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要治厂先治党
——关于“穷庙富方丈”现象的剖析与思考
本报记者张严
编者按：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有企业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犯罪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在部分亏损企业中，一方面企业效益低下，资不抵债，濒临倒闭，工人工资发不出，生活无着落；另一方面，少数企业领导利用手中的职权，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奢侈享乐，花天酒地，买豪华别墅，购高级轿车，等等。人们称这种现象为“穷庙富方丈”现象。尽管这种现象只发生在极少数企业，但它的影响极坏，严重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解决这类问题，惩治这种腐败现象刻不容缓！
现象：沉甸甸的数据
这是一组沉甸甸的、令人警醒的数据。沈阳市城市调查队曾对１００名厂长作过调查，结果发现有７０％的厂长上任后都给自己买了宽敞的住房，８２％的厂长配有高档轿车。
有关部门曾对广州、海口、福州、武汉、南京、西安等城市４００多家高档娱乐场所消费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６０％是来自企业的公款消费。古城西安曾经爆出一条新闻：陕西盛唐皇宫文化娱乐有限公司推出全新的一项旅游项目——“请您当皇帝”。全套１５项内容历时８小时，价格为５０００元。“首任皇帝”以竞价方式拍卖，西安市某亏损企业的经理不惜重金，竟以６８８８８元的报价力挫群雄，当选为“开国皇帝”。
陕西省咸阳市近３年查处的３２件大案要案中，涉及企业“一把手”的案件占６０．２％。１９９４年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１０月，重庆市立案查处的发生在国有、集体企业中的各类经济罪案５７４件，占经济案件立案总数的５２．２％，其中，厂长经理犯罪的有２５１人，占企业经济案犯人数的３４．７％。
江苏省无锡市去年共查处“穷庙富方丈”案件５２件５６人，其中厂长经理４１人，占７３％。该省江阴市去年８月组成２９支“联合部队”，深入３３家非正常亏损企业“剖亏”，集中火力向“穷庙富方丈”发起了总攻。两个月时间，就从“穷庙”里逮捕了３３名“富方丈”，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８６０万元。
原广东省天龙集团公司因经营不善严重亏损，而总经理谢鹤亭在任职期间却先后３１次贪污公款，折合人民币１５００万元，挪用公款１０２３万港元，成为广东省查处的个人犯罪数额最大的一宗贪污案。
原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擅自把企业公款转移到境外，在菲律宾注册了一个年收入１０００万美元的私人发电厂，使一个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陷入难以发展的困境。
原湖南电视机厂厂长、党委书记张绪泉，在任职期间毫无顾忌地大肆侵吞公款，贪污、受贿金额达４０多万元，使湖南电视机厂由原来的利税大户陷入严重亏损、举步维艰的境地。
原安徽省淮南蓄电池总厂是一个盈利企业，厂长刘玉振不择手段，大肆贪污，侵吞公款４４万元，把一个前景看好的企业蛀成“空壳”，亏损６３７万元。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９日，３００多愤怒的职工把刘玉振团团围住，逼他交出“本田”轿车钥匙，并集体签名要求罢免其厂长的职务。
剖析：党的领导削弱
“穷庙富方丈”现象，似一记重锤敲击在人们心上。那么，“方丈”们又是在怎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下“富”起来的呢？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峻思索。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从主观上讲，是“方丈”们在拜金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不注重思想改造，唯利是图。对每个党员干部来说，无论何时，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自觉地学好法、守好规。原武汉长江动力公司总经理于志安和原湖南电视机厂党委书记、厂长张绪泉曾被认为是“工作表现和品行都不错的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也采取过一些积极有效的防范保护措施。但随着职务的升迁和受腐朽思想的影响，他们逐步放松思想改造，个人欲望恶性膨胀，大肆侵吞国家、集体资财，晚节不守，行将退休之际毁了自己。事实再一次告诫我们，党员干部包括企业领导干部，不论职务高低，年龄大小，如果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放弃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会经不起考验，走上违法违纪的道路，以致身败名裂。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从客观上讲，与企业上级主管部门领导在对待企业发展与廉政建设相互关系的认识上走入了误区有重要关系。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的领导干部认为经济效益是硬指标，抓党的建设、抓廉政建设、抓精神文明建设是软指标，因而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现象。还有少数干部认为企业里反腐败会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束缚厂长经理的手脚，吓跑外地客户，从而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对企业经营者只讲松绑放权，不讲纪律约束，甚至出现“经济要上，纪律要让”的错误观念，把企业发展和纪律约束视为两个相互对立的东西，并认为搞“回扣”、请客送礼、大吃大喝是业务的需要。对那些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企业，政策是网开一面。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行动上的茫然和失误，企业成了反腐败的“避风港”。
“穷庙富方丈”现象的造成，还有一条极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削弱了党的领导和党委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的作用。一些亏损企业的重大决策很不规范，厂长不向党委报告工作，长期不召开职代会。被３００多名职工“轰”下台的原安徽淮南蓄电池厂厂长刘玉振，身为预备党员尚未转正，却凌驾于厂党委之上。一次，厂党委按照上级要求物色了一位厂党委副书记人选，刘知道后坚决反对，局领导出面做工作也无济于事。更为荒唐的是，１９９６年３月，刘玉振竟在厂长办公会上擅自决定提拔一位“心腹”为分厂党总支书记。在财务开支方面，刘玉振一手遮天，大搞一言堂，他不经过任何会议讨论，就在会上宣布自己月工资１２００元，副职８００元—１０００元，党委书记７００元，普通工人仅２００元。厂中层干部的工资也由他信口敲定，张三３００、李四４００，随心所欲。由于厂领导和工人工资悬殊过大，一些群众提意见说，蓄电池总厂“活是工人干，钱是干部拿”。疯狂的刘玉振闻知这一反映，竟当着全厂职工的面破口大骂：“我要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就把他踩在脚下，将他骨髓抽出来。”为此，群众背下都称他是“文盲、法盲加流氓”的厂长。
对策：要治厂先治党
剖析“穷庙富方丈”现象产生的原因，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条结论：要治厂，先治党！
