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谒普希金故居
许宏治
莫斯科阿尔巴特街５３号，是一座浅蓝色的二层小楼。门口的铜牌上镌刻着“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１８３１年２月初至５月中在此居住”的字样。铜牌旁的窗台上，经常有人献上一束鲜红的石竹或者玫瑰。
在莫斯科，有许多地方与诗人普希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但是，全莫斯科硕果仅存的普希金故居，只有阿尔巴特街上的这座小楼。
参观者进故居后，须先套上毡拖鞋。这是为保护文物而作出的规定。从一木楼梯登上二楼，便到了普希金生前居住过的地方。现在只有客厅还保留着昔日风貌，大部分房间里当年的家具陈设几乎已荡然无存，但我们还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普希金时代的气氛。这里陈列的许多展品，包括大量绘画、画像、地图、手稿、书籍等，详细介绍了普希金时代的莫斯科、普希金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他的亲人和朋友们。
普希金于１７９９年６月６日（俄历５月２６日）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在莫斯科度过了童年时代。１８１１年去圣彼得堡附近的皇村（今普希金城）学校念书。在校期间，他受到十二月党人以及反对农奴制的启蒙运动者拉吉舍夫和恰达耶夫等人的影响。后来，由于发表了《自由颂》、《致恰达耶夫》等诗篇，抨击农奴制度，歌颂自由与进步，于１８２０年被流放到南方。流放期间他并未放下笔杆，仍然写作了许多谴责上流社会、抨击沙皇专制制度、同情人民、歌颂人民力量的作品，如叙事诗《高加索的俘虏》、《茨冈》，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等。１８２６年遇赦返回莫斯科后，他仍然受到沙皇密探的监视，但他还是发表了《致西伯利亚囚徒》、《阿利昂》等诗篇，坚持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思想。
１８３０年５月，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尼古拉耶夫娜·冈察洛娃订婚。在完成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以后，他和娜塔丽娅于１８３１年２月１８日举行了婚礼。为了筹备婚事，月初他在阿尔巴特街５３号二楼租下了我们看到的这套住宅，共有５个房间。婚后的最初３个月，这对新婚夫妇就在这里度过。
娜塔丽娅当时有“莫斯科第一美人”之称。从故居里陈列的画像来看，确实名不虚传。普希金和她邂逅于１８２８年冬的一次舞会上，当时娜塔丽娅只有１６岁。普希金后来回忆说，当时他对她一见钟情，很快就决定向她求婚。但是，这位“莫斯科第一美人”除了会说法语、舞跳得好以外，谈不上有多少文化修养。她对诗毫无兴趣，也难以成为普希金这位诗人的知音。
１８３１年２月１７日，在举行婚礼的前夕，普希金在新居举行了一次“告别单身生活”的聚会。他的许多朋友应邀参加了这次聚会。据参加者后来回忆，当时普希金显得郁郁寡欢，黯然神伤，仿佛预感到了这场婚姻将给他的命运带来某种悲剧性结局似的。１８３７年２月８日（俄历１月２７日），普希金因法国军官丹特斯企图勾引他妻子而怒不可遏，遂与之决斗，结果不幸中弹，两天后因伤势过重而身亡，逝世时年仅３８岁。其实，这是一场蓄意安排的阴谋。一代大诗人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人世，实在令人惋惜。本来，他还可以给人们留下更多美好的诗篇。
普希金在阿尔巴特街居住期间，没有写过一行诗。婚后不久，他就开始为家庭开支过大、入不敷出的窘境所困扰。当时莫斯科的上流社会对他又很不友善，有人到处散布攻击他的流言蜚语。这一切迫使他不得不在１８３１年５月中旬离开莫斯科，迁居圣彼得堡。
