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持·发展·创新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文艺的论述
张炯
对邓小平同志的逝世，我国文艺工作者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感到无限的悲痛！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的遗志，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包括文艺事业推向前进，这是广大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心愿。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他的文艺思想是十分重要的构成部分。邓小平文艺思想不仅对于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和文化的建设具有伟大的导向意义，而且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具有伟大的导向意义。认真学习和贯彻邓小平文艺思想，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沿着正确轨道不断获得健康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的保证。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文艺思想同样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经历了２０世纪空前深刻和广阔的风云变幻，而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诞生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新时代。邓小平文艺思想的鲜明特点是，他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新的历史条件下文艺的发展，总结我国革命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揭示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艺的规律，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规律，并且从世界的宽阔视野和历史斗争的高度，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发，去考虑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从而继毛泽东之后，为我们指出一条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加宽广的道路。
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因为从辩证唯物史观看来，人民在任何时代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更必须保证人民享有历史创造的全部成果。文艺虽然是审美意识形态，从整体上考察，它仍然属于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文艺理所当然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并为巩固和发展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作出自己特殊的贡献。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工作者跟各条战线的干部和群众一样都要做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促进派”。社会主义事业即是人民的事业，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所在。因此，邓小平同志是把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看待的。他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他不但要求“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而且指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他说：“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在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时，邓小平同志又十分重视文艺的规律，包括社会主义文艺的特殊规律，主张文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都要遵循文艺的规律。他强调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性，强调我们的文艺应该“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但他又深知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艺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特殊性。他援引列宁的话，强调文艺事业“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他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他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放弃了流行多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全面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这些论断，毫无疑问都正是基于对革命文艺发展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基于对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所必然具有的特性的深刻理解而作出的，因而闪耀着无可辩驳的真理的光辉！
邓小平同志不仅继承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源与流、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重要问题的理论见解以及据此制定的方针政策，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国内外的新的历史条件，非常重视开展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的斗争，既反“左”，也反右，既反对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的错误观点，也坚定不移地反对封建主义残余意识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从而既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纯洁性。
