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继承小平同志遗志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中共农业部党组
敬爱的邓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全国亿万农民和农业战线上的广大干部职工无不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农业，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极其丰富，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正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深切缅怀邓小平同志，就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继续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做好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
一、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
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同志思考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７０年代中期，他在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强调首先要抓好农业。８０年代初期，他在规划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时又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并一再告诫人们：“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农业，邓小平同志有过许多精辟分析。首先，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１９８２年，他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其次，农业的发展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他指出：“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再次，农村的发展和稳定是整个国家发展和稳定的基础。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说：“中国有８０％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８０％稳定不稳定。”之后，邓小平同志又指出：“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的论述，从我国国情出发，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作出的科学总结。建国以来，每一个经济发展顺利的时期都以农业形势良好为前提，每一次国民经济发生困难也都首先从农业开始，每一次经济调整也总是首先加强农业。９０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农业问题，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农业问题的重要论述，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教训，更加牢固地确立农业是基础的指导思想。针对前些年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忽视或削弱农业的状况，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和扶持农业的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了加强。１９９５、１９９６年农业连续获得丰收，对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保护和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
我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以极大的热情、敏锐的眼光、非凡的胆识，积极倡导、支持和推动了农村改革。
农村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在领导农村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建立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他高度评价说：“这几年进行的农村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
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与经验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邓小平同志十分注重在改革实践中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针对改革初期不少同志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持犹豫观望的态度，邓小平同志说：“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１９９２年在视察南方时，他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揭示了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验。
从长远的观点看，农村的改革与发展要有“两个飞跃”。邓小平同志通过对农村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科学分析，在１９９０年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与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飞跃”的思想，指明了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总趋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现第二个飞跃，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农村分工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实现了“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与之相适应，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走向适度规模经营，低水平的集体经济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当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现阶段，我们必须始终把着力点放在巩固和完善第一个飞跃上，放在提高生产力水平上。