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书评)
专栏：
道德建设的实绩
张岱年
中国古代社会实行等级制度，分别上下贵贱的等级，以吏治民，官贵民贱。为了维持社会的安定，官吏亦必须遵守一定的道德准则，称为官箴。中国自古以来，有一条明显的历史规律，即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政权的根本依据。因而古代的统治者也都注意吏治，对于官吏有一定的约束。在人民心目中，更有清官与贪官之分。清官虽然也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却由于他们能努力遵守官箴，因而也受到人民的赞扬。
我们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新型的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原则上应消除阶级压迫，更无等级贵贱之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应该无官民之分，但仍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有干部与群众的区别。干部与群众都属于人民，领导者也是为人民服务的，领导与干部应有更高的道德觉悟，应是群众的表率。这个方面，从马恩列斯到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主要领导人，都有重要的论述，非常珍贵。
先秦以来有许多论述官箴的著作，那是等级社会官吏所应遵守的准则。现在社会结构不同了，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和干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官”了，但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官箴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的时代已经涌现了许多新的模范人物，如焦裕禄、孔繁森等，表现了新的作风，而且也有许多有深刻含义的箴言，闪耀着新时代的光辉。
宋金升、陈瑛、李汉秋同志主编《当代中国从政道德箴言》，收录了古今中外适合中国当代的从政道德箴言共三十万言。
这本书从古今中外的从政道德中，概括了十项重要的规范，分为十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分四个部分，分别摘引了：（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从政道德箴言；（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江泽民关于从政道德的箴言；（三）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关于从政道德的箴言；（四）其他人，包括古今中外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和一些英雄模范的箴言。
这么多重要的从政道德箴言，都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这种方式集中起来，也就保障了这本书的内在质量。这本书和李汉秋同志主编的《干部道德建设读本》（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构成干部道德读物的姊妹篇，相辅相成，颇具现实意义。
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12版(书评)
专栏：
普及现代高科技知识
朱光亚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在５月２６日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关键是人才。”而培养人才，关键又在教师。为此，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协决定在全国师范院校实施“园丁科技教育行动”。“园丁科技教育行动”旨在向师范院校学生传播科技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导他们树立科技意识，学会科学思维，培养他们的科技制作能力、发明创造能力和进行科技启蒙教育的能力。
“园丁科技教育行动”的一项配合措施是，组织部分科学家、科技工作者编写有关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丛书，供师范院校的学生课外阅读。现在，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这套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担任各册主编、由科技工作者或科普工作者编写的８本“现代科学技术博览丛书”，终于同大家见面了。
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要在这几本小册子里把所有的内容全部包括进去是不可能的。这套丛书，由王淦昌同志主编的《永无止境的探索——自然科学基本问题》选择了自然科学基础性研究方面的部分内容；按我国１９８６年制定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８６３”计划）的基本思路，选择了一些得到世界各国公认并将列入２１世纪重点研究开发的高新技术领域，即谈家桢同志主编的《向上帝挑战———生物技术》、张效祥同志主编的《大步跨越时空——信息技术》、庄逢甘同志主编的《摆脱地球的羁绊———空间技术》、严东生同志主编的《在大自然的馈赠之外——材料技术》、朱亚杰同志主编的《继承普罗米修斯的伟业——能源技术》、曾呈奎同志主编的《向蔚蓝的世界进军——海洋技术》；此外，还有钱易同志主编的《爱护我们的“地球村”——环境保护技术》，介绍了环境保护技术方面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基础性和代表性，因此，称这套丛书为“博览”，恐不为过。
这套丛书是面对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的。我们知道，他们毕业后将走上小学教师的工作岗位，担负起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光荣任务。从这点上看，向他们普及现代科技知识，意义是非常深远的。为了做好这件工作，丛书的编写者们尽了很大的努力，尽量采用了一些深入浅出的叙述方法和一些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以让读者不但能较容易地接受有关的现代科技知识，而且在将来工作时能把这些知识讲给更多的孩子们听。
