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中国的民族法制建设（中）
——国家民委专职委员、政法司司长杨侯弟谈中国的民族法体系
本报记者董宏君
记者：建国以来，我国民族立法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那么，我国的民族法主要规定了哪几个方面的内容？
杨侯弟（以下简称杨）：主要有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民族工作机构方面。主要规定民族工作机构的设置，民族工作机构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职责；二是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主要规定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自治机关的组成、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上级国家机关的领导和帮助的职责以及民族自治地方内的民族关系；三是关于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方面。主要规定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四是关于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五是关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卫生、体育方面；六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工作方面；七是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八是关于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方面；九是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方面；十是关于发展民族贸易和民族特需用品生产方面。
记者：１９９２年１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到本世纪末，要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民族法体系和监督机制。就民族法体系而言，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那么，我国民族法体系的内涵是什么？
杨：民族法体系是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全部民族法律规范。它是依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并构成部门法的合乎逻辑的独立整体。它是属于国家法律体系总系统中的第二个层次的子系统。它既是一个严密的体系，又是一个独立的逻辑统一体。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已为构建这个体系的科学性和完整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家庭，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用法律手段调节民族关系和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
二是所有现行的民族法律、法规已初步形成民族法体系的基础，现行宪法、法律所反映的全部民族法律规范，成为构建民族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依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联系，形成我国民族法的实体内容。
三是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在不断加强和完善，民族法制在国家法制统一性的原则下，在逐步形成之后正在不断发展。
记者：中国民族法体系的构架是怎样的？
杨：中国民族法从内容上可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民族法规；从法律地位上可划分为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地方性法规；从少数民族居住状况来划分即从民族法适用的空间来划分，可分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和少数民族散杂居区的法制。中国民族法体系的构架采用的就是后一种分法。它包括以下两个支系：
一、民族区域自治法支系，包括宪法中的民族区域自治章节和条款；宪法性文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条款；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
