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社会广角
百感交集话约堡
温宪
又要出外办事了。发动汽车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回手将四个车门全部锁定——这是任何一个在约翰内斯堡生活的人必须养成的习惯，也是最基本和最必要的自我保护措施。
约翰内斯堡，实在是一座令人百感交集的城市。
这座被简称为“约堡”的城市首先令人感到神奇。约堡市内维多利亚时代风格建筑与各种现代派建筑摩肩接踵，争相刺向蓝天；密如蛛网般发达的高速公路从市内向外辐射，车流如落瀑般在高速路上疾速倾泻；北、西、东三面郊区风景之优美、生活之奢华每每令欧美游客自叹不如。观看约堡城的最佳角度是从沿城南高速公路向城内眺望，那七彩云霞之下阶梯般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织就了一幅现代都市的风情画，此景每每令我心中怦然一动：要知道，仅仅在１１０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原！
约堡城南路边时时可见一座座锥形或矩形的金矿渣山。与身边这座满身珠光宝气的大都市相比，这些仍旧泛着黄色的矿渣山显得太煞风景，但只有它们才最了解一个世纪以来约堡的暴富身世。１８８６年３月，澳大利亚淘金者乔治·哈里森在兰格里格特农场意外地发现一条金矿脉后，他按惯例赶到比勒陀利亚向官方管理部门报告这一发现，以期得到可以享受免税待遇的“金矿发现者所有权证书”。比勒陀利亚政府则派出约翰尼斯·里西克和克里斯琴·约翰尼斯·朱伯特两名专员前往视察，并宣布金矿脉两边的农场为公共采金地。当时的总统保罗·克鲁格随后派出私人秘书埃洛夫前往采金地附近，选中了政府拥有的“兰德亚斯兰格特（意为小山谷）”农场作为建镇地点。１８８６年１２月８日，经过测量的９８０块土地首次向公众拍卖，这座海拔高度１７６３米、日平均温度为２２．４摄氏度的小镇，据上述两位专员的名字被命名为“约翰内斯堡”。１９２８年，约翰内斯堡被正式给予城市地位。
哈里森的发现诱发了据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淘金热。在黄金的诱惑面前，各种肤色的淘金人、投机客、冒险家、赤贫者潮水般涌到约翰内斯堡，人性中的善与恶、美与丑使这座泡沫般迅速扩大的城市，从问世时起便接连不断地上演着一出出反差极大的人间悲喜剧。徜徉在约堡市内大街上，至今仍可处处感到这种对比鲜明的反差：２２０米高的卡尔通大厦号称非洲最高大楼，站在最高处的５０层可以饱览约堡全景，目力所及之处，可以看到一片片低矮的铁皮贫民棚；已全部改为计算机运作的股票交易市场大厦内，跳动着南非经济活动的命脉，最直观地诠释着约堡为何被称为南非的“经济首都”。马歇尔大街５５号是世界矿业巨头南非英美公司和德比尔斯公司的总部，那里的一举一动对世界黄金和钻石等矿产市场都会产生微妙的影响，而在这些高楼大厦的外面，则是一排排吵吵嚷嚷的小商品摊位和一群群游荡的黑人失业者；“城市大剧场”内出出进进着欣赏高雅艺术的男男女女，而不远处的希伯罗区则集凶杀、贩毒、卖淫等所有罪恶于一身，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藏污纳垢之地。
新南非成立以后，政治暴力活动大为减少，而有着深刻经济、文化根源的社会犯罪活动却大幅攀升，偌大一个约堡城已成为举世闻名的“凶杀之都”。在这座城市里，已难见悠然自得的游人。除了正常工作日外，约堡街头已不见白领白人的身影。这里发生过太多可怕的事情，乃至于最近官方为外国游客印制的所有约堡市旅游指南中都有一页醒目的提示：“天黑后或街上无人时不要一人走在街上；夜间外出要坐出租车或乘私人汽车，要向声誉好的出租汽车公司租车；在街上不要拿照相机或佩戴贵重手饰；将贵重物品留在旅馆的保险箱内；在市中心行车时要关上车窗，锁上车门，车座上不要摆有任何手包；如果遇到抢劫奉劝你不要抵抗。”
约堡城在衰败，而约堡郊区则在不断膨胀。除了为数不多的大公司外，越来越多的各国公司将总部迁到约堡郊区。一个个环境优雅、设施齐全的住宅小区、购物中心、娱乐场所依山傍湖地建立起来；一群群不同肤色、不同背景、不同境遇的社会团体自然而然地聚居在一起，又在重新编织着一张大约堡地区社会关系网。南非一家报纸曾就约堡最好和最糟生活向读者发出问询，最后的答案不无调侃，但亦不无道理：大多数读者说，在约堡的最好生活是住在没有犯罪活动的梅尔维尔区；邻居是纳尔逊·曼德拉；收听调频５台托尼·布莱韦特主持的节目；购物要到“选后付钱”超市；把孩子送到圣斯蒂丝恩学校读书；周末带着全家到非洲博物馆、动物园湖、埃马伦什坝和格蕾丝山游玩。在约堡最糟的生活则是住在希伯罗区内一间公寓；邻居是温妮·马蒂基泽拉·曼德拉；收听７０２电台约翰·博克斯主持的节目；周末到“黄金城”或朱伯特公园。
约翰内斯堡，一个光怪陆离、令人阅尽人间百态的城市。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炫示”与“诉苦”之间
——从一封来信说起
草木
岁末之际，照例地收到了如今在美国加州定居的老朋友寄来的贺年卡，里面有一纸中文写就的问候之辞，还附了一封不短的英文信，说是写给美国朋友报告一年经历的，就此寄上，不要见笑。
由于这封英文信，我了解到他们这一年生活的许多详情。