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党对企业领导的措施。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进一步强调，国有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三句话”互为依存，缺一不可。
为了保证党组织在亏损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必须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必须坚持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的决策。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重要职责和基本途径。其目的在于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企业正确贯彻执行，支持和帮助厂长（经理）、董事会实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避免和减少失误。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重大问题，主要是：经营方针、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方案；财务预决算、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和奖惩；企业的重要改革方案和重要管理制度的制定、修改；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厂长（经理）、董事会在对重大问题决策前，应听取、尊重党委的意见；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应向党委通报。当党组织发现重大问题决策脱离实际，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时，应及时提出意见；如得不到纠正，党组织要负责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认真选拔好亏损企业的“当家人”。一位中央领导说过“搞好一个企业，仅靠厂长经理一人的能力是不够的，但搞垮一个企业，有一个厂长经理就足够了”。这话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所以，如何配备好亏损企业的“当家人”，是摆在各级干部部门和领导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古人云：“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也。”国家如此，企业也是如此。最近，中组部、国家经贸委等四部委发出了关于做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考核建设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对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经考核不胜任、不称职的，要降职、免职；对相形见绌的，要作适当调整；对因独断专行导致决策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要严肃处理；对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肆意挥霍和侵吞国家资财的，要坚决查处。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干部部门在选拔企业“当家人”时，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真实情况，不为某种假象所迷惑，把真正德才兼备者选拔到企业的领导班子上来。
——严格执纪，严肃查处“富方丈”。国家统计局对８省市２５６家亏损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的众多亏损企业中，真正因政策性亏损的不超过１０％，８０％以上是因为经营管理不善和厂领导的“败家”造成的。因此，不把“穷庙”里的“富方丈”们挖出来，国有企业这棵大树就永远长不好。现在的问题是，不少亏损企业的“方丈”们，一旦自己的腰包鼓足之后，或感觉到再在该企业呆不下去了，或无多少油水可捞，往往是一走之了，或得到高升，或易厂做官，并未得到应有惩处。这也正是广大职工最为不满意的地方。因此，各地监察、审计等部门，对那些管理混乱，亏损严重的企业，要认真查找违纪违法线索，加大查案力度。不少地方已经这么做了，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不少“富方丈”落马，亏损企业得以起死回生，重新焕发生机。
——加强监督，遏制腐败。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这是被中外历史所一再证明的真理。那么，怎样对厂长经理实行有效监督呢？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职工参与企业内部民主监督，同时，要加强立法监督，即在法律上制定相应规范，以保证厂长经理不滥用职权。辽宁的几十位代表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曾联名提案，建议对厂长经理实行任期立法审计；厂长经理离职时，进行离职审计。这样做，既有利于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明确厂长经理任期内的经济责任，也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厂长经理的业绩，从而为发现、考核和使用干部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各级党委、政府要制定具体措施，遏制亏损企业中的腐败现象。山东淄博市委、市政府为了解决企业的“穷庙富方丈”问题，前不久作出规定：企业扭亏前一律不准购轿车；不准乘坐豪华轿车；不准盖办公楼；不准装修办公室；不准进行高档娱乐消费；不准搞各种名目的公费旅游。有违反者，一经发现，严肃查处。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一些亏损企业的效益有了明显的回升，职工的思想得到了稳定。
只要我们痛下决心，采取有力措施，“穷庙富方丈”现象是一定能够得到遏制的！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五不准”带来“五变化”
——山东菏泽地委加强乡镇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纪实
何祖
１９９５年８月，山东菏泽地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的分析讨论，对乡镇干部明确提出了“五不准”的要求，即不准到村和村办企业吃喝；下村工作不准坐小汽车；家住城里的干部要吃住在乡镇，不准“走读”，上下班车接车送；不准用公款购买和使用大哥大；不准动用司法人员强行搞征购提留。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菏泽地委提出乡镇干部“五不准”，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一是不准到村和村办企业吃喝，是根据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若干规定向乡镇延伸的要求提出来的。乡镇干部下村吃喝，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工作到中午或晚上，在群众家里吃顿便饭不是啥问题，群众也欢迎。问题的关键是逢吃必喝，大吃大喝，而吃的喝的绝大部分要靠增加群众负担来解决。吃来喝去，吃坏了党风和党的优良传统，吃掉了干部的威信和形象。因此，地委把刹吃喝风，放到了“五不准”纪律的首条。二是下村工作不准坐小汽车，是从培养干部务实作风，拉近与群众距离的需要提出来的。全区２５３个乡镇，绝大多数规模都比较小，一般二三万人口，远的村离乡镇驻地也不过十来里路，一般情况下，骑自行车下去完全可以。如果单从工作的角度看，坐车下村工作，可以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但是从讲政治、密切党群关系的角度看，干部骑自行车下去，虽然速度慢了点，但群众喜欢，群众赞成。三是不准“走读”车接车送，是针对农村工作特点提出来的。乡镇干部不仅白天有繁重的任务，而且晚上也随时会有一些急办的公事，如果车接车送“走读”，不仅影响工作，而且会导致机关作风散漫。四是不准用公款购买和使用大哥大，是根据该区乡镇财政的实际状况提出来的。目前，菏泽地区多数乡镇经济不发达，有的乡镇干部把使用大哥大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你买我也买，形成攀比风，加重了财政和群众负担。五是不准动用司法人员强行搞征购提留，是从增进干部与群众感情，防止干部犯错误的角度提出来的。
