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高风亮节人生楷模
——怀念我军优秀政治工作者徐立清同志
宋任穷
１９８３年１月６日，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徐立清同志与世长辞，距今已经有十四年多了。世事、人事迭经变迁，但他一生对党赤胆忠心，为人民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在长期从事我军干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优良作风，是不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光泽的。
早在１９３７年我就和徐立清同志认识了，当时我们都在工农红军援西军工作。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我和他都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后来，我们又一起东渡黄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参加了开辟晋东南根据地的斗争。解放初期，我们又一起在军委总干部部共事。在长期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每当回首往事，总是思潮起伏，难以自抑。尽管徐立清同志离开我们多年了，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也是难忘的。
徐立清同志在红军时期就担任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当过旅政委、纵队政委直到兵团政委。建国后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大军区政委等职。五十多年的革命岁月，他从士兵到将军，从基层到总部，久经考验，历尽艰辛，特别是在政治工作、干部工作方面，有很多建树。１９５０年初，为了适应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军委决定成立总干部部，实行统一的干部管理工作。毛主席对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罗荣桓同志多次讲过，徐立清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还说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因此，在副部长分工时，要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工作。１９５１年，在罗荣桓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参加领导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干部任免暂行办法》、《各级干部管理部门工作职责》以及关于干部任免、培训、选拔、评级、保健、转业、复员、离休、退休等工作指示、规定、办法和措施，使军官服役制度、军衔制度、勋奖章制度和薪金制度得以在全军顺利地实施，从而较好地奠定了军队组织建设制度化的基础，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三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同时调配了近二十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在这个重大转变中，总干部部还向地方输送了八十多万名干部，既支援了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又推动了军队本身的建设。徐立清同志为此付出大量的心血和辛勤的劳动。记得徐立清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到军委总部工作那时，刚满四十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十分潇洒健康。但他从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开始一病就是五年，头发变白了，身体明显衰弱了，好像一下子老了许多。他就是这样不顾自己身体健康，拼命地为革命工作的，他这种精神，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在工作中，徐立清同志还广泛地同干部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用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直接接触干部，而他那谦逊、温和、平等待人的作风，也使干部愿意接近他，乐于向他交心。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中下层干部，都愿意找他谈问题。工作时间也好，节假日也好，晚上休息时间也好，只要找上门的同志，不论职务高低，熟与不熟，他都热情接待，有迎有送，使人感到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有时他外出开会不在家，专门把秘书留在家里作接待和记录。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还亲自查阅干部档案，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座谈会了解情况等。由于他坚持深入实际和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很快地掌握了全军干部队伍的基本情况，熟悉了军以上领导干部和一些优秀的或有特长的师长、政委，尤其是对老红军和大单位的领导干部了解得更详细。所以，立清同志参加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干部部研究干部工作以及向罗荣桓部长汇报时，用不着翻笔记本，就能把情况说得一清二楚，大家都说他脑子里有一本干部情况的“活字典”。这样，在研究干部任职时，他就能根据干部的长处和短处，提出深思熟虑的使用意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真正做到知人善任，使领导班子搭配得当，也使大家口服心服。
徐立清同志在长期从事我军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公道正派，大公无私，对来自各方面的干部，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搞“五湖四海”。他十分厌恶并坚决反对“任人唯亲”，“拉山头、搞宗派”，排斥异己、诬陷整人等做法。在组建总干部部时，立清同志建议抽调包括各个方面军、各个野战军的同志到总干部部工作，他认为这样做，既有利于了解使用各方面的干部，交流经验，也有利于全军的团结。当时有某些领导只选拔和使用自己认识的老同事、老部下和情投意合的人，对不熟悉的或者自己“合不来”的干部不予重用。徐立清同志在一次干部工作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这些错误。他提出，干部的选拔，必须坚持走群众路线，实行经过干部部门遴选、党委集体审定的制度。
在“文革”中，徐立清同志和大多数干部一样受到诬陷和迫害。１９６９年１１月，他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送军队农场监督劳动。直到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他才回到北京。１９７５年，他重新回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分管干部工作。尽管当时张春桥把持着总政，但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做干部工作要公道、正派、不信邪的指示，表现出了很强的党性。
