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文苑轶话
七阁藏本
天五
清政府自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正月肇始，组织当时各学科最有成就的学者，以十年的时间，编纂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丛书《四库全书》。全书以经、史、子、集分类，荟萃乾隆中期以前历代典籍共三千六百四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九卷，被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万里长城。
《四库全书》修成后，先是缮写四部，分藏内廷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以上合称内廷四阁或北四阁）；后来又抄写三部，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淙阁，杭州文澜阁（以上合称南三阁或后三阁），史称“七阁藏本”。
世纪风云，变幻莫测，“七阁藏本”，历经沧桑，各有不同的命运。圆明园的文源阁藏本，咸丰十年（一八六○年）九月九日，同圆明园一起，尽毁于英法联军之手。
奉天故宫的文溯阁藏本，藏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曾一度落在日寇手中，惨遭损害，散佚严重。后经各方人士多次补抄，得以完善。文溯阁藏本现由甘肃图书馆珍藏，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北京旧紫禁城内的文渊阁藏本，系清廷缮写的第一部《四库全书》，其校勘之精湛，缮写之工整，堪为“七阁藏本”魁元。一九三三年春，因日寇大举进犯热河，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旋将文渊阁藏本移藏上海天主堂街原中央银行内。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不顾学界抗议，将文渊阁藏本全部运往台湾。“从此空留文渊阁，珍藏一去未回还。”但据说现存台湾的文渊阁藏本，深得各界人士的珍爱，一直受到较好的保藏。
南三阁中的文淙阁（在江苏镇江金山寺）、文汇阁（江苏扬州大观亭旁）藏本，相继于咸丰年间毁于兵燹，片纸无存。
南三阁中的文澜阁，咸丰十年（一八六○年）倒塌，库书散佚殆尽。二十年后的光绪六年（一八八○年），浙江重建文澜阁，藏书亦经屡次搜集、修补、抄录，得归旧藏。文澜阁藏本现由浙江图书馆珍藏，受国家一级文物保护。
“七阁藏本”中唯文津阁藏本一生平安。文津阁，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始建于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内，次年告竣。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第四部《四库全书》入阁珍藏。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文津阁藏本运抵北京，先藏古物保存所，后拨归京师图书馆，经查验基本完好无损。现为国家图书馆镇库国宝。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七阁藏本”存世秘籍的保护和完善。经国家批准，八十年代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阁藏本”存世的文渊、文津、文溯、文澜等四阁秘籍为依据，陆续影印出齐全套《四库全书》。今天，当世界从各个不同的地方打开《四库全书》的时候，当人们遨游在《四库全书》这浩瀚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海洋的时候，谁能忘记在保存“七阁藏本”这一旷世奇编中的风风雨雨呢。
第12版(副刊)
专栏：大地采风
在江西吃红烧肉
柯继铭
全国教育系统第二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在江西召开，所有代表被安排在南昌大学招待所。在招待所餐厅用饭，每上一道菜，服务生都要报上菜名，但也只是报菜名，惟恐多说一句会打扰客人用餐的兴致。但在端放有一道菜的时候，他特别给予了说明：“红烧肉。我们江西的红烧肉。毛主席吃过的红烧肉！”谁也不嫌他啰唆，只一个劲儿地往刚端上的热腾腾的盘子里伸筷子。
我是从四川来的。老实说，餐桌上的这道菜烧得未必比四川的好，与桌上其他的菜肴相比，也不算掌勺师傅的拿手好戏。不过，大师傅做红烧肉的兴致似乎特别高，每天都要乐此不疲地来上一盘，我们吃红烧肉的兴致似乎也特别好，每天都乐此不疲地来上几块。连几位自称一向不吃肥肉的女教授，在全桌人争着动筷子的热烈气氛中也破了禁忌。也许是红烧肉有来无回的缘故，掌勺师傅从中找到自信。总之，让客人品尝江西的红烧肉是当地人待客之道的一部分。会议在南昌开过一段后移址井冈山，中途在吉安休整用午餐，也没少这道红烧肉，虽然口味和南昌稍有差异，服务小姐却没忘掉给予我们那熟悉了的说明：“红烧肉。毛主席吃过的红烧肉！”此后在井冈山黄洋界宾馆，我们再次领略了当地红烧肉的风味，只是井冈山人似乎更多一些自信，把一句“毛主席吃过的红烧肉”说得特别重！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江西的历史遗迹特别多，文化传统也特别厚。