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域外散记
拾樱记
李彦春
旅日期间，看过樱开樱谢樱雨樱雪。樱花时节，在樱的国度与樱的国民擦身而过时，总有樱花飘然坠落。偶拾捧闻，浮想翩跹，遂誊写笔端，赠予国人。
理想
忆起７０年代受教育期间，“理想”是中文教员最爱出的一个作文题目。年龄增长，理想多变，但凌云之志不改，总是气势宏大高昂地欲冲出田字格纸——解放军、科学家、作家、音乐家、画家、宇航员……１０年记忆中，几乎没有一个少年把工人、农民作为理想。记得最低的理想是一位男生想当电影放映员，目的是既饱看电影又不花钱。作文上交之后，教员对号夸奖：“有志气，有出息。”末了，训上一句：“为了实现你们的理想，从现在起要好好读书，否则，你只能当工人、农民，还有拣破烂的。”从此，遇上垢面老太在垃圾堆上扒煤渣、拣烂纸的模样，教员的话不觉擂响：不能像她一样没有出息，要好好读书，实现当作家的理想。
就理想，问过正在京都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的木村。她说：“中国人的梦很大，日本人的梦很小。”
２２岁的木村的理想２２年如一：花店老板。原因：喜欢花。按理，大学毕业后的她该做翻译，但她说人才竞争激烈，就业难，如闲职在家，就开花店。在店里遇到中国人她就免费，条件是陪她练１５分钟汉语。
学经营管理的纯子的理想是面包店老板。原因：爱吃面包。嗜好与专业结合，纯子认为这样的设计最适合她。
田中刚从一家普通私立大学毕业，现在打短工。他在寻找当出租车司机的机会。他认为自己智力平平，没考上名牌国立大学，注定只能做普通工作，况且他喜欢开车。
日本社会极重资历。出自名牌大学，社会承认你的智商，因而择业道路广。看日本政坛，东京大学毕业的占多数。像田中这样从普通学校毕业的人，只好自定目标：干普通工作做普通人。
九七新年，他去神社祷告：做名司机的理想快快实现。同一天，我到一位中国朋友家拜年，相互寒暄时，他的１０岁儿子开口道：“我的理想是超过爸爸，他拿的是日本博士，我要拿美国博士。”
１０岁孩童的口气亦如我们当年，尽管他在日本受到的是“团结协作，不需要天才”的教育。在梦小的国度里大梦依旧做，这就是中国人？其实，梦大梦小，无褒无贬，只是在大梦初醒后，如何走路呢？想想教员夸奖我们有志气的同时，也该教会我们饮醒酒茶，收拾残梦，抖擞精神，认清自己，上路！
“日本要输给中国了”
一建筑设计院社长对中国没好感。１９８６年他去中国谈生意，在街上被换外汇人追赶，财物丢失，食品不洁，厕所肮脏，服务冷漠不规范，谈判对手也是“无赖”。一趟中国行，他得出：１９４５年我们输给中国，现在中国输给我们。看，中国的家电、汽车市场……我们赢了。
１９９３年，他的公司聘人。应聘者中有一位出自著名大学的博士，张姓中国人。面试时，他拿出一份京都大学学部生数学专业试卷要张做。张反应不俗：“社长哪道题不会，我现在就教您。”
张的反守为攻慑服了他，张被聘用。三年后，他评价张：“在抗震设计与结构的非线性动态分析方面是一流的”，并指指张的脑袋：“好用得很。”张笑言：“这是中国的大学训练出来的。”
１９９６年，社长二赴中国。时隔１０年，走的是同样旅程，住的是同样饭店、同样房间。他回来后邀张喝酒，酒过三巡开口道：“日本要输给中国了。”边说边掏出间隔１０年的饭店、街衢、服装、汽车、商场、人的照片对比。
“日本要输给中国”之论，目前能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口中听到。言者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旅行庞大邻国后有感而发：精明的谈判对手、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水平、精神面貌和英语普及程度。最直接的感受是与中国人的接触：智力水平、工作能力、服装、谈吐、爱国心……
社长拿华侨与张做比：“老一代华侨靠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刀）留在我们日本，你们是靠好脑袋就职，将来拼的就是脑袋。中国人聪明，如果中国人把制造假电话卡（在日不法中国人一度造假卡打电话，被日本警方抓获）的脑袋用来搞技术，肯定不比我们差。”社长话中带刺：“好脑袋瓜没被正经利用，可惜；如果捆在一起利用，我们必输无疑。”张笑他多虑：“本世纪，你们仍是赢家。”社长咂口酒摇头：“听说，中国驻大阪的某服装进出口公司经营的休闲服在日本休闲了四五年，最近不闲了，全卖出去了。”张接茬：“工蜂懂得休闲了，好事。”“不”，社长正色道：“我们国土小，没资源，不努力，就得输给你们。你们这头睡狮睁一只眼就不得了。”张反唇：“睡狮要站起来，伸伸懒腰，走动走动呢？”社长把杯中物一口灌了下去，醺醺然道：“我们给它进贡。”