徐立清同志一贯重视扶持年轻干部，重视知识分子干部。他常说，为适应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需要，必须大胆提拔有文化、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并对那种比辈数、比军龄、比级别的论资排辈思想和所谓“工农分子打天下，知识分子坐天下”的牢骚怪话，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对被批评的同志实事求是，不抱偏见，没有过激的语言，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而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他们受到教育和鼓舞，又看到希望。在徐立清同志的积极建议下，总干部部还十分关心年轻优秀的干部，有的送到院校深造，有的派出国学习，有的提拔到领导岗位上。徐立清同志又特别关心老干部的安置，他多次讲过，要在他有生之年，把老干部安置好，在职的要关心离休的，台上的要关心台下的，有权的要关心无权的，没犯错误的要关心犯了错误的。
徐立清同志曾经说过：领导干部的身教，是最有说服力的教育，他的一生中，不争名，不争利，不争官，不考虑个人的地位和待遇。徐立清在建国前已担任兵团政委，应是正兵团级。１９５２年干部定级时，上报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定正兵团级，按他本人意见改为副兵团级，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审批时，又将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１９５５年我军第一次评定军衔时，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１０００多名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徐立清在罗荣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亲自动手，自上而下，普遍排队，纵横比较，反复衡量，逐个审查，统一研究，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至于他本人，按照中共中央军委规定的条件，他是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即向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当上面研究没有同意时，他又给毛主席、罗荣桓主任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还以自己主管干部授衔工作，为他便于向干部做工作为理由，要求低授。最后接受了授予他中将军衔。徐立清同志主动要求低授，曾在全军传为佳话。１９５５年７月，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徐立清同志积劳成疾，心脏病严重，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进行治疗。疗养期间，他对自己不能坚持工作，深感不安。为此，他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要求“让位”，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当他身体健康稍有好转时，又向上级写信说他身体已难以胜任在总部工作，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他是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人大常委。在召开五届人大之前，不少同志推荐他当五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他却推荐了另外一位同志。徐立清同志对家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特别严格。他的爱人党秀玉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跟随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多年，可徐立清同志从不考虑她的职务升迁问题，并严格规定，家里任何人不准提个人待遇方面的问题。在他身边工作的秘书，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受到大家赞扬，上级有关部门多次想提拔重用。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可考虑别的人选。”他做了几十年的干部工作，从未有过利用职权谋私的事，一生就像水一样的清白。因此，他在我军广大干部中，深孚众望，绝不是偶然的。
徐立清同志逝世后，有１８００余位高级干部和中央、国务院、军委、驻北京部队代表前往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许多高级将领望着这位德高望重的老战友痛哭失声。徐向前元帅在审定他的悼词时说：“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立清同志一贯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条件多么艰苦，他都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和优秀品质；在长期做政治工作、干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原则性强，作风正派，从不闹地位，从不搞派性；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干部；他有功不骄傲，委屈能求全；他是党性强、作风好的好同志，我很敬重他。”张爱萍也赋诗痛悼这位老战友：“源本立清去自清，路遥风霜不计程。惜君征途重谨慎，后继有人慰英灵。”是对徐立清同志一生的最好评价，也道出了我军广大干部的心声。徐立清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我很怀念他，人们也不会忘记他。他那种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存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闪光的红星
——忆谢子长同志
贺晋年
子长同志和我是同乡，都是陕北安定（今子长县）人。我在少年时期就知道安定县城有个团总叫谢子长，别的团总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谢子长却专门为大家办好事。我到瓦窑堡念书时，正赶上谢子长带领十二连回安定驻防。我在群众大会上听谢子长讲过话，觉得这个人的言行同其他一些穿军装的人不一般，仔细一打听，才知道他是共产党。我通过谢子长同志的所作所为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安定县长贪污教育费，谢子长动员瓦窑堡高小的儿童团斗争了他，使他的威风扫地。谢子长号召群众像毛泽东在南方那样组织农会，把收税权和其他权利夺过来。就是在谢子长和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下，我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１９２８年５月，我在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又辗转陕西、甘肃，参加党领导的兵运工作。直到１９３３年冬才回到陕北。