普希金离开后，阿尔巴特街上的这所房屋曾数易其主。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１年，红军的一个剧院曾使用此房。剧院艺术委员会成员中包括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著名戏剧导演梅耶荷德。后来，普希金的这一故居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直到１９３０年，一部名叫《普希金在莫斯科》的文集问世，文集中收入了提到这所故居的资料。人们才又想起它来。１９３７年２月，在房屋的墙上挂上了纪念牌。但一直到１９８６年２月１８日，普希金结婚１５５周年时，阿尔巴特街上的这所普希金故居才正式对外开放。从那时以来，故居接待了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无数参观者，也接待了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客人。
这座故居虽然只是诗人居住过短短３个月的地方，却照样受到俄罗斯人民的无比珍惜。他们怀着仰慕之情前来拜谒，也从这里受到诗人崇高精神的感染。我几次到这里来，都见到一群群中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前来参观。他们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地听讲解员解说，并一丝不苟地认真做笔记。故居是他们最好的课堂。普希金留下的精神遗产，将是俄罗斯人民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附图片）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城市建筑断想
马小宁
走马观花去过西欧一些国家的城市，感到这些城市的建筑大都很有特色，新城市清新雅致，老城市则古意盎然。老城在发展过程中，十分注重历史建筑的保护，追求与固有风格的谐调。巴黎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无疑属于这些城市中的佼佼者。为了保持巴黎的特色，巴黎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把现代化建筑都有意识地放在郊区及四周的卫星城。然而，即使在市中心浓浓的古都风情包围中，你也会发现一些有着强烈时代烙印的惊世骇俗之作。那种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强烈反差和巧妙结合，为古都巴黎增添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一种别有风味的美。
这类建筑首推埃菲尔铁塔。这座占地１公顷、高３００多米、重７０００多吨的铁塔，除四个脚架用钢筋水泥外，全部是钢铁材料。据说它的出现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胜利１００周年和当年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这个钢铁巨人一出现在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上，就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对和攻击。许多社会名流认为它破坏了巴黎中轴线上传统的美，视其为泼在巴黎脸上的一个污点，欲除之而后快，为之发起了倒塔运动。然而，迄今１００余年过去了，铁塔依然骄傲地屹立在那里，没有人再去抨击它。事实上，它已成为巴黎首屈一指的城市标志。人们看到它，就领略了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建筑材料的革新。
如果说，埃菲尔铁塔起初遭非议是因其与城市固有风格不符，本身造型并不丑，那么，本世纪６０年代引起巨大争议的蓬皮杜文化中心则是另一种情况了。矗立在市中心圣马丁大街上的蓬皮杜中心，是一座用钢管和玻璃管道构成的庞然大物。夺人耳目的是，凡是水、电、气之类的管道系统和电梯、自动梯等交通系统全部堆在建筑物外部，并涂以各种颜色加以识别，完全像个现代化的化工厂。与周围有着１８世纪风情的建筑物相比，它简直是外形丑陋，面目狰狞。无疑，它也难免遭到攻击的厄运。但是，它也和铁塔一样，“劫”后余生，“依然屹立”而且声名日盛。这当然与它内在功能上的先进性有关，它为人们进行各种文化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卢浮宫是巴黎神圣的艺术殿堂，到了八九十年代，建筑设计师也在它身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美籍华人贝聿明在它宫殿式的院落中竖立了玻璃金字塔。塔下，是进出各展厅的通道和服务设施，地上，阳光下塔身熠熠生辉，竟让你产生两种文明在这里交会的视觉效果。但是，在玻璃金字塔酝酿建造之初，非议和责备之声已不绝于耳。反对者有的认为这是“嗜古主义”，有的则斥之为“现代主义的新奇花样”。可是，短短几年过去，玻璃金字塔已在巴黎众多名胜中站稳了脚跟。
