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两会专页)
专栏：两会纪实
田头溪畔事尽入胸怀间
——两会代表委员评述“三下乡”活动
本报记者周庆杜英姿蒋安全
中宣部等十部委组织实施的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是全民族文化建设壮举，这部交响乐中带着乡野清风的旋律，它回荡在北国南疆、田头溪畔，也回响在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心头。
农村现代化有赖文化的注入
“戏送到哪里，哪里就如盛大的节日一般。”
每每回想那一幕幕感人肺腑的情景、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人大代表、安徽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马兰便觉心灵如洗。
“宁舍一顿饭，不误台前站”。日益富裕、开放的农民渴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渴望融入现代文明之中。
一出充满真、善、美的儿童剧耀亮了一颗颗懵懂的童心，一本洋溢理想和信念的好书点燃了孩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下乡的文化在农村儿童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文化是有穿透力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导演潘霞深具文化工作者的自豪感，她认为给农民送文化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对农民健康美好情操和生活情趣的激发和培养。
送戏送书送医药送科技，十部委要办的６４件实事使得现代文明渗透到农民的思维、行为、情感乃至语言习惯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变着农村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学珍同意这样的观点：文化的强力注入，促进、带动了农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成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有力支撑。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高占祥特别强调文化在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扶贫工程中的作用：“文化扶贫就是要扶志气、扶方法、扶素质，由输血变成造血，使得贫困地区插上文化、科技的翅膀，实现经济的起飞。”
这是一种认识，更是一种承诺，它表明了文化、科技、卫生各界人士的共同心愿。
城乡对话：重组文化发展新格局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突出的特征。城乡文化的发展较之经济更为不平衡。
“头重脚轻，比例失调。”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徐晓钟举了艺术表演团体的例子——据统计，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大城市和县以下国有剧团的平均数分别为７．２８和０．４８，后者的演出能力难以满足广大农民的文化需求，全国范围内的布局结构调整已成为全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六五’期间‘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仍未实现，有的地方农村文化阵地还在萎缩，‘一间房子、一颗章子、一张桌子’的文化站为数不少。”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袁行霈对此很是担忧。
“城市作为文化密集地区，向农村发散是趋势。”人大代表、作家孟伟哉视角独特，以城市辐射农村，提高农业生产科技含量、农民生活的文化含量是新时期文化建设的新内涵。
城乡对话，双向交流，有馈赠，也有回报。人大代表、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县长赵学梅感到农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的积极创造，为文艺工作者提供着丰厚的创作营养，深入基层、为人民服务，这也为文化艺术开拓了更广阔的天地。
吉林省民间艺术团抓住挂锄和冬闲两个下乡黄金时节送戏多年，培养出自己的观众群，他们的一曲二人转灌制唱片后在全国发行８０万张，并获金唱片奖，１９９６年剧团演出收入２０余万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人大代表、吉林省吉林市副市长刘萍的介绍启发我们，中国农村是文化最广阔的现实和潜在的消费市场。
城乡科技、医疗发展的不平衡也颇明显。全国每年有５０００多项农业科技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有的居国际领先地位，但转化率很低，农民享受到的科技的恩惠仍然有限。乡村医生和卫生员队伍不稳定，设备不齐全，这反映出科技、卫生等方面的下乡还需要培养内在的动力。
花开若要久长时
有人形象地把“三下乡”比作“山花烂漫”工程，山花能否烂漫，烂漫能否长久，是关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前途的百年大计。
“关键是要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让农民得到实惠。”人大代表、山西左云县上张家坟村党支部书记左昇的一席话道出了农民的心声。
“三下乡”要注意提高农民的欣赏水平、科学意识，防止“文化垃圾”流入农村，许多来自农村和基层的代表委员还作出这样提醒。
徐晓钟委员分析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话剧《关东大集》在农村深受欢迎原因时说：“‘下里巴人’也需要‘阳春白雪’，戏曲有下乡的传统，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话剧也一样为农民喜爱。”
全国政协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用“弹钢琴”来形容下乡文化和乡下文化之间的关系。农村小康文化建设是一个浩繁复杂的系统工程，像弹钢琴一样，十个手指配合有致，才能奏出完美的音符。她据多年下基层的体会谈了看法，“譬如中央大剧院下去，应起示范作用，同时辅引当地剧团，最终在演出实践中找到各自的最佳位置，形成梯次结构。”
人大代表、著名晋剧表演艺术家田桂兰、蒲剧表演艺术家任跟心长期坚持在厂矿、农村演出，她们提出既要重视把大城市文化送下乡，更要重视扶持县区乡镇“不走的”文化艺术团体。
优秀的文化、科技、医药成果如何广泛持久地传播到农村，人大代表、贵州瓮安县矿肥基地工程建设指挥长王国文认为，这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总结，既要有恰当的形式，更要有长久通畅的渠道。不少代表、委员反映，城市医院定点帮扶乡村医院，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安排城市医生到乡村定期行医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我国农村已经存在的科技推广网络、合作医疗和初级卫生保健组织，在新的形势、新的起点下，要不断探索为农民服务的新途径，同时在服务中增强自身的生命力。
“三下乡”是文化、科技、卫生各界的神圣职责，是农村现代化的催化剂。中共中央、国务院曾作出了加强科技普及工作的意见和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要使科普工作尽快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轨道，要把扶持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卫生事业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应及时作出具体实施规划，保证落实。人大代表、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林淑琼认为，只要上下结合，形成合力，定可全面推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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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负责人答记者问