民族区域自治法支系是由中央与地方相配套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少数民族散居法支系，包括宪法中的有关少数民族条款；宪法性文件中的有关少数民族条款；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单项法律；其他法律中的有关少数民族条款；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的专门行政法规等。
散居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保障法支系是由中央与地方相配套的少数民族散居法规范的总称。
另外，单行民族法律系列还包括少数民族经济方面的法规、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的法规、少数民族干部方面法规、少数民族文化方面法规、民族工作机构方面的法规。
这些单行民族法律系列，同样有一个中央与地方相配套的问题，但它们只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系统，可以由一个或多个法律文件组成。也就是说，《自治法》和《散居法》是民族法体系中的两个大法，居于基本法地位，而其他的单行民族法律，是属于第二层次的专门性法律。
记者：中国民族法体系的特点是什么？
杨：民族法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它是以宪法为指导和统帅的、实体内容与结构形式相统一的独立法律部门。宪法确定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是世界近代社会以来多民族国家宪法的一个共同特点。我国宪法不仅为民族法制确定了基本原则，而且为建立民族法体系规定了基本内容。宪法表明，民族法是调整国内民族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建立和发展民族法律体系，不仅是民族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法律发展的必然。
二、它是以处理民族问题为内容和基础的、综合性的法律部门。民族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民族法律法规中，大多数为综合性内容的法律文件。因此，民族法律规范，除了专门的民族法律法规以外，还涉及所有的其他法律部门。也就是说，许多其他的法律部门，也都有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所以，民族法律体系的这一特点，充分反映和体现了民族问题的特性，即虽然民族法是以民族关系为调整对象，但民族关系最终体现和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三、它是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的一个部门法律体系。民族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部门法，操作性很强，但它不可能设有“民族诉讼法”。在司法诉讼程序上，它以不同情况适用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性的法律和法规。但在民族法实施的过程中，它又有一定的特殊性，即有的操作程序就包括在它的实体法中。这是国家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关系的一大特色。这种法律制度特色也是由民族问题和民族特点所决定的。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扶贫，从计划机制转向市场机制
——浙江鄞县、景宁结对扶贫十二年的启示
徐钢泓周勇辉
内容提要：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是华东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是浙南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浙江鄞县地处浙东沿海，毗邻宁波，为全国经济百强县之一。自１９８５年以来，景鄞两县结对扶贫，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入地开发扶贫、异地开发扶贫三个阶段。自１９９３年实施异地开发扶贫以来，逐渐实施了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换，即把贫困地区的政策优势和发达地区的地域优势结合起来，使开发式扶贫的效益在理论上达到最高值；把股份制优势和政府协调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吸引发达地区资金来加快扶贫开发区建设；把利益共享原则和扶贫的政治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引导发达地区资金来开发贫困地区的资源；把现代企业制度的分配方式和政府的优惠奖励措施结合起来，使民族地区获得最大的实惠，从而使扶贫工作从政府行为转换为企业行为。景鄞结对扶贫１２年，使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社会行为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的扶贫力量；扶贫工作从单一的政府行为转为全社会的行为，扶贫方式从救济式转换成开发式、开放式，扶贫机制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