无疑，这些建筑都具有打破传统、标新立异的一面，但我想，这并不是它们能在短时期内与其他传统名胜一道成为巴黎骄傲的真正缘由。因为传统与现代犹如昨天和今天，代表了历史的延续，而不是孰优孰劣的分水岭。因而，它们更多靠的是一种特色，一种空前的时代特色。现实中找出两个外观基本雷同的建筑并不难，但你不可能找到第二个埃菲尔铁塔和蓬皮杜文化中心。它们所具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已经使模仿失去了意义，并与巴黎这个城市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使人们深感到巴黎不来这些地方是一大憾事。事实上，它们每年所接待的外国游客已居巴黎各名胜之前列。
历史像一条长河绵延不已，城市则是历史发展的积淀物，沉淀着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因而也呈现不同特色的建筑。因此，赋予城市代表每个时期的特色建筑，不仅增添了城市的现代美，也顺应了历史的延续性，让后来者在欣赏的同时，能从建筑本身一窥当时的时代特质，激发人们某种历史的联想。同时，就旅游业而言，这也不失为一种开辟资源之举。巴黎在这方面，应该是做得不错的吧？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雨夜灯火
黄培昭
这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一次，我开车到加沙去出差后返回特拉维夫时，夜幕开始降临，天又下起了瓢泼大雨。糟糕的是，挡风玻璃的内侧老是雾气茫茫的，使尽了各种办法，也挥之不去。这会儿又与雨水一混合，愈加模糊不清了。骇人的闪电不时划破天空，接着滚过隆隆的雷声。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驾着出毛病的车赶夜路，心里难免忐忑不安。我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不敢有少许的懈怠和大意。
但我还是碰上了麻烦。由于能见度太差，我终于看错了地方，走进了一条单向的高速公路，根本不可能掉头了。我可怎么返回呢？我心急如焚。
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蓦地，右前方远处，隐隐约约的似有一缕灯光在闪烁。在四周一团黑的夜里，那灯光看上去很微弱，但让人感到温暖。我心里一阵激动，顿时加快了速度。待渐渐走近时，才看清那是路边一家普通的加油站。
我不假思索地将车开到了那里。只见整座加油站冷冷清清的，没有一辆加油的车，也不见一个人影。可能是听到了动静，从一间简陋的小屋里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小伙子，个头儿不高，穿着也很随便。
“要加油吗？”他一脸热情，看样子是把我当成加油的了。看他那友好的态度，准保是在这大黑天里等了好久，才盼来了我这个顾客的。可我从加沙出来之前刚刚给车加过油，不可能在他这里再加了。
“不，我不是加油，我……迷路了。”我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明原委，心想，他肯定会很失望，赚不到钱，却迎来了一个无端的问路者。
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仅没有不搭理，反而向我详细地指路。他告诉我还要再走多远，在什么地方有一个岔道可以出去，出去后再怎样往回走。说着说着，他拿出一张地图，在上面指点着，比划着，那一副替我着急的样子，使我心里热乎乎的。最后，见我彻底明白了，他这才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我要上路了。当我打开车门钻进车里，还未来得及挥手向他告别，他竟冒着大雨冲我疾步走来。我以为他有什么事，连忙打开车窗。
他看着我，说：“天太黑，又下这么大的雨，瞧这劲头一时半会儿还停不了，你可要当心些！慢慢开，别快了。”
说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便踅回了那间小屋。但他的话，仍在我的耳畔回响，并使我深深地感动起来。我与他素不相识，他却能这样细致周到地帮助我。可我呢，一开始还对人家心存误解。
