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继承和发扬传统美德
□戴逸
当前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但当前社会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最近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一是社会治安问题，偷盗抢劫行凶杀人贩毒卖淫，一些犯罪分子在严打期间还敢于顶风作案，无法无天，老百姓缺少安全感；二是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贿赂公行，侵吞公款。如何把廉政建设搞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三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以假乱真，为害广大消费者利益。这些都是社会关心的焦点。
这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都和道德风气、道德教育有关，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法律但又不能只靠法律，从长远的观点讲，道德规范更加重要。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只用法律的惩罚手段，大家虽然不去犯罪，但思想境界没有提高，运用道德的教化手段，大家的精神境界提高了，就不会犯罪了。
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不能凭空创造，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中国素称礼义之邦，历史上从来十分重视道德，拥有丰富的伦理道德遗产，吸取其积极合理的因素，古为今用，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道德是产生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变化，道德也会发生变化，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不同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人与人相处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场合有一些共同的类似的原则应当遵守，是可以超越时代超越阶级的。例如做人要诚实，当官要廉洁，又如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等等，有一些道德范畴作为人类共同的行为规范，可以超越几个历史时代。列宁曾经提到过几千年来的处世格言，长期遵守的公共生活的准则，因此道德虽然是变化的，但并不是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阶级的消亡而全部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新时代，任何一个新阶级，都要保存和利用某些旧时代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看到一些古老的风俗礼仪和行为准则。
６０年代初，曾有一次关于道德继承问题的大讨论，把传统道德当作一堆垃圾，全部扔掉，冯友兰、吴晗都是批判的锋芒所指。“文化大革命”是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的，海瑞是清官，他是法律和道德的化身，清官的特点就是执法严明，清正廉洁，这一维护法制和道德的象征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批判，把传统道德说得一无是处，都是虚伪的，没有可继承性，甚至还有一种谬论，说贪官比清官好，因为清官有欺骗作用，而赤裸裸的贪官污吏反能起揭露作用，是非颠倒，莫此为甚！
历史上确有伪君子、假道学，以仁义道德掩盖其秽迹丑行，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传统道德。历史上还有不少仁人志士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他们立志高远、爱国爱民、待人忠诚、行己有耻，以天下为己任。尽管旧时代的道德规范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局限性，但这些志士仁人真诚地信奉当时的道德，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如屈原、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为了实现道德理想，爱国救民、舍生取义，表现了浩然正气。我们应该抛弃那种道德虚无主义的观点，珍惜历史上的道德遗产。
对传统道德如何继承？不外是“批判继承”四个字。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古今道德规范的体系是不同的，不能囫囵吞枣、全盘继承，而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大体上有以下三种情形。
一、某些传统的道德范畴，今天基本上适用。如诚实、守信、公正廉洁，这些传统美德可以适用于今天。做人总不能虚伪欺骗，当官也不能私心邪恶、贪赃枉法，过去被认为善的应该提倡和实践的，今天和将来仍然是善的，仍应该努力提倡和实践。
二、某些传统的道德范畴，今天完全不适用，应予抛弃。如妇女守节，夫死不能改嫁。还有三纲，君为臣纲。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上已不存在君臣关系，人与人是平等的，父与夫也不能成为子与妻的“纲”。
三、某些道德范畴其内涵应予改造、转换和充实。如孝敬父母，仍是今天应予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决不能像二十四孝中那样提倡愚孝，割股、尝粪、卧冰等，过去被认为是美德，其实是自我摧残或犯罪行为。
总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建立相应的道德规范，应该批判地继承传统的伦理道德，推陈出新，古为今用，使传统道德转化为现实的精神财富。这样才能够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重大课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得以健康、有序而高速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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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刊评介
《南明史》
□陈梧桐
顾诚撰写的《南明史》，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佳作。