这晚，张回家，对儿子极耐心：“学习成绩只能第一，不能第二。”儿子纠正：“跟你说过了，日本学校不排名次。”张说：“你心里排！”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现代文明的污渍
魏崴
２月底的布鲁塞尔似冬非冬，西风料峭，寒雨连天。
２４日夜间，１０名青少年手持喷漆罐，在市中心附近的纪念碑旁、大墙脚下或地铁车厢里，正兴致勃勃地喷制他们的得意之作时，被警察抓个正着。２６日，布鲁塞尔市长声称要对这种破坏市容、危害社会的行径“宣战”，除取缔涂鸦者外，凡鼓励涂鸦的喷漆商，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按比利时法律，破坏市容者可判处１星期至１年的徒刑。可是比利时监狱人满为患，逮着的这１０名涂鸦者，又有６位还未成年，何况他们到底算不算危害社会，尚有争论。警察局只给他们每人搞了份笔录，便放人完事。
涂鸦一词，在多种西方文字中，皆为“ｇｒａｆｆｉｔｉ”，原系意大利文，考古学用语，本义指刻在古建筑、纪念碑或墙上的粗糙题词和图画，引申义为在墙上或门上胡乱题词或瞎涂瞎抹。据专家考证，涂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性行为，可上溯到几千年之前。据说早在５０００年前的古埃及，就有人爱在建筑物上刻画涂抹；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墙上，也有被人信手挥抹上去的诗句、图画。中国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凡名胜之处，此类作品也比比皆是，与外国较之毫不逊色。这些即兴之作，虽纯属粗制滥造，有伤大雅，有碍观瞻，破坏文物，甚至低级下流，却是研究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资料，被称之为“涂鸦文化”。
光阴荏苒，社会更迭，而涂鸦族却绵延不绝，延续至今。在发达国家中，这种现象甚至呈繁荣兴旺之势。在欧洲，涂鸦族的业绩在阿姆斯特丹市最为显赫；在美国，纽约的地铁和洛杉矶的公共汽车据说是“当代涂鸦文化展览室”。
比利时的“涂鸦文化”似乎发展较晚。记者的房东是两位年愈七十的老人，照他们的记忆，１５年前，比利时的涂鸦者微乎其微，而且是断断续续的个人行动，对社会妨碍不大；现在他们却是呼朋引类，组成群体，蜂拥而来，扬长而去，以作践他人为快事。两年前，他们家的一幢房屋门窗，就曾领受过这帮人的“恩泽”，被涂得乱七八糟。现在，布鲁塞尔市政府每年要拿出好几百万比利时法郎，来洗刷这帮人的“大作”。房东还介绍说，这帮人多是青年，大抵只有小学程度，不求上进，无法无天，反对一切，是教育不力、纪律过于松弛的社会造就出来的一群“蛀虫”。
比利时当局是禁止在建筑物上涂抹的，对涂鸦族也不断予以打击。可是，涂鸦总是如原上草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当局又另想别法：在比利时每一座城市内辟出一隅，专供涂鸦者们一展“才华”，这既可满足涂鸦者的创作欲，又不至危害社会。然而，从布鲁塞尔市长要向涂鸦宣战这一点看来，这一措施也失败了：涂鸦族不甘心囿于指定之所，他们要漫向社会，到处妄为。
这确是发人深思的一种社会现象。西方现代文明太注重鼓励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丰富和享受了，结果客观上造成一些年轻人精神生活异常空虚与无聊。他们的心灵在正常生活中找不到理想的栖息地，于是便流于放肆，以喷漆为武器，向社会“宣战”。他们是光怪陆离的社会中一群“迷途的羔羊”，乱跑乱突，可悲可怜。
涂鸦，如果也算是一种文化的话，是应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达而逐渐消亡的，它的存在是对人类文明的嘲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还“安妮日记”以本来面目
刘彦会
《安妮日记》是荷兰籍犹太少女安妮·弗朗克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部个人日记，它真实地记述了她与家人以及另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居生活。安妮从１３岁生日写起，一直到１９４４年８月４日他们的隐居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后不久。她的日记在战后与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杰拉德·格林的《浩劫录》一起，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