自１９９６年２月召开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以来，我国的科普工作掀起了一股热潮。我国的科技工作者有责任把科普搞好。钱学森同志曾经倡导，博士研究生在准备博士论文时，应该准备两篇文章，一篇是专业论文，是供论文答辩用的；另一篇就是对自己工作的通俗介绍，要能让外行看得懂。希望这个倡导今后能逐步实现。怎样把我国的科普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还望科技界同志们不断努力。
第12版(书评)
专栏：书话人语
提倡“精微备至”的精神
林凯
我常去书店，看到的书是五花八门，花样翻新，可细究起质量如何呢？就又不尽如人意了。在这种时候买书者往往希望社会出现一些优秀的出版家，这个心愿实在于社会有益。一说到“家”，我们现在用的地方太多，无论什么人都敢自称为“家”，其实想成为“家”并不那么容易。“家”不仅要术业有专攻，更重要的是要有思想。所谓思想，就是他对社会、对人生、对事业的看法和见解。这个看法和见解很重要，他所从事的事业和开阔的眼光与魄力，实际上都是由他的看法和见解支配的。而我们从目前出版界的整体来看，有扎实的学识修养和有独到见解的专家太少了。别瞧有些出版社出版整套整套中外名人的集子，可这并不能代表他是出版家，甚至于有些完全是为了炫耀，财大气粗有点钱，出一些大部头的书充充门面，至于书的质量如何？内容选编的如何？他未必就是内行，与外行也就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所以要想真正出一些优秀的图书，与出版社编辑队伍的素质整体提高有密切关系，与总编辑的业务能力更大有关系。过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张元济，是众人皆知的大出版家，在他的主持下曾出版过《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太平御览》等等。张元济在出版上的主导思想是裨益后学，永久保存，因此他在图书出版上要求精益求精。顾廷龙曾称赞他：“其与缪荃孙、傅增湘等，则皆议论古籍版本、校勘、影印等事，精微备至。”由此可见张元济对出版一丝不苟的态度。那么反观我们现在的一些出版者呢？出书多是为了今天，很少有人为明天考虑，甚至有的只顾眼前利益，不顾读者需要，至于精微备至，就更无从谈起了。面对开放的世界，向当代的出版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备知识修养是一方面，还要具备战略家的眼光，出版图书不能只盯着国内的市场和读者，还应该以整个世界的图书出版事业做参照系；不仅考虑怎么为中国的文化做贡献，还应该考虑怎么为世界文化做贡献；不仅要为今人服务，还要为后人服务。所以我们的出版家在出版上既要有巨笔如椽的大手笔、大动作，更要有心细如发、“精微备至”的编辑作风。
第12版(书评)
专栏：
框架恢宏自成体系
张国强
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一部３００多万字的大型系列专著《国际关系史》（１０卷），最近获“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这部著作从１７世纪中叶作为近代意义的国际关系史开端之标志的《威斯伐利亚和约》写起，迄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包括近代时期３卷、现代时期３卷和战后时期４卷。全书框架恢宏，自成体系，阐述了３００余年来世界范围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这是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取得的一项十分重大的成果。
中国的国际关系史是我国的一门正在崛起的新学科。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这门学科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于是，十年前中国国际关系史研究会组织了全国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业工作者协同攻关，在总结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这部１０卷本的《国际关系史》。此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努力，体现了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正在形成的一些特点：
首先，这套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对国际关系史理论、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其次，刻意探索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发展进程，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评论、评价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在不同时代国际关系史的地位和作用，略古详今。第三，以世界经济关系为基础，探明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过程与前因后果，并注意其相互作用与影响，鞭辟入里地剖析国际斗争的诸多因素与表现，娓娓道来，使人颇受启迪。第四，重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国际关系中所显示出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反映客观历史演变过程，尊重历史的真实性。第五，尽量搜集第一手史料，特别是中国史料和档案，贯彻百家争鸣精神，广泛吸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充分体现我国学者们的研究水平。