我终于顺利返回到驻地。这时，大家正在为我担忧。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讲，大家都说好险，要不是这位以色列青年热情相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一直到很晚都未能入眠，眼前老是晃动着那温暖的灯火和那位年轻人的形象。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在心底里还惦记着这位叫不出名字的青年；我的耳边，还会常常响起他对我关切的话语。
哦，难忘漆黑的雨夜，那一簇闪烁的灯火！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海上“不夜城”
赵圣铁
芬兰朋友告诉我，从斯德哥尔摩到赫尔辛基，最好是乘芬兰的“斯蒂那柳尼号”豪华游轮，而不要乘飞机或火车。为什么呢？我不解地问。她回答说：一是省钱，二是快捷，三是舒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好好地逛一逛这座游动着的海上“不夜城”。
此言果然不虚。因为船票票价为６３０瑞典克朗，不及飞机票价的一半。火车由于必须绕到瑞典、芬兰北部地区，距离在１８００公里以上，票价竟是轮船票价的四五倍。飞机快倒是快，空中飞行不过一个小时，但加上去、离两个机场的时间和候机时间，没有大半个白天是不行的。而轮船则不同，夕发朝至，可以在船上美美地睡一觉，一点也不耽误，且又省下了一宿的宿费。至于舒适不舒适，这倒无关紧要，上船后便会一目了然。那么，这座游动着的“海上不夜城”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斯蒂那柳尼号”游轮就停靠在斯德哥尔摩国际码头边。透过候船室的落地玻璃窗，我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庞然大物”（见题图）。它长约１１０多米，高达４０米，全身雪白，只在吃水线上边有一道醒目的红杠。在夕阳的照射下，整个船身闪着耀眼的光芒。据介绍，类似这样的超大型豪华游轮，全世界不过４艘，而芬兰就占有一半。
上船时，在通道门口，一位笑容可掬的芬兰小姐朝我摆了摆手，示意我停一下。接着镁光灯一闪，她为我拍下了一张照片。我不知道她是做什么的，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给我拍照。没有多想，便随着人流径直走进了船舱。
船舱宽敞明亮，灯火辉煌，仿佛是座巨大的迷宫。船的前后两侧各有６部玻璃屏幕式电梯，旅客可以随意上上下下。整个游轮共分１２层，１层至５层为机械用房和储藏室，６层为大型超级市场，７层为商业一条街，８层至１２层为客房。客房共有１１００多间，多为２人至４人的小房间，还有高级包房和总统套房，一次能载旅客３０００多人。我住的这间房面积虽不大，但设施齐全。墙壁雪白，纱窗雪白，卧具雪白，显得异常洁净。在柔和的橘红色灯光映衬下，给人一种温馨、安谧的感觉。不大的写字台上，摆放着台灯、电话、纸笔、信封、交通图等旅行用具，甚至还放有一个电吹风机，供爱梳妆打扮的人士使用。盥洗室里，充溢着淡淡的香水味。卫生用品应有尽有，淋浴起来非常方便，跟星级宾馆没什么差别。
这艘游轮最吸引人的地方当数商业一条街。这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嘈杂而又热闹，繁华而不混乱。从船的一侧望去，小街两侧店铺林立，霓虹闪烁，俨然到了北京的王府井。食品店、日用百货店、服装店、金银手饰店，咖啡馆、酒馆、快餐厅，书店、电子游艺室、邮局、外币兑换处……一家挨一家。所有的商品都是免税的，所以许多旅客特别是芬兰旅客，都大包小裹地采购自己喜爱的商品。我在这条商业街上徜徉着，突然发现在一家餐厅外面的墙壁上，挂了一大排８寸彩色照片，都是旅客上船时在通道口的留影。我很快找到了留下自己“尊容”的那张照片。此刻游轮行驶还不过两个小时，照片都已洗印出来了。我在惊叹芬兰人神奇速度的同时，也深深感到芬兰人的精明和诚实。免费拍照但不免费赠送照片，绝不宰客。旅客愿拿走自己照片的便付４５芬兰马克，不愿拿走的则留在船上作纪念。