作者运用掌握的大量资料（书中仅征引书目即多达５７９种），对南明史的体系重新进行建构。本书突破了以往将南明史局限在从弘光朝廷建立至永历皇帝被俘杀为止的传统框架，将其上限推至大顺军攻占北京，下限延至夔东抗清基地的陷落，并将过去学者不曾注意的北方抗清运动纳入研究的范围之内，大大拓展了南明史涵盖的内容。同时，作者认为，南明之所以能同清朝周旋２０年之久，主要是依靠曾被视作“大逆不道”的“流寇”与“海寇”，如果“没有这种大换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飞烟灭”。因此，本书的论述不以南明几个朝廷的兴衰为中心，而基本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与郑成功队伍等民众的抗清运动为主线。作者重新建构的这种体系，无疑能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南明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南明史的许多重大课题作了深层的探讨。如大顺政权的失败、弘光与隆武朝廷的覆灭、楚党吴党之争的真相、李定国广东之役与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的前因后果等等，书中都有精辟独到的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旗帜鲜明地反对把清取代明这个既成事实看作历史必然性的宿命论观点。作者指出，社会要发展，要前进，这是历史的必然；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偶然因素。清军入关特别是弘光朝廷覆亡之后，清军的兵力和后备兵员都很有限，明清相争的大局并未确定，各主要派别的势力都有可胜之机，谁把握住机遇，谁就能够取得胜利。南明反抗满洲贵族民族压迫的抗清运动所以终归失败，“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
书中对南明历史人物的评价，坚持了历史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诸如对史可法、马士英、钱谦益、何腾蛟、瞿式耜、堵胤锡、张煌言、郑成功、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评价，作者都把他们的活动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查，有功言功，有过言过，得出的结论虽然与众多所不同，但却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本书不仅以新的资料、新的体系、新的观点将南明史的研究全面推向新的水平，而且写得雅俗共赏。全书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泼辣，语言生动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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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夏里
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批驳日本右翼势力，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及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精编精印了一部大型图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以下简称《图集》）。这是迄今为止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最深刻有力的一本图册。
《图集》是精心策划、富有创意、主题鲜明、结构严密的一部书。编纂此书的目的很明确，一为批驳日本国内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右翼势力，二为警示国人不忘国耻，牢记历史，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活动时时保持警觉。根据这个宗旨，本书揭示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性质，证实遇难人数确为３０余万，该次屠杀“是一场在日本政府、军部及日本战地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等人的主使、怂恿和指挥下进行的有预谋、有组织的大屠杀”，作为贯穿始终的主题。
收入《图集》的图片，有近８００幅，其中１／４以上迄未公布过，或为一般读者所鲜见。仅德国人拉贝保藏的图片，就有３１幅。书中很多图片都极有价值。如有关两名日本军人在南京近郊进行杀人比赛的图片，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秘书处从日本收集得来。李宗仁在台儿庄战役胜利后留影，上有李本人签名。英国记者田伯烈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图集》用的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秘藏的、当年供国民党最高当局了解南京大屠杀问题之用的本子。
《图集》１２开，近３００面。装帧设计独具匠心。在上海制版，深圳印刷，充分利用了沪、深两地印刷行业优势，印制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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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宗棠评传》
□林庆元
孙占元著《左宗棠评传》是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一部力作。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作为指导，把左宗棠的生平与思想置于近代中国的时代变迁的角度，对左宗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书中既肯定了左宗棠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以争取民族独立、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以促进中国的近代化所做出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他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去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过失。同时，该书又善于突出重点，在“生平篇”中强调了左宗棠倡导洋务运动以促进中国近代化和重视海防塞防以抵抗外来侵略的活动与作用，“思想篇”中又着意揭示左宗棠爱国以御侮、经世以致用、求强以自立等适应近代社会发展趋向的思想底蕴和特质。在这一思路的导引下，该书对左宗棠的评价不仅新见迭出，而且也较为平实允当。