只要念出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等一串名字，你就可以想象这里的古代文化是何等辉煌！说到红烧肉，它很难够上悠久传统的称号，与陶渊明饮过的菊花酒，黄庭坚品过的江西茶相比，实实在在属于后来者。然而，我们所有的代表都感到，这后来的红烧肉与菊花酒、江西茶、景德镇的瓷器一起，成为由时间所累积起来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这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已经成为历史，在时间的流逝中融入江西人的血肉和灵魂的最深处，和江西灿烂的过去和辉煌的古代文明融为一体。就说在南昌市内的观光吧，由于时间仓促，会务组选择了滕王阁而略去了南昌起义纪念馆，这惹起了全体代表的不快，一致向会务组提出非参观后者不可，还表示如果时间不允许，宁可不看滕王阁也要看纪念馆。说得振振有词，入情入理，终于先看了纪念馆，后游了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情其景是何等动人心弦，但却有为了一些别的什么甘愿舍弃的时候。听说不久前另一个会在南昌召开，会后征询大家愿意到龙虎山还是到井冈山，几乎所有的代表都不迟疑地选择了井冈山。有人说：到龙虎山是朝圣，到井冈山也是朝圣，到了江西不游五百里井冈，岂不枉自！滕王阁是千古佳景，龙虎山是道教圣地，但南昌起义纪念馆和井冈山却有更深的诱惑力。这是另一种深厚的传统，它的根子扎在江西人和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从南昌到井冈山，主人一次次地以红烧肉待客，大约是出于同样的缘故吧。不细细品味红烧肉，就读不懂江西历史上峥嵘的一页；红烧肉，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深刻的怀念，一种殷切的寄托，浓缩着一段不平凡的岁月。
这就如同这些年井冈山市的发展一样。这个面积不大，一个小时足以步行绕城一周的小城市，出人意料地耸立起座座宾馆，旅游业显得异常繁荣。听当地人说，这些年来井冈山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多，不只是各种会议的代表，更多的是自由的旅行者，他们来这里看毛泽东旧居、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红军医院和硝烟散尽的哨口，临走的时候，总要捎带点井冈山的特产，一根竹杖，一件根雕，或者一床篾席，留给自己或者赠送亲友。在井冈山市的几天，我反复思量着，井冈山的美远不在自然风光，而在于自然和历史相融合所传达出的震撼人心的感染力，在于天工和人工的完美结合；远不在身处悬崖绝壁时的叹为观止，而在于夜深人静时你躺在宾馆卧室中望着一轮秀润的明月从山那边爬上来，想起这月从过去照到现在，循着月光探索历史的轨迹，感受世道沧桑，洞察其间深沉博大的力量，经受灵魂的洗礼。不瞒你说，我自己感觉到了这种力量。我知道，人们自发地从全国各地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城，也正是为这种力量所吸引。常听人埋怨说现在的人已经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但从井冈山旅游业的发展中，我看到沸腾的历史在冷却、凝固后获得更深层次的力量，人们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缅怀过去，追索前人的足迹。
离开井冈山的时候，每位代表都不吝惜地买了些纪念品。最后一餐仍然有红烧肉，大家都相互劝慰说：“再吃一块红烧肉吧！这是江西的红烧肉，毛主席吃过的红烧肉……”
第12版(副刊)
专栏：书海扬帆
亦雅亦俗亭文化
萧亭
盛夏的南天七月，我刚从北京出差回来，就收到素未谋面的一位北京朋友吴继路先生的来信，说的是一宗令人高兴的事儿：他的有关中国名亭的散文随笔，将结集由长城出版社出版。他希望我为此书作序。此前，我读过吴先生投寄给《东方文化》杂志的几篇名亭新记。在通常这类文字必具的知识性内容之外，还有一股借景抒情，缘事寄慨的韵味，如清风扑面徐来，令人神怡。换句话说，是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作者对较高品位的文化内涵的追求，非一般的导游之作可比。于是替他加上“中国亭文化记”一语作副题，联串起来，类乎系列，以飨读者。
中国古时的文人学士，早就有把建筑物中的亭台楼阁作为写作题材的审美选择，并且创作出许多传诵久远的名篇。其中以写亭著称的，有晋代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宋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苏轼的《喜雨亭记》、《放鹤亭记》和《黄州快哉亭记》；明归有光的《沧浪亭记》等等，俱为《古文观止》选载。这些文章善于由物及人，因人带事，以小见大，通过一亭一景的具体描绘，托出作者对家国生民之事的关切或人生哲理的体验来，给我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增添了绚丽的光彩。吴先生在大学教授文学，自身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复有古典文学的修养，他在这本集子中写到的古今名亭，数将上百，而以古已有之即含有历史和文物意义者居多。他对亭文化情有独钟，为探访某处名亭，常不惜长途跋涉，细心观察体会，以其心得，发为文章，故下笔常有新意，不是依样画葫芦的景点介绍。其行文亦时有迂回、比喻之笔，富于想象，避免了叙述的单调。
