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一位研究《孙子兵法》的外国人
朱富贤曹慧清
古今中外，研究《孙子兵法》者，不乏其人。但是，直到１９９６年以前，却没有一个学者对《孙子兵法》“九地篇”（阐述九种作战地形的用兵原则）中的第七段“四五”两字作出恰当的论述和考证。这第七段是这样的：“是故，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行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我国古代军事家曹操把“四五”解释为“九（地）”或者“四变、五利”的作战原则。而现代一些中外学者则认为，“四五”是一虚数，可能是当时惯用的说法，云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出乎意料的是，对于这一千古之谜，却是一个欧洲人得出了比较合理的、易为众人所接受的考证结论。这位学者就是现年５７岁的波兰著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克里斯托夫·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
一位外国人为什么会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感兴趣，并成了研究《孙子兵法》的专家？去年圣诞节前，我们走访了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
他居住在华沙南部的乌尔塞诺夫。一跨进门槛，我们就被书包围了。在一间约１８平方米的客厅兼工作室里，有１２个顶天书架，上面放满了各种书籍。他的中文藏书极为丰富，其中有甲骨文、金文编、先秦诸子，汉书、旧唐书、太平御览。单是中国兵书集成就达４６册，还有康熙字典、上古汉语、通假字典、同源字典等。卧室里除了一张放电脑的写字台外，床前床后全是书，“这是一个袖珍图书馆。”我们赞叹地说。他用汉语回答道：“书不是摆设，是人类真正的财富和知识宝库。”
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他不仅懂英语、俄语、意大利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父母的熏陶下，他从小酷爱读书，９岁时就萌发了对东亚文明的兴趣。１９６０年，他在华沙大学就读时，选修了汉语。１９６４—１９６６年，他在中国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和古汉语。在此期间，他已经注意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思维和行为上的差异，并开始研究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为了写毕业论文，他在中国学生和波兰学生中作了关于心理学方面的抽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十分重视行为的因果性，而波兰同学则较差一些。由此，他对中国的行为学颇感兴趣，开始悉心研究《孙子兵法》。他感到，以前的欧洲人看待中国文明偏重于“文”，而忽视了“武”。这是不全面的。因为，远在宋朝，中国已经有了文武经。《古史辨》是他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入了解的启蒙书。１９６６年回国后，他在波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中国和亚洲文化的研究。
３０年中，他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兵书中，仔细查考。有时为了确切地弄懂几个字、词的含义，找到其出处，往往要花上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关于《孙子兵法》中的“四五”二字，他终于在我国银雀山发掘的竹简“善者”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善者四路必彻，五动必工”，“使敌四路必穷，五动必忧”。原来“四五”讲的是用兵原则，即四路（进、退、左、右）、五动（进、退、左、右和默然而处）。另外，他还通过对竹简的研究，对孙子“用间”篇中的“师比”几个字作出了更符合历史沿革的论述和考证。
