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金台随感
卡拉ＯＫ断想
瓜田
“卡拉ＯＫ”是个进口词儿，意思是“无歌词的伴奏”。这个词儿虽说是由日文的音译（卡拉）加上英文的略音（“ＯＫ”是英语“管弦乐队”的略音，不是美国口语中表示赞同的那个“ＯＫ”）混血而成，却一点也没有影响它的流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没有不知道它的，也没有理解错了的。哪怕是一个最偏僻的小县城，你也会毫不费劲地找到几家“卡拉ＯＫ”歌厅，进去“卡拉”一番。
因参加联谊活动，瓜田有幸身临其境地体味了几次“卡拉ＯＫ”的感觉。瓜田的结论是，这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的迅速普及，实在是有其内在的动因的：它在满足一个人的表现欲、虚构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方面，有其他方式无可匹敌的绝对优势。你的歌唱得不好么？不要紧，有一组质量上乘的音响给你伴奏，或者说为你遮丑，在那轰鸣的伴奏声中，你的歌声被美化着，包裹着，覆盖着，显得不那么刺耳了；你记不住歌词么？更是小事一桩，大屏幕的电视上，既有美丽画面，又有歌词提示，你照着唱就是了。最后，还有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你的听众大都是你的朋友和亲人，有时甚至是你的部下；如果你是“光临”某地“检查指导工作”，那么听众就是陪你出来放松一下的主人。这些人，如果不是里边潜伏着与你誓不两立的冤家，肯定是不会有人鼓倒掌、喝倒彩的。大部分人会现出一脸的满足，夸张地鼓着掌，叫着好，大呼小叫地欢迎“再来一个”，就好像刚刚听到的不是你那声嘶力竭的吼叫，而是帕瓦罗蒂的演唱。大家都是好意，让你过把瘾，乐个够。当然，这气氛对大家都有利：有了这气氛，任什么胆小的人也都敢跑上去嚷它一嗓子，不嚷白不嚷。
找乐子归找乐子，唱的人和捧的人都明白，自己并不因此就成了歌唱家。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就会清醒地指出，“卡拉ＯＫ”是一种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大家的宽容之上的娱乐活动。好在我“折磨”了你，你也“折磨”了我，咱们谁也不欠谁的，都心满意足地回家睡觉。
也有不那么清醒的，譬如“自恋情结”过重的，他就可能认为自己唱得真好，掌声是应得的，甚至还远不够响亮；譬如先天在听觉上有点缺陷，俗话叫“五音不全”的，他会觉得自己埋没多年的演唱天才终于有了出头之日，甚至觉得第二天就应该去洽谈灌唱片的事宜。你如果这时去指出他唱跑了调，而且跑得不近，这不光是看不出火候，叫人扫兴，问题是你根本做不到：你试试跟一个色盲讲清红和绿的差别吧！
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在歌厅唱了几支歌，又不是某歌星要价多少万，是纯粹的自娱自乐活动，并不妨碍谁，也造不成什么严重的影响。可他一旦走火入魔，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以致偏执地认为自己确是脱颖而出的当红歌星，坚持要四处走穴，灌唱片，上电视，这就十分可怖了。有人读到这里，会笑话瓜田的“杞人之忧”：这种五音不全的人也会有人理，有人包装，且“隆重推出”？能卖出票吗？瓜田答曰：当然有人理，而且是主动提醒，积极操办。承办者会赔本吗？笑话！做生意是为赔本的么？是要赚的，大大地赚上一把的。谁买票？公款。近些年来，有些地方的官场上，风起云涌地出现了不少的画家、书法家、摄影家，画展、书法展、摄影展在红红火火地办，画册、字帖、摄影集在热热闹闹地出。好评也是如潮——起码在这些业余艺术家的耳边是这样。多一些文化修养，这绝对是好事。但鱼龙混杂的事也不是没有的。瓜田不知道，这些业余艺术家中有多少是清醒的。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
邓小平与《国际歌》
向延生
１９２０年夏天年仅１６岁的邓小平前往法国勤工俭学，曾经在克娄梭钢铁厂、哈金森橡胶厂、雷诺汽车厂等工厂里做工，在巴约公学、夏蒂荣公学短期上学。全世界无产阶级广为传唱的战歌《国际歌》，就诞生在法国。
