作实际，挤出刚性的时间学习思考总结，一句话，有赖于务虚的功夫和质量。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排忧解难为人民
——济南民政开展十项服务纪实
本报记者贾建舟刘磊
２３岁的残疾姑娘周芳，一直希望能够自食其力。年前，她所在的济南市文化东路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干部得知这一情况，前后跑了２０多趟，协调城建、交通、卫生、残联等部门，帮助她开起了小饭店。周芳感激地说：“这一切都多亏了民政干部啊！”
这样的赞誉，以及群众自发送来的锦旗、表扬信，使往日默默无闻的民政系统，在济南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而这都源于去年８月开始的为民解难十项服务。
解千家万户之难
去年８月６日，《济南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登出市民政局为民解难十项服务的内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优待抚恤，退伍安置，婚姻，殡葬，收养登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无对象”（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收养，“三无对象”精神病人收养治疗。
在十项服务推出的当天，市民政局社会处就接到５０多个电话和４名来访者。优抚处、安置办的来访者更是陡增。当时正值退伍安置高峰，十几平方米的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最多的一天接待了１５０多人。看起来很平常的十项服务，何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济南市民政局局长褚玉颜一语道破：“十项服务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为民解难。”
家住天桥区的薛文华老大娘多年独身一人。６年前，她回老家兖州收养了一名聋哑弃婴，可一直没有办上户口。民政局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派人专程到兖州办理了收养手续，并为这位名叫薛兖的聋哑儿童上了户口。他们还主动与济南市聋哑学校联系，给小薛兖办理了入学手续，使薛大娘了却了一桩心事。
在农村，为民解难十项服务也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了。平阴县３４５个行政村，村村都有一个“记录本”，为每个保障对象做的实事，都记得清清楚楚。南石峡村村民赵敦柱从外地返乡不久，家里十分困难，妻子要跟他离婚。村里知道了，马上帮助他盖房子，并资助他３５００元钱，扶持他干起了个体涂料生产。现在，赵敦柱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做群众的贴心人
去年夏天，黄河发大水，济阳县黄河滩区的６个乡镇被淹。民政干部发现农民没有柴烧，便立即报告县委、县政府，为灾民买了３６０吨煤。接着又挨家挨户把煤送到５６００户灾民家中，解了灾民的燃眉之急。灾民激动地喊：“共产党好！共产党万岁！”
在民政系统有一种说法：民政工作的主要对象一类是最可爱的人，包括烈军属、伤残军人等优抚对象；另一类是最困难的人，包括鳏寡孤独、残疾人、困难户和灾民。十项服务的实施使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及时地得到了帮助。
作为最基层的民政组织，遍布城区的居委会是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但以前许多居民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总是习惯找单位，找领导，而不是找居委会。开展十项服务后，济南市各居委会都结合社区服务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历城区健康路居委会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婚姻介绍所、劳务介绍、病床陪护等机构，为辖区内的７００多户居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解决了许多过去需要单位解决的困难。
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历城区华山镇的一位姓亓的抗美援朝失踪军人的遗属，以前每月仅有１５元的失踪军人定补费。她在报纸上看到民政局开展十项服务，就给济南市民政局打来电话，询问她到底该享受什么待遇，优抚处的同志查阅有关文件后，认为她应该享受烈属待遇。要在往常，事情到这儿也就结束了，但这次优抚处没有就事论事，而是举一反三，主动调查，发现还有许多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仅历城区就有４０多人，于是一并给予了解决。
现在，群众纷纷反映，到民政局办事方便多了。民政系统的窗口单位都把方便于民放在了第一位。市区的婚姻登记处由过去每周３天办理登记增加到５天，并在节假日预约登记。各殡仪馆均延长了工作时间，有的还实行了２４小时昼夜服务。
