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六中全会《决议》·繁荣社会主义文艺
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
严昭柱
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说：“只有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决议》还明确指出，对于“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应该坚决反对”。显然，继承发扬革命文化传统，关系到我们的文化事业、包括文艺事业的性质和前途，我们要高度重视，要旗帜鲜明。
继承发扬革命文化传统，尤其是指继承发扬五四以后的革命文化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在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我们不仅要有手里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他还说道：“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事实确实如此。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根本说来即在于革命文化不但在政治方向上与整个革命运动相一致，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革命文化与整个社会革命的这种密切关系，规定了革命文化传统的基本内容必然突出地表现在文化与时代、与人民、与政治的联系和关系上。质言之，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就是反映时代风云、高扬时代精神的传统，就是满腔热忱地为广大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传统，就是与反帝反封建这种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相脱离而相联系的传统。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因此，我们还应当看到，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生动而集中地体现在广大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身上，并且通过这种体现，革命文化传统得以更加丰富和具体、更加深邃和辉煌。革命文化传统首先体现在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以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伟大事业。鲁迅的走上文艺道路，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青年鲁迅离开故乡到南京学矿业、东渡日本到仙台学西医，本来就充盈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情怀，决心实现挽救祖国国穷民弱的远大抱负。但是在仙台看了那个绑着中国人砍头示众的日俄战事影片以后，他便动摇了学医的念头，感到对于愚弱的国民，“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化新军，正是这样在爱国救国的使命感、责任感推动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狂人日记》、《药》、《阿Ｑ正传》到《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暴风骤雨》，从《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到《黄河大合唱》、《南泥湾》、《解放军进行曲》，这支文化新军始终满怀激情地为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而冲锋呐喊。
革命文化传统又体现在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怀抱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投入时代斗争的激流漩涡，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发生分化，一些人激烈得快，也平和得快，于是“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如何真正去实现社会及个人的解放、文化及精神的革新，这引起了人们的深思。鲁迅以《伤逝》揭示了时代的真理：知识分子包括知识妇女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获得解放；没有社会的解放，也不会有他们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大批热血的文化青年毅然走出个人及家庭的小天地，投入社会解放的大熔炉。在大革命时期，多少文化青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在抗战时期，多少文化青年不畏艰险，奔赴延安，接着又从延安出发，到工人农民中去，到抗日杀敌的前线去。奔向时代斗争的激流漩涡，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成为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的时代风尚。这样，就使革命文化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开辟了中华文化灿烂辉煌的新纪元。
革命文化传统还体现在革命的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以“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求自己，虚心而勤奋地学习群众、学习社会、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反对党八股》）鲁迅就是前一部分人的光辉代表。鲁迅的弃医从文，其初衷就是要改造“国民性”或“国民精神”的；因此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时时“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决不怕批判自己”，而努力“永远前进”。