１９２２年夏天，邓小平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赤光》创刊不久，邓小平成为该编辑部的成员，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邓小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赤光》半月刊的刻写、印刷和装订工作（后负责编辑、撰稿工作），他在蜡纸上刻写的字既工整又美观，版面印刷得清晰洁净。他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工作成绩，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被誉为“油印博士”。１９２４年夏天邓小平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三人书记局成员。１９２５年邓小平成为旅欧中国党团领导人之一，作为里昂区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
《国际歌》当时不仅是法国工人阶级在各种集会活动中经常歌唱的歌曲，也是中国旅欧支部成员和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经常唱的歌曲。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抵达法国的邓小平，不论是在法国的工厂里做工，在学校里上学，还是参加旅欧中共党团组织的活动，都经常唱《国际歌》。为声援国内的“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下，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１日数百名旅欧华人冲进巴黎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齐呼口号，高唱《国际歌》，散发传单，迫使中国驻法国公使在保证旅法华人行动自由和示威安全的文件上签字盖章。９月１５日１０００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旅法华人在巴黎市中心一会议厅召开反帝群众大会，“最后全场起立，高唱《国际歌》。”（洪涛《邓小平留法岁月》）邓小平在法国期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学会了用法文唱《国际歌》。
由中共旅欧支部派遣，１９２６年初邓小平来到莫斯科，进入苏联专门为培训中国革命干部而设立的中山大学学习。《国际歌》是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最推崇的歌曲，当时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的党歌，而且是苏联的国歌。先期由法国来到莫斯科学习的萧三，１９２３年又与陈乔年根据俄文将《国际歌》译成中文，在留苏中国学生中广为传唱，邓小平在苏联期间，《国际歌》更是他经常唱的歌曲。
《国际歌》和其他一些外国歌曲伴随着邓小平的革命生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宣传部部长，曾分管军团文艺宣传队的工作，不久升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１９３６年８月１日，红一军团在甘肃固原县七营镇为庆祝建军九周年召开联欢晚会，观看军团文艺宣传队的演出。幕间，直属队拉歌时齐声呼喊：“欢迎邓副主任唱一支法国歌，大家说要不要？好不好？”“要！要！要！”“好！好！好！”一呼百应，台下响起雷鸣般的回应，拉拉队有节奏的掌声，此起彼伏。“邓副主任乐呵呵地大步登台了，他还是那满嘴的四川口音：‘来一个就来一个，我给大家唱一支法文的《马赛曲》，歌词的意思是……’他润润嗓门，雄浑高亢地唱开了。”（温永安《邓小平同志在七营镇的二三事》）诞生于１７９２年的《马赛曲》，１７９５年就被确定为法国国歌，《马赛曲》显然也是邓小平在法国时学会的歌曲。
１９３７年２月，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对部队的唱歌很关心。据当时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总务处长的梁必业（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回忆：“他发现机关同志唱起《国际歌》，南腔北调，非常不准确，音符也唱错，经常唱走调。他就把大家集中起来，亲自教唱，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教得非常认真。我和许多同志都是经过小平同志教唱，才算比较准确地唱会了《国际歌》。”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对此，小平同志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走向大海从来没有动摇过。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书帆扬海