最近，在《安妮日记》出版５０周年之际，它再次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受托保管安妮手稿的荷兰战争研究中心公开承认，１９４７年由安妮之父奥托整理出版的《安妮日记》有删节。据说奥托是“出于对死者的尊敬”的考虑，他担心日记中关于女儿在爱情方面的记述会招来非议，因为在１９４７年，公开谈论性是不严肃的行为。今年１月初，英国《泰晤士报》连载了手稿中被删去的内容。海盗出版社在２月６日公开出版发行了完整的《安妮日记》，新增加的内容占原书总量的３０％多。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被严峻的生活现实剥夺了爱的权利，只好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幻想诉诸笔端，化为一段段充满真挚情感的内心独白，读来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
在那段隐居的日子里，安妮·弗朗克爱上了１６岁的男孩彼得，但在当时那种时刻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这对情侣根本没有机会体验爱情的喜悦。安妮在日记里坦露了自己的心扉，在那些单调无聊的日子里，她渴求着纯真的爱情，当这种愿望遭到父母的反对时，她流露出极度的失意，尤其是她对这种复杂的情感做出大胆的坦露时，使人们无不认为此举具有现代年轻女性的叛逆精神。当安妮写到自己与彼得的情感变得日益炽热时，她既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又流露出花季少女的羞涩心理，“他时常到楼下与我搭讪，但他总是前言不搭后语，脸涨得通红，他也真够难为情的了。妈妈不允许我到楼上去找彼得。”“爸爸和妈妈会容许我这么大年龄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与一个不满１７岁的男孩亲吻吗？他们肯定不会的。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那该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刻啊！”那是安妮写在集中营里的一篇日记上的话，时间是１９４４年８月１７日。可惜，她没有缘分去采摘这枝爱情的花朵，只能在日记中去憧憬了。
像许多纯情少女一样，安妮的脑子里装着无尽的希冀与浪漫，她曾在一张自己最得意的照片旁这样写道：“我真希望自己能永远像这张照片上那么年轻美丽，这样我才能有机会去好莱坞拍电影。”然而，这个美丽的影星梦却在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破灭了。
安妮等８人在住处被纳粹分子查抄后，于１９４４年９月３日被押往荷兰北部，这也是德国纳粹分子在战争结束前最后一次往集中营里押送犹太人。３天后，他们又被送到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１０月下旬，安妮和姐姐玛戈特被一同押往联邦德国东北部的卑斯根—贝尔斯监狱。那里的条件让人触目惊心，霍乱和痢疾流行。玛戈特不久就死于痢疾。１９４５年二三月，就在英军解放卑斯根—贝尔斯的前夕，安妮被纳粹分子杀害。
就像原书当年一出版就吸引了大批读者一样，连载内容刚一见报马上就引起了读者的普遍关注，再次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悲剧时代的回忆。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朱莉娅·纽伯格在接受《泰晤士报》记者采访时说：“安妮的日记生动感人，是那个时代多数人命运的真实写照。我的许多朋友都曾像我一样读过《安妮日记》，大家从这个多灾多难的少女的经历中仿佛听到了发自人类灵魂深处的呐喊，从她那含羞带怒的话语中听出她对纳粹分子的声泪控诉。我的家人都有着与安妮几乎同样的经历。这也许就是我在童年反反复复去读《安妮日记》，与她同哭同泣的原因吧。”（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职业喝彩师
松新
今天，西方文化已顽强地渗入日本现代社会。但是，专演日本传统歌舞剧的大小剧场却也同样顽强地遍布岛国的大城小镇。笛音悠悠，歌声袅袅，舞步翩翩，观众个个看得如醉如痴。然而，奇怪的是：观众席上除了一两个正襟危坐的男性不时发出嗓音铿锵的喝彩声外，其他观众却都一律保持“沉默”。
