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
我伴小平上白山
晓初
我伴小平上白山，
山高路远多盘旋。
下车健步登高望，
林海葱茏喜壮观。
我伴小平上白山，
天高云淡丹阳暄。
一泓琼液引人醉，
两袖清风擎九天。
我伴小平上白山，
林阴深处有温泉。
悬崖瀑布如珠串，
虎啸龙吟震泥潭。
我伴小平上白山，
天池映日尽开颜。
美人松下黄莺叫，
万木丛中鸣杜鹃。
我伴小平上白山，
东西岭外有平原。
三江注满天池水，
两岸农家灌稻田。
我伴小平上白山，
未忘昔日起烽烟。
抗联将士多忠烈，
日寇汉奸心胆寒。
我伴小平上白山，
笑谈包产又丰年。
三中全会好方策，
亿万工农展笑颜。
（作者曾任吉林省委书记，一九八三年夏初，曾陪同邓小平同志登长白山。）
第12版(副刊)
专栏：
欢乐年景（组诗）
看电视
一家大小挤坐在一起
尺寸之间
我们看见欢腾的大地
我们看见北京海南西藏
看见城市和乡村鲜花彩带
红旗倒贴的福字
我们看见的祖国满怀喜悦
荧屏上的人都绽开了笑脸
点红灯
点亮红灯
点亮民俗里一句
红红的谚语
点亮的是憧憬
是牛年里最先成熟的果子
点亮的是祝福
融融贴向春天的大地
下饺子
白白胖胖的饺子
红红腾腾的灶火
饺子下水乱扑腾
欢乐数也数不清
村戏
村戏里偷偷溜出的一段锣鼓
碰响了南面的山岗
千年的树万年的石头
站得太远看不清
无法走近心里发痒
骨节喀喀吧吧疼
红辣椒
除夕夜辣椒笑着
正月里辣椒笑着
一串辣椒笑笑笑
一串串辣椒只是笑
笑村里年景好
笑农人心气高
第12版(副刊)
专栏：民族采风
山寨的节日
贾湘萍（土家族）
来到湘西，正赶上山寨一年一度的摆手节。这天一大清早我便和州文化局的局长驱车前往。
湘西土家族是一个古老、文明的民族，长期以来，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特别是摆手歌舞。据史料记载，早在商朝时这种歌舞就出现于战场上。
汽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了一整天，夜幕降临时，我们总算到了目的地。
这时，十里八寨的人们点上灯笼、火把，在旗和鼓的引导下，汇成一股股奔腾激荡的热流，涌向摆手堂。摆手堂前高大的枫香树上，张灯结彩，红烛万点。男女老幼在树下围成一圈，伴着两人合抱的大红鼓的有力节奏，不停地摆动双手，尽情狂跳。
嗬——哟——嗬！一声牛角号响，锣鼓敲响了，三眼铳、鞭炮齐鸣。霎时，摆手堂前的坪坝里，燃起了殷红的篝火。只见穿着对襟衣、扎着乡花腰带的小伙子和一个穿菊花边长裙的姑娘，像天上的彩云一样飘到鼓架边。他们各握住一对系着红绿彩绸的鼓槌，往鼓面轻轻地敲击。继而叶面大鼓争鸣，鼓槌起伏，木叶伴和，群山呼应。一队队青年男女嫣然含笑，潇洒入场。他们和着木鼓明快的节奏，唱着扣人心弦的摆手歌，像水波浪一样扭动身态，时而明眸流盼，时而含情脉脉；时而翩翩流旋，时而轻步矫健。婀娜多姿的身影、五颜六色的长裙，在火把的映衬下，像流动的山花，歌声飞扬，舞姿旋转，使人眼花缭乱。
你看，男的好像抬着木头，翻越笔陡山崖；女的好像播种育秧，耕耘层层梯田。倏然，男女相间，组成一个圆圈，时前时后，好像倾吐心底的爱情。月儿为他们洒下了银光，篝火为他们闪烁着红辉。
“毛谷司来啦！”不知是谁吆喝一声。顿时男女闪开两排，远处的田坝上走来了一个身着草衣、脚穿草鞋的人。
那“毛谷司”老态龙钟，抚摸着胡须，走到摆手堂前。寨上的长老、阿普老人恭恭敬敬地捧上一把竹扫帚。“毛谷司”挥动扫帚，由里向外扫三下，又由外向里扫三下，说的话全是土家语。
老吴介绍说：阿普老人是方圆百里德高望重的人，称之为“掌堂师”，每次活动都离不了他。他领着二十多位身着皂色长衫，手持齐眉棍、神刀的人。一尊者捧着贴有“福”字的酒罐和担五谷等供品与“毛谷司”唱摆手歌。