为了使乡镇干部执行好“五不准”，该地区各级党委狠抓了各项措施、制度的制定和落实。一是检查制度。实行“五不准”以来，地委先后对全区执行“五不准”情况进行了三次大型检查，共检查了９个县市的６１个乡镇，并将检查结果通报全区，对９个乡镇进行了通报批评。二是监督制度。落实“五不准”，群众是直接观察员，他们最有发言权和监督权。为了把广大乡镇干部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各乡镇都把“五不准”内容和执行措施向群众公布。同时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设立了举报箱和举报电话。菏泽市大黄集乡还聘请了１００多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党员、老干部作监督员，乡里定期召开碰头会，及时解决苗头性问题。三是惩戒制度。各县市在抓正面教育引导的同时，都制定了具体的惩处措施，对违反“五不准”规定的干部进行严肃处理。一年多来，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地委提出的“五不准”日益深入人心，在全区上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带来了一系列可喜的变化。
——刹住了贪安逸、图享受的不良风气。现在，乡镇干部在村和村办企业吃喝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乡镇机关很少见到大吃大喝现象；大哥大绝大多数已停止使用；乡镇干部下村不再乘坐小汽车，上下班车接车送也得到有效控制。
——增强了干部的服务意识。广大乡镇干部深入基层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去年抗洪救灾期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干部，确保了黄河大堤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４００多个村庄平均进水２—３米深，由于抢救及时，没有一人死亡。许多乡镇干部累倒了，挣扎着爬起来继续投入抢险，群众反映“关键时刻还是党的干部好”。
——改善了干部形象。实行“五不准”以来，干部以新的作风、新的姿态出现在群众面前。群众直接感受到了乡镇干部思想作风的变化，感到气顺了，有了奔头。去年麦收期间，阴雨天多，广大乡镇干部吃住在村，和群众一起抢收抢打小麦，使全区的小麦收脱进度比往年快了一个多星期，并提前１０天完成了征购提留任务。
——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发展。“五不准”的实行，使乡镇党委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大大增强，地委出台的一系列发展农村经济的决策得到较好地贯彻落实。目前，全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出现了一大批蔬菜种植、畜牧养殖、林果生产、农副产品加工基地。大棚菜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已发展大棚１１．７万个，比１９９５年同期增加８．３万个。
——促进了地县直机关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在乡镇落实“五不准”的同时，地县直党政机关普遍开展了“乡镇实行‘五不准’，我们怎么办”的大讨论。各单位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转变作风、廉洁自律的具体规定，增强了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的服务意识，树立了机关、行业新形象。
编后小议：乡镇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第一线，乡镇干部的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党和政府的形象，他们的思想作风如何，直接关系着党和政府的决策能否在人民群众中正确地贯彻实施。山东省菏泽地委从实际出发，针对乡镇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五不准”的规定，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效果是明显的，乡镇干部存在的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仅提出“口号”，更重要的是狠抓落实，不流于形式，不走过场，一抓到底。菏泽地区的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第11版(党的生活)
专栏：
乐陵整顿后进村党支部见成效
本报讯山东省乐陵市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突出后进村整顿重点，选派得力干部，对后进村实行“包干”整顿，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难点。到目前，全市派驻工作组的５７个后进村，已有５３个摘掉了后进帽子，其中有２８个成为市、乡两级的先进。全市一、二类村级班子比例，已由３８％和５１％上升为４１％和５５％。（汪俊祥杨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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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优秀党建读物介绍
党的组织工作者的一本好教材
——读《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教程》
最近，党建读物出版社向全国党的组织工作者献上了一本极好的教材——《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教程》。这本由张全景同志主编、中央组织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教程》，是第一部全面系统地阐述党的组织工作的基本理论、基本方针政策和基本业务知识的培训教材，对于提高组织部门广大干部的政治理论素质和业务能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同时也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建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一本重要的党的组织建设的参考读物。
当前，全国从事组织工作的干部有１０万多人，总的看，这是一支政治坚定、作风正派、工作勤奋、清正廉洁的好队伍，为加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同时也要看到，这支队伍在思想政治素质、工作作风、业务能力、人员结构等方面，还不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组织部门的自身建设，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要求，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组织部及时编发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教程》，为加强组织干部队伍的全面建设办了一件实事。