在两个转变中先行一步
本报北京３月１３日讯记者范伟国、王科报道：今天上午，“两会”新闻中心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副省长卢钟鹤、李兰芳、汤炳权就广东省如何在两个转变中先行一步，如何加强粤港互补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卢瑞华介绍说，广东去年经济运行稳定，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了１１％；投资涨幅回落，外贸出口继续增长；全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３９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１４．９％。更为可喜的是，在经济以两位数幅度上升的同时，物价指数仅比上年上升４．４％，大大低于原定目标；在全省的１４０个市县区中，有６６０万人实施了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新安置了城镇就业人口３９．７万人，当年失业和富余人员再就业４８．８万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达３１８３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７４８８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比上年增长了７．６％和２％。
卢瑞华说，广东省今年的工作重点是，更加积极推行两个根本性转变。要抓住这个中心工作不放，力争先行一步，做出成绩来。
本报记者问：在实施两个转变中，广东的重点和突破口是什么？
卢瑞华回答说，实施两个根本转变，不但涉及到企业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也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广东来说，当前先要解决好国有企业的问题，继续贯彻“抓大放小”的方针，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把改革、改组、改制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同时，要依法治省，依法办事，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保障体系，与两个转变相配套，为两个转变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继续转变观念，将人们的关注点从铺摊子、讲产值，转到集约经营上来，转到规模效益上来。
有记者问：广东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有什么困难和对策？
卢瑞华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必然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这方面，我们不存在困难。从广东来说，是要加快改革的步伐，扩大覆盖面，不管哪种所有制的职工都要参加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医疗制度改革上也要有新措施。
有记者问：广东一些地方没有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对此将采取什么措施？
卢瑞华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个别人的法制观念不强，出现这种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对此，我们一不掩盖，二要加强执法力度，一旦发现有地方保护主义现象，要坚决依法严惩。我们广东省去年大力推行依法治省，也与此有关。
有记者问：香港回归以后，广东在经济上如何接轨，将发挥什么作用？
卢瑞华说，粤港之间在人缘上、地缘上、文化上、经济上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香港回归祖国，对我们来说是兄弟回家，今后的交往会更加密切。粤港经济从来都是互补的，过去建立了“前店后厂”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带来很大利益。现在香港正处于转型时期，广东也处于调整时期，这时候更需要双方互补。香港在市场方面需要广东，在技术方面也需要广东提供补充。香港的金融、信息、贸易对广东也有很大帮助。我看这种互补的关系将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有记者问：广东现在还有６０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能不能在今年使他们脱贫？
卢瑞华说，我们有信心，在今年基本上解决６０万人口的脱贫问题。我们的具体措施，一是省政府拨款２．１亿元人民币，各市再分别筹款；二是组织对口扶贫；三是动员社会各界来关心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一条是扶贫扶到每一户，不仅要让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而且要让他们有自我发展的能力。
卢钟鹤、李兰芳、汤炳权也先后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教育、计划生育、房地产开发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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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代表团的声音
贫困，压出个明晰思路
——访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本报记者张善菊
“对我们贵州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按期完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人大代表、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说。
这几年，贵州自己和自己比，发展很快。１９９３年，贵州有１０００万贫困人口、４８个国家级贫困县。通过３年努力，已解决了３７１万人口的贫困问题，６个贫困县摘帽。说到这里，刘方仁话锋一转：但是，我们还有６２９万贫困人口，４２个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的经济在全国排第２５位，人均收入排在最后。我们的压力非常大。可喜的是，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脱贫思路。
一、树起一面旗帜。罗甸县大关村原是一个极贫村。１９８４年，村党支部书记贺延亮从山石缝里挖土，造了８分田，还修了水窖接雨水，又把雨水引到田里。结果他家有了白米饭吃。之后，他又带领全村人造田。到去年底，大关村人均造田０．７８亩，人均粮食４００公斤，人均收入８００元。大关村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把大关村作为一面旗帜，动员大家向大关村学习，自力更生，脱贫致富。
二、建立领导责任制。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带头，建立扶贫责任点。刘方仁说，我负责的荔波县，近几年已通过利用当地煤炭资源脱贫。荔波县是瑶族居住区。那里虽然有煤，但过去老百姓只用来取暖。后来，我们帮助荔波县制定具体脱贫计划，并动员社会向他们捐衣物，使这个县走出了贫困。我们其他领导干部也在其责任区认真帮助脱贫，目前都已取得了明显效果。