在现代国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深入研究国际关系史，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在当今更有其重要意义。《国际关系史》的出版对我国外交、政治、理论、新闻等领域的工作者，定会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相信随着这套书的问世，我国国际关系史研究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12版(书评)
专栏：学术书苑
传统文化与价值选择
马世昌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往往把义与利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目标。在进行价值选择时，只能在重义轻利或重利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们曾经有过在贫穷落后的土地上建立道德理想主义的乐园，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的历史；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则认为发展经济必定以道德滑坡为代价，重利轻义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其实这恰恰是价值选择的误区。
张国钧所著《中华民族价值导向的选择——先秦义利论及其现代意义》一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我们有温故知新的作用。著者对先秦儒、墨、道、法各种义利论进行了仔细梳理，指出其得失所在。而这些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中华民族在世纪之交应选择什么价值导向。这是作者在当代背景下为解决现实问题而进行的历史沉思。改革是为了激发人民群众自身的活力，在活力激发出来，社会的动力系统开始运转之后，必须运用制度与规范进行整合，以便把众多的活力组织成强大的合力。在这一过程中，义、利分别表现为秩序与动力、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义、利二者不论对社会还是个人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义、利是一对根本性、终极性的价值目标”，“都是满足主体不同需要的肯定性价值”。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除了维持生命活动的物质需要之外，还有精神需要。人不能停留在个体利益的层次，应当通过社会的价值导向和自我升华，把个人和民族、社会的利益统一起来。
经历了两千年儒家思想熏陶的中国人，在纠正重义轻利的偏失时，千万不可走向另一极端。我们既需要现代发达的物质文明，也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义、利是应该而且能够兼顾的。坚持辩证的义与利统一，是唯一合理的价值导向。这意味着“既高扬道义的旗帜，又充分肯定全民族及其每个成员的正当利益追求，同时又予以积极引导，使之不断地向道义趋近和升华。”作者在书末的这番议论，正是全书的命意所在，表现了知识分子难以忘怀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第12版(书评)
专栏：
以图出史以史统图
刘纳
杨义主笔，中井政喜、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册）是两本令人惊喜的书。作者们将“图志”作为“探索写文学史的一种新的形式，它意味着另辟蹊径，切入文学史的独特侧面”。由此，他们建构了“以图出史，以史统图”这样一种独特的形式。
自８０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史理论的合理重建，现代文学研究者振奋起“史”的热情，设想出多种文学史模式，其中有些已经付诸写作实践。以时间为载体的文学历史属于过去，它具有一次性和不可更改性。当我们承认文学历史演变的多种可能性，我们会对一代作者在自己时代处境中所作出的选择产生探究兴趣。同时，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决定着历史与文学历史不可能重复，任何“史”的描述都不可能完全再现当年的现实。实际上，文学研究者不是因为文学史现象的存在便去研究它们，他着重研究这个作家而不是那个作家，他格外重视这样的文学现象而不是那样的现象，他采取这样的考察角度、描述方式而不是另一种，他致力于这一段文学历史而不是另一段，研究者的选择中已经包含了他的追求和他的判断。
杨义早有了多卷本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其成就已为学界所公认，而这一次他和他的合作者选择了“图”与“志”。
《图志》最为引人瞩目之处自然在它的“图”。这些年来，我们已能在一些研究著作中时或看到一两幅或者三四幅插图，寥寥的几幅图能起些点缀、衬托的作用。“图志”则收图５６０余幅，占了全书近１／２的篇幅。图的数量之多使这本书与通常单由文字形成的同类著作有了质的不同。所谓“图”，包括书刊封面、插图、作家像、手稿等。图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直观的语言。当这些图穿越了时间的厚厚尘埃，集中地陈列在我们面前，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与感受将不是文字描述所能代替的。如作者所说：“既然把书刊装帧插图看作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是主客观融合渗透的产物，就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装帧插图，看取作家或隐或显的心灵世界，看取他们个人的修养和趣味，看取民族命运和中西文化冲突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射和引起的骚动。”也许我们能够看取的还不止这些。有一个很常用的描述性成语“难以言状”，传达了对语言功能固有缺陷的体认。当我们仿佛在已经破旧发黄的书刊间穿行，当我们仿佛上溯历史的河流，来到产生这些图的年代，我们被激发的感受与诱发的联想大概也只有用“难以言状”来描述。
《图志》以“志”而不以“史”命名，作者们打破了文学史常规体例，由１０９篇文章组成全书。面对充满迷离和矛盾的文学史现象，作者们力求“站在一个世纪性制高点上，记录那些有实质价值的东西，发掘那些被冷漠的、却值得深思的东西”。作者们出色地实现了自己认定的学术目标，为以后的文学史写作昭示了更广阔的可能性。