作者对编写《中华名亭新记》这集子有他自己的见解：亭是中国古建筑中具有悠久历史的特殊形式，它的体制构造较为简单灵便，经长时期的演化变迁，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物化形态的载体。亭不仅是山水园林名胜中不可缺少的点缀，而且由于它与历史人物事件的各种因缘，有的更成为带有典故性的文物。因此，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修建并保留至今的各式各样的亭建筑物，就构成了具有丰厚内涵的“亭文化”。
我赞成作者的这些看法，要略加补充的是：亭子这种小小建筑本身的物质价值含量，当然不能与庞大的皇宫御苑、深宅巨院乃至中等水平的民居房屋建筑相提并论。但它给予人们的文化价值含量，却是不可以貌取之的。它在我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曾是人们经济实惠地改造生活环境的一例杰作，也反映了一种实用价值和欣赏价值并重的文化选择观念。我这指的，不必是吴先生已经写到的那些名亭，更多的是指那地处穷乡僻壤，或在江河之滨，或在山岗之上，日夕对着水浪咆哮或者山风呜咽却能赐予行人以遮阳蔽雨之效和片刻安宁的小小的亭——近乎原始状态的亭。它们属于亭类建筑中的小字号或曰低层次，其貌也不扬，其名也不显，但它却实实在在地为一方之土的生民造福。
这种被称为山亭、水亭或茶亭的亭子，数量当然远多于名亭之上。我年轻时出县城读书或下潮州探亲，出门便须攀山越岭步行数十里，亲受过这些亭子的荫蔽，倦了有时还要在亭子内灰土砌成的矮栏上合眼小憩一会，然后继续赶路。感受是亭之惠我，有如家园！至于那耕夫樵妇，挑担负贩的，长年累月野外劳苦之时，全靠这亭子喘一口气，其体验之深切就更不待说了。
别小看这类亭子的构造简陋，却总有地方上的达士文人为之撰写对联，显示出“十步之内，必有芳草”的文化良性运作。五里亭、十里亭、长亭与短亭，这里面挥洒过多少离人别泪，又鼓荡过多少征人的壮怀激烈！就是百十年平平凡凡捱风捱雨并无惊人事迹发生的那些亭子，对于仆仆道途的旅人行者来说，也总是那么亲切，那么近情，那么无可代替地惠人恩典。“黄梅能解行君渴，茶水聊清路客心”——是对劳人的抚慰！“坐片刻何分你我，饮几杯各自东西”——是对世道的照明！
要写亭文化，这当是不可遗忘的又一大部类。谁要肯费心搜罗中国大地上无数凉亭柱上书刻的联语，辑而编之，当可知这泉涌如珠的民间文化，会给你精神上以多好的回报！不卜吴继路先生或其他朋友，有志于此否耶？
第12版(副刊)
专栏：茶楼
老将军们的书
王晓建
近几年来，我参与编纂了几本老将军的书，总以为这些书的读者面不会太宽，大约只有军人才有兴趣看。
一位旧日同学使我更新了观念。
这位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同学目前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那一天，我到他家参加一个小型的聚会，刚在客厅坐定，便被他的藏书吸引住了。他的藏书有十几橱，除了一部分工具书和古典文学名著外，大多是与老将军们有关的书。
我凑到近前细看，见有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全套《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有解放军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将帅回忆录丛书》和《解放军将领传》，还有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出版的老帅和老将军文集、日记集、回忆录、传记，等等。从《彭德怀自述》、《刘伯承传》、《聂荣臻回忆录》，到《粟裕军事文集》、《陈赓日记》、《将帅轶事》……可以说应有尽有。
令我惊喜的是，我参与编纂的数十位老将军的回忆文章合集《红六军团征战记》，虽出版不久，上下两册也已赫然立在橱中。
更令我称奇的是，书橱里还有一些印数很少的书。如吉合将军的《我的革命生涯》，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出版，仅印了２０００册；裴周玉将军的《绥远方式的胜利》，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仅印了２９００册。这样不多见的书居然也被老同学搜集到手，可想而知他下了多么大的工夫。
老同学见我注意他的藏书，自豪地解释说：“我和好几个书店打了招呼，请他们帮我留意有关老将军的书。另外，我去外地出差，每到一地不论多忙都要进书店看看，只要有老将军的书就立刻买下来。你看，那几本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的——罗元发将军的《战斗在大西北》、熊晃将军的《浏阳河情思》、朱家胜将军的《飘动的篝火》，都是我去新疆乌鲁木齐参加订货会时买的。假若不去新疆，我恐怕很难有机会买到……”
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头问道：“可你一个企业家，怎么会对老将军的书这么感兴趣呢？”