原来，日本传统歌舞剧场有一条奇特的规定：观众即使看到“入迷”处，也只能“心领神会”，而不准喝彩，否则即会被他人“侧目而视”。台下寥寥无几的喝彩者都是剧院特邀的“职业喝彩师”。他们都受过专门的“喝彩”训练，熟谙什么时候用什么音调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喝彩，以便同台上的演员上下呼应，使演出更加趣味盎然。
这些“职业喝彩师”多为男性，社会地位颇高，著名的职业喝彩大师甚至可以同演员齐名。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剧场，坐在特等包厢内，有的剧团和剧院还特邀大名鼎鼎的“喝彩大师”光临以抬高身份。自然，喝彩大师领取的报酬也很高。
目前，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８０岁的老者是日本全国最名孚众望的“喝彩特级大师”。另有一位在东京某音乐学院执教钢琴课的英国人是唯一的外籍喝彩师。此君说，许多西方人认为日本的“职业喝彩”纯属雕虫小技，然而，我却认为它代表了一个民族传统艺术的根深蒂固和无穷奥秘。
不过，今天日本的喝彩师已越来越少，因而已有培养职业喝彩师的学校问世，以使日本传统歌舞剧不至消亡。据介绍，由于职业喝彩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受训者一般要经过一年到两年的培训才能学成毕业。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城查尔斯顿掠影
何洪泽
从纽约来到查尔斯顿，时光好像倒转了一百多年。清晨，漫步在城区最南端的炮台公园，迎面是雾霭中的蒙蒙海湾，几只海鸥在静静的水面上盘旋；身后，绿树掩映下的古老住宅，刷成粉红、淡绿、鹅黄等颜色，宛如一幅水彩画。没有城市的喧闹，没有交通的繁忙。这是一种在纽约完全享受不到的安宁。难怪每年有许多人到这里度假，目的是重新领略百年前那种悠闲、安详的生活。
按照美国的标准，查尔斯顿是一个相当古老的名城。它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１６８０年，第一批英国殖民者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原因是它恰在库珀河与阿什利河汇合入海处，得交通贸易之便利。到１８世纪，它便成为北美重要的贸易中心和最富裕的城市之一。许多农场主和商人在这里建起了各种风格的住宅和庄园。其后，虽然经过独立战争和美国内战的风风雨雨，以及地震、风暴等自然灾害，这些建筑大部分都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查尔斯顿现在大约有５０００多栋百年以上的古老建筑集中在城区的南部，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老城区。在这里，街道依然是窄窄的，碎石铺地；商店依然是小小的，古色古香。游人就在这些店铺里优哉游哉，或寻觅古董，或买点当地特产。走累了，在街边的露天酒吧坐下，喝上一杯，还可以欣赏街头艺人的即兴表演。对平时紧紧张张工作的人来说，这好似神仙过的日子。
查尔斯顿的古宅虽然年代久远，却不给人以破旧败落之感。几乎每一栋房子都按原貌经过整修，油漆得干干净净。有点来历的，都在门前镶上一块铁牌，上面写着房子建筑的年代，以及哪位名人曾在此居住。如有时间浏览这些门牌，就等于读了美国的一段历史。颇有特色的是，一些街区的住宅前还保留有马头形的拴马桩。虽然现在已毫无用处，却是当时生活的见证。
查尔斯顿古城能保留得这么完好，完全得益于一些民间组织的努力。应当说，对古老建筑破坏和威胁最大的还不是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人为的因素，特别是经济的发展。本世纪初，美国经济飞速工业化。一些公司纷纷拆旧房，建新楼。把一些很有价值的古迹也毁掉了。这时，一些有远见的人士起来呼吁保留查尔斯顿古老的风貌。最早的是一位女房地产商弗罗斯特。她在２０年代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古建筑保护组织——“老住宅区保护协会”。他们通过游说、募捐、宣传等办法既保护修复了一些当时已面临毁灭的著名建筑，也使保护古城的意识逐渐深入人心。到３０年代，在他们的推动下，查尔斯顿市划定了老历史城区，制定了保护古老建筑的法律，并成立了建筑审查委员会。从此，查尔斯顿的古城保护走上了法制的轨道。