夜读《延河儿女》
何启君
夜，深了。我读着《延河儿女》，眼里噙着泪水，心里好似回响起那哗啦啦的延河流水声，耳边好似聆听着一曲曲清脆的童声大合唱——那延河儿女的壮歌。
书中收集了一篇篇动人心魄的圣城延安的少年之情，谱写成一首又一首圣洁的少年先锋队的歌，抒发着一颗颗红心对往年的回声！这教人怎不拨动起自己的心弦！
书，是延安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所写。由当代作家、昔日延中的老师贾芝，把一页页撼人心魄的文字，串联而成。文章，无不情深深，意切切，极富吸引力。
延安中学，不止于开设各门文化课，她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们的情怀，将共产主义的精神，浇灌着那些童稚心灵。
我曾同这所学校的校领导、党总支的同志们有过好多次夜谈，卢勤良、贾芝他们说，这里的孩子，全部有一些不凡的来头和不凡的心。在他们洁白无瑕的心里，都蕴藏着一个渴望：参加共产党。可是，年龄太小。而他们心高志大，有的自以为既然到了延安，当然就是党员喽！
党中央知道了他们的心事，派人来到这里，偕同校党总支，授意几位优秀党员王黎明等，悄然在学生中开展了心碰心、手拉手的政治活动。他们自觉地发起、成立了“毛泽东青年团”。从而，把中央的意图和少年革命者的心愿，达成完美的谐调。任弼时满意地加以赞许，并指示各解放区都这么办。全国建团的波澜，就从这里推开。全国第一位学校青年团总支书记——王黎明，写了一篇《艳红的青春旗——延安中学毛泽东青年团》，翔实地追述了这一史事。
还有一篇《青春无悔》，作者苏红，我记得她。那一年她才１５岁，白中透红的脸，衬着亮晶晶的大眼，却显得羞怯怯的。后来，她成了解放军第一个团支部的书记。女性团支书，她是第一人。
书的前边几页是写李鹏在此间求学时的情景，延安中学出了个总理！
最早的团员高诺夫，有一篇短文，特别引人注目。他追叙老师李星华应学生们的恳求，谈讲她父亲——伟大的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生平事迹和被害前后：“那是１８年前的事了。１９２７年４月，父亲每天总是……”。“４月６日，父亲被五花大绑地拖走了，我也被带走了。那是中国最黑暗的时代。……在法庭上，我见到父亲，他依然那样的安详，身穿一件旧棉袍，没戴眼镜，脸上显得安定、沉着。他的心被一种伟大的力量占据着。”高诺夫的笔，写下老师用革命先烈的精神，塑造一代新人灵魂的这些往事，也写了这些幼小学生们的感情：“同学们对反动派恨得咬牙切齿，这一笔血债必须加倍偿还！为李大钊同志报仇！”
《毛主席给我题字“光明在前”》，作者任远志。啊！任弼时同志的女儿。她的文章，是作家、记者不可能写出来的。她深情地追忆着１９４７年，胡宗南大军攻掠延安，延中怎样行军撤退。夜行军时，她摔伤了，同学背着她，遇到一位“叔叔”，把她送到爸爸任弼时和毛伯伯（泽东）、周伯伯（恩来）所在的一孔窑洞。这里是中央指挥解放军在各战场作战的统帅部。
她亲眼看见毛、周、任之间“情同手足、亲如一家”，同吃同住同工作的感人场景。抒写了毛伯伯、周伯伯天天亲切地喊着“大女儿啊！……”的一声声炽热的亲情。这些描绘革命伟人对于孩子们的伟大感情的画卷，谁看到，能不为之打动！
像这样糅合了亲情之爱、展示那个生与死的大搏斗中的小故事，发人深思，给读者以哲理性的启迪。
读到《永不熄灭的火种》，尤其令人惊叹。我党最早的农民运动的领袖彭湃，他的儿子彭士禄被党托交延中哺育。数十年后，他作出辉煌回报，为中国制成核潜艇，人称“新中国核潜艇之父”。还是主编贾芝老师亲自去访谈，他才说了在“文革”大灾难时，他家庭遭遇到大灾难的悲剧。但，正是在这样的年月，他在周恩来的授意下，秘密造艇，获得成功。
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用诗情喷发之笔，写了《永恒的怀念》。另一位陕北红军领袖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有一篇《同学们称我支书老大哥》。以其炽热的真情，述说着刘志丹、谢子长生前的革命生涯；又动情地回想起周总理、林伯渠伯伯的深厚恩情；末了，说起他同李鹏等人曾同在一个支部，一起赴苏联学习，他是那时期的党支部书记的往事。