对少数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地方，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广大农民的意愿，积极探索实现第二个飞跃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三、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１９８６年，针对当时粮食生产出现的滑坡局面，邓小平同志说：“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邓小平同志把粮食问题摆在农业的首要位置，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提出来的。“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１２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来说，吃饭问题始终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在发展粮食生产上，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全面规划，并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全国粮食生产的发展目标。１９８３年，他指出：“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２０００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２０００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部署。”１９８６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粗略估计一下，到２０００年，以１２亿人口每人８００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９６００亿斤。”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粮食生产，经过艰苦努力，１９９６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９６００亿斤以上，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为我们规划的本世纪末的目标。我国粮食生产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无论从当前还是长远看，粮食紧平衡的弦始终松不下来，我们对粮食生产丝毫忽视不得，始终要把粮食生产作为农业的重中之重来抓。
邓小平同志在强调粮食生产居农业首要位置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发展多种经营。他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思想，突破了传统的单一农业观念，确立了农、林、牧、渔等各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大农业思想。在这里，他把多种经营与农业翻番联系起来，与农村分工分业联系起来，与发展商品经济联系起来，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到本世纪末，农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任务十分艰巨，必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对此邓小平同志给予了满腔热情的高度赞誉。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同志深刻分析了乡镇企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认为我国农村要走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小城镇为载体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他指出：“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我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总产值的近３／５、国内生产总值的近１／３、工业增加值的１／２和农民收入的１／３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吸纳了１．３２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农业最终要靠科学解决问题
邓小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农业发展的突出作用。他指出：“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邓小平同志关于依靠科技振兴和发展农业的论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国内外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农业发展的快与慢，农产品增长的多与少，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关键在科学技术。我国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农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走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虽然有了很大提高，据有关专家测算，１９９６年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为３９％，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到本世纪末，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技进步决定》中提出的５０％的目标，任务相当艰巨。我们要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切实把农业科技放在突出位置来抓，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要紧紧围绕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些重大技术难题，集中力量，组织科研攻关。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推进农科教结合，全面实施“绿色证书工程”，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和接受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的能力。要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加快现有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充分发挥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作用。
邓小平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做好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以再夺全年农业丰收的实际行动来表达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深切悼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邓小平在西南
纪希晨
在无限悲痛的哀乐声中，往事的回忆一幕幕从眼前掠过。
１９４９年冬，我们山西《晋绥日报》的一批新闻骨干，奉命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
“新华日报回来了”