“吾呼呼——也——喂！”众人一声吆喝，似山鹰长啸，粗犷而神骏。继而三眼铳、鸟铳、火炮齐轰。“点咚——点咚”的摆手锣鼓，像春雷般地炸开了，撼天动地，催人起舞，全场沸腾。人们在阿普老人的指挥下，整齐地变换着舞蹈动作，时而单摆，时而双摆，时而回旋，其舞姿优美，刚柔相济，粗犷雄浑，动作逼真，展现出民族迁徙、狩猎、征战、农桑、绩织等一幅幅富有民族特色和生活气息的艺术画卷。
阿普老人虽然年事已高，可技艺娴熟。我用胳膊推了推看得如痴如醉的老吴，老吴竟丝毫也不觉得。
“唱歌跳舞，他老人家可是科班出身哟！”老吴说，“他的父母都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歌手，经常携带他来往于歌台。他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五六岁时便能随口而歌，随手而舞。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的照耀下，他不停脚，不歇腔，放开喉咙把歌唱。从山寨唱到州府、唱到省会，还把这里的摆手堂搬上了银幕。前二年阿普老人还领着小伙、姑娘上北京演出，中央领导还观看他们的演出呢！”
嗬嗬——哟！牛角号又吹响了，摆手活动又一次推向高潮。真可谓“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
请听——“桂花香浸透了高高的山坡，毕兹卡开始了一年的收获，头顶上游动着几朵红云，茶林里跳动着无数山雀。嗬哟——豆荚密哟，像枫树上喜鹊窝，包谷大哟，像耸立的水牛角，谷穗长哟，像粗壮的牛缆索，红苕壮哟，像圆圆的小筐箩。嗬哟——我们开缸共饮苞谷烧吧，从嘴里醉起啊，一直醉到心窝。嗬哟——嗬！”
歌声回荡在山乡，传得很远很远。
第12版(副刊)
专栏：
好汉坡
和军校
一位朋友邀我去了趟好汉坡，回来想写篇东西，可一直没写成。
好汉坡不是一个地名，也不是一个沟名，更不是一个山名，是后来人因为有一口井在山顶上，才将这一带起了这么一个挺雄性的名儿。好汉坡的山也高，沟也深，可世间的名山大川比比皆是，好汉坡实在显不出啥特色来，我似乎无话可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这么自慰。
一天夜晚，我翻开日记，关于好汉坡，有这么一段记录：
好汉坡，在陕北。
这儿，山多得没了名儿，沟深得没了人家。山上没有庄稼，散落着一些低矮的野杏树，到了春季，红红白白的开出一山的风景。
好汉坡，有一个采油队，采油队里有男有女。采油工有的在沟底，有的在山顶。上山是没有路的，七十度的陡坡。有一个冬天，落了雪，一个姑娘上山寻井，差点从坡上滚下来，这才修了上山的台阶，三百多级。采油人日日上山，有时是独个儿，有时是男女结伴，上山像是走平路一样的自如，一日四趟。
好汉坡没有球场，没有歌舞厅，也没有电视。好汉坡有歌声，采油男也唱，采油女也唱，多是在登上山顶的时候。歌子有流行的，也有过去的老歌。
好汉坡的人说，全当逛风景呢。可是，再好的风景，哪经得住日日去逛？可他们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逛着。这是一种高尚？还是一种无奈？抑或兼而有之？有一个事实不得不说：风吹日走，好汉坡的小采油女长成了大采油女，大采油女长成了娃他妈，采油男也长成了娃他爸。老采油工退休了，来接他班的是他的儿子。据说，好汉坡的产油量很高，且从没出过事故。
还有一个关于采油女的故事。这个采油女长得眉目清秀，惹人怜爱，她在好汉坡却极少露过笑脸，她说她恨死这好汉坡了，她还说她要是有翅膀的话就展翅飞走了，头也不回。终于有了机会，有一个科长，想叫这采油女给他当儿媳妇，条件是把采油女调离好汉坡。采油女却断然回绝。后来，这个采油女嫁给了好汉坡的一个采油男，结婚那天，采油女长长地哭了几声，然后说，还是嫁给好汉坡的人心里踏实。
显然，我的日记很苍白，不足以说明好汉坡。
好汉坡的人过得好吗？我把我的问题说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说，能在好汉坡生活，不可思议。是的，生活需要勇气。城里人不肯到山里去生活，山里人不肯到更深的山里去生活，因为那是枯燥乏味的。然而，好汉坡的人，却生活得津津有味。有向往也有矛盾，有歌也有哭，有喜悦也有沮丧，该有的都有了，这生活能说没味道吗？
