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
龚育之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仅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深远意义。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这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新阶段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是南方谈话的一个重要精神，根据这一精神，十四大提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自然就含有适当加快的意思。“加快”，是相对于在那之前一段时间的发展速度的“加快”，是抓住历史机遇，应该努力达到和客观可能达到的较快速度的“加快”，不是脱离历史条件的越快越好，更不是盲目追求速度的“加快”。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步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快车道。５年来，我们既保持了较快速度，又避免了大起大落，“八五”计划是执行得最好的一个五年计划，“九五”计划又开了一个好头。
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提出和执行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二十字基本方针，既包括了前面两个提法的内容，又突出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新经验，概括了新阶段的总体特征。
这是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小平同志说过：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分析和估计了国情和世界形势，明确提出：我们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的目标，比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差很远，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就是达到了小康水平、小康社会，量的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到２０００年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
十四大提出加快发展时，已经指出原定的翻两番目标可以超过。１９９５年“八五”计划完成时，党和政府宣布这个目标已经提前５年实现。如果把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为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那么，当前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
十四届五中全会，党向人民提出了新的宏大的奋斗目标：到２０００年实现新的含义的翻两番，即在人口比１９８０年增加３亿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这个思路，小平同志在１９９０年已经初步提了出来。他说：我们的翻两番，“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如果按新的理解，把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作为进入小康社会的标志，那么，当前我们已经走近小康社会。走近小康社会，这是新阶段在发展水平上的重要特征。
这是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新阶段
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四大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是以南方谈话的思想为指导，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党作出的。
小平同志早就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但是，被小平同志认为肯定不正确的这个观念，在许多人头脑中却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在许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而这是没有出路的，社会主义没有出路，他们高兴；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就必定向资本主义演变，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他们欢迎。另一方面是某些主张社会主义的同志，他们同前一类人立场相反，论据却相同，也是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而实行市场经济，就会破坏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
党的十四大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前人只有过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理论，或者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前者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后者实践证明不改革，就不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１８年特别是近５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能够搞成功的。
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始终围绕着三大根本问题。一个是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有制相适应；一个是市场经济能不能同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相适应；一个是市场经济能不能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相适应。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始终都是把市场经济放在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基础上，放在同上述三者相适应的框架内来设计的。５年来，党中央在着力解决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面临的这些根本问题，全党都在着力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新阶段在深化改革上的重要特征。
这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奋勇前进的新
阶段
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党举起了一面引导全国各族人民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旗帜。”十四大的最重大的历史贡献，就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用这个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的战略任务。
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的５年中，全党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显著提高了。这种自觉性是从何而来的呢？它来自历史经验教训的比较和总结，来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成就和体会，尤其是来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国内国际风波的考验和经受住考验后全党的反思。反思的结论，反映在十四大报告中，也反映在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中。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１０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我们党在建立之初，就举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在党的“七大”上，我们党又举起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七大”会场上的横幅标语，就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当然不意味着放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结合已经产生和形成了科学的成果。这就是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我们党又举起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举起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当然不意味着放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而是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结合，有了新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四大报告和江泽民同志的多次讲话，深刻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最后的一项原则，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就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它们的精髓，它们的活的灵魂，它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的基本科学原理。坚持这些，正是为了用它们来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实际经验，研究世界的新发展和新问题，来形成新的观点，发展新的理论。还是小平同志说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５年中，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共识日益增长，这是新阶段在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重要特征。
现在，我们党已经制定了“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规划。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将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继续行进在快车道上，在２０００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基础上，到２０１０年国民生产总值比２０００年再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我们将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解决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共同富裕的目标、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更好结合的雄辩事实，回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到底能不能成功的历史性问题；我们将按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的要求，在全民族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在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联系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中，继续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使这个理论在实践中进一步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
第9版(理论)
专栏：
指导中国发展的大战略
钟颉
中国要发展，要实现跨世纪的历史任务，需要解决大量复杂的具体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确定了战略，就有了大计方针，其他各种具体问题便能够迎刃而解了。邓小平同志非常注意从战略上来思考和规划中国的发展问题。笔者粗略统计，在《邓小平文选》第二、第三卷中，大约有８６次使用了“战略”一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是他所设计的指引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战略。这个大战略，涉及到各个领域，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集中阐明了关于发展的八个重要战略问题：
第一，战略任务。跨世纪的任务有许许多多，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在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中，生产力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说到生产力时，又几乎都是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同志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等一系列角度，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迎接２１世纪的挑战，必须始终明确这一战略任务，坚持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
第二，战略布局。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我们的“战略布局”。这个布局是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提出的，党的十三大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既是基本路线，又是战略布局，表明了它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跨世纪发展战略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三大要素。经济建设是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基本点。中国的发展要通过改革开放的战略途径来实现，而改革开放又必须有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可靠的政治保证。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贯通，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跨世纪的中国，必须牢牢把握这个战略布局。
第三，战略目标和步骤。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我国到下世纪中叶的发展道路大致分三步走。三步走的战略，明确了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又把它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体现了雄心壮志与实干精神的统一，远大目标与现实步骤的统一，是指导我们向现代化迈进的行动纲领。现在，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已经完成。２０００年前，是要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上也翻两番，随后，再朝第三步目标上一个新台阶。