第12版(书评)
专栏：书与人
我写《青鸟剧社传奇》
叶君健
我的这篇４万来字的小说所写的是一个学生剧社演戏的故事。故事的开始可以追溯到４０年代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时我在从沦陷后的上海迁到山城重庆的复旦大学教书，所教的课中有一门是《欧洲戏剧》。不用说，听课的学生都是戏剧爱好者。他们是“行动家”，业余搞些实际演出。
他们组织了一个剧社：“复旦剧社”。我虽然不演戏，但喜欢读戏和看戏，因此与我教的这一班的同学成了朋友。当时是日本法西斯在我国横行霸道、国难当头的时期。同学们业余演戏，主要是为了抗日，唤起群众与日本法西斯斗争，同时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即去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直到１９４９年秋中国即将解放回国。我陆续与我这些同好接上了头。他们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只有早年剧社的导演仍在戏剧艺术界活动。他是一个天才导演，在战时物质条件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居然把戏演得有声有色。我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仍非常激动。当然，现在情况变了，那时的幻想和活动，现在只不过是一种“酸甜”的回忆。
但这位导演始终还没有离开“艺术事业”。他远去华沙，投奔在那里与一位波兰艺术家结了婚的独生女儿。去年年初我接到他一封有关他的近况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
返回华沙，厄运随身而来，我遭受一次劫难。圣诞节后不久，时在中午１２时，匪徒三人持枪入户，女婿胸前连遭电针刺两处，但幸未中心区，肋骨被打断一条，家中所存财物悉数被劫去。所幸女儿正在上班，免遭横祸。我手被铐，脚被缚，嘴被封，脸被蒙，如同囚徒。我精神受到重创，愤懑填胸，呼救无声。事后，正如诗人所说：“仰天长叹息，思想怀故乡。”
这封信把我引回到青年时代，我在复旦大学教戏剧时看这位导演导出的戏的热情场景，也使我联想到艺术家——也包括作家——的人生历程的艰辛。我一直想以此写一篇小说。完成后我感到一阵轻松，如释重负。往事如烟，但又不是烟，总是不时来到脑中回旋。
我采用了比利时剧作家和诗人梅特林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的六幕幻想剧《青鸟》作为这个中篇的篇名。《青鸟》写一个孩子把他心爱的鸽子送给他一个生病的小朋友。鸽子在他的小朋友手中变成了可爱的青鸟，象征幸福。当年我那些年轻的朋友们对戏剧所怀有的美好的幻想，没有变成他们所理想的现实。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我的这些朋友如能青春再现，他们的幻想就不会再是“幻想”——破灭了的幻想，而是真正的现实了。这篇小说就代表了我今天在这方面所抱的真诚希望。
第12版(书评)
专栏：
《气夺山河——江上青文学传记》出版
申勤拴的传记文学《气夺山河——江上青文学传记》近日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上青，１９１１年生，１９２７年在南通中学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２９年在上海艺大转为中共正式党员。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因搞学运、工运、农运，两次被捕，受尽酷刑。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文救团”宣传抗日救亡，接着奉我党命令到皖东北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创建抗日军队、建设民主政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功勋卓著。１９３９年８月２９日，遭地方匪顽武装袭击壮烈牺牲。传记融真实性与文学性为一体，以生动的笔法，多侧面展示了江上青曲折的经历，坚定的信念，深邃的思想，诸多的诗篇，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入挖掘表述了主人公个人、家庭的道德情感世界和风范，树立起一个崇高的英雄形象。
（郑怀盛）
第12版(书评)
专栏：
长篇传记文学《高君宇传》问世
王庆华创作的《高君宇传》在纪念高君宇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高君宇是我党早期卓越的政治活动家。他是我国最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之一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的创办人之一、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他热情宣传、勇敢捍卫马克思主义，积极开展北方早期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致力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大力促进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党领导下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高君宇传》，全书四十一万字，共十六章。该书以生动、活泼的笔触，形象地反映了高君宇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以及与石评梅的“冰雪爱情”，再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来）
第12版(书评)
专栏：
《金陵春草》与公仆情结
吴达宣
词集《金陵春草》的作者顾浩同志，在南京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多年，他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金陵古城进行审美观照，使读者深切而强烈地感受到，三十几首诗章里跃动着凝聚在作者心中的公仆情结。
古都南京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在改革开放的划时代转折之中，历史与现实的碰撞，旧貌换新颜的变迁，激起作者心灵的巨大回声，《金陵春草》正是这一时代变革的情感记录和心灵写真。
