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要闻)
专栏：
台湾问题是核心问题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
中美上海公报曾被称为是当代外交史上的杰作，因为双方巧妙地回避了当时无法实际解决的祖国大陆与台湾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有其历史渊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同盟国，而当时在中国执政的是国民党政府。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美国仍然与退缩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当局保持外交关系并与之订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防条约。而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样，从上海公报开始，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在美国履行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以后，终于在将近七年之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如此，中国仍未统一，台湾与美国仍然保持着某种关系，这样，台湾问题就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成为一个肉中刺。
中美建交十几年来，碰到过不少困难，经历过若干风浪。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的，真正的难题只有一个——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在去年台湾领导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分裂主义倾向而且得到美国一部分人越来越强烈的支持的时候，在春天达到了危机的程度，在台湾海峡出现了“弓上弦，剑出鞘”的局面。但是，也正是由于这场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他们认识到邓小平“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这句话的意义。近一年以来，由于双方的努力，中美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过去的教训昭示我们，在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以前，美国必须郑重对待。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维护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是不容外人插手的。中国从历史实际出发，已经对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照顾，同时一再声明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不能承诺不使用武力。美国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同意台湾某些人制造的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谎言，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可以违反全中国人民要求完成统一全中国的民族大业的意志。美国一部分人士与舆论，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在这方面发表过一些十分刺耳的议论，对中美关系是极其不利的。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苏联的解体，也由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以超过或者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儒教国家要同伊斯兰教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战线，这是毫无根据的。同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中国的现代化还处于极低的水平。中国不但迄今还依然是一个穷国，而且还有６０００多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知道自己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人口众多决不是中国之福，为此中国采取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人口政策。
另外，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１９９６年的中国钢产量超过了１亿吨而居于世界首位。但是中国政府几乎未加宣传，老百姓也表现得很平静，如果此事发生在二三十年前一定会引起轰动。中国人的冷静表现了中国人的成熟。中国人知道，这就像中国粮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那样并不值得大吹大擂。理由几乎是人人一听就能明白的：人均产量不但谈不上高而且还相当低，且成本偏高，质量低，品种少，甚至还不能满足中国自己的各种需要。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会越来越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体会到现代化带来的问题，一定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就在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谐地生活。
第3版(要闻)
专栏：
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２５周年
编者按：为纪念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发表２５周年，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近日举行讨论会，就上海公报的意义和中美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现将部分发言摘登如下。
第3版(要闻)
专栏：
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
中国正在兴起和走进世界强国的行列，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上同自己对立，政治经济上不时发生摩擦，国际事务中立场每每相左的中国，美国常常感到不安。两大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构成本世纪末中美关系的重要时代背景。不过，在看到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国实力仍然存在巨大差距。２．５亿人口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拥有１２亿人口的中国的１０倍。有的美国舆论说，到了２１世纪初中国就会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样的预测毫无根据，美国必须清醒地判断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一些学者警告说，如果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并据此制定政策，那么两国就可能真的走向对抗，使这种预言得到自我证实，这是一个中肯的告诫。
本世纪末中美两国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足以说明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中美关系的紧张未能阻止交往的扩大，而交往的扩大也未必能缓解矛盾。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就不会有多大障碍。美国却坚持不肯改弦更张。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当中美交往扩大时，美国在中国（包括在香港和台湾）的利益也增加了。例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对华关系越来越深地同美国国内政治搅在一起。国会里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舆论界的反华喧嚣，“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人权积极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界的活动，以及参与对华政策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增多，都使对华政策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严重牵制。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广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即塞缪尔·亨廷顿所称的“文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相反，在美国外交中，推进“民主化”和“人权”成为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美国方面，国内政治对外交的投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在中国方面，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始终不变的原则。因此，世纪末的中美关系固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两国的国内推动力对双边关系的曲折起伏起着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