三、大力发展特色经济。脱贫，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贵州人多地少，即使丰收年，人均口粮也只有２８０多公斤，要吃饱，每年需购进７．５亿公斤粮食。购粮需要钱，要钱靠特色经济。因此，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脱贫。比如人大代表、贵州神奇公司总经理张思庭先后投资１５０万元，帮助老百姓在山上种药材，搞中药基地，从药材苗到种植技术，都无偿提供给当地老百姓。另外，他还给百姓买羊种，办饲料厂，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像张思庭这样的企业界人士，在贵州还有一些。
最后，刘方仁对记者说，为了鼓励大家投身到脱贫攻坚当中去，我们还制定了激励机制。去年，全省有６个县脱贫，我们就按规定奖励。总之，为了贵州脱贫，中央已给了很大支持，去年江泽民总书记到贵州时说，扶贫工作要向贵州倾斜。但是，我们不能等靠要，要靠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过，我相信，贵州能如期实现“八七”扶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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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两会漫议
重在落实
石毅
“两会”闭幕前夕，代表和委员们议论的话题集中在“落实”两个字上。
为了把“两会”确定的各项任务落实好，要有一种强烈的落实意识。搞好规划，绘制蓝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扎扎实实的工作，将规划和蓝图变为现实。在过去一年中，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可喜的成就，就是因为按照“九五”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要求狠抓落实的结果。在新的一年里，要再接再厉取得新成就，就要再接再厉抓落实。实践证明，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工作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规划落实得好，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工作的发展就快、就好；反之，就慢、就差。我们还应当看到，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能不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落实，关系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督促自己：落实，落实，再落实！
抓落实，要有一套过硬措施。要落实，不是想想“落实”就能落实、喊喊“落实”就能落实的，必须有一套符合实际、落到实处的措施、办法。犹如过河，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仍然是一句空话。各级领导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制订出一套适应两个根本性转变需要的，足以激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落实措施。那种只会耍旧的拳路的人，满足于照葫芦画瓢应付上面的人，或者善于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的人，好像是在落实，实际上是在妨碍落实。
抓落实，要有一股坚韧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伟大事业。要实现其中任何一个奋斗目标，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所以在落实的过程中必须有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我们不仅要战胜开拓中的各种困难，还要经受探索前进中的曲折和反复；我们不仅要战胜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还要挣脱自己头脑中旧观念的束缚。因而，必须要用一种百折不挠的毅力去抓落实。
抓落实，还要有一种良好的作风。代表和委员们谈道，在一些地方，一些干部中确有一股“浮”风。有的地方，一讲抓落实，就是你开会，我开会，逐级开会；你讲话，我讲话，层层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人把心思都用在如何向上级表态、表功、表演上，就是不去埋头苦干抓落实。这是一种非常坏的风气。我们一方面要在干部队伍中反对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好人主义、形式主义的歪风，倡导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另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加紧改革对干部的考查、考核、选拔、任用和罢免工作，使那些真正求实务实抓落实、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重用；那些吹牛拍马说假话、群众侧目的干部受到应有的惩戒。只有这样，才能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形成重在落实的良好作风。
我们的成就来自落实，我们的希望在于落实。让我们用落实“两会”精神的丰硕果实，为办好今年的两件大事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为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增添新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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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找李素丽取经
本报记者江宝章
人大代表、福建省厦门市公交公司党委书记巫秀美这次来京开会有一个心愿，就是抽空找她的同行李素丽取经。她利用会议休息时间，私下两次去了李素丽所在车队，都没遇上。眼看着会议马上就要结束，巫秀美着急了。３月１３日，她又来到２１路车始发站：北京西站，终于坐上了李素丽当班的车。
一路上，李素丽一会儿为乘客介绍北京的变化，一会儿介绍沿路各站的转乘情况，一会儿为老人小孩安排座位。语言精练、准确，态度和蔼可亲。一些老乘客亲切地同李素丽交谈，互致问候，如同家人。
作为同行，巫秀美一边观察，一边不由得暗暗赞叹：“对沿途情况了如指掌，和乘客如此和谐融洽，是许多乘务员不容易做到的。李素丽‘岗位做奉献，真情为他人’，的确不是文章写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巫秀美对记者说，李素丽先进事迹见报后，厦门公交也开展了“远学李素丽，近学罗碧珍（厦门市公交驾驶员、劳动模范）”活动，但今天亲自乘坐了李素丽当班的车，感受就是不一样。学习李素丽，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群众的需要。它使社会和人际关系变得更加温馨。
最后，巫秀美代表说：李素丽确实太累太辛苦了。她希望全社会学习她，爱护她，关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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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左图：3月13日，辽宁代表团进行分组审议。人大代表冯友松说：“辽宁要成为农业富省、强省，必须走农业产业化之路，搞深细加工，提高农副产品的附加值。”本报记者 王忠家摄
右图：3月13日，安徽代表团进行分组审议。人大代表、凤台县毛集镇镇长朱咸来说：“现在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各种收费太多太高，这个问题不解决，提高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就是空话！”
本报记者 徐烨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