信由一个升调的“Ｈｉ”开始，顿时把我带入美国人相互打招呼的“抖擞”的精神氛围。信中的主要内容有：太太找到了一个性质不变、但更“好”的科研工作位置（大约意味着工资更高、地点更理想等），和先生的单位较近了，全家人也因此从洛杉矶附近搬回了他们很熟悉很留恋的湾区；新搬住房和原宅的对比，包括地点、面积及房子状况；儿子新、旧学校在州里的排名，以及他带到家里的莎士比亚热；全家人的远东旅行，包括对香港景观的概括和若干就餐饭店的名号。工作、居住区域、房子和旅游——这些都是美国人的“成功指数”，彼此一句点到，大家就心下了然——所以某些标志性的地名或饭店名是不能忽略的。而着重地提到对莎士比亚戏剧的欣赏，则恐怕不仅代表了某种文化上的修养、地位和中国人的望子成龙之心，还反映出一点渴望融合入主流文化的“移民情结”。总之，朋友一家在各主要方面都是“天天向上”的，这封信可以说是一份报喜的成绩单。细细读下来我不禁感叹当年插队时曾在一只锅里搅稠稀的同伴如今已经是非常地美国化了。的确，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环境和自己的对话人塑造的：你不由自主就渐渐关心你的同事和邻居所关心的问题并以他们的价值观来看待生活了。惟有“不要见笑”那几个方块字说明了这对夫妇隐约地意识到：这份成绩单在另一种语境中得到的或许不都是赞誉和称许。
然而我也不能不被信里那扑面而来的美国式的“乐观进取”精神所触动。于是不免想到，自己前几天给他们寄出的贺年卡里也有一张纸，其中除了问候和对自己情况的寥寥数语的概述以外，只谈到自己近半年来身体欠佳，甚至有“岁月不饶人”的叹喟。再仔细一回想，这几个月来，恐怕“病”竟是我在家里家外谈及最多的话题。而实际上我的生活并非乏善可陈；本人也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年龄比加州的朋友还要小好几岁！是不是我精神上未老先衰？或者是中国人不事矜夸的方式有时无形中会使人忽略积极因素？莫非好发牢骚、好诉苦是我的、乃至许多中国人的坏习惯？还是真如有些人所说，中国文化中有枪打出头鸟的抑强倾向，于是大家便自觉不自觉地“装（尸从）”、“装孙子”？
这样一追问竟几乎出了冷汗。在进一步查看自己诉苦的动机和原因的时候，我找出的动机大体不外两种：一是求得原谅或宽容；一是求得帮助或同情。而由于我几乎每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目的，所以诉苦的积极性从未遭受重大打击。于是我悟到了“诉苦”背后的一个基本的假定：在某个意义上我们把周围的人，不论是亲友同事还是上级和“组织”都视为如同一个大家庭的成员，认为他们应该因我们的“苦”而同情、帮助或至少宽待我们。如果一谈“病”就被老板解雇、一说工作进展不顺就遭众人鄙夷，那么每个人恐怕都宁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也决不去诉苦发牢骚。
想到这里，似乎有点峰回路转之感。看来诉苦的“机制”未可轻率地全盘否定。争强和上进——不论是美国梦式的奋斗还是中国特色的攀比——也不一定那么值得推崇。且不说这种不由分说把人卷入进去的“成功”竞赛很可能有障眼的功能，使人只顾计较“进度”和“名次”，渐渐不再看到那成功的目标本身有时是很狭隘、庸俗甚至荒唐的。单说炫示性地报成绩的作法吧，把一切成功的标志都披挂在身，是不是多少出自对“失败”的恐惧？或源于社会对不成功者的无情？或因为他人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
感谢来自大洋彼岸的信，让我从不仅一个角度检讨了自己，还想到了一些更大也可能更重要的问题。收回游荡的思绪，我向自己做了个小小的“承诺”：在刚刚开局的新年度里少诉苦少抱怨，但多为他人留一份容人诉苦的亲情。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
在阿根廷喝马黛茶
兰才基
在阿根廷到朋友家做客，主人经常会请你喝马黛茶，甚至会说，“不喝马黛茶就不算来到了阿根廷”。马黛茶是阿根廷的一大特产，它不仅是当地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料，而且大量出口北美、西欧和日本等国家。
当地人喝茶的方式很特别。记得第一次在朋友家品尝马黛茶，是在一个初冬季节，讲时髦的阿根廷人已经穿起了裘皮大衣。一堆朋友围坐在主人的书房，一把装有马黛茶叶的壶冲入滚烫的开水，插上一根特制的吸管，朋友们一个挨一个地传着吸茶，边吸边聊。壶里的水快吸干的时候，再续上热开水接着吸，一直吸到聚会散了为止。
当茶壶传到我的手上时，我掂量了一下，约有半公斤重，硬木雕琢成空心葫芦状的茶壶没有壶嘴，外表刻有精致花纹，拿起来不烫手，吸嘴是镀银金属管做的，镂空椭圆形的管头插入壶中，起到过滤茶叶的作用。壶内浸泡着的茶叶厚厚地浮在壶面，使你看不见壶内有多少水。说实话，我把壶端在手上，心里直打鼓：吸吧，大家用同一根吸嘴，有传染病怎么办？不吸吧，又觉得有负主人一片盛情。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吸了几口，味道很苦，在座的阿根廷朋友看出我有点不自然，就问：“喜欢吗？跟中国茶比较，怎么样？”我回答说：“苦味很重，也许能清热解毒吧？”“还有防癌作用呢！”另一位阿根廷朋友补充了一句。