既然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既然中美两国的交往势必继续扩大，那么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作为及其本身的分量，将越来越有力地影响中美关系的未来。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它的对华战略目标，即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改变中国。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展望未来，我们对中美关系仍然是充满信心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记取中美和解的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牛军
二十五年前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长期的对抗，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今天，回顾中美两国从敌对状态走向正常化的历史时，我们不得不为两国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魄力、超人的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所感奋，所激励。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中，主要有以下四点经验，可作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借鉴。
一、要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各有自己考虑，但有两个重要的认识是他们共有的。第一，都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是在一九七四年二月，但这个理论从开始形成到正式提出，花了几年酝酿与思考的时间。毛泽东提出这个理论，所注重的是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作用。尼克松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堪萨斯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五极世界”的讲话，他认为，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本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经济前途和其他方面的前途。第二，都认为苏联对自身安全构成了主要威胁。由于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世界形势已经变了，苏联已成为他们各自的主要对手。两国就有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望。正如尼克松对毛泽东所说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意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
今天，世界格局与二十五年前大不相同了，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反对第三个大国这样一种战略关系已不复存在。从长远的国家利益来考虑问题，从战略角度来认识两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我们有种种理由让中美关系进一步好起来。
二、求同存异
中美两国是在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对抗和隔绝之后谋求和解的，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十分巨大的。除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这些基本国情的分歧外，当时存在的分歧主要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世界形势认识的分歧，以及双方对打开中美关系的意图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有这些分歧，中美双方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始了谋求正常化的过程。应当说，上海公报本身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产物。据回忆，美方起先向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中方对此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紧张的反复磋商，达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报，这个公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作为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化背景都很不相同的国家，两国之间的分歧是会永远存在的，旧的分歧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分歧。但只要我们本着当时打开中美关系时的那种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的精神，两国间的分歧总是可以找到办法解决的。
三、只有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才能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中美两国之所以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对抗，首先是因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内战中扶蒋反共；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继续予以支持；然后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与台湾维持所谓“共同防御”关系。而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更崇高的使命了。中美之间要实现和解，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一贯奉行的政策。美国领导人审时度势，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从对中国称呼的改变（从“共产党中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到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交，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改变过去的立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不可设想的。自然，美台关系年深日久，迄今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近年来中美关系中的许多麻烦是由台湾问题引起的。但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方面的某些进展。一九九五年秋，美国政府明确保证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保证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我们希望美国恪守这一保证，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继续前进，这将是对改善中美关系的最大推动。
四、领导人的决策能力与政治智慧
中美两国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致力于和解时都有许多困难。在长期的隔绝状态中，双方的敌对情绪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中美关系，没有异乎寻常的政治胆识、超人的魄力是不可想象的。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充分估计到了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在谈判和草拟上海公报的过程中，双方表现了高超的智慧，上海公报已经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作品。