一家扶贫经济实体将要成为上市公司！这一信息使人惊奇、怀疑，难以置信。这家扶贫经济实体就是“浙江景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景宁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是“浙江景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１９９３年创办以来，经过３年多的发展，公司总资产已达９４４１万元，净资产６０２４万元，注册资本达５３３０万元，拥有全资公司４家，控股、参股企业１３家。１９９７年，由于这一扶贫经济实体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被国家民委向国家证监会推荐为上市公司。
景鄞结对扶贫三部曲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设立于１９８４年，是华东地区目前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县，也是浙江省３个由国务院确定的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１９８８年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为革命老根据地县。该县地处浙闽两省结合部，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和山林、矿产、食用菌资源。全县面积１９５０平方公里，人口１７．３７万，其中畲族人口占１１％，辖５个镇１９个乡。１９８４年设县时农村人均收入１４８元；１９９５年，农村人均收入５８６元，是全省农村人均收入２９６６元的１／５。
为了认真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加强扶贫开发，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１９８５年，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宁波市鄞县与景宁畲族自治县结对扶贫。
鄞县地处浙东沿海，县境从东、西、南三面拱围港城宁波，面积１３８０平方公里，人口７１．３万，从１９９２年始跨入全国经济百强县行列，社会事业也得到全面发展，在许多方面被评为全国先进县或红旗县。
鄞县对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扶贫工作，大约经历了３个阶段，也可以称之为扶贫三部曲：
１．救济式扶贫阶段。在鄞县—景宁结对扶贫的初始阶段，扶贫的做法主要是救济式的，即由富裕县支助贫困县资金、物资，帮助建造文教等设施。
２．入地开发扶贫阶段。１９９１年，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为了加快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鄞县以到景宁办企业为龙头，实施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扶景计划”，实施了两县之间１０多个部门和８个乡镇之间的结对扶贫，在工业、农业、林业、物资、商贸、文教、交通、民政、财税、广电和人才交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并制定了鼓励措施，以调动鄞县对口扶持单位的积极性。入地开发式扶贫，使景宁县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社会发展。
３．异地开发扶贫阶段。由对入地开发扶贫的弊病和困境的反思而生发出来的异地开发扶贫新思路，在两县领导层酝酿了约一年之后正式启动。１９９２年下半年，两县领导签订合同，由鄞县在其黄金地段的梅墟经济开发区内无偿划地７２亩，作为“景宁畲族自治县梅墟工业基地”。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组建“浙江景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开发商。１９９５年６月，国家民委批准该开发区为“国家民委扶贫开发试验区”。到目前为止，开发区已注册企业１９０家，引进资金５亿元，１９９６年工业产值１．５亿元，返还景宁的资金占该县财政收入的１／４，大大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走出山门搞开发、增强体外造血功能的能力。
更新思路，实施扶贫机制的逐步转换
从鄞县和景宁畲族自治县结对扶贫所经历的３个阶段中，我们看到，救济式扶贫对民族贫困地区来说，是“雪里送炭”，是十分必要的，但却不是长久之计。入地开发扶贫，由于基础条件、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等诸多原因，在鄞县扶贫人员撤出以后，多数企业效益滑坡，甚至出现了亏损。