进军路上，１１月２３日，在湖南常德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邓小平同志将毛泽东主席题写的《新华日报》报头，交给筹办西南局机关报的同志，并指示我们随二野三兵团向重庆前进。
１１月３０日重庆解放。由于周恩来同志领导的原《新华日报》于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被国民党当局限令停刊，所以，１２月１０日，西南《新华日报》一创刊，“新华日报回来了”的欢呼声立刻传遍山城。
当时，我任《新华日报》城市组组长，曾在小平同志住处多次参加会议，聆听他的教诲，目睹他对一些大事的决策。
１２月底的一天，我按照通知，来到大溪别墅的一间小会议室。一进屋，心里一震，原来邓小平、张际春、陈锡联、阎红彦等七八位领导同志都坐在那里。
这些从战火中走过来的将军们，如同仍在战地一样，穿着普通士兵的褪色黄军装，坐长条白木凳，围在一张没有油漆的长方木桌两边。我报告说，我是《新华日报》派来开会的。
主持会议的小平同志，点点头，用手指着桌头的一个空位，让我坐在他的正照面。
油盐柴米和第一架飞机
这年，邓小平４５岁。他推着光头，目光炯炯，安详地将双臂放在桌面上。
邓小平说，我们的前线部队正在向昆明、成都前进，大的战斗不会再有了。我们应该立刻把领导精力转向城市，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城市生活。
说到这里，他站起身来，举起双手扳着手指，述说着上海、北京、武汉等城市米、布、煤、油折实牌价的数字。接着，他说：“那么，我们重庆，加上运费，每个物价折实单位，应该有多少米、布、煤、油呢？我算了一下，应该是……”
他问大家：“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看到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不同意见，这个问题就ＰＡＳＳ（通过）！”
小平同志用手指指我，说，你回去汇报，《新华日报》每天都要公布重庆的折实单位，让广大群众都知道油、盐、煤、米的牌价。
小平同志日理万机，雷厉风行，敏锐地处理一个个紧迫的问题。
这当儿，秘书进来，送给小平同志一个纸条。他看了看，高声地笑着说：
“好了，好了，中央给我们送钱来了。从北京到重庆的第一架飞机，在白市驿机场降落了。”
小平同志当即对在座的三兵团司令员、重庆市警备司令员、军管会主任陈锡联同志下达指示：
“陈锡联！”
“有！”陈锡联应声立正站起。
“你马上派一个营的部队，押送钱款，向贵阳、昆明前进。今天下午６点出发，全部卡车都要架起机关枪！”
陈锡联立刻到另一间房子里打电话。几分钟后，陈锡联回来了，他立正向邓小平报告：
“你的命令已部署完毕。今天下午６点×师×营，从海棠溪出发，车上全部架着机关枪，向贵阳、昆明方向前进！”
邓小平满意地点点头：“好，坐下继续开会！”
“我历来注意团结”
小平同志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二野战史座谈会上，谈到淮海战役中二野和三野联合作战时说：
“团结很重要，我历来注意团结。我给上面写报告，始终是署名刘（伯承）、邓、陈（毅）；给部队发电报或命令，都是署刘陈，要注意内部团结，不要那个虚名。”
在西南，小平同志是团结的榜样和模范。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２７日成都解放。在成都外围会师的一、二野战军消灭国民党军队３０万人。为欢迎在成都指挥作战的贺龙司令员来重庆，连日来，西南党政军机关为胜利会师进行深入动员。刘邓首长高度评价南昌起义领导人贺龙的历史功绩，号召广大干部向贺龙学习。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１９５０年２月４日这天，刘邓等首长亲率着机关负责同志到重庆远郊迎接贺龙。第二天，还专门召开盛大的欢迎晚会。刘邓维护党的团结的高度原则精神，深深教育了广大干部。
小平同志作为西南局的第一书记，对其他领导同志都非常尊重。他主持的会议充满和谐民主气氛。他心怀若谷，虚心听取意见，反复对比权衡，果断作出决策，从不突出个人。
大事如此，小事也这样。一天，西南局召开干部大会。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都讲了话。他在审阅会议新闻稿时，对刘伯承、贺龙的话只作了少许修改，对自己的讲话却一笔划掉了，并把他第一个讲话人的名字，勾圈在刘、贺名字之后，新闻稿上只留了一句“邓小平也讲了话”。邓小平同志说，新闻要短些。我们几个讲的都是一个中心意思，何必要多写我呢？
我想，正是这种海一般的宽阔胸怀，团结鼓舞千军万马共同战斗。
邓小平同志热爱群众，热爱干部，在政治上严格要求同志。进入大城市以后，绝大多数同志都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但是也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正如刘邓在１９５０年１月一次通知中说的那样，“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福了，腐化起来……”
有的同志，一进城就喜新厌旧，闹家庭“改组”。有位来自山东的女干部，得悉丈夫闹“改组”，马上背着孩子，跋涉数千里，从山东来到贵州，又转来重庆，向西南妇联控告这个干部。小平同志知道后，愤慨地批评这类错误，并提到共产主义道德高度教育广大干部。对８位在生活上犯有错误的干部，进行了严肃处理。
“七一”前后，在纪念建党２９周年的日子里，西南机关深入开展整风学习。邓小平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的２万多人大会上讲话说，西南区的２０万党员、６０万解放军都要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于那些由于胜利冲昏头脑，而迷失方向，产生蜕化思想的同志，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把他们从泥沼中解放出来。”
５月１６日，西南区召开新闻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指出：“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他鼓励说：“新华日报最近有进步。”在西南局关怀支持下，我们报纸对实际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以及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通过典型，进行了批评，发挥了党报的战斗作用。
建设新西南
１９５０年元旦这天，刘伯承司令员在重庆庆祝西南解放大会上庄严宣告：解放西南的战役，已经在解放成都之后，基本上胜利地结束了。他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建设人民的新西南。
但是建设新西南应该从哪儿抓起呢？在千头万绪的紧迫事务里，哪一项是链子里的中心一环呢？
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张际春、张子意等负责同志，连日在大溪别墅住地举行会议。
春耕时节到了。为调动广大农民恢复生产的积极性，３月１１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布了西南减租暂行条例。它像春风吹绿大地一样，把幸福和希望播种到广大农民的心里。
在城市，为恢复惨遭破坏的工商公用事业，银行４个月贷款３４４亿元，扶助濒临倒闭的公私企业。政府并以收购、订货、加工等方式，扶持公私企业。这一来，重庆的工商业逐渐得到恢复，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
５月的一天，身兼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同志在住地召开会议，说，现在许多被破坏的工厂虽然开始恢复生产，经济生活和市场有了好转，但是尚未根本好转。我们还面临很大困难。我们只能集中力量办一两件事，绝不能百事俱兴。现在中央批准我们修成渝铁路了，这对西南和四川人民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成渝铁路一开工，不但可以带动四川的经济建设，而且可以争取人心，稳定人心，给人民带来希望。四川人民渴望了４０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小平同志眼睛里闪耀着快乐的光辉，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他望着李达、蔡树藩、孙志远、赵健民等同志，笑着说，人民解放军要由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沿线还有小股土匪，军队一边修路，一边剿匪！
