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青年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综述
李五一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建设，中国青年研究会不久前在昆明举办青年思想道德建设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以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建设为重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讨。大家一致认为，要切实加强青年思想道德建设，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以下五个关系：
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处理青年自身发展与树立共同理想的关系。与会者认为，精神文明重在人的素质建设，重在人的理想建设。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通过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建设，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在全体青年中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与会者还指出，革命导师马克思曾经把人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竞争需要和发展需要三个层次。人的需要的不同层次也决定了理想的层次性，决定了青年既要为自身发展而努力，又要为共同理想而奋斗。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密不可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只有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振兴，青年才能获得自身的全面发展。因此，青年要实现个人价值，首先要树立共同理想，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
确立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正确处理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关系。与会者指出，在近几年进行的一些全国性抽样社会调查中，人们发现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是互相偏离的，特别是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方面，对道德行为的评价远远低于道德认知。
在研讨中，与会者提出，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提高广大青年的认识，促进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统一，是目前青年思想道德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今后的道德建设中，必须着重抓好四个环节：适应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逐步建立新的社会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祛恶扬善，树立先进的道德榜样，大力弘扬社会正气，抵制歪风邪气；营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形成强大的社会道德舆论，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增强青年的公民意识和公德意识，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广大青年成长的外部环境；积极倡导自我教育，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坚持分层次的原则，正确处理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的关系。与会者认为，道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道德又是有层次性的。我们现在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提倡的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这是现阶段道德的最高层次，除此之外，还有一般层次的社会道德。从另一个角度划分，道德还可以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道德。在道德建设上，我们过去也存在要求过高、急于求成，忽视传统美德和一般性道德教育，很少从道德的多层次性上着眼开展道德教育。与会者还认为，道德建设是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渐进过程。因而我们在宣传教育中，首先要着眼于大多数人，重点放在一般素质的提高上，抓住主体，打牢基础，同时，通过典型的示范作用，宣传提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进行滚动式教育和递进式发展，从而实现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
思想道德建设要发展和创新，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传统美德与吸纳现代精神的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应当在青年中形成什么样的思想道德风尚呢？有人认为，传统道德的衰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应当用体现现代文明的西方思想道德观念来取代。也有人认为，当今发生的种种道德失范都是由于传统的道德受冷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以往的传统道德，呼唤“道德回归”。大家通过讨论认为，“西化论”有悖国情，“回归论”不合时宜，出路即在于发展和创新。我们讲的道德创新，就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础上，吸纳当今世界的现代文明，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又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新风尚。
强化青年自我参与、自我教育意识，正确处理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与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关系。与会者认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有亿万群众参加的伟大社会实践活动，必须依靠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主动参与，才能获得成功。要调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就要加强对思想道德建设操作性的研究，把思想道德建设的内容渗透到一些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中去，使思想道德建设依托有效的运作载体来进行，才能获得显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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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七新亚欧大陆桥经济技术合作国际研讨会述要
李修记
由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新亚欧大陆桥发展促进会、中欧经济合作组织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九七新亚欧大陆桥经济技术合作国际研讨会”，于１月１５—１７日在日照市召开。来自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驻华使馆的经济商务参赞，日本、韩国、香港等国家与地区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我国十个部委、沿桥七个城市的代表共８０多人出席了会议。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新亚欧大陆桥发展促进会会长芮杏文在研讨会上指出，充分发挥新亚欧大陆桥这条国际通道的巨大作用，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国际揽货，促进陆桥运输发展，在发展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货畅其流，大陆桥才能成为“陆上公海”，成为沿桥地区的开放载体；二是培植国际商贸合作企业，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促进东亚与中亚的经济互补；三是发挥中心城市和交通枢纽的作用，建设“陆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四是将开发中西部政策与沿桥经济相结合，建立资源型合作开发区。