那时陕北地区正面临严重的白色恐怖，原红一支队的负责人相继牺牲，革命武装遭受挫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子长同志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往陕北，任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
子长同志回到陕北，在陕北特委支持下，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１９３４年７月８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郭洪涛同志任政委，我任参谋长。随后，游击队便攻打了安定县城，救出了２００多名被捕的同志。
１９３４年夏，陕北军阀井岳秀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子长同志决定带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军到陕甘边苏区和红二十六军会师。７月２５日到达南梁地区的栾家崖与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会合。谢子长、刘志丹两位老战友重逢，非常高兴。陕甘边苏区的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四十二师召开了欢迎大会，杀猪宰羊，热情慰问陕北来的战友。还邀请他们参观了黎园堡红军军政干部学校，介绍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权建设和中华工农民主中央政府颁发的《土地法》在陕甘边苏区的执行情况。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派人慰问了红四十二师和陕甘边游击队的伤病员，介绍了陕北游击队做群众工作的经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还向陕北游击队赠送了３００多支步枪。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谢子长、刘志丹这两位西北地区革命领导人和陕甘边、陕北两支红军的革命团结和亲密的战斗友谊。
不久，子长同志率领红四十二师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北上。８月１５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安定县西区。
１９３４年７月，陕北军阀井岳秀乘陕北游击队南下陕甘边之机，派遣一个师配合地方民团大规模地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对策，在他们所到的地区实行了残酷的烧、杀、抢、掠，并推行保甲制度，强迫群众并村，亡图断绝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
８月１７日，驻石湾镇的敌八十六师姜梅生团以一个连兵力窜入一个叫景武塌的小山村。子长同志得知后，决心抓住战机，消灭这伙孤军深入之敌。他召集领导同志缜密地研究了作战部署，决定由王世泰同志带领红三团担任主攻，我带领一、二、五支队助攻。
战斗打响后，红三团首先从景武塌东北面山头上冲下来，占领了垴畔山。然后居高临下地扔了一通手榴弹，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同时，我带一、二、五支队也从东南方向攻进村子。负隅顽抗的敌人大都做了刀下之鬼。有十几个漏网之敌向南逃窜，跑到一块苎麻地里，被游击队追上去消灭了。
这一仗，全歼敌人一个连，缴获长短枪１００多支，俘虏敌人七八十名。战后，在榆树峁召开了祝捷大会。
景武塌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陕北人民的胜利信心，小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安定县的革命形势大为好转，贫苦农民自动组织起赤卫军，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党的组织也公开了，妇女会、儿童团更是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安定县除几个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大部分成了我们的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开始形成。
战后，子长同志率领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玉家湾稍事休整，遂挥戈东进，以捕捉战机。
８月２３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缴获长短枪七八十支。
８月２６日，夜袭清涧河口镇。偷袭未成，变成攻坚。按当时红军的装备和训练程度，攻打敌人设防的城镇是相当困难的。如果一定强攻，河口镇也不是拿不下来，但伤亡会很大。加之子长同志又在战斗中负了伤，故我军撤出了战斗。河口战斗，虽未全歼敌人，但重创了守敌一个连，吓得敌人第二天就放弃了河口，逃回了清涧县城，河口镇亦被解放。
河口战斗后，红军挥师北上。子长同志带伤指挥攻打横山董家寺，击溃敌人一个连。至此，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
９月１８日，以红一支队为基础，成立了红二十七军第一团，这是陕北根据地第一支正规的红军武装。子长同志在安定崖窑沟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正式宣布红一团成立，并任命我为红一团团长，马佩勋同志为团政委。子长同志还亲自向我授了军旗。以后不久，陕北游击队二、三支队相继改编为红二、三团。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陕北红色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１０月间，我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子长同志听说后，不顾自己受伤后的疼痛，第二天就骑马到玉家渠来看望我。我背靠着枕头半躺在炕上，身边放一碗用来洗伤口的白开水。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药品，白开水加点盐就是全部医药。我见子长同志进来，真是又惊又喜，使劲用胳膊支着身子坐起来。子长同志忙说：“老贺，你怎么坐起来了，快躺下休息！人家告诉我，说你伤很重，子弹打进肚子里，昏迷不醒，把我吓的很紧张！”我非常激动，因为我知道子长同志也负了伤，而且由于得不到医治，伤势不断恶化。骑马走这么一段路来看我，要忍受多大的伤痛折磨啊！我说：“老谢，不怕，子弹没有伤着肠子，你放心吧！”子长同志看到我用白开水洗伤口，感慨地说：“现在条件太艰苦了，没有药，你受苦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弄点灰锰氧来。”我知道，子长同志自己负了伤，也没有弄点药来治疗，他却为别人想得那样周到。
房东老乡见到子长同志来了，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给他做顿面条吃。老乡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白面掺豆面，做了两碗面条，端给子长和我。在当时，这可是最高级的招待了。那天的面条做得有点硬，我知道子长同志有胃病，就劝他说：“吃着不舒服，就不要吃了。”子长同志感情真挚地说：“老乡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我们不吃，会伤他们的心的。”他用筷子指了指面条，风趣地说：“它就是铁条我也要把它吃下去。”