该书与以往出版的数种有关左宗棠的传记相比较，明显的特点是第一次把左宗棠作为思想家来研究。书中设有“思想篇”七章内容，系统地论述了左宗棠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洋务、外交、军事思想，展示出了左宗棠丰富多姿的思想风貌，即：“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和“为政先求利民”等方面的政治追求；“平生以农学为长”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经济主张；既尊奉程朱理学，又汲取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精华；“兴教劝学”与创办近代教育及“守此耕读家风”的教育观念；“求强”与“求富”的近代化追求；“诎以求伸”和“张我国威”的外交思路；“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和“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军事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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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蔡元培的历史贡献
金冲及指出，历史上的优秀人物，常常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年代，在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思潮冲突较量的复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蔡元培所经历的近代中国就是这样。那时候，古老的旧中国正在死亡，人民的新中国还处在诞生前，周围的一切变化得那么快，可供选择的方案似乎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要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对推动历史前进作出重大贡献，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要对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优秀人物作出恰当而深刻的剖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蔡元培在他７０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确实做出了许多令世人为之吃惊的大事来：他２６岁中进士，两年后被授翰林院编修，这在常人看来正处在春风得意的时刻，但他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却视功名利禄如敝屣，投身反清革命，甚至准备从事暗杀活动，以后又远赴海外，像一个穷学生那样，从头攻读新的学问；他向来被人看成温和敦厚的长者，但在北洋军阀统治的恶浊环境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却能以凌厉无前的姿态，大刀阔斧地推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教育改革，开创一代新风，使北京大学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摇篮；处在过渡时代，他一身而兼有东西方文化之长，在这两方面都有很深的根底，而又能把它们熔铸成自己的独有的思想体系；当他已成为众望所归的学界泰斗和政治元老、并且走过一段短暂的曲折路程后，又能义无反顾地和宋庆龄、鲁迅等一起，创立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猛烈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受到全国人民的景仰。这一切看起来带有戏剧性的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然会有力地吸引后人的关注。
（摘自《蔡元培与近代中国》一书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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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人文”精神的特征
张岂之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带有这样的特征：它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道德教化，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古代“人文”精神特别重视社会的细胞——家庭，为家庭成员规定了应当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认为有了家庭和谐，才有社会的稳定和均衡。古代的“人文”精神还提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模式，企求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世界，在这个环境里人能尽其才。上述“人文”精神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美德：积极进取、自强不息、敬老养老、救济孤残、勤俭治家治国等。这些美德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古代“人文”精神中的精华结晶。张岂之指出，历史是复杂的。古代“人文”精神在历史上也出现过被扭曲的状况，或者它的某些方面被引向片面化和绝对化。比如，由于过分强调家庭的作用，因而在社会生活和价值观方面，把家庭成员间的血缘关系推到最重要的地位。又例如，过于过分强调道德的作用，而忽视制度和法治；将道德人格化，即塑造出所谓“圣人”，他被描绘成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从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对社会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作者指出，今天，我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重点是从正面评价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大家受到教育和启迪，至于其中某些和现代生活不合的劣质，则要加以分析，并作出符合实际的说明，使人们能够理解，从而予以舍弃。
（摘自《中国传统文化》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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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探索与商榷
清史研究中几个争议问题
□李治亭
清朝离我们这个时代最近，自其逊国迄今也不过８０余年。由于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一代封建王朝，以及她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不仅构成了清史的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而且争议也颇多，有些看法还相当尖锐，反映了分歧的深刻程度。