邓小平同志总是从社会主义的整体建设、特别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来考察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因此，他必然不能容忍一切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各种思想倾向。他首先肯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导向。他说：“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他还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攻击，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他说：“‘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针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他教导我们“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应当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文化和知识，但是决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他特别批评文艺界“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些谆谆嘱咐和批评，可谓语重心长，令人记忆犹新，永远值得我们引为前进道路上的鉴戒。
总之，邓小平文艺思想蕴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实践表明，当我们遵循邓小平同志指引的文艺方向前进时，我们的文艺就获得健康的发展，欣欣向荣；反之，当偏离他指引的方向时我们的文艺便受到损害，甚至走到斜路上去。今天，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迎向世纪之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强国更加雄姿英发、斗志昂扬地前进。我国文艺工作者理所当然地应当更加认真学习邓小平文艺思想，并在它的真理照耀下，如江泽民同志所号召，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辉煌，迎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更加群星灿烂、百花争艳的世纪”而努力奋斗！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作家笔记
深入、参与及其他
何申
江泽民总书记在六次文代会和五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这一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要求进一步为我们作家指明了创作的道路和方向。
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作家熟悉的课题。在今天繁荣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大计中，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是我们作家的基本功。练好基本功，写作才能根底硬、路数准、思路宽、素材多、人物活，作品才能吸引人，才能解除闭门造车的苦恼。反之，缺少这个基本功，功力不足，功力不到家，作家在写这些作品时，就会出现底气不足的现象。我这些年的体会，就是要硬下去，找苦吃。比如我在写作后来改成电视剧《一村之长》的中篇小说《村长》时，为了摸清真实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不住在镇政府里，而住进大车店，不坐车而是步行进村，不要乡干部陪着。结果村干部才慢慢敞开思想和我们畅谈。若是有乡长在一旁，到村里好吃、好喝、好安排，村干部是绝对不会与你坦诚相见、一见如故的。
深入生活不能蜻蜓点水，不能当局外人，而应该有一股真诚，要亲身去参与。我觉得作家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时，最好是具体参加一些实际工作。比如我写农村生活时，感到承包后，农民对土地十分看重，是否要调换土地，一直是农村中的一大矛盾和农民们的一大热门话题。我下乡时也打听过，但听得似是而非而始终不甚明白。有一年我当工作队员下乡一冬天，村民为这事总找工作队，我们了解了当年抓阄分地的情况，很快就明白了这里存在着不大合理的因素，同时也感受到了保持相对稳定的道理。因而在以后的创作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时，心里就有了底，笔下也有了分寸。
我创作之初写的也不是农村题材。但后来由于工作变动，使我有比较多的机会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从而不仅使我了解了他们，继而把创作的目标对准了广阔的山乡。大约在１９９０年以前的几年时间内，我基本上把承德地区２９０多个乡镇跑了一遍。那是一项很累人的工作，山路不好走，冬天是雪，夏天发水，我坐着吉普车，挨个乡镇去检查文化站工作。几年跑下来，一提起哪个乡镇，我闭上眼就能想出那个乡镇的大门朝哪开，乡镇的头头都是谁，哪些乡镇有了多大的变化，群众生活有了多少提高。这些内容，对我写“乡镇干部系列中篇”，无疑有着极大的帮助。
１９９２年冬天我搞了一期“社教”，在村里吃了３个月派饭，当时我一点创作的想法也没有，每天只是想怎么把群众集中起来开会，怎么解决村里的难题。群众也天天找你，让你帮助解决各种矛盾。待到这３个月下来，脑子里的事都搅到一块了，我写了《村民组长》中篇。落笔时，内容极丰富，根本用不着编，现成的事还得挑挑拣拣地用。我体会，写现实题材作品的作家往生活里扎，越写道路越宽广，在书斋里憋，越憋越发愁。我也曾经有过愁的时候，整天琢磨写篇啥，就想自己经历的那点事，然后再编，编来编去也编不成个样子。走进群众当中，特别是当我根本没有作家意识而是作为普通工作者去工作时，往往这时得到的东西最多。
改革开放现实生活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为我们作家提供了采花酿蜜的美好园地。面对着这个园地不去深入，将会在作家心中造成极大的遗憾。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活灵活现各具特色的，为我们作家提供了最好的模特，我们如果不用最佳的模特去绘画，画出来的人物就难免苍白无力。
生活的主流是积极向上的，人民对新生活充满了希望。尽管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喜悦总是更多地伴随着广大人民。我们作家只有把自己置身于这个大潮，才会保持一种良好的精神状态，我们的作品才会给人民带来鼓舞，才会在“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方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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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雅俗之辨
邢建昌