他能从“一件小事”中看到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从而“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他在文艺论争中加强学习，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他说“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因此，他能够从进化论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成为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在鲁迅的影响下，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成长起一大批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化传统，建设了灿烂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但是，在今天我们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在文化界、特别是文艺界一直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和论争。有的论者拜倒在现代西方思想理论的脚下，公开鄙视我国革命文化传统，极力贬损鲁迅、郭沫若、茅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吹捧赞扬闲适文人和闲适作品；在理论和评论中，他们则提倡文艺创作回归自我、转向内心、脱离政治、疏离时代和人民。其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拒绝和批判“学习鲁迅”，拒绝和批判“人类灵魂工程师”，提倡文艺创作疏离现实、躲避崇高、削平价值、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甚至公开宣言“告别革命”，把现代以至于近代的中国革命统统加以否定。这反映到文艺创作中来，有的作品抹煞中国人民革命的正义性，甚至歪曲历史、胡编乱造，向党、向人民军队泼污水，而美化汉奸和日本侵略者；有的作品则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腐朽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堕落颓靡的生活方式，批判社会道德，嘲弄美好崇高，甚至醉心于粗鄙下流的色情描写。这些理论和创作，鄙薄、背叛革命文化传统；生活实践已经充分表明，它们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这是由我们文化的基本性质所决定的。诚然，革命文化传统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统，新民主主义文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充分注意。不过，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恰恰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必然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继承性。并且，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又根本不同于与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所以会如此，主要由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样两个原因。因此，如果说，社会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文化的关系，是两种不同阶级的文化的关系，特别因为后者是以剥削阶级文化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所以社会主义文化与之存在着对立对抗的方面，那么，社会主义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关系，则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文化、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只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在阶段性目标和文化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对抗。事实上，革命文化传统就是一方面反映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内容，例如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具有社会主义的重大因素，例如走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和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今天我们当然应该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相应地说，即一方面要把它的新民主主义内容提高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内容，例如把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提高到实现民族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另一方面则要发展它的社会主义因素，例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实际相结合。同时，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革命文化传统能够正确而深刻地反映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例如它所反映的文化与时代、与人民、与政治的联系和关系，就是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了文化发展规律的；对于这些内容，我们当然也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