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参加了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和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他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孙武——中国行为学、斗争哲学和科学的创始人。”和“孙武的思想和中国军事传统”，受到了国际上《孙子兵法》学术界普遍的重视和称道，认为他提出的观点有新意，经得起推敲。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指出，孙武对斗争的分析方法十分抽象，可用于涉及利害冲突的各种社会行为，因而，他是“行为学的先驱”。他强调，西方行为学家虽然掌握了现代知识，但得出的结论却和孙武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结论相似，这充分说明孙武的著作可称为行为学的基础。他所阐述的行为原则在当代还有生命力，这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贸易上，都很实用。他的一些主要的观点和理论被编入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孙子兵法辞典》中。他在世界孙子学的研究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他说，要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和思想方法有一总体的了解，就不仅需要懂得孔夫子的“正道”，也要懂得孙武的“诡道”。这句话，已被１９９１年版的“中国兵书名著”出版说明所引用。
加夫利科夫斯基教授在浩如烟海、艰涩难懂的中国古籍中，已经刻苦钻研了３０余年。他还准备翻译中国的《道德经》。他目前是波兰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的教授，波兰亚洲和太平洋研究协会会长兼亚太委员会主席。为了寻觅东方文明之精华，探索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他还在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书窗
三百年的屈辱与抗争
——读《南非华人史实》
温宪
三个月来，我怀着一腔激愤读完了眼前这部难得的史书。
这是一部花了九年心血酿就的第一本详述南非华人历史的书。作者叶慧芬是第三代南非华人，她毕业于罗兹大学，曾从事新闻业。她的合作伙伴梁瑞来女士也是华裔南非人，现供职于金山大学图书馆。当８０年代中期南非华人社团决定资助华人史实编纂计划时，叶慧芬和梁瑞来没有想到这一工作竟将花去她们生命中近十年光阴。“我曾怀疑自己能否完成这本书”，叶慧芬说，但南非华人的众望始终鞭策着她韧性地走完这一充满感情激荡的寻根历程。本书成书前曾与南非本地出版社联系出版，但均遭拒绝。最后，在香港大学出版社全力支持下得以出版。
南非曾是一个赤裸裸地以肤色决定贵贱的国家，华人在南非社会中一直是人数最少，也为人知之最少的种族社团之一。这些华人的祖辈为何万里迢迢来到非洲大陆最南端？他们在南非３００多年血腥的种族冲突中处境如何？世代华人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与发展？１９９６年１１月底，当这本名为《肤色、困惑与承认——南非华人史实》的新书面世后，人们对南非华人的诸多好奇与疑问才得到较为满意的回答。
本书作者告诉人们，自１６５８年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将数千名所谓的囚犯作为奴隶，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送往南非，其中就有华人；自１８世纪末，英国殖民当局陆续向南非引进廉价的华人契约劳工；鸦片战争后凋敝的民生和异国发现“金山”的诱惑，引得一批广东人自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陆续漂洋过海来到南非；１９０４年５月至１９０７年初，共计６３６９５名华工陆续被运到南非，在约翰内斯堡周围金矿从事奴隶性的劳动，其中绝大多数人于１９１０年２月前合同满后便被遣回中国；本世纪７０年代以后，来自台湾、香港和祖国大陆的华人又一次较大规模地涌入南非，形成了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华人社团。