全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党的组织工作的理论、政策、规律、经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概括、总结和探讨。纵观全书，其突出特点：一是高，编写者从全党工作的大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作指导，从组织工作服从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并为政治路线的实现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的高度立题；二是新，全书着重概括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组织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积累的新鲜经验，回答和探讨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组织工作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三是实，对组织工作的基本特征、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索，对指导组织工作的实践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组织工作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全面阐明了新时期党中央对组织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深入总结了党在７５年的历史发展中，组织工作积累的丰富的成功经验。编写者正确处理了党的组织工作继承与发展、坚持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既全面回顾了各个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党的组织工作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及其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又特别注重分析研究了新的历史时期组织工作在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摸索出的新鲜经验。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述了党的组织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指导思想，党的组织，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党的干部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根本原则，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此外，该书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对组织工作所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的现实出发，注意突出重点，积极探索难点，初步回答了在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当中，组织工作所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书中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提出了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应该解决好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总目标、指导思想和工作重点，对加强社会主义经营管理者队伍建设的若干问题等，也都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论述。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教程》的发行，对推动和加强组织部门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提高组织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提高组织工作的整体水平，不断开创组织工作的新局面，将发挥十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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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元坝区三百帮扶干部进村入户
本报讯入春以来，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选派的３００余名帮村扶贫干部，自带生活用具，进驻７７个贫困村入户，与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贫困村、户加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步伐。
扶贫干部都是文化层次高、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熟悉农村工作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并按照部门优势和农村需要，将他们合理搭配，每村配备３人至４人，每人还要具体帮扶３个至５个贫困户。他们将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基层组织建设、脱贫致富奔小康等工作，两年内人员、职责、所包对象不变，不脱贫不脱钩，不建好不走。在基础组织建设上，以“五好”为内容；在精神文明上，以“文明村社”、“文明户”为重点；在扶贫上，重点帮助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帮助每户发展１亩庭院经济、１口微水池。（任小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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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凌海市建立干部扶贫风险抵押制
本报讯辽宁省凌海市委建立领导干部扶贫风险抵押制，两年时间，农村面貌巨变。１０１个贫困后进村，年人均纯收入由５０９元增到２４５１元，人均负担下降到３．４％，涌现出市级以上先进党支部８６个，双文明户猛增到１．２万户。
１９９４年初，凌海市委围绕解决干部作风不深入，贫村致富难迈步的问题，首先将每个贫困户的基本情况和贫困原因登记造册，尔后从市委书记做起，３００名村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层层建立风险抵押制。每人自掏腰包５００元至４０００元，如果两年内所包村（屯）集体经济收入不超过３万元，人均收入不超过１５００元，就将此钱留作贫困村发展基金，并对其进行下调工资和降免职务处分。市委还成立专项督查组，定期发通报，给干部们敲警钟。（刘永利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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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邹城市委下派至看庄镇尚庄村的干部王文（左）下派两个多月以来，刹住了村干部用公款吃喝的歪风，积极带领群众兴办公益事业，老百姓高兴地说：“下派的干部还真行！”图为王文与群众一起整修多年来想整修而未修成的水渠。 张洁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