如果旅客不想逛街想娱乐，也有好去处。游轮专门为儿童设置了游艺室，里面有滑梯、蹦蹦床、跳板等器具，孩子们可以在这里尽情玩耍、嬉戏。大人们自然要光顾歌舞厅，歌舞厅在船的尽头，约有４００多个座位。身着黑色礼服的乐手们不停地演奏，演奏着芬兰著名的音乐大师西贝柳斯的名曲《芬兰颂》及芬兰民歌。舞池里挤满了翩翩起舞的旅伴，有的跳得潇洒，有的跳得奔放，动作舒展自如，行为举止文明。不过，也有不文明的地方，在歌舞厅外面一处偏僻的角落里，几台“老虎机”前围满了人，个个都在做着不可能人人实现的发财梦。歇斯底里的怪叫声，放荡不羁的狂笑声，与歌舞厅的气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夜深了，我踱步到最顶层的甲板上。灯火通明的“斯蒂那柳尼号”豪华游轮，像一条金色的巨龙，在波涛汹涌的波罗的海上前行，掀起接连不断的金波银浪……啊，难忘的海上“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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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漫话伦敦出租车
智鹰
作为居民多达８００万以上的大都市，伦敦现有２．２万个“出租车夫”。这些几乎步步可见的出租车，已经成为英国首都的一大风景。
提起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会向你讲述它不平凡的３００多年历史。当然，伦敦人应该感谢法国人：正是法国人对从１６２５年便属于英国在北美殖民地的纽约的进攻，才迫使英国政府在１６９４年寻求补足军事预算的新来源。于是，有人想出依靠租让出租车收集部分资金的锦囊妙计。
伦敦许多方面都应归功于自己的出租车司机。１６８０年诞生的大英帝国的第一次邮政业务系由出租车促成，而１５年后又是它们在历史上首先承担了整个伦敦地区的交通服务。甚至连英国王室成员，有时也靠出租车服务。
但是，出租车的乘客并非总是名门望族。例如，１７１２年约翰·布赖恩特因犯强奸罪而自缢，其尸体便是用出租车运送的。
１７９７年莫干勋爵与哈密赖公爵也是乘坐出租车前往海德公园决斗，结果二人无一生还。出租车司机等到决斗结束，然后将这两位贵人的尸体运回家中。当然，从决斗者高贵的证人那里索取了费用。
柯南道尔许多作品的主角——福尔摩斯与他的朋友也多次乘坐伦敦的出租车追捕罪犯。
时至今日，出租车已非３００多年前的马车所能相比。首先是方便。为找空车，很少耗时两分钟以上。其次是舒适。车里的高度达１．３米，甚至头戴大礼帽的绅士坐进车中，也无须将帽子取下。两排面对面的座位之间，距离最少为４２．５厘米，以确保男士和女士对坐的时候膝盖不会相碰。尽管车身计有４．５８米长，但异常灵活，且与伦敦中世纪街道的格局十分协调。在古朴的车身下面，是一副２．７升的日产引擎，时速可达１４０公里。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成为这极富传统风格行业的一员，真正掌握好手中的方向盘，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必须受到较其它国家同行更为严格的训练和考核。从１８６９年以来，要取得这种驾驶执照，非有“学识”不可。
伦敦开办有许多训练学校，学制两年。快结业时，许多学员会辞去原有工作，专门应付毕业考试。因为他们必须熟记数千条道路和路上的每一家餐厅、教堂、医院、饭店、剧院、行政大楼、地铁和铁路车站，并对大伦敦警区２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地方有足够的认识。这简直与攻读大学学位相仿，难怪有些学员要花费三四年时间才能通过学识科考试。一般情况下，参与竞争的人中，仅有３／１０及格。获得难能可贵的绿襟章，接受过犯罪记录调查，方能成为出租车司机队伍的一员。而一旦选择了这份令人自豪并订有秘密行规的职业，往往就像加入了流动的伦敦绅士俱乐部。司机们不仅知识广博，技术高超，而且严守传统，以礼相待。分手上路时，他们会互道“好运”；遇到客人时，他们能坚持礼让为先。至于客人，根本不用担心司机会多收车费，因为计程车随时随地受到公共车辆处严格的监督。该处对于各种投诉均能及时处理。
当然，计程车司机们也有自己的苦恼。令他们动怒的是那些所谓小出租车的驾驶人员。他们尽管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没有驾驶执照，也不靠里程计工作，却可以利用私车，获得出租车地位并在伦敦市郊飞奔不停。有人抱怨说，盗窃犯早晨出狱，晚上即可当这种小出租车的驾驶员。据悉，伦敦现有此类车大约４万辆。有些组织一直呼吁交通部加强管理，要求出租车司机只能按执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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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友谊之花
难忘魏玛
姜铮
与波恩相比，我在魏玛居住的时间不算长。但是，回国之后，我心里一刻也放不下的，却是德国东部的这座小城。