３００多年来，这个肤色既不够白、也不够黑，人数也不够多的华人社团在南非受尽了歧视与压迫。早在１８９１年，奥兰治自由邦就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华人在那里定居，任何途经那里的华人必须事先获得特许，特许的华人在其境内停留不得超过７２小时。这一法律只是在近１００年后的１９８６年才被取消。１９０４年，开普地区英国殖民当局颁布了共有３６款的《排除华人法令》，华人从事贸易、居留与旅行必须申请特许证件。这种被华人斥为“狗证”的证件上，必须有指印和被全身脱光后查验痣记的登记。在南非金矿中做苦力的华工受尽屈辱，每２０名华工中便有一人命丧南非。残忍的南非狱吏甚至将被处死的华工头上那根辫子作为奖赏物。随着五花八门的种族隔离法律的实施，华人婴儿被赶出托儿所，遭车祸的华人被踢出医院，与白人通婚的华人遭到逮捕，一些招待会将应邀的华人拒之门外，进入决赛的华人学生被迫退出各种赛场……
在形形色色的屈辱面前，南非华人进行过种种抗争。面对英国殖民者关于“华人喜吸鸦片”的鼓噪，胡焕南等人曾于１８９０年在南非报章上驳斥，“如果说吸鸦片是邪恶的，那么卖鸦片的你们要邪恶上千倍”。１９０７年，印度“圣雄”甘地开始组织反抗南非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斗争，梁佐钧带领华人参加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不少华人因此被捕入狱。因不明真相而误循苛律的周贵和在得知自己的所为“不特一己羞辱且辱及国家”时，不惜以自裁明志，在约翰内斯堡博拉姆方丹，至今还矗立着一座高高的“周烈士墓”。当在南非为数寥寥的日本人被奉以“荣誉白人”地位时，备感屈辱的华人社团再次奋起，要求改变对华人的一切歧视措施。较之世界其它各地的华人，南非华人经历过格外的辛酸。
一部南非华人史也是一部自强不息的奋斗史。他们在去国万里的异乡，以勤奋、节俭、和气等特质先求谋生，后思发展。第一代华人开办的店铺总是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的后代中不少人走出店铺进入大学。备受歧视的遭遇，迫使华人学生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尽管几代南非华人不时陷入归属感的困惑，但中国文化传统仍在濡染着这些炎黄子孙，祖国的命运无时不与他们紧密相连。八年抗战间，南非华人中的爱国激情就曾有过火山般的爆发。还是在本世纪初时，南非华人就做过一副对联，以抒发感怀：“寄旅南非痛吊政残且思禁逐情形悲弱国；唯盼东土睡狮心醒还念拓充势力压全球”。掩卷细思，这些远在天涯海角的华人３００年的酸楚，不就是再次昭示了国弱民受欺、国强民所愿这一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吗？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报童“好运来”
尹树广
逢年过节，中国人见面总会拱手道声“恭喜发财”，“祝你好运”。春节前夕，我去杜尚别采访，恰巧遇到一位名叫“给你带来好运”的塔吉克小男孩。与他接触只有短短１０分钟，但我却渴望将所有祝福都奉献给他，让这些祝福像阳光照耀着他，包围着他，温暖着他。
那是个礼拜天的早上，我正在鲁达基大街闲逛，迎面走来的一位小男孩引起我的注意。他右手挽着一只装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胸前的四五份报纸一字儿摊开，所有的报头都朝外。走近我时，男孩悄声细语问道：“先生，买份报纸吗？”
小男孩脸蛋白净，眼睛大而有神，黑色的滑雪帽上缝缀着一朵小红花，他脚下那双海蓝色胶皮雨鞋更使他显得像个文静的小姑娘。不巧，我刚在报亭买过报纸，犹豫之间，我瞥见小男孩乞求的眼神，刚要吐口的“不”字，马上又咽回肚里。于是，我又买了两份报纸。
小报童名叫鲍赫捷尔，塔语意为“给你带来好运”。“好运来”今年１０岁，在家排行老二。他一家六口，父亲远在莫斯科一家菜市场当搬运工。母亲不上班，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妹妹。当“好运来”讲到刚降生人世的两个小妹妹时，眼里仿佛顷刻荡漾起朝霞一般明媚灿烂的光彩。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苏联解体后，塔吉克斯坦便陷入内战之中，老百姓的日子一下子苦起来。几年前，“好运来”便与哥哥一道，开始一边上学，一边卖报赚钱贴补家用。
暮冬的杜尚别湿润、阴冷。与我讲话时，“好运来”的目光不时扫过路上稀少的行人，他胸前的报纸一直保持着一字儿摊开的样子，托报的小手冻得通红。我问他：“一天能挣多少钱。”他回答：“赶好了，一天最多能挣２００塔卢布（１美元约合４００塔吉克卢布）。够全家买馕的钱了。”