１９５０年６月１５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军区大操场举行了。会场庄严而朴素。主席台的土墩上，竖立着几根竹竿，悬挂着一面面贺幛贺旗。一阵阵的礼炮声，激起军工战士们嘹亮的歌声。天下起雨来。周士第副司令员讲话后，邓小平政委讲话了。邓政委光着头，穿件士兵的白布衬衣，迎着飘来的雨点，用高亢热情的话语，鼓动大家去进行新的战斗。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进军西南，一开始就下定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而建设西南首先要从交通事业抓起。今天开工修筑铁路，是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为把事情办好，我们调出一部分军队参加修路，同志们是开路先锋！他号召大家，要学会修路技术，尊重技术人员，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顿时，口号声响震山城。军工战士列队出发了。这支英雄的钢铁队伍，一肩扛着步枪、机枪，一肩挑着扁担箩筐，唱着军歌，穿过市区向工地前进。千万居民涌上街头，含着眼泪，尽情地鼓掌、欢呼。
经过两年日夜紧张施工，全长５０３公里的成渝铁路，于１９５２年７月１日正式通车了。邓小平同志当即挥毫为《新华日报》题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我从重庆到成都沿途采访。当贺龙司令员出现在庆祝成渝铁路通车和宝成铁路开工的主席台上时，数十万人扬起鲜花、红旗的海洋里，久久响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
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国一年在西南》的短文，回顾总结一年工作。
这一年，在西南消灭国民党军队、土匪２００多万人。
这一年，在刘、邓、贺指挥下，向和平解放西南进行了伟大的历史进军。
这一年，涤荡污泥浊水，开创了西南人民的新世纪！
小平同志的光辉业绩，永远令人怀念！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难忘的一次会面
黑伯理
今年２月２０日清晨，电视机带给我一个冷酷的现实：邓小平同志１９日晚逝世了！我怎能轻易接受这样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呢？我流泪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悲哀，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头。茫然中，哀乐的呜咽声把我引回到１９３８年的初冬。
那时正是日寇侵占了武汉，又回头扫荡华北的时候，敌人侵占了我的故乡山东临清市。我和当地的抗日青年男女转移到距临清约５０公里的杨村，在那里我和地委书记张承先、县委书记柴杰臣、王笑一等同志，商讨如何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活动。他们决定派我和一位李同志迅速赶往河北省威县一带寻找八路军一二九师，请首长们指示我们今后活动的方针和办法。那时已经是初冬的天气，十分寒冷，又赶上雨雪交加，淋在我俩身上的雪结成了冰，道路也穿上了银甲。当我们寻找到河北南部威县老虎张庄时，终于见到了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宋任穷等同志，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寒问暖，十分亲切，使我感动。
第二天我们向首长们作了有关鲁西北抗战形势的汇报并请示今后活动的方针和办法。小平同志热情而严肃地说：你们在敌后大平原上活动，首先应该树立在平原上活动和作战同样可以取得胜利的信心。现在有的人说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更是难以持久，理由是华北大平原无天险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鲁豫……都没“井冈山”，有个太行山还远在这些地区的西边；而日本的武器精良，有汽车、坦克、飞机和大炮，我们武器落后，只有一些步枪和手榴弹，因此认为坚持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围困起来，把他们置于死地。你们完全可以从现有的四五十人、枪发展扩大，最后总会汇集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这时坐在一旁的刘伯承师长笑着说：贺龙同志就用两把菜刀起来干革命的嘛！你们现在的力量就不小了！小平同志又接着说：你们要带领群众在战斗中锻炼，用马列主义的道理教育群众，使之了解抗日救亡和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现在日寇占领了武汉，我们则回师敌后，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构成了犬牙交错的态势。你们可以到津浦沿线，如高唐、夏津、齐河，向靠近济南的一些地方挺进，破坏敌人的交通，袭扰敌人，以支援前方抗击敌人。他有力地强调说：国民党不敢去的地方，我们共产党人硬是敢去！当然，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决心。听了这些话，我的心里立即豁亮起来，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我汇报说，最近日寇又撤出了临清市，那里暂时是一个真空城市，而临清又是那一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民党的专员公署就设在那里。他们已经跑了，可否派一部分主力部队进入那个城市，免得被某些土匪队伍去抢劫，小平答复说目前冀南也在准备迎接敌人的扫荡，不可能再分兵前去。我问是否可以发给我们一些枪呢？坐在一旁的刘伯承师长说：同志！你大概参加革命不久吧？（那时我才２０岁，在１９３７年４月正式入党）咱们党有一个老规矩，就是：只有下级向上级“发”枪的，没有上级向下级发枪的！说完后哈哈大笑，我顿时觉得脸上发烧不好意思起来。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两句话：“久住一地必遭袭击，久走一路必遭埋伏。”记住这两句话就可以在敌后作战不受或少受损失。最后小平同志又说：主力部队是不能派了，但我赞成在你们鲁西北那里设一个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络处，你就可以担任联络处的主任嘛！说完后马上叫参谋人员起草并签发了委任状。首长们的这些指示和鼓励大大增强了我们胜利的信心。
今天小平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特别是他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后，在全国支离破碎、百废待举的条件下，受命于危难之时，以他那超人的智慧和胆略，力挽狂澜的大无畏精神，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方针，扭转了乾坤，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英明地提出了要在我国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我们指明了道路，振奋了人心。今后我们一定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小平同志安息吧！您将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