思念魏玛，自然是因为歌德。魏玛因歌德而享誉世界，我也是因研究歌德而有幸访问魏玛。在魏玛，我曾有过一次热泪横流的经历，使我终生难忘。但那一回却不是因为歌德。
记得那一天非常忙。上午要去借还书、看牙医，下午要去歌德席勒档案馆，晚上要参加歌德生日纪念晚会。早上出门时，匆忙间看了一眼当天的《图林根日报》，房东已为我用彩笔圈出了我所关心的重点新闻。赫然入目的是一幅大图片：一位衣着简陋的中国老太太酣然睡在一张露天的石凳上。图片下面有一行文字：“这个中国女人在公园里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这不是我的母亲吗？她太像我已故的母亲了。我的心像被电击了一样，全身麻木，泪水从心的深处奔涌而出。她当然不是我的母亲。
我怎么了？何以会产生这样的错觉？回国以后，日甚一日的对魏玛尤其是对房东夫妇的思念的激流，淘尽了我心灵河床中的泡沫与泥沙，豁然见到了那情感深处的底蕴。我那一刻对已故母亲的思念，其实是由房东哈尔尼斯夫妇的慈母般的真爱，所引发的游子归情的一次爆发。
为了圆我的歌德梦，年已半百的人始学德语，萍踪浪迹，负笈远游，远离家乡已近四载。第一天住进哈尔尼斯家的时候，那亲切友好的接待，那富裕温馨的家居环境，那宁静的超大花园，那略带东方情调的三代同堂的合家欢的氛围，就以不可抗拒的亲切感笼罩了我。个把月的时间，我已经从一个普通房客变成了哈尔尼斯家的一员了。衣食住行，工作学习，休闲购物，方方面面，时时处处，哈尔尼斯夫妇都把我当做家人一样真心地关怀和照顾。我们无话不谈。德国与中国，东德与西德，两德统一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歌德，二战，希特勒等等，成了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他们已不再叫我“姜教授”，而称我“铮弟”，我也把“哈尔尼斯先生”换成了“冈特大哥”，把“哈尔尼斯太太”改为了“埃德尔加德大姐”。
我和房东之间的精神纽带何在呢？从他们那一端来说，该是那个从小形成，多年未曾泯灭的“中国情结”。读小学的时候，他们从课本中知道了中国有一道万里长城，那是中国的象征。从此，他们萌生了长大以后要去看长城，看中国的梦。这个梦终于在两德统一后的一个春天里变成了现实：他们自费参加了一个旅行团，畅游了北京，亲眼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像长城般地雄踞在世界的东方。回国以后，他们逢人就说中国如何繁荣。他们说：“中国就是一道万里长城。伟大，真伟大！”从我这一端来说，当然是那个挥之不去的“歌德情结”。歌德之于我，始终是心中的一尊偶像。而对于他们，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一位在他们中间永生的伟大的朋友。他们说：“歌德是不老的。”他们懂得歌德精神的不朽价值。交往的双方，都深爱着对方的精神之根、立世之本，他们彼此怎么能不挚爱如亲朋呢？
当然，我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明显的。每当我面对埃德尔加德大姐，面对无忧而幸福的德国妇女时，我都会想起报纸上那位可怜的中国老太太，想起半生贫寒而多病的母亲，甚至联想到目前依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众多中国妇女。这是一种令人心痛的对比。我和房东都知道这种差距。但这种差距没有引起我的嫉妒，也没有让他们轻视中国。这是因为，经历了二战后半个世纪深刻反省的德国人民对世界有了一种远为清醒的认识，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把自己的美好前景呈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我们的交往是平等的，我们的友谊是真诚的。
回国两年来，我和房东之间的联系从未中断。一封封书信，一张张贺卡、照片，一件件礼物，都载着沉甸甸的思念，往来于欧亚大陆之间。如若不能按时得到对方的信息，双方都会有一种茫然的失落感。惦念！真是惦念！“身体好吗？生日过得快乐吗？房间、花园又有些什么变化？……”“后年，１９９９年，作为欧洲文化名城的魏玛将面貌一新，届时将举办歌德诞生２５０周年的盛大庆典，你能来参加吗？……”
魏玛，我真的放不下你！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学站岗 陆沉摄于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