“如果卖不掉，不就赔了吗？”听到这个问题，小家伙将头扭向不远处的报亭，脸上露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每天早晨，我们把要卖的报纸从报亭拿来，记上份数。晚上，再把卖不掉的退回去。要知道，如果我自己掏钱买报卖，不破产才怪呢！”当“破产”一词从他的口中说出，我的心不禁一颤：一个１０岁的孩子竟学会使用这个可怕的字眼！
破产，是前苏联地区最常用的一个词汇。它早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已广泛用于企业、社会、家庭和伦理道德等各方面。我常想，“好运来”应该像其他幸福的儿童一样，尽情享受阳光的抚爱。然而他却不论刮风下雨，都踯躅街头，向人们兜售报纸。不幸的是，在人均工资仅４美元的塔吉克斯坦，读报也被不少人视为奢侈。
此刻，我远离杜尚别，坐在温暖而舒适的房间里，在稿纸上一遍又一遍写下“好运来”几个字，我的眼前晃动着这个普通塔吉克男孩冻红的小手。突然，我为自己占去他宝贵的１０分钟而感到愧悔，或许，他本可以多卖出几份报纸呢。鲍赫捷尔，“好运来”——愿这个吉祥的名字带给你幸福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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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夜宿阿苏山下
张国成
从日本最大的活火山阿苏山下来，已是掌灯时分。
阿苏山麓是日本典型的农村地区。从山腰俯瞰，灯火密集处自然是一座座小镇；农村则灯火稀疏，宛若一颗颗明珠散落在黑色的天鹅绒上。我们急忙赶路，去寻找当晚下榻的民宿“山里小店”。
所谓“民宿”就是老百姓家开的家庭旅店。在日本，民宿星罗棋布，旅游热点地区更是比比皆是。民宿弥补了大饭店的不足，也给开店的居民带来些收入。它因收费低廉，吸引了大量游人前来投宿。对外国人来说，想领略日本风情，民宿肯定要比大饭店好得多。
我们预约的“山里小店”位于一之宫町产山村。由于地图过简，且天已大黑，所以当我们找到一之宫町后，就再也不敢瞎闯了。打过电话，店里派车来接。一之宫町的灯火渐渐远去，四周一片漆黑。同伴开玩笑说，这可别是个黑店。车进了山坳，三转两折，停在了山林环抱的一所民居前。这是一座典型的日式房屋，一丛矮竹下，摆放着古香古色的石灯笼。门口雪亮的水银灯箱上，“山里”两个汉字格外醒目，四周静悄悄的。不知从哪家飘出的“演歌”声，旋律显得格外哀婉凄凉。
日本人称这种店的女老板为“女将”，但出门迎接我们的却是一老妪。经自我介绍，她姓阿部。她边点头哈腰，边反复说着“欢迎，辛苦了”。我们道过谢，走进了她家的客厅。不算宽敞的客厅一如日本的普通家庭，一座神龛表现了老人的精神寄托。倒是墙上并排悬挂的镜框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有营业执照，有历年得到的经营奖状，最有价值的大约是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当熊本县知事时签发的那张。
稍事休息，阿部招呼我们去吃晚饭。大家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阿部跪在一旁给客人们盛饭，一边介绍桌上的琳琅满目的菜肴。“那生鱼片是附近河里的鲜鱼；各色菜蔬都是自家地里种的，新鲜得很；就连作为饭后水果的柿子也是刚从院里树上摘的。看到你们来，我真高兴。就请多吃点。”听着她温和的话语，看着她满是皱纹的脸，油然生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盛完饭，阿部并不走，依旧跪在那里笑眯眯地看我们吃，并不时为我们添饭。阿部听我们说着她听不懂的话，好奇地问，你们是哪国人？我们告诉她，是中国人，从北京来。老人“啊”了一声，那神态仿佛是感到既遥远，又亲近。她兴冲冲地拿来了旅客留念簿。厚厚的一册，除几名韩国客人外，都是来自日本全国各地的游客。入乡随俗。我们在留念簿上写下“中国北京市”后，依次写下了各自的姓名。老人接过簿子，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的店也有中国人住过了。”
也可能是平日太孤独的缘故，阿部很爱说话。老人高寿７８。世居熊本，务农为生。老伴已过世，七个儿子都在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工作。她故土难离，过不惯大城市的生活，一生勤劳，不愿被儿子们赡养，于是，独自经营起这个“山里小店”。看得出，阿部是位倔强的老太太。她在小店里，里里外外一把手。客房她收拾，客饭她来做，帐目她经营，闲时，还要干些地里活。长年劳作使她的脊背微驼。在东京，我们看惯了手牵爱犬，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从阿部身上，我们则看到了另一类日本妇女形象。