从入地开发扶贫的实践中，我们看到在单一计划机制下对口扶贫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一是由于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所形成的贫困条件的制约，对口扶贫实际上是一场“持久战”；但由于长期只出不进，对发达地区的企业来说，这却是一场“疲劳战”、“消耗战”。所以企业对“政府扶贫企业拿钱”的做法出现消极心理，扶贫的政治热情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二是被派往贫困地区对口支援的人员由于长期离家在外，家庭生活的困难时时困扰着他们，使之不易在工作中集中精力，所以也难以长期为继。三是贫困地区所办的企业，一种是效益比较好的，形成了与发达地区争市场、人才、资金、原材料等的局面，威胁到发达地区支援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影响了他们继续协助贫困地区的企业向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的积极性；另一种是多数企业在支援人员撤出后，效益不佳，甚至亏损，对口支援好心办了坏事，让贫困地区背上了债务包袱。四是面上的对口支援逐渐流于形式，出现了对口互相访问多，办实事少的现象。如何解决这个表面看起来互相矛盾而实际上又具有内在统一性的问题呢？景鄞两县的同志们更新观念，开拓思路，想到了“异地开发，体外造血，体内循环”这一高招。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经景鄞两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股份制的“浙江景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作为开发商来经营扶贫开发区。公司初创时期总股本金２０００万元，其中景宁运用省财政扶贫资金６００万元，取得控股权；鄞县经济实力较强的三家公司共同参股，占总股本金的７０％。公司由鄞县长期派往景宁的同志代表景宁出任总经理，这一方面说明了在长期的结对扶贫中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关系融洽，相互信任；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公司不会因人才素质、经营管理等问题而导致企业效益不佳，甚至亏损。股份制公司可以相对脱离政府的行政干预，相应地，公司也要相对独立地面对和承担市场的风险。
从景鄞开发区初创时期的股份制公司和管委会的组建过程中，我们看到，他们利用市场机制，以小搏大，吸引发达地区的大量资金来为民族地区的脱贫工作服务。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并未放弃一直拥有的政治优势，组建开发区领导协调小组和管委会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管委会和公司同时受开发区协调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把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实现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和因素，为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服务，闯出了一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环境的扶贫新路。
景鄞结对扶贫实践的启示
扶贫工作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摆脱长期以来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形成的思想桎梏，开拓新的路子，如何顺应“两个转变”而转换扶贫工作机制，这是全国扶贫战线上的同志们正在共同探索的课题。景鄞结对扶贫的实践，给了我们新的启迪，这就是：着眼于市场，以政策为纽带，以贫困地区的资源为依托，以最大效益为取向，贫富地区优势互补，以扶贫经济实体的资产重组为切入点，突破行政地域局限，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雍和宫的密宗金刚神舞
黄崇文吴应泉
在北京众多的宗教活动中，雍和宫每年举行的密宗金刚神舞是独具特色的。
密宗金刚神舞，又名“跳布扎”，是汉语“跳”和蒙古语“布扎”的音译结合而成。藏语称“羌姆”，系指以表达宗教内涵的寺院祭神舞。京畿地区民间俗称“打鬼”，意思是把古老民间传统的驱祟避邪、祈祷人寿康泰相结合。
雍和宫的金刚神舞，是祈愿大法会的重要内容。从农历正月二十三至二十七，雍和宫要举行一年一度的传统祈愿大法会，每天在法轮殿诵经，分别诵《永保护法经》、《大威德金刚经》、《吉祥天母经》、《财宝天王经》、《地狱主经》、《浴佛经》等。因为永保护法、大威德金刚、吉祥天母、财宝天王、地狱主等都是密宗护法神，他们可以施展威力，保护和弘扬佛法，赞扬他们的功德意思是祈祷国泰民安。颂《浴佛经》是洗涤尘世邪念和魔障的罪恶，为僧众灌入佛法智慧。神舞在法会中只表演两次。在表演程式方面，清朝时共分十三幕，现在雍和宫神舞已经简化成六幕。神舞以次日凌晨举行的“绕寺”活动而宣告结束。
神舞不仅具有独特的面具、服饰、乐曲和舞蹈程式，而且佛乐抑扬浑厚，舞姿酣畅淋漓，富有极强烈的震撼力。置身其中，不仅可以得到艺术享受，而且会引起思想上的共鸣，从中领略神舞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一）