如今，像这样的民间保护组织不止一个。它们的人并不很多，资金也不十分雄厚。但由于他们采取的办法积极灵活，所获得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的。其中一个值得称道之处是，他们虽积极宣扬保护查尔斯顿，却并不以救世主自居，而是鼓励、帮助所有的查尔斯顿人自己保护古宅。因为大部分古宅属于私人，目前仍有人居住。另外，美国人有自己修房的习惯，这些组织向他们提供整修方案咨询和修理技术培训，等于使人人都参与了古城的保护。
虽然历史即将迈入２１世纪，但查尔斯顿却仍保持着它百年前的风貌。它为美国人保留了一个现代化社会中的世外桃源。这也许正是它每年能吸引５００万旅游者的原因。（附图片）
波兰的半岛保卫者纪念碑朱富贤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澳大利亚堪培拉民居李学江摄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出售形象
施晓慧
或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看电视广告时，无需费神，一眼即可辨认出是国产品还是进口货。这其中的差别，除了产品本身的因素之外，恐怕是产品和企业形象的设计思路大有不同。前不久参加瑞士雷达表公司的新产品发布会，亲眼见识了一回外商在宣传品牌形象上的匠心。
这次新闻发布会是推销它的最新一代手表“新概念一号”。这种手表在用料技术上有创新，是用４０００粒１毫米的钻石压成粉末，再以高温高压制成的，其硬度已基本可与天然钻石相媲美。但是，雷达公司不满足于例行介绍，它还在挖掘和表现雷达表的文化内涵方面做了许多文章。
他们把研制新材料的专家从瑞士请到了中国的发布会现场，由他亲自介绍。会场专门安装了一个演示柜，一块雷达表镶嵌在高硬度的钢锭上，一只与著名的瑞士军刀同样材料的钢锥在上面来回地移动，钢锭被划出了一道道沟痕，而雷达表毫发未损，光亮如初。当我们对手表与钢锭是否在同一平面提出疑问时，这位专家请管理人员打开演示柜，让我们亲自去摸。那么，既然它比瑞士军刀的钢硬，是否可以用刀一试？他立即取来小刀，任我们在他的手表上乱扎乱划，直到我们确信无疑。这种直接交流使与会者对新技术产生了信赖感。
考虑到这一款手表要在中国市场销售，公司特别把文章做到了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上。新闻发布会的会址选在新开放的上海博物馆，是因为他们看中了这座新建筑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能体现雷达表的风格；另一方面也隐喻着他们的希望，即雷达表能像博物馆收藏的文化精品一样，成为人们珍藏的艺术品。鉴于上一代雷达表采用的是高科技陶瓷材料，他们又请来上海博物馆的著名陶瓷史专家在陶瓷馆介绍中国的陶瓷发展史。跟着老专家徜徉于祖先们智慧结晶的陶瓷艺术品中，那些古文物仿佛被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而用高科技陶瓷制成的雷达表也似乎有了古老文化的根。
当然，雷达表的成功首先是它在制表技术上独辟蹊径，确立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这是品牌形象形成的首要依据。１９６２年，当世界各种名牌手表的生产仍沿用传统的金银铜等材料时，雷达表率先采用新的硬金属材料生产出世界上第一批不易磨损手表，打开了新思路。但是，它真正在瑞士表业中异军突起，是７０年代受到日本等新兴制表业的冲击之后，雷达表确立了塑造“追求新技术，挑战未来”新形象的战略。从１９８０年起，它相继推出“佛罗伦斯”新款表生产线、紧贴手腕的“拱形”系列表款、“精密陶瓷”手表和“整体陶瓷”系列，直到最新用钻石粉末制成世界上最硬的手表“新概念一号”。与此同时，它把追求完美的精神融入了雷达表品牌的形象之中。然而，形象的设计并未到此为止，它还需要最适当的外在表现形式。公司的公关经理告诉我，在设计一个名牌商品的形象时，他常常是把它设想成一个人。人们由此不禁联想到雷达表公司的许多公益性赞助活动，比如赞助国际网球赛，赞助中国青少年科学英才奖，并与鞍钢集团共同设立了“雷达表（鞍钢）科技进步奖”。副总裁还告诉我，如果只讲手表的计时功能，几百元就可以买到最好的了，人们买高档表，实际是买它的品牌形象。那么，雷达表主要是哪些人买呢？副总裁说，有许多是喜欢创新的建筑师、设计师和工程师，有一些是为结婚纪念，取它的永不磨损，象征永恒之意。只有４０年历史的雷达表能够在瑞士本土和亚太市场保持销售额第一的领先地位，成功的品牌形象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种新型的经营策略，现代化商业企业的新型工程ＣＩ概念已开始引入中国。有一位中国专家说过，外向型经济需要双翼，一是质量，二是品牌，明天更重要的也许就是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