二十五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它毕竟在向前发展。抚今追昔，我们更加相信，只要我们认真记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经验，我们是可以把一个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二十一世纪的。
第3版(要闻)
专栏：
美俄首脑将在芬兰首都会晤
根据芬兰总统府办公厅发表的公报，美俄首脑会晤将于３月２０日在赫尔辛基市西部的总统官邸举行。分析家普遍认为，此次美俄首脑会晤的重点将是北约东扩、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和美俄经济关系等问题。
第3版(要闻)
专栏：
谢里夫建议巴印举行会谈
巴基斯坦新任总理纳瓦兹·谢里夫２月２７日向印度总理德韦·高达建议，两国在今年３月举行外交秘书级会谈，以便为两国总理举行会谈作准备。
第3版(要闻)
专栏：
我军副总参谋长隗福临访美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２月２７日在华盛顿会见了来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隗福临中将。隗福临是应美国陆军参谋长赖默上将的邀请于２月２５日抵达华盛顿，开始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的。两天来，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怀特、陆军部长韦斯特以及代理国防部副部长罗达尔等分别会见了隗福临。
（据新华社电）
第3版(要闻)
专栏：
卡塔尔领导人会见齐怀远
卡塔尔国家元首哈马德和卡塔尔议长胡莱菲２月２６日和２月２７日分别在首都多哈会见了中国对外友协会长齐怀远，双方就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
第3版(要闻)
专栏：
美团体要求美国付清联合国会费
美国联合国协会２月２６日在联合国散发了一份由美国１３８个全国性民间团体联合签名的致克林顿总统和美国国会的公开信，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按时、全部”地付清美国所拖欠的联合国会费和维和经费。
第3版(要闻)
专栏：
巴基斯坦发生６级地震
巴基斯坦中部地区２月２８日凌晨发生地震，造成至少４０人死亡，６０余人受伤。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２时１０分，持续时间大约１分钟，震级为里氏６级，震中位于靠近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的戈索莱曼。有关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的消息仍不断传出，估计伤亡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本报专电）
第3版(要闻)
专栏：
小平同志永生
宋任穷
小平同志走了。这位当代伟人的辞世犹如巨星陨落，对中国以至对于世界，都是无可弥补的损失。他的巨大功绩永垂史册，他的崇高品德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的光辉思想继续指引着我们前进。
远在３０年代中央苏区的时候，我就知道小平同志。当时王明批判“邓、毛、谢、古”执行所谓罗明路线错误，“邓”便是小平同志。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泽东同志的。由此可见，小平同志在３０年代就坚决反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王明路线，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由于那时我在前方打仗，所以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小平同志。
我最早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是在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８年１月，小平同志接替张浩同志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我任政训处（后改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我调任东进总队政委、冀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在以刘邓为首的一二九师领导之下。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小平同志任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任组织部部长，后调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任兵团政委，仍在刘邓麾下。建国后，又多次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经常有机会得到他的指导和教诲。
小平同志是难得的帅才。毛主席说小平同志“人才难得”。“难得”之处，就在于他具有抓全局、抓大事的卓越的领导才能。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如何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认识。解决好这个问题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当时，小平同志多次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小平同志直接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这方面，小平同志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照中央的指示，集体作出决策和部署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抓影响全局的重大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他密切关注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经常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他的意见总是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推动全局具有指导意义。
小平同志的帅才，还表现在他善于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作用。他长期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不擅权，对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十分尊重，善于团结一班人共同工作，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重要人事安排有不同意见，便进行反复讨论，畅所欲言，大家认为哪种意见比较正确，就一致地按这种意见去办。作出决定后，他大胆放手让有关部门和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工作，不作具体干预，使大家都感到心情舒畅，有充分发挥智慧和施展才干的机会。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员，十余年来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
小平同志经验丰富，观察问题敏锐、深刻，思考缜密周到，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纷繁复杂的问题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果断的决定。但讲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从不长篇大论。他提倡讲短话，写短文，开短会，主张“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参加他主持的会议，既解决问题，又不占很多时间。１９６１年小平同志到东北视察，在调查研究后发表了重要意见。他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和农轻重的关系，对这几个方面要适当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提出东北要解决两个粮食自给，一个是人吃的粮食要自给，一个是工业的粮食——煤炭也要自给。他还提出一定要解决好领导核心问题，企业、车间、小组都要有核心，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核心要有老的也要有新的。他说“选骨干，不能光看能说会道，张牙舞爪的，要踏踏实实、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工作的人。”小平同志还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说“一棵小树至少能蒸发两吨水，一棵大树能蒸发八吨水，森林就是最好的水库。”小平同志的指示抓住了东北当时的关键问题，有很强的针对性，至今仍有重要的提导意义。
小平同志具有高度的智慧和果敢的性格，他依靠群众，尊重实际，又善于调动和发挥领导班子的集体力量，因此许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在他的运筹指挥下，都能得到顺利的解决。周恩来同志十分恰当地用“举重若轻”这四个字来称赞小平同志卓越的领导才干。