老同学正色道：“一句话，为了汲取精神力量！别以为和平时期就没有艰难险阻了，也别以为老将军们坚忍不拔的精神境界只有军队才需要。我刚接手这个企业时，负债几百万，几乎要破产，正是老将军们在千难万险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给了我鼓舞和支持，他们的书陪伴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我们这个企业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能够有今天这么个局面，应该说与老将军们的书分不开！”
老同学从书橱中抽出《红六军团征战记》，真诚地说：“这不，你老兄也花费了心血，我觉得——值！因为这不光是一本书，也是打天下的老将军们留给我们的珍贵的一笔精神遗产。”
老同学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我想：是的，老将军们的奋斗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小至一个人、一个单位，大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不断进取，就必然需要这种宝贵的精神。
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藏书用书有学问
王建辉
藏书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秉性。如郑逸梅说：虽不善饮，酒不可不饮；虽无暇读，书不可不读。故中国历来就多散资以聚书的藏书人家。清儒陈继儒言道：多收书，少积玉。其文化价值的取向如谚云：家藏万金，不如藏书万卷。黄金有价书无价。这里不打算说道此类的故事。因为这类的藏家有不少只是为藏书而藏书的。
这就牵扯到一个藏与用的问题。藏和用从来是一对矛盾。私家藏书对这一矛盾过去是很少处理得好的。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事不消说了，印刷术发明以后，藏得起书的只能是殷实人家，要用书的往往又藏不起。藏书条件限制着用，故而中国的藏书史，其实并不是大众的藏书史。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起来后，藏与用的矛盾也没完全解决好。只有现代文化人的私人藏书有可能第一次真正解决藏用的矛盾。文化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治学范围选择自己的藏书。鲁迅先生不是藏书家，他的大量购书便是为了研究参考之用，不是为藏而藏。国学大师钱穆历年积聚都用于购书，所蓄也多达数十万册之巨，显然是为学术研究之备。看来，对私人藏书而言，藏用却显然是结合在一起的。不过藏与用眼下却并不是天然的一对同胞，仍然时有分离。
旧时就有不少官僚政客附庸风雅购置古籍装点书斋。现如今的附庸风雅者，客厅也有曹雪芹，还请来了莎士比亚，但那是深究不得的，此乃“腹里空”式的藏书，其藏也是为了用，不过那是另一种用：装点此厅堂，今朝更好看。自然往好里想，这也算一种文化的进步。如郑逸梅《幽梦新影》说：“架无书，壁无画……虽陈设富丽，我无取焉。”
还有一种情形是，如今的文化人虽然也在研究学问，也在用书，却不太注重藏书了。藏书远未形成风气。我是主张多一点藏书的。俗语云：酒多人癫，书多人贤。这不去说。主要的是为了用的方便。因为在我有限的经验里有过这样的事，有一则材料记得平日浏览时在钱穆的一本书中见到过，可惜当时未买下使之加入藏书行列，后来竟穷觅而不得，于是深恨当初失之交臂。从此估计日后用得着的书，一定狠心放一次血把它买了下来。
藏是潜在的价值，是备用，用是价值的实现。用而后知藏，藏而后得用，藏而后可用。
只藏不用是书橱。古人有言：有牙签玉轴（图书）而不能读者，蠹鱼也，书贾也。谚云：藏书不读，等于无书。清人申居郧说：“能积不能读，何异掌书佣子。能读不能行，所谓两足书橱”是也。书籍备而不读是废纸。
藏书的目的在于用，标准也在其可读可用。有谚云：倘一书有可读之价值，便有可买之价值。因此藏书倒不在乎其是否佳椠孤本，也无须“远求海内珍藏本”，而在于其有可读可用之价值。
有道是：藏书不难，能看为难；看书不难，能读为难；读书不难，能用为难。
一般人缺乏足够的藏书空间，就更要以用的需要来建构藏书。现代藏书作为一种高级收藏，它不像藏火花集邮标，注重的是用。
藏与用的中介环节是读与学，或者换一个角度说，用有二重含义。第一层意思就是读与学，相对于藏这是一种用；第二层意思是把读转化为用，古语云：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这两层意思，可用一句谚语概括之：藏书再多，倘若不读算是一种癖病；读书再多，倘若不用，只能成为空话。
藏和用是辩证的。藏书不可能一一有用，也不宜这样追求。生剥苏东坡词云：“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怕也是对藏用关系很好的注解。何妨于闲处看藏书，以使“腹有诗书气自华”，或不致“书到用时方恨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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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迎春（中国画）胡庆翔
第12版(副刊)
专栏：
牛（中国画） 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