关于清入关前史。或称为“清前史”，从清朝的全部历史行程来看，当属清史的“源头”，无疑是有清一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内涵，一言而概之，即是清朝勃兴史，与后来君临天下自成“因果”关系。清前史还与明朝衰亡史、“三北”（东北、西北与北部）蒙古诸部势力的消长、满族的崛起交织在一起。显而易见，清前史在整个清史研究中不能不居于特殊地位。这一阶段的历史，头绪纷繁，错综复杂，加之史料不足，造成迷雾重重，难见真相，更需给予理论回答。因此，对清入关前的每个重大问题，即或一般问题，常常是观点歧异，各持一端，很难取得共识，时至今日，某些分歧仍然。
清入关前，作为她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其时间断限。１６４４年，在清朝编年史上，既是清史新纪元的开端，又是清入关前史的终止时间，已无疑义。分歧出在上限时间始于何年。一种主张，从１６１６年后金建国，到１６４４年，共２８年，为“关外期”，归入明史。一种主张，以努尔哈赤于１５８３年（万历十一年）起兵复仇为始，迄至１６４４年，共６１年，是为清前史时期。考察清朝勃兴史，努尔哈赤起兵复仇，实际已开始了清朝勃兴与满族形成的历史进程，历３３年浴血奋战，才促成后金国的创建与女真人的重新凝聚，最终脱胎成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显然，把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的这段３３年的历史排除在清前史之外，是不妥的；把本属于清朝历史的这个特定阶段，“归入明史”，未必可取。
清入关前的社会性质，是指后金建国前的女真社会及后来进据辽东时期，是属于何种性质的社会。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老大难”问题，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女真社会是否经历过奴隶制。早在五六十年代，部分学者认为，后金建国时已由家族族长制向封建制转化，有的甚至断定，已“飞跃”到封建社会。著名满族史专家王钟翰首次提出奴隶制说，论证后金在进入辽沈前，已属奴隶制社会（《清史杂考》）。自７０年代末，讨论这个问题更趋热烈。有的仍否认有过奴隶制，却是由前期的封建制向发达的封建制演进。较多的学者主奴隶制说，有的具体地分析其奴隶制的特点是家内种族奴隶制，真正的封建化，至康熙初年才完成。但大多看法较一致之处，就是后金进入辽沈已开始封建化，而完成于皇太极时期。
在八旗制度研究中，意见相左，争论颇多。八旗制度为满族所独创，是清朝立国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具有军事、行政、经济及民族的广泛的内容和职能。这已为清史学者所认同。争论最多的是建旗时间。清官书载，努尔哈赤于辛丑年（１６０１）始建四旗，于乙卯年（１６１５）增设为八旗（《大清会典事例》）。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初建四旗，应为旗纛，不具有后来八旗组织“固山”的含义，改为八旗的时间是在１６２２年２月以后。在日本，还有１６０５年、１６１２年建旗诸说。比较各种说法，清官方记载虽受到质疑，却仍被大多学者所接受。清入关前后，曾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而影响后世的人物。今天，我们对这些人物的评论，也是褒贬不一，尤其是对投清（后金）的重要人物的认识，更见分歧悬差。这并不奇怪。明清之际，政权易代，新旧交替，牵动着各个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处于斗争漩涡中的每个人，既有其自身的利益，也有对国家前途的思考，情况十分复杂。这给我们的评价造成诸多困难。这并非说评价人物没有标准，实际上，对人物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不同的评价标准。尽管如此，我们的指导思想，应坚持中华民族一体的原则，平等地看待历史上的各民族。我们看到，汉民族或少数民族互相加入对方政权，乃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应当承认，民族间的纷争确有是非，但个人的功过只能从是否有利于历史的发展来判定。至于个人的品质优劣，不能与社会实践的效果混为一谈。这一基本观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思想，因而是有生命力的。
关于清军入关与中国历史发展趋势。１６４４年，清军全力进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于山海关前，迅即占领北京。然后，挥师南下，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剿灭农民军余部。截止到１６６１年（顺治十八年），除台湾，清朝完成了对全国的完全统一。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引出的问题是，明清之际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清军入关是否顺应了这一趋势？清朝所进行的战争是什么性质的战争？学术界做出了不同的回答。根据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清军入关与明亡的必然性，确认清朝重新统一中国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这一基本观点具体表述了这样的学术思想：明清之际，中国还不具备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各项条件，无论是李自成农民政权或清政权统一中国，都不可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分裂还是统一。统一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将起到抵御的作用。所以，重新统一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明朝包括南明小朝廷黑暗腐败，已丧失存在的价值；李自成与张献忠两个农民政权亦无力重建全国统一政权；唯清政权生机勃勃，极富进取心，在很短时间统一了中国，避免了分裂持续下去。不言而喻，清朝所进行的战争是统一战争，应该予以肯定。当然，它实行的某些极端错误政策则不在肯定之列。
与上述观点截然相反，对清朝的统一持否定态度。例如，有的学者把清朝的统一战争称为“民族征服战争”，尤有甚者，斥责清入主中原为“异民族”入侵、“异国大军压境”，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莫过于“４０天与１００年”之说。所说４０天，是指李自成农民军从进北京（３月１９日）到被迫撤离（４月３０日），此为历史的关键时刻，决定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农民军如坚持下去，建立全国政权，将会加速封建社会解体，向资本主义转化。很不幸，清夺取了统治权，使中国的发展延缓了１００年！这些说法，都从根本上否定了清入关和重新统一全国的必然性。