说来也怪，在我喝过几次之后，不仅觉得茶的苦味减弱了，而且喝起来有一股芳香、爽口之感和提神解乏之功。其实，现在喝马黛茶已不尽是大家共用一根吸管，也有像东方人那样在壶里泡好后倒在茶杯里喝的，但朋友告诉我，那样喝马黛，就失去了阿根廷风味。
阿根廷人说，使用什么样的茶壶招待客人，比喝马黛茶本身还重要，就像西方人待客讲究餐具一样。一般平民百姓使用的马黛茶壶大多是竹筒或葫芦挖空制成的，壶上不加什么装饰。而高档的茶壶则是一种艺术品，有金属模压的，有硬木雕琢的，有葫芦镶边的，也有皮革包裹的，形状千奇百怪。壶的表层刻有人物、山水、花鸟等图案，并镶嵌着各种各样的宝石，在灯光照射下闪闪发亮。外国游客大都喜欢到手工艺品市场买个马黛茶壶带回去留个纪念。
马黛茶是生长在南美洲的一种常绿灌木叶子，阿根廷温润潮湿的气候和充足的阳光，使之成为最大的马黛茶生产国。每年４月至８月是最佳的收获季节，１１月份的第二周，是阿根廷全国的马黛茶节。节日里，在首都街头可以看到许多着装漂亮的少年男女向行人赠送小盒包装的马黛茶。目前，阿根廷农技院实验站正在通过优化种子、增加栽种密度等方式来提高马黛茶的单产，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将每公顷产量从目前的４０００公斤提高到１万公斤。我想，到了那个时候，在南美洲和世界各国喝马黛茶的人就会更多了。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走近普通人
圆梦
——山本熙先生资助“希望工程”
姜大为
山本熙先生去年向中国“希望工程”捐款１０００万日元，成为个人向“希望工程”捐款最多的日本人。
山本熙先生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今年５９岁，住在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白石区。他经营着一家小洗衣店，每天辛勤工作。他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望，他想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一宿愿，他基本实现了。１９８９年，他以分期付款的形式盖了一座二层楼住宅，只是７年后的现在，还有９００万日元的欠款尚未还清。他的大儿子准备结婚，长子结婚是一件大事，他想应该好好操办一下，这也需要一大笔钱。他还想有一辆高级奔驰轿车，当然，这只是想想而已，因为奔驰轿车太贵了。
去年年初，山本一家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由山本熙多年供养的姑姑去世了。为了感谢山本熙一家的照顾，姑姑去世之前，特地立下遗嘱，将１０００万日元留给山本熙。但山本熙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了，人间亲情不能淡，晚辈赡养照顾长辈，这是天经地义。他告诉姑姑：“这笔钱我不能收。”深知山本熙为人的姑姑只好将这笔钱以他夫人山本阳子的名义留给了他。
１０００万日元对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家来说，也不是小数目，况且山本一家正需要钱，但山本熙对金钱有自己的看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劳而获，坐享其成，不是我的行为准则。”他和妻子商量，姑姑生前是小学教师，这笔钱应该用于姑姑未竟的事业。对，把钱全部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对丈夫的决定，山本阳子轻轻地说了声“好哇”。这不是随声附和，而是出于对同甘共苦几十年的丈夫的深深理解。两个儿子也非常支持父亲的行动，大儿子表示结婚时不要父母一分钱。
为什么要将巨款全部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呢？山本熙在给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的一封信中，倾吐了自己的心声：“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力，我感到十分荣幸。中国是出现过孔子、孟子这样伟大思想家的文明国家、道德国家，我对中国怀有深深的敬意。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中国政府不仅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中国人民还扶养了一大批侵略者遗留下来的妇女和孤儿。中国人民的这种大仁大义的精神更令我感佩不已。作为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总想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点什么，现在我从姑姑那里得到一笔遗产，我决定把１０００万日元全部捐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圆多年之梦。”