毫无疑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还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过，这些都不能代替和排斥继承发扬革命文化传统。江泽民同志曾经强调指出：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就鲜明地提出了“有机地结合”的任务。所谓“有机地结合”，就是要使民族优秀文化、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与革命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等内容和精神相结合，这样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真正提供有益的养分。而那种鄙薄革命文化传统、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倾向，则不要这种“有机地结合”，说到底，就是要排斥和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我国文化界的爱国主义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传统等等。很明显，这种倾向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且会使我们的文化变质，最终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不要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确实关系到我们的文化建设的性质和前途。我们要从这个高度上来重视革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来实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有机地结合”的任务，来坚决反对那种鄙薄革命文化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错误倾向。
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还在于通过继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传统的科学内容和革命精神，使我们更好地在今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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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文论
拒绝、逃避及其他
周克庸
文艺的使命，说到底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文艺弘扬主旋律的职责，说到底是文艺工作者的职责；文艺的使命和职责不容逃避，说到底，就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和职责不容逃避。
只要社会分工依然存在，那么任何一个分工领域就必须承担其相应的使命和职责。笼统地反对“自我实现”固然是一种偏颇，但若把“自我实现”与社会分工派定的使命、职责对立起来，甚至以前者为理由摒弃后者，那便更是要不得了。试想，倘若在“自我实现”的口实下，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纳粮，军人不守卫边防，那么我们的社会又凭借什么“潇洒”地存在下去呢？可见，使命和职责对每一个享有社会权利的公民来说，都是不容逃避的，工农兵如此，文艺工作者同样如此。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的话口气或许大了一些，但不能说讲得没有道理。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生产，而社会生产则是由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这两翼构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在私有制被消灭之后，不仅要靠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且只有当“人也改变了”的时候，“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灭”；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２２１—２２３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塑造“新人”的社会主义文艺，其使命和职责是光荣的，更是艰巨的。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几代文艺工作者前赴后继奋力拼搏。我们的前辈这样做了，我们的后人也要这样做，而处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我们这一代文艺工作者，又怎么能够逃避自己承上启下的使命和职责呢？
文学艺术在对人的塑造刻画上，具有“入人也深”、“化人也速”（《荀子·乐论》）的特点。即使你信奉纯消费文艺、纯商业化文艺的教义，力图以“零度感情”削平作品价值，只求自我宣泄或“码字”赚钱，但只要你的作品是写给别人看的，那么，它就必然会起到“化人”的作用。而且，不含任何价值评价的作品是不存在的，试看受否定文艺教育功能、导向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潮影响，某些作者在“逃避崇高”、“告别革命”、“拒绝楷模”等信条指导下“削平”其作品某类价值的时候，不也正在确立着另一类在取向上截然相反的价值吗？因此，对文艺工作者来说，除非是从此结束文艺生涯，否则，其对文艺使命和职责的逃避，以及为这种逃避制造的理论根据和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创作，便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变成对文艺使命和职责的对抗。
在历史前进的每个转折点上，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要充当逃避者，这不足为奇。把对逃避者的评说，留给后人吧！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有血性的文艺工作者，还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义无反顾地肩起自己“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使命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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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赤土狂飙》（长篇纪实文学）