大约到１０月底，我的伤逐渐好了，可以骑马了。一天，子长同志和我骑马到村外散心。那天，子长同志的兴致很高，话锋甚健。在谈到敌人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在调兵遣将，准备第二次“围剿”时，他说：“据可靠情报，蒋介石为了加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要调高桂滋的八十四师来陕西，这样敌人的力量增强了。但是高桂滋和井岳秀是冤家对头，貌合神离，必然给我们以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集中力量打高桂滋。”还谈到了陕北根据地近两三个月来的大发展，谈到他的伤养好后如何带领红军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等等。子长同志说：“人们都说陕北是个穷地方，没有多大的发展，我看不然。陕北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历史上出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像李自成、张献忠把偌大的一个明朝都推翻了。陕北现在是穷，将来革命胜利了，把这些反动势力都打倒了，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一定会富裕起来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促进这个变化，缩短这个过程，让人民早点过上好日子。”言语之中，子长同志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对美好的未来充满着憧憬。
我的伤口痊愈后，到灯盏湾向谢子长同志告别，准备归队。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身体十分消瘦。他躺在炕上，给我交代了一个任务，要我到安塞县吊儿沟找团总薛应昌（那时薛还是共产党员，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团带出来参加革命。子长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这个教训已经很多了。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中夺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设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队伍，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招兵买马式的武装，摆脱不了旧军队的那一套，脱离群众，一打就垮。”
我回到部队后，带领红一团到离吊儿沟民团驻地１０公里的一个村庄里，派人把薛应昌找来，转达了子长同志的那番话。薛应昌和我在上中学时就很熟悉，当时，他答应春节时一定把队伍拉出来。但是后来他竟自食其言，最终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子长同志的病越来越重了，身体十分虚弱，马也不能骑了，后来发展到走路也困难了。一天，同志们抬着子长向柳沟转移。途中，子长同志要喝水，同志们便把他抬到一个老乡家里。这个老乡家很穷，什么东西也没有，孩子在炕上光着身子。见到这种情景，子长同志心一酸，几乎流下泪来。他小声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把我那床棉被给老乡留下！”大家知道子长同志就这一床棉被，身体又这样弱，大冬天没有棉被怎么行？便对他说：“你就这一床棉被，留给老乡，到柳沟就没有盖的了。”子长同志坚定地说：“我好办，到柳沟你们给我找一件羊皮就行了！”同志们说服不了他，只好照他的话办，把棉被给了老乡。老乡坚持不收，子长和同志们又一再劝说，老乡才激动地流着眼泪，收下了棉被，子长同志的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这是当年流传在陕北的一首民歌中的歌词，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衷心爱戴自己的领袖谢子长的心情，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两句歌词。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明史，出现了多少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他们如同星河，闪烁在万里长空之上。子长同志就是其中一颗明亮的红星，永远值得后人怀念、景仰和学习。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民族英雄浩气长存
——纪念谢子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马文瑞
谢子长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共产党人的楷模，是我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是陕北人民的革命领袖，同刘志丹同志一样，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１９９７年１月１９日，是谢子长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这些当年同子长同志一道战斗过的西北老同志，更加怀念老谢，他的光辉战斗业绩和崇高革命精神，就像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又一次深深地激励着我们。
我与谢子长同志直接交往的时间不多，但对他的事迹很了解，他坚定乐观的革命精神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对我影响很大。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在家乡安定一带组建革命武装、领导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整个陕北地区都传颂着“谢青天”办农会、打土豪劣绅的故事。我在米脂西南区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也受到过安定农民运动的启发。１９２９年春，中共陕北特委在绥德西川张家岔召开第一次全委扩大会，我在此会上首次见到了子长同志，他穿着简朴，平易近人，讲起话来充满革命激情，善于阐述自己的见解，令人心悦诚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１９３１年秋冬时节，我担任中共安定县委书记，公开身份是任家砭小学教师。当时从事兵运工作的谢子长来到我住的地方。在相聚的几天时间里，我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从兵运工作谈到地方工作，从复杂严酷的现实斗争，谈到革命事业的发展、辉煌壮丽的未来，甚至还谈到个人的恋爱婚姻问题。一连几天几夜，我们都在那孔土窑洞里交谈。与此同时，当地各村景仰他的许多农民前来看望他，并和他亲切地交谈。这次见面，我对谢子长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党的革命事业艰苦奋斗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他的热情奔放和对革命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话语，我至今铭记在心。他同农民群众那种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的关系感人至深。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我们虽然再没机会见面，但一直保持着联系，相互一直关注着，在异常艰险的境况下坚决从事革命活动，心灵总是相通的。