我终究没有把好汉坡说明白。我有一个计划——来年的春上，我要再去好汉坡，去看好汉坡的野杏花，去听采油人的歌，去听采油女和采油男的故事，回来，再好好写写这好汉坡吧。
第12版(副刊)
专栏：
烤红薯
曾鹏辉
天气开始变冷了，我每次清晨上班经过那条小巷总要遇见一位卖烤红薯的老师傅在寒风中吆喝。他的摊子很简陋，一辆三轮自行车上放着一个胖墩墩的用铁桶做的灶；木箱里面放的大概是些红薯、焦炭；灶上一块铁匾盒，红薯香味就从里面飘出来。在现代生活十分繁杂喧嚣的北京街头，能闻到一股这样的香味，真让我怦然心动。
我的家乡比较贫穷，遍地都种红薯，红薯对于一个农村孩子而言是最熟悉不过的东西了。小时候每天至少有两顿是红薯当饭。红薯最为常见的做法是烧烤。家乡的烤法是将红薯放在火灶里，用灶灰盖着煨熟，只须注意火候，其他不必操心。不过要想把红薯烤得又香又甜，最好是选用那些长条稍圆而且在窖中贮藏了一段时间的红薯。
家乡的红薯尽管很普遍，但要管理好，还须付出很大的艰辛：摘叶、打顶、翻藤……红薯生长的旺季，父母亲整天弯着腰在地里劳作，忙得不可开交——红薯长势特快，藤子要常翻，长出的薯块才会大。父亲腰痛的病就是这个时期患上的。小孩嘴馋，哪里经受得住餐餐吃红薯，我就常要在饭前耍一阵脾气。父亲说：嚼得红薯，百事可为。就这句话，我小时就觉得父亲是很有水平的。从此对红薯有了另一番钟爱。
因为红薯与我有着多年的交情，我每天经过那个小摊时，心中总有一份莫名的牵引。每次上下班，不管是早去还是晚归，都能看见那个老师傅站在那里如雕塑一般。我不清楚他到底是几时摆摊几时收摊的。他生活的这份艰辛令我时时念及远方的勤劳的父母双亲。我上去打问他的生意，他竟是从湘北农村来的老乡！他说，这些红薯是千里迢迢从家乡坐火车来京的，冬季农闲，在外挣些钱后回家过年。他舍不得吃饭，哪怕是一份最便宜的盒饭，尽管他的生意不很清淡，但也几乎餐餐都是摊前的烤红薯……老师傅的朴实令我肃然起敬。
如今，农村里低廉的烤红薯竟成了城里人的一道美食。这让我想起城里穿牛仔衣裤的女士，裤子想方设法剜几个小洞，露出一些肉来叫新潮。她们能感受到当年农村里“一斤红薯半斤粮”的生活艰辛么？她们的嘴里嚼着一份时髦，而我嚼的却是父亲沉重的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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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关于广场音乐
杨文镒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人们不难发现成都蜀都大厦广场前的一个新奇现象：无论春秋还是酷暑寒冬，总有一些音乐人，弹奏、演唱流行歌、民歌乃至世界经典名曲，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过往行人围观欣赏。
对于路上的匆匆过客，街头音乐这种简易而现场的形式竟然具有如此大的魅力！当然，音乐人还多不知名，他们的演出也缺少社区协调组织。
这种不过是民间的“街头音乐”现象，其实在好多城市都不少见。
人们注意到，江总书记和李鹏总理连续几年都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首都群众一起聆听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的新年音乐会，并多次向社会倡导普及严肃音乐。人们还注意到，传统新春佳节除了歌舞曲艺，又多了中国的新年音乐会。广场音乐会也红了北国南疆：上海外滩、厦门鼓浪屿，以及哈尔滨之夏、新疆之春、广西三月三……一台台一处处，此起彼伏，不再陌生，不再锁闭深闺，高雅严肃艺术开始成了人们“心灵的呼唤”。报载，“哈尔滨消夏音乐会”，十万人观看，上千人演出，开幕式超过百万人，哈市人是把广场音乐会当“节日”来过的。