作者朱秀海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世纪２０年代末，随着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邝继勋等著名红军战将进入大别山，一支红色大军出现在长江以北、淮河以南、平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在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疯狂“围剿”面前，她不怕牺牲，屡挫屡起，浴血苦斗，不长的时间便由一支红军游击队发展成为一支以打大仗、恶仗闻名于世的红色军团，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开辟了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鄂豫皖苏区。其后，张国焘以及他所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得了鄂豫皖苏区的领导权，加上蒋介石倾其全力的“围剿”，这支红军终于兵败鄂豫皖，被迫西征，在川北开辟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川陕苏区，取得辉煌胜利和又一次大发展。而后为了援助转入长征的中央红军，也由于张国焘由“左”至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转变，她再次全军退出川陕苏区，转入长征，成为进入长征的三支主力红军中人枪最多的一支。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英勇战斗，是中国工农革命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之一。
《赤土狂飙》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可歌可泣的英雄历史，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徐向前、李先念、陈赓、许世友、陈再道等著名战将青年时代的战斗历程和心理经历，记述了东西香火岭之战、双桥镇之战、黄安之战、苏家埠大捷、七里坪大血战、枣阳新集之战、突破漫川关、万源决战等著名战役。作者没有回避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在这支红军历史上留下的惨烈和黑暗。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从史学的角度、而且能够从心理的深层理解张国焘其人和他给红四方面军、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
红四方面军是一支为中国革命付出了重大牺牲的红色大军，从这支红军中走出的许多革命家，曾经或者正在影响中国现代当代史。阅读《赤土狂飙》，对于今天的读者理解中国革命的壮丽、曲折、悲怆和辉煌，理解历史的中国和今日的中国，都是有益的。（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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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一瞥
《花季·雨季》（长篇小说）
作者郁秀
海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月出版
《花季·雨季》是一部较成功的少年校园文学，小说以一位同龄人独有的眼光和笔触，描写高一（４）班萧遥、陈明、王笑天、余发和谢欣然、林晓旭、刘夏、柳清等特区少年人斑斓多彩的生活。他们正值多思年华，对未来无限憧憬；在江老师的带领下，走出一个又一个感情的漩涡，经受一次又一次生活的洗礼，不断走向成熟。作者没有孤立地去写校园生活，而是将中学生的生活置于广阔的特区社会生活之中，写出了中学生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区的许多新情况、新事物，也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对教育及青少年的影响。作品的题材有一定的广度，也写出了一定的深度。作者虽然是一个中学生，但并没有停止在一般中学生的水平线去观察、认识特区社会，而是站在一定的认识高度去反映特区的社会面貌，及特区的学校教育和中学生生活。
十六岁左右的少年，处在人生旅途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他们既懂事又不懂事，既有独立意识又不善于管束自己，行动中常会表现出一种不稳定和稚气。他们对新事物感觉敏锐，却又往往有些片面。对这阶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不大容易把握，因此有人说少年文学是最不好写的。可《花季·雨季》却为我们刻画了一群９０年代优秀少年的形象，不仅写出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思想敏锐、意志坚强、较强的独立意识、自信、自强、奋发向上……也写出了不同家庭环境影响下，他们的不同个性。对于少男少女间那种纯洁的情愫，那种对异性的向往，对爱与被爱的呼唤，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等等，都写得真切自然，细腻动人。
作者郁秀随父母工作调动移居深圳，十六岁开始创作，这部作品是在她十九岁以前草成的。如果没有深圳特区的这个大环境，是不可能有这样生动地描写特区少男少女的丰富生活的作品的。
《花季·雨季》可以说向年长的作家们提出了挑战，读这部小说我仿佛听到成千上万少年读者的呼唤，呼唤作家们到他们的生活中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去，为他们写出更多更好的少年文学作品。 （陈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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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人评介
地域文化与时代精神
——读关仁山小说随想
张韧
河北青年作家关仁山是近两年十分活跃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在受到评论界关注、读者喜爱的时候，我读他的小说，却有另一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当商海波澜兴起的时候，有人“下海”，有人从雅文学转向通俗文学，而仁山始于通俗小说，却回到了纯文学。关仁山很年轻，３０岁刚出头，但从８０年代中期至今，已发表了３００多万字作品。
关仁山小说转型如果仅是个人转换，也就无须耗费笔墨了。重要的是在其个人转型背后，包蕴着深刻的内涵。因为我们的文学，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期。关仁山走上纯文学之路，不仅是写作方法的变动，而是追求真正艺术功能回归与文学的神圣使命。中篇小说《落魂天》、《大雪无乡》、《破产》、《九月还乡》、《太极地》、《红雀东南飞》等新作，标志着他的创作正在紧密关注社会现实，表现变革中的矛盾冲突，从浩浩海水与城乡泥土中透射出大时代的辉光。