延安中学建团时的最小团员、１４岁的鲍克明，曾任航天部的副部长，他写了一篇《抹不去的记忆》。曾是国家轻工业部长的曾宪林，用小林的名字写成《在革命摇篮里成长》。王稼祥、朱仲丽的侄女朱宏，党的情报巨头李克农的儿子李伦中将等４０年代的延安中学生，以及几位部长戚元靖、黄毅诚、蔡诚、贺光辉、林汉雄等人，他们都是从昔日延安中学的黄土高坡走出来的，他们都以简约的笔触，写出了闪光的生活、抒发革命胸怀的文字。
有一些语言真是字字珠玑。例如：“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受尽了苦难，为求自由才投奔延安。当我一见到宝塔山，就像见到了妈妈！”又如，写当年童稚的心底：“我们预感到自己将是祖国的主人。将来一定有大事要等着我们做。”
数十年后再相聚时，“核潜艇之父”彭士禄说：“我们不问官大官小，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要为永远不当官老爷干杯！”
这些饱含着革命赤诚，发自心之深处的语言，像烙在石碑上的印痕，永远光闪闪。
第7版(文化广角)
专栏：心香一瓣
遥悼王洛宾
王德芬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５日的晚上，我正在看美国中文电视，忽然播出了“王洛宾于３月１４日逝世”的噩耗，不禁大吃一惊！远在美国费城的我，不能亲自去参加他的遗容告别仪式，见上最后一面，深感遗憾！难免引起了一些回忆：我第一次见到洛宾是在１９３８年４月。
我和哥哥、姐姐１９３８年初由苏州迁居兰州。在八路军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处长伍修权的支持指导下，姐姐参加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甘肃分会”（简称“妇慰会”），任宣传部部长，主编《妇女旬刊》，哥哥德彰参加了“西北抗战剧团”任剧务主任，我当了临时演员，每周一三五下午到省党部教职员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姐姐德谦的好友吴渤（作家白危）是《战号》杂志社的编辑，一直住在我家，参加过我们“王家小剧团”在榆中县兰州市几次《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的演出，他扮演一名观众。
兰州市地处西北高原，是一个只有一条土马路的偏僻落后小城。若不是建有空军基地，由苏联专家为我国培训飞行员，又是由苏联往国内运送战备物资的交通要道，一点儿也看不出日军侵华需要抗日救亡的战时气氛。用文艺为武器进行宣传鼓动，唤醒民众抗日救国，支援前线，需要大批人才，于是由白危给在西安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戏剧家塞克、作曲家王洛宾写了信，请他们多来几位一同开展大西北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塞克、王洛宾又约了舞台灯光专家朱星南，洛宾的妻子话剧演员罗珊，四个人决定到兰州去，愁于缺少路费。正好作家萧军要到新疆去，路过兰州，刚从西安生活书店结算了一百多元《八月的乡村》版税，萧军说：“我这儿有钱，咱们一起走吧！”五个人于４月下旬就一同上路了，４月２８日早晨到兰州，住在了我家。
塞克３２岁，是老大哥，萧军３１岁，其余几位都是２０多岁。每天欢声笑语非常热闹。洛宾穿一身白西装，鸭舌帽，皮鞋，连鬓胡子刮得光光的，显出淡淡的青胡茬，脸色红润，高高个子很潇洒。他教大家唱了两支歌：“达坂城的姑娘”和“依拉拉下一个”（这支歌好像是新疆的维语，没译成汉文，不知是什么意思？洛宾没给翻译，我只跟着瞎唱，后来才知道是“半个月亮爬上来”。）
我家住在炭市街４９号前院，后院住着房东民众教育馆馆长柴若愚老先生，他听说我们家来了许多全国知名的作家、艺术家，赶快叫他的女儿柴木兰来和姐姐德谦说，务必请他们到民众教育馆去工作，吃住都不成问题，每个月还发生活补贴，表示热烈欢迎！条件这么好，想留在兰州工作的四位很快就搬到民众教育馆去住了，只剩下萧军一个人。
由汪达之先生当顾问的“新安旅行团”十几个小朋友也住在民众教育馆，大家同心协力组织演出、宣传，使兰州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新旅”于５月２４日离开了兰州，去全国各地作抗日救亡文艺宣传工作，白危也一起去了。这期间，我和萧军离开兰州去了西安。