在研讨会上，与会者就陆桥国际贸易机遇、政策，中亚与中国的贸易前景及大陆桥国际集装箱运输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他们一致认为，沿桥地区经济技术互补性很强，特别是中亚与东亚存在着资源互补、资本互补、技术互补、产品互补、人力资源互补、经验互补、地缘互补、基础设施互补等八种互补性，新亚欧大陆桥的全线贯通，使诸多潜在互补性演变成现实互补性，为东亚和中亚的共同发展带来了曙光。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解决新亚欧大陆桥运输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主管部门及有关陆桥运输公司的代表指出，大陆桥运输去年已增至１万多标箱，今年可望突破两万标箱，沿线国家应尽快签署“关于大陆桥运输的政府间协定”，国内要建立高层次协调机构，完善中国段运输条件，修改完善政策规定，改善陆桥运输环境，增强大陆桥运输的吸引力。
这次研讨会是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培训中心正式开展工作以来承办的首次国际研讨活动。去年６月，我国在日照设立了新亚欧大陆桥国际培训中心，重点开展陆桥人才培训、人力资源开发以及陆桥运输、经贸合作等方面的研究咨询和信息服务工作，以促进陆桥经济发展。
与会代表对日照市以深水大港为特征的综合开发优势留下了深刻印象。该市是我国正式确认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日照市政府在会上介绍了建立“日照陆桥经济合作开发区”的设想及重要意义、有利条件及为东亚与中亚经贸合作服务的功能定位，并提出在土地开发、吸引货源、加工贸易、自由过境等方面的政策，受到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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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经济学》第十四版翻译出版
丁冰
由胡代光等翻译的《经济学》（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一九九二年第十四版中译本，最近已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
该书最初出版于一九四八年，直到第十一版都由萨缪尔森一人写成。从第十二版起由他与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诺德豪斯合著出版。萨缪尔森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一九七○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撰著的《经济学》大约每隔三四年就修订再版一次，该书已被译为四十余种文字。十四版除第一篇“基本概念”与以往各版基本相同外，从第二篇开始改变了过去先讲宏观后讲微观的安排，而把微观经济学置于宏观经济学的前面。他们经过调查发现，掌握了微观经济学的严密推理之后，才有可能更透彻地理解宏观经济学原理，因而确定以“微观开端”是更合乎逻辑的。在微观经济学方面，补充了一些有助于完善和发展微观经济学基本工具方面的分析。在宏观经济学方面，重新调整了许多章节，使其理论更为完善。十四版把经济增长作为宏观供给和潜在产出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列入“总供给与宏观经济政策”篇中加以介绍。该书还把经济增长理论视为西方经济学最新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来看待，注意到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对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根源、对新技术知识的产生等的考察，正在日益加强。
八十年代以来，博弈论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影响日益显著。博弈论（Ｇａｍｅｔｈｅｏｒｙ），有的译作“对策论”等，它是指研究博弈（如下棋、打桥牌）中局中人各自所选择策略的科学。由于有许多经济现象与持有各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较量（犹如博弈一样）有关，因此，博弈模型的方法也可运用于经济学中。十四版以“经济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和博弈”为题，突出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投机风险和不确定性经济学，以及以纳西均衡为核心的博弈理论。
此外，十四版增加了专用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贸易与国内经济活动之间相互影响的题材，设置“国际贸易与世界经济”篇，论述了国际经济的理论与政策，及其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联系，强调了历史和政策，即利用案例研究和经验证据来证明经济理论，并加强了对经济学基础概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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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
——“软着陆”基本成功后的思考
杨荣绅
内容提要：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多次运用“软着陆”的办法治理通货膨胀，经过了一段从不成功到成功的历程。现在“软着陆”已基本成功，但抑制通货膨胀不能放松，不能再陷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验都证明，通货膨胀不能刺激生产发展。要坚决消除“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
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引起了人们在兴奋之余的种种思考。究竟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应当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
从不成功到成功的“软着陆”
“软着陆”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指的是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和社会动荡，所采取的方法不是急刹车，而是采取各种从缓的措施（如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逐步控制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逐步减少财政赤字，努力增加供给以及利用各种经济杠杆调节供需矛盾等），使物价涨幅慢慢地降下来，就好像飞机经过一段滑翔而平稳地徐徐着陆一样。一般地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我国多次治理通货膨胀，试图达到“软着陆”，经过了一段从不成功到成功的历程。
１９８５年，由于基建规模急剧扩大，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接近了３０％的警戒线。全国零售物价上升指数达８．８％，比上年增加了六个百分点，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和不安。“软着陆”的方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年物价涨幅降为６％和７．３％。对此情况，当时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士认为，“软着陆”已经成功，主张再“起飞”，其结果造成投资和消费的再度膨胀，“软着陆”微见成效就退出了舞台，显然是不成功的。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两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均超过了３０％的警戒线，导致１９８８年和１９８９年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全国零售物价上升指数为１８．５％和１７．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得不进行治理整顿。１９９０年至１９９２年物价涨幅降为２．１％、２．９％和５．４％。（《１９９４年中国统计年鉴》第２３１页）此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更加膨胀，“软着陆”再次以失败而告终。
１９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盲目上项目，使固定资产投资率达到３２—３８％之间，超出了警戒线。１９９４年全国物价上升指数为２１．７％，（见本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１日第二版）其中，食品类上涨最多，粮、油、肉、菜等商品都上涨５０％以上，市场物价成为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从１９９３年６月起，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治理通货膨胀。经过三年多的认真治理，１９９６年的物价涨幅降到６．１％。不少中外人士都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