“唉，如今的年轻人都不愿住在农村”，阿部继续和我们闲聊。“眼下在村里干农活的都是老弱妇孺。就说产山村吧，人越走越少，空房越来越多。幸亏守着座阿苏山，来游玩的人终年不断，于是，人们就用空房办起了民宿。产山村有半数家庭开旅馆。”早就听说，日本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深受影响，老人的话又印证了这个情况。
夜深了。小山村中万籁俱寂，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躺在“榻榻米”上，我却难以入睡。我想，战后，日本实行“农地改革”，农民得到了土地，曾吸引了城市失业人口返乡务农。如今，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农民又大量流向城市。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大都市的繁华，似乎使这种流向成为合理现象。但日本农产品进口量逐年大幅度递增，又使有识者惊呼，要保护日本农业，保卫日本的“食品安全线”。一位经济学家称，农业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难题。看来，在这方面日本同样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清晨，老人为我们做饭的响声吵醒了我。推窗望去，只见太阳已跃出阿苏山顶。阳光洒在炊烟袅袅的小山村，红柿、金桔、五彩斑斓的山林构成了一幅山村深秋图。告别时，老人送我们到门外。我们以中国剪纸“仕女图”相赠，老人爱不释手。汽车已开出好远，回头望去，老人还在向我们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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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五洲茶亭
澳洲文艺界的困惑
李学江
最近澳洲文坛出了两桩奇闻。先是一位获过奖的名叫伯勒普的男性土著艺术家（此前未露过面），突然现身——表明自己原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种老女人，名叫杜拉克。上周四，另一位荣获了１９９５年土著妇女处女作文学奖的作者，也站出来说自己是个名叫卡门的白种男人，现年４７岁。前些年也出现过类似事件，这颇令澳大利亚文坛尴尬和困惑：为什么他们要冒充土著人，他们的心态怎么了？
有些文学家出于各种考虑，不愿暴露身份，化名或冒名出书，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不足为怪，有的甚至还传为佳话。但澳洲这两例却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因为无论是从动机还是效果来看，他们的行为都不无可非议之处。据说，杜拉克的更性改名是同其女儿有关。她的画原本入不了高级画廊，但女儿说，如果是土著人的画，那就不同了。而卡门的自辩词是：如果不冒充土著人，他的书就不会为出版商所接受了。由此看来，两人似乎是对文艺界和出版界的偏见进行捉弄和表示不平。不过人们首先看到的事实是，两人都急于跨入文艺界的大雅之堂。但选择的途径都不大正当，给人以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之嫌。
出版界和文艺界当然也有反省之处，一如卡门所指摘的那样。在他们的眼中，作者的身份往往比书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然而具体到这两件事，文艺出版界是可以原谅的。由于诸多原因，土著人和少数民族的文化相对落后，为促进其提高，政府和主流社会采取了倾斜政策，而他们两人却去钻空子，侵夺了本该奖励给土著艺术家的资金。这虽不算违法，却应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
卡门的那部《我的甜蜜的时光》一书，言明是一个土著女孩的自传，讲述她在白澳政策下，从小被强行从亲生父母身边拉走，送给白人夫妇抚养长大的经历。因此在读者看来，它不是小说，而是真人真事的实录。但现在读者得知，这是出于一个白人的虚构。这就违反了传记要真实的原则，愚弄了读者，亵渎了读者对土著人苦难遭遇所抱的同情。因此，这自然要引起读者的愤怒。