民政部门是政府职能部门，也是行政执法部门，仅这十项服务就涉及１５个法规、２５个政策文件。过去，这些法规政策都是由部门内部掌握和操作，群众并不是很清楚。而济南民政十项服务的实施，把有关的法规政策、服务程序、监督措施都一一公布于众，使群众掌握了依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动权。
十项服务的开展促进了民政部门职能的转变，作为政府机关，过去更多的重于管理，而为民解难十项服务更突出“服务”二字。把管理寓于热情服务之中，将服务置于严格管理之下，形成了一个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的新机制。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在获悉济南民政开展十项服务后称赞这是民政部门职能转变的一个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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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风一缕
“流动书屋”
李九红
近日来，济南火车站候车大厅出现了难得的宁静。千余个座位座无虚席，旅客们悠闲地看着从车站“流动书屋”借来的书刊，好像置身于整洁、安静的图书馆。
候车大厅有一辆乳白色的手推车，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新出版的《读者》、《十月》、《法庭内外》、《质量纵横》等几十种内容健康、格调高雅的书刊。一位服务员推着车微笑着把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书刊送到候车旅客手边。
北京旅客胡新请服务员拿了一本《这一代》。他说，没想到济南站还有这样的服务项目。烟台旅客张学柱说得更为实在：“以往候车时总是买一本杂志打发时间，看完也就丢掉了。流动书屋不仅为我们节约了费用，而且创造了一个文明候车的环境。”
这个“流动书屋”最初是由车站“青年文明号”班组自发建立起来的。客运值班员潘兰平看到旅客候车时大多无事可干，有的旅客为了打发时间，就买一些格调不高的书刊来读。由此，小潘萌发了办一个“流动书屋”的想法，得到同事们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从家里拿来书刊，“流动书屋”很快与旅客见面了。
车站领导对“流动书屋”这一新生事物非常赞赏。他们认为“流动书屋”是传播精神文明的窗口，应该大力支持。车站专门筹措资金，购买了大量书刊，使“流动书屋”更为充实。
济南火车站已连续十年荣获山东省“文明单位”称号，小小书屋又为这里增添了一处新的文明景观。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而交通拥堵又是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有１２５０万人口的北京，在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同时，交通拥堵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大家都在关心如何——
让京城“血脉”畅通
张洁
北京的公共汽车运行时速目前约为１０公里，在没有红绿灯的二环、三环也才３０来公里。遇上早晚高峰，二环、三环也会出现堵车现象。
眼下，北京人出门办事，把路上堵车的时间计算在内已成习惯。因为堵车，不少人上班迟到被批评、扣奖金，赶火车、坐飞机、赴约会因堵车误点也屡见不鲜。一些有人情味的单位甚至立了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周允许职工迟到两次。
目前，北京市经常堵车的路口从３年前的２７个增加到５５个；公共汽车平均运行速度从１０年前的１８公里／小时至２０公里／小时下降到９公里／小时至１３公里／小时。一份调查报告表明，１９９０年以来，北京客货车辆行驶速度分别下降１５．８％和１１．５％，照此推算，相当于日平均减少１０００多个车次，少运送乘客２０多万人次。
交通拥挤不仅降低了运输效率，同时也加重了城市大气和噪音污染，造成能源和资源的巨大浪费。
承担城市公共交通运输主要任务的北京市公交总公司，不仅因堵车行车速度减慢而招致市民不满，而且运输成本也在不断增大。堵车造成基层车队车次减少、公里计划和票款指标难以完成，直接影响了职工收入。公交公司为了维持原有客运能力，势必要扩大车队，增加司售人员，运输成本每年以３０％的速度递增。加重市政府负担不说，多投入的车辆无形中又加重了路堵。
公交车出行不便，导致自行车与社会客运车辆激增，有限的道路交通面积被大量低效率的交通工具占用，反过来加剧了交通状况的恶化，形成恶性循环。
有限增加的道路和快速增加的车辆是北京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如不采取措施，再过５年至１０年，城区交通矛盾将更趋尖锐。
“高速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交通问题”。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副局长段里仁介绍说，北京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是车和路的矛盾，即道路增长慢而车辆增长快。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５年，北京城市道路从２７１８公里增加到２８５８公里，年增长率是１％，而车辆的年增长率却是２５％，其中私人汽车年增长率达到３０％。目前，北京市机动车总量已突破１１０万辆。去年初，为缓解交通拥堵，北京市曾实行单双号限制，但减少的７％的车流量在半年内即被新增加的６．１万辆机动车抵消。段里仁预测，照此下去，再过５年至１０年，北京的城市交通矛盾会更趋尖锐。