山本熙的确有一个遥远的梦。幼年时期，他曾跟着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父亲在中国的天津、北京、北戴河等地生活过四年，尽管对中国的记忆已经淡漠，但是，对中国道德的崇敬，对中华文化的钦佩，却伴随了他几十年。多年来，他始终关心着中国的变化，为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绩而高兴，也为中国人民遇到的困难所忧虑。为中国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成为山本先生的一大愿望，然而，多年来为生活而奔波，他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次突然得到的遗产使他遥远的梦想变得清晰起来，将这笔钱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正是自己所盼望的吗？
１０００万日元可以帮助人实现许多梦想。可是山本熙认为：它对我没有意义。现在，孩子们都自立了，家庭生活虽不富裕，可也没有后顾之忧。至于买车，还是算了吧，能让失学的孩子们坐进安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不是比我坐高级轿车更有意义吗？
作为个人向中国的“希望工程”捐款，山本先生款额在日本是最大的。当听到这个消息时，他淡淡地说：“我只是做了一件我想做并且能做到的事。至于捐款第一什么的，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也没有想过争第一，更不是为了出名而捐款。”
去年６月３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致电山本熙，他们夫妇捐献的１０００万日元将用于建设４所小学，它们分别设在内蒙古、湖南、河北和陕西。４所小学将被叫做“中日友好和平希望小学”，这是山本熙命名的，它体现了对姑姑山本和的纪念，也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
山本熙的梦想就要实现了。他想去中国看一看，看看明亮的教室里孩子们幸福的笑脸，想听听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山本熙圆了一个向中国人民报恩的梦，梦想成真。孩子们将圆一个读书的梦，山本熙使他们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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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
——记罗马尼亚女汉学家杨玲教授
梁晓华
杨玲女士（照片右起第一人）自１９６２年从中国学习回国后，就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史，３４年来锲而不舍，有关中国文化的译作和著作颇丰。如今她虽年逾花甲，仍在教学之余，著书立说，还经常到大中学校作报告，传播中国文化。前不久，她利用在家撰写《中国与中国文学》一书的间隙，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看到她那沓厚厚的罗文书稿，我们的谈话就从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开始。杨玲教授说，这是她近４０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既是她给学生的一份完整、准确的学习材料，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她说，每当遇到别人谈论中国文化时表现出高傲的态度，或者认为中国文化不值得研究，甚至用“中国人”来形容木讷、呆笨的人时，她都十分伤心。“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精神，而用西方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观点来衡量，认为不符合欧洲和世界文学的理论，所以认为中国文学水平低。”她说，她１９９３年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就驳斥了这种思想，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杨玲教授告诉记者，１９３６年，罗马尼亚的伟大诗人、教育家、哲学家卢奇昂·布拉葛在他的《宗教与精神》一书中谈到佛教时，提醒所有的汉学家和愿意了解中国文化的人们：只有忘记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化，才能了解中国文化不可类比的特性，才能懂得，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的思想独具特性。他们有权创造一切。杨玲说，法国文学评论家保罗·赫在此后也发表了相同的观点，认为欧洲如果不摆脱对中国文化的偏见，它的思想将面临危机。“我感到很幸运的是，在布拉葛说这些话的那年，我出生了。我相信命运。布拉葛的话给了我力量。”