上述过程表明：不成功的“软着陆”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的不良循环，即过热（高通货膨胀）——治理整顿（低通货膨胀）——再过热——再治理。应当承认，这种波浪式的循环并不是发展经济的好方法。第一，这种循环的反弹力度一次比一次大，物价呈加速度的上升趋势，上涨幅度从一位数上升到两位数，高峰年份从一年延续到两年。按此循环发展下去，难免要出现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过几年就出现这样一次循环，这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第二，从一段较长的时间看，用这种方法发展经济，速度并不快，效益也不好。而且，在经济过热时，投资剧增，往往是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而成功的“软着陆”则表现为：第一，“软着陆”的方针要长期坚持。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明确指出：“‘九五’期间要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基本消除财政赤字，控制债务规模；控制货币信用总量，逐步使货币发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并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版第５３页）１９９６年１１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１９９７年应“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工作决不能有丝毫放松，决不能因为宏观调控大见成效就又去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这就是说，今年我们要继续贯彻“软着陆”的方针。第二，使我国经济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中摆脱出来，开始进入适度快速和相对平稳发展的良性循环。“软着陆”的基本成功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在深化，领导和驾驭经济工作的水平提高了。
关键在于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我国经济发展会出现从过热到治理的反复循环？为什么我们又会从这种循环中摆脱出来？为什么实行“软着陆”的方针会半途而废？又为什么可以把“软着陆”方针贯彻到底？其根本原因是对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搞建设存在着不同认识。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受到“通货膨胀有益论”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少人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生产，可以使经济发展得快一点。他们根据低度的通货膨胀在短时期内似乎确实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表象就错误地相信，通货膨胀是有益的。孰不知，低度的通胀与严重的通胀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后者往往是前者积累的结果。一年“有益”，两年“有益”，三年、四年就不那么“有益”了。物价飞涨定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当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时，主张用通货膨胀搞建设的人也会同意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当抑制通货膨胀取得一定成效时，他们又主张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生产了。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实行“软着陆”的方针半途而废，出现了从“过热”到“治理”的循环。应当强调的是，早在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就明确地提出了“用通货膨胀搞建设无异于饮鸩止渴”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软着陆”方针得到认真贯彻，经济发展从“过热———治理”的不良循环中摆脱出来而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通货膨胀究竟能不能刺激生产呢？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通货膨胀都是不能够刺激生产发展的。第一，出现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时，人们都不愿拿钱去经营正当的工商业，而宁愿去抢购物资，靠囤积居奇发财。而囤积的常常是紧缺物资（原材料），使它们退出生产过程，影响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马克思曾经指出，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投机的规律是：……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棉布不如棉纱，棉纱不如棉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２３６页）第二，物价上涨，使价格、成本、利润、利息等价值信号失真，导致社会生产的无序化。第三，在物价上涨的条件下，消费者饥不择食，见东西就买，工厂也不管产品的技术要求高低，只要市场需要就进行生产，从而造成一个保护落后、排斥科技进步的局面。我国建国４０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上述分析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
７０年代以前，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过用通货膨胀刺激生产的主张，并被一些国家在实际中运用。进入７０年代，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了“滞胀”，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注意。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如美国经济学家曾研究了１９个发达国家从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３０年间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１９个国家中没有一例可证明通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在９个国家里，两者出现了负相关关系，即通胀越高经济增长越低。台湾地区经济学家对２２个发展中国家２０年的统计资料研究后表明：在前十年，只有韩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后十年所有国家都是负相关。中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是相悖的。（参阅《现代市场经济周刊》１９９５年第１２期）
在这种新的认识的基础上，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７０年代以后都把抑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的至少也是重要的目标之一。经过１０多年的努力，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如：美国的通胀率从７０—８０年代的７．５％（年平均数，下同）下降到１９９４年的２．７％；同时期，德国从５．１％下降到３．１％，日本则从８．５％下降到０．７％。（见本报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２日第七版）“软着陆”贵在坚持，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一些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中，曾采取片面依赖外资的政策，结果无不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在被迫实行“休克疗法”的同时，经济大幅度滑坡，失业率大增，政治和社会极不稳定。９０年代以来，上述拉美国家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改革，经济社会状况已明显改善。
国际上“软着陆”的成功经验和先搞恶性通货膨胀、后被迫“硬着陆”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实行的宏观调控应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管理经济的起点，而不应半途而废。