小平同志考虑问题，处理工作，总是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１９４９年我们南下时，从太行、太岳带了一批干部，准备到西南去的，到南京后，有人向小平同志提出，福建缺少干部，要求我们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全部调给福建。小平同志很痛快地答应了，说可以，西南需要的干部我们再另想办法。为了补充赴西南的干部，小平同志建议，可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部分，再从上海、南京等地吸收一部分知识分子，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让我任总团长。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为解放、建设西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小平同志对下属十分关心，当了解到下级有困难时，便及时给予切实的帮助；发现有问题时，即及时作出明确的指示，予以纠正。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伯承、小平等一二九师首长了解到我所在的冀南抗日根据地形势严峻，牺牲的干部较多，为了保存力量，主动提出把冀南区党委和军区的领导机关迁到条件稍好一点的平汉路以西去办公。我和区党委的其他领导同志认真研究了上级的指示，认为还是继续留在冀南，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更为有利。伯承、小平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他们考虑到冀南的困难，决定把条件稍好一些的冠县等六县划归冀南，改为冀南七地委和第七军分区。实在困难时，让我们到那里去休整一下。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东北地区缺粮，农村普遍发生浮肿病，有些地方还出现饿死人现象。缺粮在东北难以解决，东北局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果断决定紧急调运１亿千克粮食给东北，并嘱咐我们精打细算地使用这些粮食，到来年春耕时再发放。这对东北地区尽快地渡过难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小平同志善于识别干部和使用干部，并尽力保护好同志，这方面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记得有这样一件事，１９４８年，中央决定将我调离晋冀鲁豫中央局，当时我曾问过小平同志，康生这个人怎么样，可否把他要到晋冀鲁豫中央局来。其实，我没有同康生共过事，并不很了解他，只是在土地会议上听过他一次发言，感到还不错。小平同志听到我的提议后，急忙连连摆手，一连说了几个不行，拒绝的态度十分坚决，由此可见他对康生的为人已有相当的认识。另一件事是，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后，我同吕正操、张霖之、彭涛等同志一起到北京医院看望小平同志。他因腿伤未能上庐山，一条腿上了石膏，吊挂在床架上。我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他讲述了庐山会议后期批判彭德怀同志的一些情况。小平同志沉思片刻后说：彭德怀同志历史上是有功的，在平江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斗争中都有很大的功劳，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在批判彭德怀同志的调子越来越高的时候，小平同志敢于仗义执言，讲公道话，表明了他对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同志这些事的态度，这对彭德怀同志无疑起了一定保护作用。小平同志关心、爱护干部特别是对革命有贡献的干部是一贯的。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曾同周恩来等同志一道尽力保护过一批好同志，积极支持他们出来工作。
小平同志具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性格，坚持实事求是，百折不挠地为真理而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政治勇气。他“几起几落”，在党内不止一次受到过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处理，曾被指责为所谓错误路线的头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代表人物”等，甚至受到错误处分。但是，小平同志坚持真理，坚信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保留自己的正确意见，同时忍辱负重，遵守组织纪律。１９７６年在小平同志蒙冤后还没有恢复工作的时候，我到他的住处去看望他。在谈到前两年的工作时，他说：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混乱状况，坚决采取各项措施进行全面整顿，尽快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做法是没有错的，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作了再一次被打倒的准备。小平同志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个人安危不顾的博大胸怀，确实令人钦佩。
小平同志在晚年的巨大贡献是以其高度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十余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他还创造性地提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的构想。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是宝贵和丰富的。让我们继承他的遗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为实现跨世纪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
第3版(要闻)
专栏：
国际社会哀悼邓小平逝世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纳米比亚总统努乔马日前致电江泽民主席，对邓小平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电报全文如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同志阁下亲爱的主席同志：
惊悉中国革命领袖邓小平同志于１９９７年２月１９日逝世，深感悲痛。
邓小平同志的逝世不仅震动了中国人民，而且也震动了包括纳米比亚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
邓小平同志是纳米比亚人民在争取独立斗争中可信赖的伙伴及可靠支持者。在我们进行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长期岁月里，他向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了政治、外交支持和物质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领导人一直是我们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的可靠朋友。
革命领袖邓小平同志领导中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迅速发展时期，中国人民的生活也因此大为改善。
纳米比亚珍视纳、中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
在此举国志哀之际，我谨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并我个人和家庭的名义，向你并通过你向全体中国人民以及逝者亲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
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萨姆·努乔马
１９９７年２月２０日于温得和克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著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日前致电江泽民主席，对邓小平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并称赞邓小平是“２０世纪世界各国领袖中数一数二的真正伟人”。
杨振宁在唁电中说：“１９７３年７月１８日周恩来总理介绍我见邓小平先生，至今已２３年。这２３年间邓小平先生神奇地改造了２０世纪的历史。”
唁电说，邓小平“以扭转乾坤的魄力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解放了１２亿人民的生产力，创建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一些外国军队领导人近日发来唁函或前往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吊唁，对邓小平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发来唁函的外国军队领导人有：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梅尔·卡拉达伊上将、泰国空军总司令阿蒙上将。
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外国军队领导人有：墨西哥海军部总参谋长安吉尔·努利内斯上将、博茨瓦纳武装部队司令卡马中将、比利时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赫尔特莱尔和玻利维亚国防部长阿方索·克莱德勒·克耶克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