１９３９年，哥哥德彰来到成都金陵大学复课上学，从他那里知道了洛宾的消息：
德彰、洛宾带队到甘肃省各县去做抗日救亡宣传演出，南到天水，西到嘉峪关，有时全体步行，有时坐板车，也坐过大卡车去过青海。半年时间跋涉数千公里，非常艰苦劳累，但队员们热情极高，为了抗日救亡毫无怨言，每到一处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尤其是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德彰扮演从东北逃亡到关里来的卖艺老汉，罗珊扮演老汉的女儿香姐，洛宾扮演打鼓的伙计，他们那高超的化装和演技，场场使观众信以为真，跟着流泪跟着喊口号，扔在场子上的大铜板几分钟也捡不完。观众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精彩的节目，一个士兵感动得捐了一块银元，这可能是他一个月的军饷。卖凉粉的给他们送来了凉粉表示慰问。
在塞克导演下，西北抗战剧团演出了丁玲、塞克、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在陕西潼关集体创作的四幕六场大型话剧《突击》，轰动了整个兰州市。这些左翼文化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威望越来越高，引起了国民党第八战区负责人的恐慌，竟将“西北抗战剧团”解散了。
再见到洛宾是在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日朱星南陪着洛宾来到北京后海北沿的我家，我在日记里写着：“洛宾老了，但还有旧模样，在新疆关了１５年监狱，码砖、烧水、劳动改造，１９７９年才得平反昭雪。国民党时期也蹲过３年多监狱。……”他早就来北京了，朱星南也告诉了他家的地址，可他一直没有来，由他作曲的歌剧《带血的项链》来京演出时也没请我们去看，一直到看见《北京晚报》上登了介绍萧军的文章才敢来我家的。他还唱了两支歌《奴隶的爱》、《高高的白杨》。
《带血的项链》是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特意请洛宾回兰州谱的曲，参加了１９８０年在北京召开的歌剧大赛，得了二等奖。从兰州他又被请回新疆军区政治部歌舞团当了艺术顾问。又创作了《奴隶的爱情》等几个歌剧，都已上演颇得好评。
从１９８０年以后他常来信，每次到北京都来我家和萧军叙旧，非常高兴。来时穿着一身军装，神采奕奕，雄纠纠气昂昂，精神振奋，又恢复了年轻时的朝气，使我们为他高兴。他说新疆人民政府正在为他筹建“王洛宾艺术馆”。
１９８８年《歌曲》杂志刊出了五线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署名词曲作者王洛宾，他的真名实姓才见了天日。从此洛宾就忙起来了，应邀在国内国外跑来跑去，再也没了安生的日子。
１９９２年洛宾在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国庆节联欢晚会金唱片发奖大会”，领到了奖品“金唱片”。他住在职工大厦一间小小的客房里，我特意带着照相机去为他拍了一张怀抱“金唱片”的坐相。又请他和朱星南到我家小聚为他祝贺。提起往事，“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丁玲、聂绀弩早已去世，到过兰州的白危、塞克、萧军也都去世了，我们３人能活到今天太不易了，互道珍重！从此一别再也没见过他。
不久从新闻报道中才知道台湾女作家三毛到过新疆，也见到了他和三毛的几张合影，不久又听说他患了癌症住院了，几个月后出院了，我以为他的病治好了，正为他高兴，突然又从电视里听到了他去世的噩耗。
洛宾的一生是坎坷苦难的一生，是爱国爱民为之奋斗的一生，他的名字“王洛宾”将与他的优美歌曲一道永世留传！
安息吧，洛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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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茶楼
借笔
李玉
“请把您的笔借给我用一下。”这句话在办公室，在邮电局，在银行，在市场几乎是经常听到。在办公室借笔签字、记电话号码，在会议室借笔做记录，在邮电局借笔写信封、填写汇款单，在银行借笔填存款、取款单，在市场借笔写代办条……总之，借笔到处可见，似乎已成为公众行为。借笔者有人的确是忘记带笔，更多的是一些头头脑脑，手持大哥大，腰挂ＢＰ机，西装革履，派头十足，可就是身上没有笔。