广场音乐的参与者欣赏者都蕴藏着岩浆一样炽热的呼唤，都市没有理由去拒绝。既然都市里“街头流浪音乐会”从未绝迹，与其放任，不如统筹，让街头音乐大大方方地走上广场音乐的前台。
没有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就没有心灵的完美塑造。音乐的生活性就是参与性，没有最大的参与，就没有音乐自身旺盛的生命力。经济结构和开放意识的巨大变化，也要求音乐活动的范围和取向的巨大调整，而广场音乐，则提供了最开放的空间和时间、流动如云的观众和自我陶醉的欣赏群。如果说新年音乐会还是在维也纳的象牙之宫里，那么让音乐走上街头广场，则是艺术之宫向塑造都市精神文明的广阔沃野开放。它所传播的已超越音乐本身，而成为培育浓郁的精神文化氛围、深层滋养都市及其市民高雅现代文化内涵的甘泉。
在美国纽约的海滨大道，笔者曾有幸目睹了一场令人震撼而又异乎寻常的“个人广场音乐会”：和煦的阳光下，主角是一位打扮得像英俊骑士的六岁稚童，白领、蝴蝶结、燕尾服。电子琴前，没有他人陪伴的小琴师独个奋力弹奏，施特劳斯的名曲通过麦克风在海滨荡漾，那风度、那技艺、那景致，美妙得让许多过往行人驻足屏气观赏。曲间小歇，当人们向他送去美钞小费时，小音乐人很礼貌地谢绝：“对不起，这是艺术。”这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文化景观，在所有国际性大都市都是弥足珍贵、弥足自豪的。
其实，国际型都市都通过音乐来发展自己的文化内涵，严肃音乐的社会化从来不是民间艺人的个人行动所能完成的，它都包含强烈的社会政府行为。维也纳爱乐、柏林爱乐、伦敦交响、阿姆斯特丹音乐厅，著名都市的开放性因著名乐团而生辉。雅俗虽然有别，世界各民族对广场性音乐活动却是钟情不改。美国的乡村音乐、俄罗斯的周末音乐、里约热内卢的狂欢、非洲土著的丛林音乐会等等，几个世纪来音乐的广场性一直在散发着诱人的魅力。中国阿炳的《良宵》、《二泉映月》不也是诞生在街头巷尾？而今许多城市里流浪音乐人不也常在街头拉起音乐圈子？只不过开放的现代都市更需要以现代开放价值给予评估，需要从感觉的紧迫性上给予审视和疾呼，需要从法规制度上进行规范和管理罢了。
值得欢欣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广场音乐和一切高雅艺术门类搭起了最广阔的时代舞台，高层次高品位的文化艺术追寻已在更多人士心里萌生；更多的广场音乐会定将成为热门话题，成为大庭广众中盛开的又一束艳丽常开的鲜花。
第12版(副刊)
专栏：艺文短波
艺文短波
蒙古族作家特·赛音巴雅尔所著《特·赛音巴雅尔散文选》已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出版社邀请在京的部分作家和文艺评论家，举行了座谈。与会者认为，特·赛音巴雅尔的散文，语言朴实优美，有鲜明的时代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
由青年作家程永照等人创作的《第一车间启示录》，最近被云南省政府评为“八五”期间优秀科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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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王统照先生——我的良师益友
——纪念王统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臧克家