“潮水般涌过的自行车流”一度被我们引为骄傲。但进入９０年代，这股潮水渐渐变成“洪水”，成为与机动车抢道、加剧交通拥堵的又一重要原因。北京拥有自行车８４０万辆，如果全部上路，专家测算它的占路面积相当于２００万辆机动车，这对于本来就很紧张的车与路的矛盾，无疑是火上浇油。
有人呼吁政府对自行车加以限制，而专家们则认为，关键是要搞好公共汽车站和地铁站的自行车停放场所建设。段里仁说，公共交通再发达，也不可能开进胡同，开到家门口，而自行车正好是一个补充。
西四交通岗民警刘然对记者说，有的交通拥堵是违章或交通事故造成的，并且骑自行车的人越线、逆行、乱拐乱放，也会造成机动车行驶缓慢以至发生交通拥堵。最使公共电汽车司机头疼的，是出租车和小公共为“抢活儿”而随意、危险的急停猛拐。
去年８月，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在堵塞严重的１６个路口，进行“停车线前移，增加新车道，增加左转信号灯和引导线”等系列改革，使路口机动车排队长度减少３０％至４０％，路口通行能力增加了１５％至２０％，成效喜人。兼任北京交通工程科研所所长的段里仁十分感慨地说，传统的交通管理观念和模式，使我们的管理滞后。而现代化的国际都市却需要现代化的交通观念和管理手段。
借鉴国外经验，针对我国国情，建立地铁、公共电汽车、出租车组成的立体交叉网络，以适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交通专家们认为，一个城市最理想的公共交通结构，应该是以地铁为骨干，以公共电汽车、出租车为辅助形式的立体交叉网络。
目前全世界共有地铁５０００公里，９５％集中在发达国家，其中西方七国占７５％。始建于１９６５年的北京地铁，目前总长４２公里，每天运送１５０万人次，占北京公交客运总量的１２％，而国外交通发达的城市地铁的客运量占４０％以上。
１９９２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市地铁建设发展规划，这个有１２条线路、３００公里长的地铁网络如果实现，北京人出门将变得极为方便。但是，按每公里造价５亿元计，待建的２６０公里地铁将需要１３００个亿，相当于三峡工程的总投资。
１９８７年，北京开始修建复兴门至八王坟共１１．２公里长的复八线地铁，原定１９９７年完工，随着基建成本不断增加，当初２４个亿的造价现已涨到６０个亿。工程一度停工待料，等米下锅。北京市政府贷款２０个亿，自筹２０个亿，保证复八线在１９９７年国庆前投入使用，以解长安街地面交通之急。
地铁的高造价限制了地铁的发展，一些专家把目光转向地面公共交通。
“公交优先”的提法起源于法国，二次大战后，迫于汽车工业财团的压力，法国政府采取鼓励私人交通发展的政策，到７０年代初，巴黎市区大街小巷被小汽车填满，城市交通陷入瘫痪。
为拯救城市交通危机，从７０年代开始，法国政府被迫实施“公交优先”政策，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加大公交补贴，并对小汽车的发展实行限制，还在市中心开辟公共汽车专用道，保障公共汽车的优先通行权。经过多年努力，巴黎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
此后，“公交优先”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途径。一份对欧共体１２个国家的调查表明，８０％的市民拥护公交优先政策，就连拥有私人小汽车的人也有４０％支持公交优先，认为它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合理。
１９９５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城市交通研讨会上，建设部副部长李振东说：“中国政府在发展城市交通方面一项重要政策是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以此来缓解城市的交通紧张状况。在政府公布的产业政策中，也把城市公共交通列为重点扶持的产业。”
据悉，北京市“公交优先”的措施有望在今年出台，长安街将辟出首条公共汽车专用道。在市中心对机动车限制，是摆在市政府面前的又一紧迫课题。无论是“优先”还是“限制”，目的都是一个：改善北京的城市交通。这是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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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与百姓交朋友
——湖北竹溪县委书记明邦庆一席谈
杜若原黎明
明邦庆，现年５４岁，中专毕业，高级农艺师。历任县委组织部长、副书记，１９９３年起任县委书记。