文化的雅与俗是一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的范畴。雅，凝聚着浓厚的文化积淀，标识着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境界，往往成为一个民族文化形式的经典。雅的展开可以作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正因为这样，世界史上文化的雅化是普遍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把弘扬高雅文化作为重要内容。对雅的追求成为人们在满足物质生存需要之后的更高层次的追求，雅在展示和深化人的本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独立自主性。但是，当雅一味雅化而远离世俗生活的滋养时，雅的形式就有可能成为僵化的形式，反转过来成为扼杀文化艺术创造中的任何新思想、新形式的借口。当年孔子将古雅之乐奉为绝对的标准，而无视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具有创新意义的“郑卫之声”，提出“放郑声”的主张，实际等于扼制了民间文化发展的生机。在古代，崇雅极易和复古联系起来，以古为雅，崇古贱今是相当多腐儒的信念。崇雅和复古结合，便成为一种文化保守力量，阻碍文化的发展。“雅”一旦失去了与世俗生活的血肉联系而步入象牙之塔或被奉为普遍的、绝对的准则，其自身的生命力就值得怀疑了。俗的极端发展会使文化面临灭顶之灾。如明末出现的文化世俗化潮流，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在流变中所表现出的放纵情欲、金钱至上、语言粗俗无疑是其糟粕，需要摒弃。由俗的极端发展所造成的文化灾难使当前的文学浅俗化、平面化，造成了读者的冷漠。一些作家降下理想的旗帜，与世俗生活认同。拒绝理想、摒弃崇高，甚至以游戏人生和语言粗鄙为时尚。如果说，瓦解伪崇高、伪理想，是我们文化建设必须面对的课题，那么以俗的极端方式达到上述目的，又不能不使我们的文化建设付出惨痛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雅与俗各自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不能笼统地崇雅鄙俗或扬俗抑雅。一种健全的文化生态，既不是雅文化的一枝独秀，也不是俗文化的独行其是，而是两者的交相辉映，共存共荣。
雅与俗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过去考察雅与俗的关系，总是在一个二元对峙的假定性理论前提下进行。实际上文化的发展是十分复杂的。雅与俗的界线并非泾渭分明，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主要体现在：（１）俗是雅诞生之母体，雅则是俗追求的目标。民歌风谣的流行，才有了《诗三百篇》。鲁迅先生曾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但它们经过时间的冲刷、涤滤，特别是文人的加工而臻于完美、雅致，成为名副其实的雅文艺了。相反，停留在粗俗的层面而不主动以雅化为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俗的形式亦会被淘汰。自宋迄清，通俗小说甚多，据专家著录小说名目有８００余种，还都是有过刻本的。但多数寿命很短，以后就消亡了。原因之一是作者一味迎合低级趣味，媚俗，久而久之便失去了吸引力。正因为这样，世界范围内俗的雅化是普遍的文化现象。（２）雅俗位移。雅与俗是一对流动的、历时的概念，此时此地的俗，彼时彼地便成了雅，反之亦然。先秦时期被称为俗乐的“郑卫之声”，至汉代竟堂而皇之走上了朝廷和郊庙祭祀的神圣殿堂。《礼乐志》记载：“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郑声的俗乐色彩慢慢剥落，而成为新的雅乐。而一种高雅的文化形式，当接受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时，也会成为通俗的形式而被广泛接受。所以，王国维说：“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３）雅中有俗，俗中有雅，雅俗相互依存，相互包含。雅的通俗化和俗的雅化是一个双向流转的过程，实践提出了从雅俗分赏向雅俗共赏的转化。雅俗共赏论者从创作和接受者角度丰富了对雅俗关系的理解。
雅与俗不可分割的关联，并不意味着两者永远处于亲和状态。“雅俗共赏”论也不是要求雅与俗双方以牺牲各自的个性而达到所谓不俗不雅。如果说，俗的雅化是普遍的文化现象，那么，对雅的俗化则要辩证分析。如果雅一味迎合世俗而迁就大众，则难免走向劣化。如目前在工商文化语境里，大量雅文化降格以求，或通过“文化快餐”的形式供大众消费，或以影视化的手段取媚观众，结果造成高雅文化中精神因素的稀薄和审美品位的降低。
还应该看到，一定时代的文化以雅俗互渗、共赏为标志，另一时代可能以雅俗相激对峙为特征，雅则极雅，俗则极俗，而不论雅俗，都有品位。雅与俗既相激对峙，又互渗统一的格局，不仅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力量，也往往真实地勾勒出某一时期文化艺术发展的轨迹。一方面是雅文化以自己的魅力向俗文化施加影响，迫使俗文化自觉追求雅化的境界；另一方面，俗文化的广泛影响势必给雅文化造成压力，迫使雅文化面向民间，审视自身，主动调整生存格局，寻求发展空间。这样，雅与俗就都在既相激对峙，又互渗转化的格局中丰富了自己，提高了自己，同时又没有泯灭自己的个性。文化的发展往往既以雅与俗的对峙为前提，又以雅与俗的交流互渗为趋向。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打开历史的一扇窗口
——谈董保存历史题材纪实文学创作
张方
自新时期文学发轫以来，纪实文学一直保持着强劲势头。无论就历史还是现状而言，纪实文学都是后来者，而且占居的是边缘的位置，这个边缘性指它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社会现实的交融。恰恰是这种边缘性，成就了纪实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地位及其生长和发展的契机。纪实文学虽“得势”于读者，但它的成败兴衰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手眼、胸襟、胆识、修养以及大量的文学创作之外的辛勤劳动。读者要不要读纪实文学？纪实文学还能否作为文学自成一体？这不仅要看作品写什么，更要看作家怎样写，尽管与虚构的文学作品相比，纪实文学的题材所起的作用更大。正是在这一方面，董保存的创作是认认真真循着纪实文学去探索和追求的。
如果只看标题，你会以为董保存的作品无论如何是沾了题材的光，因为他写的大都是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的，他对纪实文学的兴趣和用力，正在于那些青史留名的人和事：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以及“八月失败”、“二月逆流”等等。他的一个集子的副题就叫《与毛泽东有关的往事》，与毛泽东有关的“往事”有哪一桩不是在中国近代史上重重写下一笔的呢？但是凭着这样的题材，作家也未必能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不是没有在形形色色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看到过那些被翻来覆去地写却写得毫无生气的历史人物，不是没有看到过被反反复复地说却说得味同嚼蜡的历史事件；还有另一个极端：挖空心思地收罗和渲染那些只能当作噱头的奇闻轶事。像这样去写重大的历史题材就不一定能得益于题材，也未必能吸引读者。显然，董保存对这类题材的处理与上述现象绝非同类；他对历史上大人物和大事件的选取不是用这些人和事作招牌，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渴望：为历史打开一扇窗口——既是史实的窗口又是心灵的窗口；让读者从他们已经熟知的人物和事件中再获得一些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如果说董保存所写的重大历史题材有什么特点，即当作如是观。
写历史题材必须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托，而史料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也决定着作品质量的高下。这史料的一般来源是史书、档案材料以及回忆录。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纪实作品仅凭这样的史料不见得就能完好地再现历史上的人和事的当代性，因为它的功用主要是存事，即便是记人，也重在人物的“事迹”，而更贴近人心也更富实感的东西则相对受到局限。因此，要体现历史及历史中人的当代性，还得另辟蹊径。对此，董保存的心思和气力是放在了对那些活着的“历史人物”的访谈，从当事人对其切身经历的回味和反思中去重新感受和把握历史上的人与事。因而，他理当获得较一般文字资料更为鲜活也更具文学意味的史料。当然这也并非其他纪实文学作家不去做或做不到的。但董保存的特点是他在这方面所下功夫之深。这些无疑可以使他对历史的感知和叙写较常人更深更切。他凭借自己寻求来的“史料”，使得他所写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有了新的视点和新的意义。这一点，在他对红军历史上那次有名的“八月失败”的叙写中，就得到充分体现。