密宗金刚神舞，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公元８世纪，印度莲花生大师应藏王赤松德赞的邀请，来到西藏弘扬佛法。由于佛教在西藏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当地原始苯教的反抗。莲花生大师以佛教密宗法术作为有力武器，经过激烈的斗法，战胜了苯教。大师推崇的佛教密宗，受到了当时藏族人的普遍敬仰，并积极接受密宗仪轨或法门。莲花生大师协同印度另一高僧寂护，仿照印度飞行寺形式，按照佛教宇宙观进行设计和布局，融合汉、藏、印度的建筑风格，为西藏建立了第一座佛、法、僧三宝齐全的佛教寺院——桑耶寺。在唐贞元十五年（公元７９９年），寺院落成时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法会。莲花生大师在开光典礼上，在吸收藏地原始土风舞和祭祀舞的基础上，模拟西藏民间各种原始兽类动物的运动姿态，结合佛教密宗的法力，开创了密宗金刚神舞。神舞即由众咒师扮演各种护法和本尊神，表现他们无比英勇地驱魔逐鬼的精神。
莲花生大师创立金刚神舞以后，以两种形式流传于西藏雪域各地寺庙。一种是按照最初的基本形式和内容传袭至今。藏传佛教的萨迦派就是以此为依据，结合本派的特点和所信奉的本尊，表演萨迦雅羌姆，每年藏历７月进行，属于夏季表演的金刚神舞。第二种流传方式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提高。１５世纪，宗喀巴大师进行宗教改革，创立了格鲁派，逐步演化并完善了金刚神舞。他创立了在表演之前先连续进行几天的祈愿大法会，目的是为进一步弘扬佛法，使百姓安居乐业；同时又从理论上提醒和要求本教僧侣，始终遵守所规定的戒律，不因任何诱惑而堕落。通过神舞和诵经，为广大僧侣灌入智慧，净化心灵。现在每年正月初八，格鲁派主要寺院都要举行传昭大法会，就是按宗喀巴大师１４０９年在拉萨举行新创的祈愿大法会延续下来的。
密宗金刚神舞兴于明而盛于清，明朝传到北京。清朝时北京许多喇嘛庙都有这一宗教活动。故宫中正殿每年也要表演这种宗教舞蹈，旨在消灭魔鬼，祈祷天下太平。雍和宫于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改为喇嘛庙后，密宗金刚神舞成为每年照例举行的宗教活动，在京城影响最大，也最负盛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舞除了原来固有的宗教内容，时代还赋予了僧人们通过神舞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祈祷和平、祈祷幸福”的新含意。作为大型佛教乐舞，它受到广大僧俗喜爱。（二）
雍和宫神舞已有二百余年历史。１９５７年中断后，一度失传。８０年代雍和宫宗教活动正常举行后，从辽宁阜新瑞应寺请来两位精于神舞的喇嘛传舞。因此，如今雍和宫神舞传自蒙古地区，与西藏等地的神舞有一定的区别，和清代雍和宫神舞亦有不同之处。从多个方面来考察，雍和宫神舞是藏、汉、蒙等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一种宗教舞蹈。
从雍和宫神舞的音乐角度分析，它也是汉藏民族音乐的结合。乐器既有打击器乐，又有吹奏和管弦乐器。从现场表演中可以看出，整个舞蹈过程始终贯穿着两个乐队，即藏式乐队和汉式乐队。从乐器、乐谱到乐曲，都分成汉藏两种形式。藏汉乐队使用的乐器不同，演奏的乐谱和乐曲也不一样。藏式乐队多演奏佛乐，汉式乐队则演奏民间传统曲目。两个乐队一起演奏，时而悠扬，时而激荡，此起彼伏，使得神舞更具情趣和魅力。
藏传佛教神舞创立之初，佛乐是由藏族特有的乐器进行演奏的。在东传过程中，逐步吸收了汉族音乐的一些优点，据记载，甘肃的拉卜楞寺的神舞也有汉式乐队。雍和宫神舞藏汉乐队的结合，使神舞音乐更加丰富多彩，更趋完美。所以，神舞音乐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是多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神舞的舞蹈本身，也体现了汉、藏、印度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会。整个神舞过程，从音乐、舞蹈看，舞姿勇武而刚健，乐曲浑圆而幽远，是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由于金刚神舞的主要角色，都戴上各种不同的面具，使得舞中人物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十分鲜明，通过神舞充分表达了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和鲜明的爱憎。总之，雍和宫的密宗金刚神舞是藏、汉、蒙等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部精美的舞蹈艺术品。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牧区的文明使者
傅维军蔡晖范青
新疆卡昝河边防站指导员张继美最近要调离的消息在草原牧区传开后，各族牧民从四面八方赶到边防站为他送行，在他的脖子上挂满了象征吉祥如意的哈达。牧民说：“哈达送给最崇敬的人，送给咱们的贴心人。”
卡昝河牧区有３００多户２０００多蒙古、哈萨克、维吾尔、回、汉族牧民长年在这里放牧。
一天，哈萨克牧民帕热克趁达吾来提外出，将自己的羊群赶到达吾来提的草场。达吾来提的妻子努尔古丽发现后，将羊赶出草场。帕热克全家同努尔古丽发生争吵。
张继美闻讯后，飞马来到毡房。“哈萨克人有句谚语：‘两拳相撞，痛的是心’。我们都在卡昝河，应该和睦相处才好。”张继美的一番肺腑之言，使双方颇受感动。帕热克主动承认了错误，并向达吾来提道歉。从此，两家相互照应，去年还被评为好邻居。