土著人对此又怎么看呢？金伯利土著法律与文化中心的代主席说，按土著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侵夺他人的作品和身份。但杜拉克女士没有尊重我们的法律，这是一种文化殖民行为。土著作家基尼比则明确指出：“我们的遗产和文化被非法剥夺了。”很多土著人和白人都认为，两个人的冒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不客气地指出，白人过去夺取了他们的土地甚至他们的生命，现在又来窃取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来了。当然，他们并不是反对白人表现土著的生活和艺术，他们所反对的只是白人将自己的作品冒充为土著人的创作，去招摇撞骗，从中渔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和文化掠夺。
还有评论指出，以冒充土著人为时髦，这是西方社会一种病态心理和精神空虚的表现。很多人对盎格鲁—撒克逊主流文化失去兴趣，产生厌倦，希图到土著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中猎奇，无疑是产生这一冒名现象的温床。由此看来，虽然这两起假冒事件受到大张挞伐，但谁也不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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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莱茵河上洛列莱
吴绮敏
源远流长的莱茵河，在德国大地上划过，映照着德意志民族的文明。
大轿车沿莱茵河岸逆流而上，穿行于莱茵峡谷之中，令人赏心悦目。隔窗而望，那满目青翠的山峰，静静流淌的河水，葡萄园中的农舍，山峦之上的古堡，让人的情绪一下子纳入欧洲文化的特殊氛围之中。忽然间，从小跟妈妈学唱的那首《洛列莱》浮响于耳际，歌中的故事幻现在眼前：在山顶上有一位姑娘，没有谁比她漂亮。她梳着那金黄的头发，珍珠也闪耀光芒。她一面在那里梳妆，一面在那里歌唱。那歌声是这样迷人，谁听了都会神往。那歌声中有一种力量，打动了小船水手。他忘记了狰狞的岩石，一心只望着山头。谁知道滚滚的波涛，把小船深深埋葬。…………
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的这首叙事抒情诗，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莱茵河上的民间传说。伴着德国音乐家西尔歇美妙的配曲，这个传说曾经漂洋过海，传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
眼前的景物变化无定，我的目光徒劳地搜索着，不知何处是歌中故事的背景。我探问同行的德国老师，本以为在海涅的众多传世之作中，这首诗不算十分突出，一般人也不一定知道。谁知老师很高兴地告诉我，《洛列莱》在德国可谓家喻户晓，每个小孩子都会讲这个故事，都会唱这首歌。突然间，他欲言又止。原来他是要提醒我们，一会儿就要经过这个故事的发生地了。我喜出望外。
果然，车行数里之后，对岸一座山峰映入眼帘。在山麓的岸堤上，赫然写着“洛列莱”的字样。车停了，为的是让我们这群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远方客人领略洛列莱的风采。山峰不像我心目中的那么高，水流也不似我心目中的那么急；会唱歌的洛列莱不再有，被打动的水手更不会复生。但由于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眼前的景物似乎也有了歌中的情趣。
据说在遥远的过去，这片水域暗礁比比皆是，常有行船事故发生，因而出现了许多关于洛列莱作怪的传说。这时，一艘大船从我眼前缓缓驶过，显然，今天的航道已相当顺畅，人们的恐惧早已烟消云散。但是，这里蕴藏着传说故事的神秘，海涅的英名也已化在这片风光之中。
饱览胜景之后，来自泰国和越南的两个女孩子要留影。她们在镜头前散下长发，说是要再现洛列莱的风姿。那位巴巴多斯的黑人姑娘，也要体会一下扮作洛列莱的感受。
我们满足地回到车上，话题从洛列莱谈到莱茵河在德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世界上几乎每一条著名的大河都孕育过一种文明。在莱茵河流域，海涅认识了站在峭壁上的洛列莱，格林兄弟找到了七岭山中的白雪公主，伟大的音乐天才贝多芬也诞生在此。洛列莱山峰渐渐隐去，莱茵河依然伴着我们前行。静静的长河翻动着历史之页，让我们抚今追昔，去品味海涅、格林兄弟、贝多芬从美丽的莱茵河获得的灵感。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