也正因如此，对历史中的人的描写也就可以别具只眼。史书里的人大都是盖棺论定，档案资料里的人主要的是生平事迹，回忆录里的人或可传达出人的个性，仍也多着眼于其人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而为当事或过从者娓娓道来的人则庶几近于其人的本真。这也是董保存笔下的那些历史人物，尤其是领袖和将帅们的一个显著特征；也就是说，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尽可能地贴近那些原本为圣光笼罩着的人，可以更真实地了解他们人心的复杂和人格的伟大。而表现这种人心和人格时，董保存又偏重于历史人物在逆境中生存和内心的状况。他新近的一本集子《将帅们在逆境中》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叙写的。
不用说，逆境中的将帅们个个都是雪天的青松，但在生命和事业遇到挫折和打击时，他们的内心世界和行为方式又有相当的复杂性。彭德怀的悲怆、刘伯承的深沉、粟裕的机智、谭震林的刚烈，还有在同一场磨难中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将军个性不同的抗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性格，是英雄豪杰们给历史注入的人的因素。也只有看到这样的人，读到这样的历史，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历史上那些大写的人的崇高与动人，感受到纪实文学中历史人物所特有的魅力。在这方面，董保存的描写常有着深挚的笔力，而这笔力又不仅仅来自文学技巧，它更是因为作者对所写之人的真实和真诚的体验。
这就是说，在如实描写中，通过访谈得来的第一手材料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被用到作品中，倒还是次要的。关键是作者由此找到了写人的感觉，因此也就有可能写出历史人物的人心与人格；也就能够塑造出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融会贯通的人物形象。纪实文学不像小说，它容不得太多的想象和虚构，这样，历史人物的文学意味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自身性格的生动性。而要表现出这一点，又必须下大力气去获取更具个性特征和当代感的活材料。对此，想必董保存早就孜孜以求，并且，他的追求和实绩对当今重大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未必就没有启迪和拓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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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文学作品研讨会在昆明举行
由云南省文联、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共同主办的“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文学作品研讨会”近日在昆明举行。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有中国作协和云南省文联、武警云南边防总队的领导、云南省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共四十多人。
武警云南边防总队是一支驻守在西南边疆四千多公里边防线上的武装警察部队。这支部队在缉毒、缉枪、反走私以及保卫边疆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总队党委在抓好部队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把文学艺术的业余创作列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主办了文学期刊《边防文学》和《边防武警报》，培养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军队业余作者。全国边防武警系统仅有的四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部集中在这支部队。他们是总队政委、纳西族作家和国才，拉祜族警官何发昌，阿昌族警官罗汉，彝族警官杨佳富。另外还有苦聪人警官张克札都等八名武警官兵加入了云南省作家协会。这些作者出版了文学作品专著十八本，在全国的文学报刊上发表作品四千多篇，描绘出了警营内外的一道美丽的文学风景线。
与会的文学评论家一致认为，云南边防武警总队已初步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作家群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已初步形成了一种边防武警军旅文学的风格和流派：以保卫边疆为己任，勇于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是他们文学作品中的主旋律；独特的民族风情和绚丽的边地特色是他们作品中不可替代的风格；以现实主义为主的艺术方法成功地刻画了当代武警官兵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多彩的内心世界。评论家们满怀激情地表达了他们对边防武警官兵人格力量的敬重，对他们文学创作成果的祝贺，同时也对他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提出了殷切的期望。（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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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出版座谈会举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近日在京联合召开《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出版座谈会，就张炯同志这部新著进行讨论，总结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发展的经验，探讨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和规律。与会人员认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一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我国文学艺术，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文学发展的实践，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与规律；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对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民族化、现代化等问题以及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战略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