杨玲家的客厅里，一幅《金雉鸣春》刺绣长卷上那开满枝头的玉兰和牡丹，使人感到浓浓的春意。杨玲教授说，这幅中国刺绣画是她的老师王瑶送给她的。连她的中文名字“杨玲”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老师王环给起的。她深情地怀念在中国度过的学生时代，想念北大的一草一木和美丽的未名湖。她说：“我是在中国长大成人、成为知识分子的。我在那里学到了中国人民许多可贵的品质。”
杨玲的罗文全名是伊利亚娜·郝杰阿·维利什库。她在罗一所乡村师范中学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布加勒斯特大学外语系出国留学生的资格。尽管她十分喜爱俄罗斯文学，但仍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遥远的中国，把陌生的中国文学作为攻读的专业。１９５５年９月她到中国时，刚满１９岁。一开始，在北大中文系上课，她什么都听不懂，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想念家里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王环老师叫她念课文，发现她读得很吃力，就对她的学习格外关心，经常帮助、鼓励她。一次，她和同学们乘公共汽车从北大到西直门。车上人多，售票员热心地招呼乘客“给外国朋友让座”，并推着她挤到座位前。她不小心碰了一位老人，想说“对不起”，却说了另外一句口头禅：“差不多”，引得车上的人大笑。她哭了。从那以后，她十分用功，成绩不断提高。她说，在北大学习的７年时间里，她从未好好地睡过觉，总是等夜里别的同学入睡后，在灯下读书。她背了许多诗词、散文，说话也流利了，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她发现，中国文学是一门特别有意思的专业。一次，王力老师在课堂上让外国留学生写出头天讲过的《左传》某篇文章的大意，杨玲由于作了准备，得到王力老师的表扬。王力老师以后逢人便夸：“罗马尼亚学生杨玲是最勤奋好学的。”
两年前，杨玲接受“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到中国作汉语课题研究时，又见到了过去的同学。她同很多人多年一直保持着联系。杨玲说：“我很怀念５０年代的中国朋友们，但更喜欢当代的年轻人，他们聪明、能干。看来新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得到了更大的力量。我尤其喜欢现在的中国姑娘，她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能穿深蓝色裤子。她们打扮入时、举止优雅，简直像仙女下凡。”
杨玲把她对中国的爱也传授给了她的学生。这当中有她的儿子兰都。他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在南京师范学院学习汉语，现在泰国教授罗语。兰都经常写信给妈妈，说他仍对中国情有独钟。杨玲现在除了在布大给新闻系、外语系学生讲授汉语，还给一所民办“金星大学”的汉语班授课。她说，“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不仅难在语法、词汇和书写，最难的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中国有古老的传统。中国人有优良的品质。他们给世界发明了那么多好东西。假如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处于落后的状态……”她在给每届学生上的第一堂课上，总要讲这些。她告诉学生：只有爱中国，才能学好汉语。
１９９０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名人录《ｗｈｏｓｗｈｏ》收选了杨玲的名字。布加勒斯特大学计划设立“忠诚教学奖”，以表彰杨玲等教师多年的教学贡献。记者在她家看到这些年来她撰写和翻译的著作有《中国作品选》、《红楼梦》、《屈原作品集》、《中国民间故事——幸福鸟》、《中国文学与文化在罗马尼亚》、《中国戏剧生成与演变》、《古诗词格律》、《中国古代汉语》、《罗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手头的书稿完成后，她计划翻译一本近年国内出版的谈中外文化比较的新书。她说：“中国和她的文化是永恒的。因此我不会失业。”（附图片）
第7版(国际副刊)
专栏：社会广角
老人与勇士——今天与昨天相会在清晨。
刘树荣摄于德国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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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首都约翰内斯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