“公仆”爱百姓与百姓爱“公仆”，看起来简单，实质上反映着“公仆”为人民服务的质量与效益。多年来的工作实践使我体会到，要让老百姓爱自己，“公仆”办事情就必须把人民群众答应不答应、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近几年，我们对县委干部搞了个约法“五章”：要求每个领导干部每年至少抽４个月时间深入村组，与老百姓坐到一条凳子上调查研究，至少写出一篇改进工作的调查报告；每个脱产干部至少结两门“穷亲”，扶持他们脱贫；县里几项大工程都由各级一、二把手带队，到生产一线，同群众一同奋斗；各级各部门每年都要办几件群众欢迎的实事好事，解决群众想办而无力办的问题；做群众的知心朋友，与群众打交道做到实干在前，享乐在后，有苦不叫苦，吃苦不喊苦。
这五条刚开始推行时，一些干部难以适应，阻力也不小。但我和县委一班人身体力行，全力以赴抓落实，既加深了干群感情，又推动了工作。这几年竹溪兴建的石庙子水利枢纽，国道改线等十多项重大工程，由于群众大力支持、积极参与，每个工程都得以提前竣工。
竹溪是个穷山区，老百姓很朴素，因此，他们评价干部的标准也很简单：就看你是否真心实意维护群众利益。去年７月８日，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疯狂地洗劫竹溪，５小时降雨１６０毫米至１８０毫米。我和所有科级以上的干部深入一线，排除险情，指挥抢险。几十天连续拼搏，我悟出一个道理：在关键时刻，群众盯着干部；如果我们能够舍弃个人利益，老百姓就会给你打百分。
干部作风是影响“公仆”与群众间感情加深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县委一班人尤其注重抓干部的作风建设，每年确定一到两个实实在在的中心议题在全县讨论，每年组织两三个大的回合抓作风整顿。同时，认真处理了二十多名跑官要官、弄虚作假、为政不廉、群众意见大的干部。用一个热心为群众办事的干部，就能赢得一方民心。一个干部的取舍关乎民心向背，万万不可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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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公仆谈心录
面向市民抓文明
——河北石家庄市市长沈志峰一席谈
李建兴王秋旺
沈志峰，１９４０年生，大学文化程度。１９８３年８月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１９９１年４月出任石家庄市市长至今。
高楼大厦等物质基础好比城市的“骨”和“筋”，而和谐向上的文明氛围则是一个城市的“气”和“神”。近年来，我们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坚持不懈地抓精神文明建设。
每逢节假日和重要纪念日，我们都组织开展民间花会、灯展、节日文艺演出和游园等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针对“双休日”后职工假日延长的情况，实施了以“彩色周末工程”为主体的文化娱乐活动，并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市民文明公约》、《市民道德规范》。这一切，活跃了广大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净化了社会风气。
精神文明建设要贴近群众，得到群众的支持，必须解决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挥党和政府的凝聚效应。从１９９１年起，我们连续６年每年都确定几件与人民群众生活关系密切的实事，集中财力、物力办好，逐步缓解了人民群众乘车、用气、吃水、入学、住房等一系列热点难点问题，造福于民，取信于民。还设立了市长公开电话，２４小时昼夜值班，及时解决群众的一些急、难、险问题。从而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和集中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我们始终把城市环境的治理和城市形象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先后实施了“一通两化”（道路畅通，环境净化，市容美化）工程和“碧水、蓝天、绿地”（水转清，天变蓝，地披绿）计划，从１９９６年起全面实施“形象建设工程”。集中精力整治重要街道和８个进出市主要路口，强化城市夜景建设和文化建设，清除街头不良文化。通过努力塑造石家庄的新形象，我市被全国爱卫会评为卫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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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村党课教员——孙天德
65岁的孙天德志愿做了22年的乡村党课教员。
中学毕业后，孙天德留在家乡山西省永济市郭日乡孙常村从事共青团工作。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孙天德就志愿做了乡、村两级党组织的党课教员。党课内容从党章、党史、时事政治、国际国内形势、科技教育、经济新知识，到本地的好人好事。现在，他写下的字迹工整的党课讲义，已订了100多个小本子，总字数超过100万。
本报记者 刘伟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