哈萨克牧民胡马别克平时喜欢喝酒，酒后常常与邻居发生摩擦，大家嫌弃他，不跟他来往。胡马别克也把自己看成是脱缰的“野马”。张继美主动同胡马别克交朋友，经常与他谈心。去年冬天，胡马别克赶着羊群转场，突遇暴风雪，羊群被风雪吹散。张继美得到消息，带领２０名官兵在风雪中奔跑了几个小时，找回了失散的羊群，有几名官兵还负了伤。胡马别克十分感动，从此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经常帮助邻居做好事。邻居见胡马别克变了，也愿意同他交往。去年底，胡马别克家被评为“五好家庭”。胡马别克激动地说：“张指导员好！边防站好！解放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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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爱国主义与民族观教育
本报讯近日，中央民族大学以“爱国主义与民族观教育”为题，召开了北京地区民族理论学术研讨会。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民委、统战部、全国人大民委、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单位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共４０余人莅会并作了发言。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一个或几个甚至几十个、上百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聚合而成的，共同的国土是同一国土上的各族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各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生发出来的。与会者认为，在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必须抓好民族观教育；民族观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切入点；民族观教育是爱国主义的最好教育。 （熊坤新）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一方水土
“牛”与少数民族
陈国梁
侗族斗牛节
侗家喜欢斗牛，村村寨寨都饲养着善斗的“水牛王”。农历二月或是八月里逢亥的日子，是侗家的斗牛节。节前，各村派出后生吹着芦笙，到外村去邀约对手，俗称“送约”。同时，又在准备参战的“牛王”圈前敲锣打鼓，吹芦笙，放铁炮，全体后生还要吃鱼喝酒敬祭三天，叫做为“牛王”养心。
亥日凌晨，铁炮三响，“牛王”在芦笙和锣鼓音乐声中，被前呼后拥牵到斗牛场。经过一系列具有侗家特色的“入场式”之后，便开始了精彩激烈的斗牛比赛。得胜的牛王在芦笙乐曲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再入场示意，人们给它披上红布（或红纸），表示祝贺。
舞春牛
广西龙胜的侗家，对耕牛的爱护尤为深切，对耕牛的感情尤为虔诚。每年立春这一天，都要举行“送春牛”和“舞春牛”的节庆活动。各家各户在这一天为耕牛修理圈舍，为耕牛准备节日美餐……能工巧匠则破竹制篾，准备“舞春牛”的道具。
傍晚，侗家村寨锣鼓喧天，人声鼎沸，“送春牛”的活动开始了。这支队伍代表全寨，把春牛舞到每家每户。每到一家，就向主人道一番吉利话，如：“春牛登门，风调雨顺”，“春牛游春，五谷丰登”。各家主人喜笑颜开向“春牛”鸣放鞭炮，献上红糖、粑粑、红包，并用香油茶款待“春牛”。
送完“春牛”后，又进行盛大的春牛舞会。舞蹈者表演耙田、施肥、播种等耕耘舞姿。
洗牛节
贵州侗家人为感谢耕牛的贡献，把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作为洗牛节。每当节日到来时，贵州榕江车江一带的侗家，都要把牛牵下河，亲手为它洗去身上的污泥。许多人家还杀鸡杀鸭，在牛圈上插几根鸡鸭的翅膀毛，以祝它无灾无病，清洁平安。
仡佬族牛王节
“牛王节”，仡佬民间又叫“敬牛节”、“祭牛节”等。相传，农历十月初一，是牛的生日，为了酬谢牛的终年辛劳，凡养牛之家都要在这天里停止使役，并用最好的饲料喂牛，用上好的糯米做两个糍粑，分别挂在牛角上，把它牵到明镜般的湖边，让它照看自己神气的身姿，使它兴高彩烈，此谓替牛祝寿。
壮族牛魂节
牛魂节，盛行于桂北一带，又称“牛王节”、“开秧节”，于农历的四月初八举行。节日的目的是为了表示对牛的感激，对好吃懒做者的憎恨。
每到这天，桂北一带的壮、侗、瑶各族，都要上山采来若干种树叶，熬出色汁，染在糯米上，待饭蒸熟后，就会呈现诱人的紫红色，当地称“乌饭”。人们盛上一碗乌饭，放上几块腊肉，先送给牛吃后，自己才吃。这天，无论农活多忙，都要免除耕牛的劳役，小孩们清早就放牛出栏，到青草茂盛的山岗放牧，老人们往往还要谆谆告诫其不要挥鞭打牛。当牛放出后，人们专门采集许多鲜草作为它一天的饲料，并淋上一些盐水，让牛儿吃饱喝足后，人们就用篦子为它梳去牛虱，用菜油为它涂擦伤口，精心护理，使它在春耕前保持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
第11版(民族大家庭)
专栏：
甘肃省临夏自治州先富起来的回、东乡、保安、撒拉等少数民族群众致富不忘教育，10年来踊跃捐资助教金额逾2000万元，新建、维修和改扩建校舍10万平方米。这是回族儿童在新建的民族幼儿园里学习。
彭张青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