关仁山与河北的另二位作家何申、谈歌，被评论界认为是关注变革现实的作家，这种评价是就题材而言的，我觉得从深层说，他们正探求一种失落的人的精神价值栖息地。关仁山在《九月还乡》这部中篇小说里，写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人物，即农村姑娘九月。她由乡村到城市打工，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堕落，可是九月从泥沼中挣扎出来，重新回到她所热爱的乡土，一心奋争当个农场主，管理那些包括城里到乡下打工者的农场新主人，这是其他作品没有写过而被仁山发现的。我认为这一敏感的发现有着特殊的意义，九月这个心地善良、勤劳能干的女孩由沦落到升华，从田园劳动中重新找到了她一度失落的做人的价值。她的命运是不是也折射出我们文学由人的失落而又重新发现人的巨变呢？我以为是的。还有《落魂天》里那个专门打捞落海尸体的老顺子；《太阳滩》里由普通渔民而当上村长的老棒子。他们命运有一个共同点，两篇小说结尾时他们似乎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可他们的消失不是失落，而是意味着他们在自省中对人之为人的价值有了新的发现。
另外，民俗小说在关仁山创作中占有着显要位置。作为民族文化现象的民风习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仁山的民俗小说即“雪莲湾风情录”，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所描绘的不是小街小巷或小村小镇，而是以浩瀚美丽的大海为依托，这就给他笔下的人物与故事平添了几分壮丽几分色彩。而且它的主要特点是将北方海滨渔村的悠远习俗，放在今天市场经济潮水中激荡，从它们之间有隐有显的冲突中，寻找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的价值。如《醉鼓》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雪莲湾人一个十分隆重的醉鼓节，制鼓又打鼓的老鼓，企望这一年醉鼓节重振鼓王世家的雄风。然而他发现神鼓上贴了松花蛋的广告，更令老鼓王气愤的是其珍视如圣物的鼓，却被儿子为赚钱而出租给松花蛋老板当作“赌桌”了。老人觉得丢尽了鼓王的尊严。老人敲响了祖传的圣鼓，那鼓声是响给自己的，家族的，也是给多人听的，以重新唤醒被金钱玷污与沦丧的良知。小说《船祭》也写了一个祖传世家，一个辈辈造船的“船王世家”。解放前一家姓孟的海霸，强夺黄大船师的船用来烧船祭祖，大船师毅然与船共焚。如此壮烈，赢得村民的敬重与缅怀；改革开放之后，海霸儿子以大亨身份由香港回故里投资办企业。还用巨资购船烧船祭祖。黄老爷子效法先祖，举起斧头欲砍碎那船，可村民对他毫无壮烈崇敬之感，不过是看看乐子而已。因为他们认为花钱买船烧是公平交易。两代人的较量，前者悲壮，后者一笑了之。黄老爷子忧愤而死，儿子黄大宝还是随同那姓孟的老板赴香港考察经济去了。
我觉得作者在描绘雪莲湾的民间风习的时候，有声有色，似有赞赏之情，也企望以淳朴美好的乡情习俗，弘扬传统道德，净化伤风败俗的世风。可是当传统道德习俗与经济利益发生冲撞的时候，作者又不妄想用古老习俗遏止或抵挡经济与金钱的旋风。也许他会觉察，老祖宗留传下来的道德习俗不甚强大，甚至还相当脆弱。尤其像中篇小说《太极地》中所发生的村民与合资企业外方代表的冲突，即使真实生活中对激烈纠葛有了一个平息的方式，可是传统道德习俗，人的尊严价值，经济利害或金钱的诱惑，它们之间有冲突或撞击，是不是在肯定什么时必须否定或泯灭什么？有没有一个各自独树又相互制动的调谐点？它要求我们的文学给予更多的思考。
关仁山小说的成功，自然得益于唐山丰南的生活基地，由浩浩大海拥抱与浸润的这块厚土。在“风情录”系列里显示了令人动情的有悲有喜的人物故事。但也应该提醒作者，如果只注视这不算阔大的“湾”所发生的故事，写多了这里的风情，会不会陷入模式化？而且这模式还不在于人物面孔或故事情节，或许是创作意识和艺术思维的模式化。我觉得关仁山警惕了这一点。近年来的作品表明他的视野已从雪莲湾移向更为广大的土地，注视乡镇又沉思城市，写历史习俗又着眼于探掘迅速变革的现实。其叙述语言注意从民间口语提炼，生动而又有幽默感。由关仁山的小说使我又联想到小说感的问题。读一篇小说，即便它叙述了一个很有趣乃至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故事，但它并不一定具有小说感，更不一定是一篇上乘之作。一篇具有小说感的作品，不完全在于它叙述了什么，而是取决它怎样叙述，如何写人物，怎样炼铸情节与结构布局。仁山很善于讲故事，他叙述人物故事活灵活现。这源于他的生活积累和早年写通俗小说的生花妙笔。但我又觉得，关仁山有的小说多了一些生活层面的东西，少了一些形而上的人生哲学层面的思考与对生活的超越。小说令人喜读，但耐读和耐人咀嚼的东西还须强化。
活跃于９０年代文坛的新生代（生于１９６０年以后）这批作家，关仁山是有才气有实力的一员，而且很有潜质，我们有理由对他要求与期望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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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写出人生的魅力来
古耜
生活是美好的，生命是可爱的，这是许多具有积极人生态度的作家，每每重申和张扬的创作主题。高洪波的散文新著《司马台的砖》（华龄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作为作家散文随笔近作的结集，其整体的精神意向，显然与此一脉相承。这里，有所不同的是，后者表现生活的美好与生命的可爱，主要不是通过再现火热的生活场景和亮丽的艺术具象来完成的；而是将这重要的人生命题自然而又巧妙地幻化为作家特有的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机智的精神风度与人格情怀，进而于感时论世，品味人生中直抒胸臆境界。集子中的散文或记游踪，或话收藏，或写雅集，或叙趣事，或谈家庭小景，或发人生感悟，其内容虽然百态千姿，但作为作家之精神底色的，却是乐观向上、健康自由的，是一种欢快的生活审视和热忱的生命投入，这无疑最终折映出人生的巨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一些写人物的散文并非仅仅要为人物传神写照，更重要的是透过这种传神写照，发掘和彰显这些人物身上饱含的充沛的生活热情，超常的生命智慧和诱人的精神风采，于是，一篇篇白描而成的人物速写，无形中化为作家一次次发自心灵深处的生活赞美与人生喝彩，从而又一次烘托出“美是生活”的客观真理。
当然，热爱生活并不等于粉饰生活，珍惜生命亦不等于迁就生命。正因为如此，在《司马台的砖》中，不仅每见直接展现生活诗意和生命光彩的篇什，而且不乏从热爱生活和珍惜生命的立场出发，大胆指摘生活弊端和深刻揭示人性残缺的作品。如《热门书》嘲讽了精神产品中“把肿瘤也当作自己体重”的“邪门导向”；《认祖归宗》批评了妄“续新名流族谱”的“荒诞无稽”；《酒食地狱》、《未必吃在中国》婉刺了国人饮食文化的畸形发达等。所有这些，都使读者看到了作家另一种形态的生活之情和生命之爱。
一本《司马台的砖》所闪耀的人生魅力，说到底是作家睿智心性和强健人格的外显，是一种充盈着理想光辉和“家园”意识的精神元素。而这种精神元素，对于正在经历着工业文明挤压和物质欲望诱惑的现代人，特别是那些在社会转型中不幸人格萎缩、精神沉沦者来说，实在不啻一种有效的清凉剂和丰富的滋养品，其现实意义，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