四五十年代，我在部队时，全连只有指导员和文化教员有一支钢笔，其余人没有钢笔。有的同志外出有事做客、拍结婚照等总要千方百计找人借支笔挂在胸前，以示自己有一支笔。我们部队进城不久，星期天逛百货公司，看到玻璃柜台里面摆着大金星、小金星、新民金笔，简直是馋得要命，因为当时大金星笔每支８元，小金星６元，新民金笔４元，而我们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半斤猪肉，４两黄烟，合计起来不到１元钱，根本买不到一支金笔。常听战士们说，将来能有一支金笔就革命成功了。这是因为当时胸前挂支钢笔大都显示这是干部，是有水平有文化的人。谁能想到，４０多年后的今天，笔的变迁竟然有这么大，如今越是“大款”、“大腕”、“富翁”、“明星”、干部越是懒得用笔，不屑带笔。一些摩登女郎身挎各式各样的小皮包，里面装的尽是口红之类的高级化妆品，根本没有笔的一隅之地。现在在一些人的眼里，胸前挂笔者也许成为穷酸的象征、落后的表现，而借笔却变得心安理得，顺理成章。
何以不带笔？理由也很多。时下穿西装，笔不好挂，放在内袋里会淌墨水弄脏了衣服；现在是电子社会，有的是微机，写字不用笔了。难道真的不用笔吗？据报载，《经济日报》实现了记者不用笔，人们不禁要问：记者下乡、到工厂采访背着微机吗？不可能。还是要用采访本记录下来，回家用微机整理打印。
溯其借笔成为公众行为，成为时尚的原因，从深层次来看，是人们的崇尚文化、崇尚知识意识的淡薄。
从借笔也折射出现代文明社会文化现象不应有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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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牛画牛
——观汪观清《牛年画牛》展
吴兴人
汪先生的《牛年画牛》展最近在上海图书馆新馆大厅揭幕。展出的６０幅作品中，有４０幅是牛。牛是勤劳的象征，牛又是中华儿女诚挚朴实、积极进取精神的写照。汪观清的牛画神态种种，皆栩栩如生：或耕耘、或奔走、或嬉水、或进食、或角牴、或舐犊、或依偎……无不笔墨酣畅，牛气冲天，大获行家好评。
汪先生对牛情有独钟始于“文革”初期。其时他被关入“牛棚”，后又被发落至“干校”，自己成了“牛”，常与牛相伴。见牛终日碌碌，牛眼惶惶，夜来汪观清与牛对视，心中油然而生一种认同之感。７０年代初，汪观清又赴安徽练江牧场养牛二年，兼辅导业余爱好者作画，对水牛、黄牛、乳牛的生活习性作了进一步的观察、琢磨，对牛的各种喜、怒、哀、乐的神态，均烂熟于心，于是萌生画牛之想。当时山水、人物画均为“禁区”，画“孺子牛”则可免遭非议，即使不允发表，画家也有了艺术想象驰骋的天地。汪先生试作数幅，厚积薄发，一气呵成。而后一发不可收，计作５００余幅，熟又生巧。
“四害”既除，汪观清的牛画如野牛脱缰，奔突而出。１９８５年在深圳首次举办“丑年画牛”个展，颇受世人瞩目。此次在沪展出的《百牛图》画了９９条神态各异、气韵生动的壮牛，显示了汪先生独到的艺术匠心和扎实的国画功底。另一幅傲然屹立的老牛图，曾获得３０位知名人士的赞赏，周谷城、俞平伯、王昆仑、王遽常、苏步青、顾廷龙、周汝昌等诸公题词作诗，盛赞此画“回首似知音”。
汪观清先生对我说，牛在一年四季，姿态各异。春牛自在蹦跳，有示爱；夏牛在劳作之余，把浮水作为一种愉快的休息；秋牛疲惫，筋骨毕露，老牛舐犊，姿态可掬；冬牛伏地，进食甚少，多作依偎之态。汪先生说，他因为爱牛怜牛，很少作艰辛劳作的牛画，而多作消闲、角牴嬉水、神态自若、体现舐犊之情的牛图，这样心情舒坦些。汪先生的另一幅名作《江岸依偎》，画了两条老牛相依，作耸肩抵尾之态，画的上方有著名画家黄苗子录唐代陆龟蒙诗曰：“江草萋萋正秋半，十角吴牛放江岸。耸肩抵尾乍依偎，横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断堑无端入，背上时时孤鸟在。日暮相将带雨归，田家烟火微茫湿。”此画对两条艰辛了大半年的老牛，难得相依休闲的神态，作了精细的描绘。画牛之作，透出画家对人生甘苦的回味，值得细品。
有位观众在赏《百牛图》时，细数画中的牛，数来数去只有９９条，问汪观清是否漏掉了一条。汪观清指指自己说：“我也算一条呢！”他在另一幅《病牛休息图》中题诗曰：“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夕阳。”画家自号“耕莘堂主”，又是以老牛自况。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