谢子长同志热爱真理，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革命真理。他少年时期便积极探索真理，立志救国救民。学生时期，他参加了“五四”运动前后的进步活动。１９２２年秋，他怀着改革旧社会、报效祖国的雄心壮志考入山西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１９２４年毕业后回安定县创办民团，练兵习武，竭尽全力“除豪霸、振衰弱”。为了寻求革命道路，他１９２５年只身赴北平、天津等地考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安定后，即在陕北党组织领导下，从事革命武装活动，自己当上了驻军连长，并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惩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被人民群众称颂为“谢青天”，影响遍及陕北。
谢子长同志具有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百折不回的顽强斗争精神。大革命失败后，反动白色恐怖笼罩陕北。谢子长同志不畏强暴，不怕流血牺牲，依靠党组织领导，同强敌针锋相对展开斗争。他与唐澍、李象九、白明善等人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组织发动了著名的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起义失败后，子长同志毫不气馁，接着又南下参与了渭华暴动的组织领导工作。这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影响深远，为创建西北工农红军和根据地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谢子长同志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忠于革命、忠于党。他与刘志丹、阎红彦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前身），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然而，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杜衡（后背叛革命），曾两次错误地撤销他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在蒙受冤屈之际，他毫不灰心，保持高度的无产阶级党性，继续从事兵运工作，组织兵变和游击队活动，并于１９３３年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到吉鸿昌将军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１９３３年底，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委任他为西北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同志风尘仆仆地回到陕北，在中共陕北特委的支持下恢复和扩大了红一支队，担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指挥陕北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第三团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阀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围剿”，扩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并进行了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的工作。１９３５年２月，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西北红军和苏区。此后不久，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的谢子长同志伤情恶化，不幸逝世。
谢子长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令人欣慰的是西北人民没有忘记他。有一首红色歌谣仍然流传于陕甘人民中间：“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打开安定城，犯人放出监……”人民敬仰老谢，人民怀念老谢。老谢与老刘（刘志丹）一道并肩战斗、出生入死，为西北地区以至中国革命的伟大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两次题词，称赞谢子长同志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并亲自为他撰写碑文。朱德、周恩来、林伯渠、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对谢子长同志有很高的评价。谢子长烈士的革命事迹至今仍在陕、甘一带的人民中间流传。他的高大形象，将永远耸立在西北人民心中。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但也应当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薄弱环节，在一些党政干部中还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社会上还存在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在一部分青少年中出现了理想淡化、信念动摇、道德滑坡等不良倾向。所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文化科学，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措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纲领性文献。在举国上下认真贯彻六中全会决议的时候，我们纪念谢子长同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近年来，谢子长同志的故乡陕西省的同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宣传谢子长同志的革命事迹和崇高精神上做了许多工作。１９９４年，在中共陕西省委的大力支持和一些老同志的关怀下，两位年轻的党史工作者撰写了《谢子长》一书，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了书名，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两种版本出版发行，并列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丛书之一。书中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谢子长烈士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战斗生涯，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在纪念谢子长烈士诞辰１００周年的日子里，我再次向广大的青少年推荐这本书，希望大家认真了解谢子长同志的革命事迹，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改造世界观，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