王统照先生，是老一辈著名作家之一。“五四”时期，他就从事文学写作，出版了《春雨之夜》、《一叶》、《童心》等小说、诗集，有名于世。他与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冰心……诸位创立了“文学研究会”，倡导为人生的文学，强调现实主义。他与陈毅同志是好友，介绍他参加了“文学研究会”。王统照先生，学贯中西，是作家，是诗人，是散文家，著作等身。长篇巨制《山雨》，遭到国民党的查禁，作家吴伯箫把它与《子夜》并列，说１９３３年是《子夜》、《山雨》年。王统照先生长于旧体诗；新诗也写得充满生活气息、时代精神，出版了新诗多部，如《这时代》、《夜行集》、《江南曲》、《横吹集》等等。风格独具，为人所称。
王统照先生英语基础颇深，译作不少。１９２５年印度泰戈尔来华，经过济南，王先生作他的翻译，在群众大会上讲演。那时我是一个初中学生，聆听中外名诗人讲演，这是第一次，不仅闻其名，还见到了王统照先生本人，心中的那份兴奋劲，没法说了。
１９３０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王统照先生寓居青岛观海二路４９号，我与老友吴伯箫经常一道去拜望王先生，请教文艺问题，亲切交谈，如沐春风。王先生为人忠厚，谦逊，朴实，有若无，实若虚，口传身教，我每次欢晤之后，所得极多。久而久之，他不但成为我们的导师，同时也成为亲密的朋友，有时，谈话忘了时间，我们便共进家乡风味的午餐。
王统照先生，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他对古典文学修养很深，对诗词爱之尤甚；他思想进步，嫉恶如仇。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作证。王先生另一个美德，是团结文友，奖掖后进。１９３６年他主编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文学》杂志，名家之作如林，有些无名青年，受到他的赏识，无名变有名，突出的一个，就是端木蕻良。说到我个人，得到王先生的教益和帮助就更大了。我，３０年代初在各种报章上开始发表诗作，未曾识面的卞之琳诗友力促我也编本诗集。无名青年的作品，出版社不收，自费，更是千难万难。但，事出意外，喜在心头。闻一多先生为之写序，并加资助；王统照先生用王剑三的名字（王先生的字）作为发行人，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我的处女作——《烙印》就这样呱呱出世了。出版后立即受到茅盾、老舍、梁实秋、韩侍桁诸位的评论，使我成了１９３３年“文坛上的新人”。如果没有王先生的指导和大力促成，就不会有《烙印》的诞生。王先生，笃于友情，成人之美，再举一例：抗战初期，伯箫将秘密赴延安，行前将一本《羽书集》书稿留在王先生处，世事茫茫，天南地北，等于“托孤”。两年之后，伯箫从延安带信给我说：“有位同志见面，向我祝贺，说：‘你的大作出版了’，我一听，大惊！什么‘大作’，找来一看，《羽书集》已经面世了。”他为王先生的真诚友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大大感动。王先生不论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还是对友朋的热肠，处处可以见，事事有佐证，称得起是位谦谦君子。
王统照先生曾经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等职，受到人们的爱戴，文艺界的推重。他逝世后，山东省委送了一副挽联：“文艺老战士，党的好朋友。”盖棺论定，十个大字，概括了王统照先生的一生。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３１日）
第12版(副刊)
专栏：
春之声（油画）李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