三步走，主要是经济目标，但也有很强的政治性。按基本路线的规定，我们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应该是这三个方面的共同发展。在明确经济发展目标和步骤的同时，明确了政治、文化发展的目标和步骤。
第四，战略重点。邓小平同志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并不稳固。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我国人口净增２．２亿，耕地却减少６４００多万亩。到２０００年，要保持目前的人均粮食占有水平，粮食须增产近５００亿公斤。任务相当艰巨。能源和交通是基础产业，长期以来一直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未来５年，要保持８％的经济增长率，能源缺口率达２０％。交通要缓解紧张状况，则需固定资产投资６０００亿元以上。解决这两个问题，对国民经济的全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教育和科技，是实现整个发展战略的关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则是提高国民素质和科技水平的基础。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基础之上。邓小平同志强调的几个战略重点，是我们跨世纪必须始终关注并着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第五，战略方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战略方针。两手抓的内容包括：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两手，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了哪一面，都不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走向２１世纪的中国必须全面进步，而不能畸形发展。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没有两手不行，一手硬一手软也不行。只有两手都硬，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健康发展。
第六，战略关系。实现跨世纪发展战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同志不仅逐个规定了改革、发展、稳定的方针，而且从战略高度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推动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硬道理，是目的，是跨世纪的中心任务。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与条件。改革、发展、稳定，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格局中三枚关键的棋子。从整体上把握好三者关系，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跨世纪的整个战略格局就能既活又稳了。
第七，战略环境。中国的发展，需要有尽可能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为了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同志把握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制定了一系列处理国际问题的大政策、大原则。根据这一外交战略，我们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要抓住机遇，扩大开放，充分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加快自己的发展。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正确认识和对待国际形势的各种变化，实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第八，战略主体。所有的战略，由谁来实施？这就是战略主体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党。中国共产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就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人民群众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党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依靠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依靠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邓小平同志构画的这一大战略或战略体系，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科学地回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问题，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认识，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正确战略选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旗帜，坚决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构画的这一大战略，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党和政府又制定了跨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宏伟纲领。我们悼念邓小平同志，就是要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提高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自觉性、坚定性，学习这个战略，把握这个战略，运用这个战略，通过切实的努力和工作，来逐步实施这个战略，从而使跨世纪的目标和任务得以成功实现。
第9版(理论)
专栏：
建设精神文明关键在党
冷溶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建设物质文明关键在党，建设精神文明关键也在党。”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概括起来有两个，一个是领导作用，一个是表率作用。
党要发挥有力的领导作用
党的领导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制定方针、政策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贯彻执行过程中。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决定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提出两手抓的战略方针。这样，就在指导思想上，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使全党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党的政治路线，党中央明确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还包括要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１９８１年６月，在由邓小平同志领导起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之一。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中，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主要内容作了全面阐述。１９８６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专门对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了决议。以后，在党的一系列文件中，都对精神文明建设从各方面作出规定。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一贯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十几年来作了许多重要论述。他作为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讲得最多，在精神文明建设上也讲得最多，而且是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讲。１９９２年他发表南方谈话，全面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集中地论述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道理。这些都充分说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坚持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党在这方面的领导作用发挥得是好的。
但是，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过不一贯的情况。８０年代末，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在８０年代初就提出两手抓，“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特别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注重经济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作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的决定，强调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江泽民同志提出“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提出６４字创业精神，提出“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加大反腐败力度，打击各类犯罪和社会丑恶现象的同时，大力提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弘扬主旋律，在全体人民中广泛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近现代革命历史教育，宣传和表彰一批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又专门对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作出决议。上述这一系列的工作，表明了党中央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定决心。
应该肯定，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已经取得积极进展和明显效果。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忽视思想教育，忽视精神文明，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情况。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继续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同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特别是要按照六中全会的要求，做到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要切实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部门和单位的领导，把宣传舆论阵地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各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只要我们这样坚持不懈地抓下去，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出现一个大发展的局面。
党要发挥充分的表率作用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又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篇整风主要文件，在全党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同志还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讲话、文章，提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倡白求恩、张思德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从而开创了崭新的风尚，形成了著名的延安精神。这种精神在全党、在解放区蔚然成风，以后，又通过党领导的军队带向全国。它与国统区的腐败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黑暗的旧中国放射出一束耀眼夺目的光芒，对全中国人民产生极大吸引力。
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冷静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这种谨慎的姿态进入新中国、进入新中国第一个１０年的。邓小平同志曾深有感触地说，５０年代末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什么渡过了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
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就是靠共产党人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立场和原则，人与人同志式的关系；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共产党人的这些宝贵精神，产生了巨大的榜样力量，革命精神与正确路线结合在一起，使我们党无往而不胜。
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代表了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因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改革开放中涌现出了一批深受人民爱戴的优秀党员、干部。但是，党风和社会风气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特别是党内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老百姓是不满意的，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认真解决，就会像邓小平同志所说“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因此，党的优良传统还需要下大力气恢复发扬起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需要真正充分发挥出来。
邓小平同志说：“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我们要求人民做的，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应该率先垂范，首先做到。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共产党员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