作为一个人民公仆，志在造福一方，《金陵春草》坦诚向人们剖白了这一胸怀：“昔日已去，新人沓来，我辈重担压肩”，“今仗万众，再塑金陵”，“寻乌衣巷，负重致远”。这些诗句辞章，一扫士大夫阶级那种个人建功立业的私欲，而溶个人的情志于人民的事业之中，使抒情主人公的艺术境界得到时代的升华。正是在这种历史的制高点上，作者面对自然灾害，讴歌人民的不屈：“烈日悬空，千村挥汗，看寰宇谁做主！”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对于党风好转，廉政建设，对于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寄予殷切的期望，这是对领导干部公仆意识回归的呼唤，正是对这一呼唤的回应，作者吟诵出新时期领导干部服务人民的主旋律：“无他，为报效神州，了却故我。”
《金陵春草》揭示作者难解的公仆情结，还有另一个侧面，这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对于攸关祖国命运和人类前途的政治风云，有着敏锐的观察和鲜明的爱憎。
在新旧世纪转换之交，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人民公仆不仅要踏踏实实地埋头拉车，还要时刻不忘抬头辨向，也就是要讲政治，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样才能永远保证人民的事业胜利前进。《金陵春草》则艺术地再现了人民公仆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的历史追求。
《金陵春草》诚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是文坛一棵春草，为的是“给人一点绿意”，作者在文化生活中仍然不忘公仆情结的创作意图也已十分显见了。
第12版(书评)
专栏：大地书讯
大地书讯
△空军工程学院编纂的《军校学院道德规范》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朱向前的文艺评论集《沉入生命》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下主编的“２０世纪中国幽默精品丛书”日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共五册，它们分别是：幽默小说（曾镇南选编）；幽默杂文（朱铁志选编）；幽默散文（赵光选编）；幽默诗（叶延滨选编）；幽默画（徐鹏飞选编）。
△范忠程等著《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和萧诗美著《毛泽东谋略》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于文涛的散文集《又是一片新绿》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陈桐生著《〈史记〉名篇述论稿》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
第12版(书评)
专栏：序与跋
读故事学英雄
高占祥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灰暗的民族、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熟视无睹甚或贬低嘲弄的民族，则不仅灰暗与可悲，而是可叹与可怜了。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长河里，无时无刻不在闪烁着英雄们的璀璨光辉。
远的不说，仅就当代而言，我们便可列出秋瑾、叶挺、左权、江竹筠、马本斋、赵一曼、吉鸿昌、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张思德、雷锋、苏宁等一长串英雄的名字。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与自豪，也是后人不断继承和发扬前辈英雄们的业绩与精神使然。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读故事，学英雄文学丛书》所做的便是“继承和发扬”的工作，这一举动功德无量，自然会受到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拍手称赞和热情欢迎。同时也受到有关领导的有力支持，他们欣然命笔，为这套丛书题词，高度评价丛书作者与出版者的眼光，充分肯定丛书出版的现实意义与长远意义。
文学故事是我国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中小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对此尤为钟情与喜爱。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前几年有些人受到物质利益驱动，利用了这一大众文学形式和读者的心理，胡编乱造一些所谓帝王将相的故事，妖狐鬼怪的故事，明星、大款们的隐私故事，甚至凶杀色情的故事，还有一些骇人听闻的无中生有的故事等等，或正道或黑道大量出版印制，充斥图书市场，对中小学生和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成年读者起到了“误导”和腐蚀的坏作用。
广大教师和家长强烈呼吁对这种怪现象要坚决予以制止和打击，并热切希望出版部门多出些民族英雄的故事，尤其要多出一些革命英雄主义的故事。针对出版界的这种不良状况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呼吁，花山文艺出版社及时策划和组织了这套《读故事，学英雄文学丛书》，确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大好事。
愿广大青少年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生都能喜欢这套丛书，让读好书、学英雄成为社会风气，让革命英雄主义代代相传。
第12版(书评)
专栏：
莱蒙托夫全集
《莱蒙托夫全集》（顾蕴璞主编）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全集共分五卷，包括抒情诗两卷，长诗一卷，剧本一卷，小说、散文、书信一卷。该书是在我国出版的首部莱蒙托夫全集。 封面设计：张守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