可以说，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经济，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生产都是行不通的。消除“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影响，是认真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做好经济工作，需要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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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论坛
提高领导干部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克强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必须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两个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这为各级领导干部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定了正确的方向，领导干部只有在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努力磨练，才能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央已有明确的要求。这就是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努力实践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善于开拓前进，具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模范遵纪守法，保持清正廉洁，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自觉拒腐防变，坚决反对消极腐败现象；刻苦学习，勤奋敬业，不断加强知识积累和经验积累，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由此可见，对领导干部的素质要求，既包括了政治思想素质、领导能力素质、道德品质素质，也包括了业务和文化知识素质。就其整体内容而言，不仅涉及抓物质文明建设的素质要求，而且涉及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素质要求。
领导干部只有通过全面的社会实践，在实现两个文明建设目标的过程中，才能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在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的实践过程中，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自觉地引导人们克服市场的自身弱点和消极方面，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律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正确处理竞争和协调、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和社会生活规范。
抓好两个文明建设“关键在党”，主要在于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作用和表率作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领导干部既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两个文明建设的实施者、参与者。在两个文明建设中，领导干部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信念，站得就高，眼界就宽，心胸就开阔，对共产主义矢志不移，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途充满信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要知道，群众对领导干部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所作所为，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领导干部只有严于律己，为群众作出表率，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才能有号召力和感染力，才能带领群众搞好两个文明建设。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不仅解决了要不要两手抓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如何两手抓的问题，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方法论意义的工作方针。只有科学地运用这个方针所提供的正确方法，领导干部的素质才能得到真正提高，把“两手抓”的方针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过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互相促进、协调发展的过程。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密不可分。“两手抓”是辩证统一的，物质文明建设为精神文明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善于弹好钢琴，既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重点，又要照顾全面，始终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完整的奋斗目标，防止顾此失彼。事实表明，领导干部只有把握“两手抓”的辩证法，才能切实解决好精神文明建设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科学方法问题，才能克服在执行“两手抓”方针过程中的不一贯或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将两个文明建设融合得更加密切。
“两手抓”的实质，正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全面性与完整性，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应当是为了全体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方面得到不断地发展和提高，而无私奉献。因此，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对党和人民尽心尽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要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又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显然，只有把握“两点论”的辩证法，才能增强领导干部所应具备的两手抓的素质，保证两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用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来衡量领导干部素质，既是干部考核工作的一个客观标准，也是把握干部工作的一个正确导向。对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来说，如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只以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论班子、看干部，就会偏离干部考核工作的方向，从而给干部以误导，导致一手硬、一手软。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明确规定：“考核、评价党政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干部，不仅要看领导物质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而且要看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实绩和本领。这要作为对干部使用和奖惩的基本依据。”这就要求在干部工作上尽快形成一套比较科学完备的运行机制，对领导干部的两个文明建设的实绩考核同等看待，从而牢固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搞不好物质文明建设不是合格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搞不好精神文明建设同样也不是合格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只有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搞好两个文明建设的才是合格的高素质领导干部，以利于在领导干部乃至全党、全社会中形成“两手抓”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