两种观点如此尖锐对立，大有水火不容之势。应当指出，后一种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满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一员，她初创的国家是中国境内的地方政权，不可与中国境外的“异国”、“异民族”同日而语。在中国这一辽阔的土地上，汉人可以当皇帝，少数民族也可当皇帝，否则诸如北魏（鲜卑）、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等朝代都应否定，集各民族而成的中华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实际上，清入主中原，并非是单一的满洲族，还有大批汉军与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是名符其实的多民族政权，因而不能称为是满洲八旗对汉族的“民族征服”。说清朝入关，延缓中国发展１００年，尤属离谱，令人难以置信。问题的症结，或墨守儒家的“华夷之辨”的陈规；或走另一极端，认定农民政权可以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不须辩驳，历史已对这些观点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关于康乾盛世。自康熙前期，从大乱走向大治，中经雍正承前启后，到乾隆后期，约近百年，恰值１８世纪，形成了“全盛”之局，史称“康（雍）乾盛世”。它以系列的巨大成就，展示出一代“盛世”的雄姿盛容：开疆拓土，建立了多民族的“大一统”国家，为现代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社会经济全面繁荣，整治了黄、淮，改造运河，国家长治久安，国力空前强大；“盛世”修文，大规模整理典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全面总结，远迈历代。当然，它也把封建专制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同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盛世”相比，“康乾盛世”毫不逊色。但是，它的历史局限或缺欠，也是不言而喻的，在总体上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科技文明。多年来，我们对“康乾盛世”这一特殊时期的历史重视不够，研究不足，在有关清代的相关著作中，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估，有的甚至怀疑清代是否有过“盛世”，论证它的经济尚不及明万历初期的发展水平，实际是否定了它的存在。这一阶段的历史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或特殊的规律，而它所提供的经验教训尤其丰富，具有重大的认识价值，对于实践不无指导意义。
清史中可争议的问题很多，有待于深入研究，继续讨论，达成共识。经验已经证明，民主讨论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动力，没有民主讨论，没有积极探索，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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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高校经济理论研讨会简介
□齐亚新徐茂魁
第十一届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前不久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三十五所高校的上百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深入探讨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党的十五大，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会。会议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等，都有了新的提法和发展。这不仅为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也为全国高校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教学、科研和改革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一些代表指出，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国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全国高校的经济理论教学与科研来说，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代表们表示，要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有选择地借鉴和利用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果，来加快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
与会代表共同认为，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为了使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地有机结合，解决国有企业目前存在的困难，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资本组织形式都应大胆地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有利于社会集资和资产重组，有利于两权分离和政企分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形式。股份制本身不存在是“公”是“私”、姓“社”姓“资”的问题，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在我国目前的七百多家上市公司中，由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控股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这实际上是将公有制为主的多种经济成分在社会范围的并存，浓缩为企业内部的联合与并存，它必将进一步增强公有经济的支配范围和主体作用。当然不能认为“一股就灵”，关键在于通过股份制改革实现政企职能分开，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也不能搞“一股风”、“一刀切”，命令主义地下指标、限期完成，应当因地制宜、因企制宜，不断总结经验，及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一些代表还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大量出现的股份合作制经济，是以劳动者的劳动合作与资本联合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它同中小型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适应性。对它们应给予积极的提倡和扶持，同时也应加强规范和引导，如合理规定劳动者的出资份额和劳动与股本的分红比例，使这一新生事物能够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这次会议还对国有经济“抓大放小”的战略改组、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调整个人收入分配政策、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如何正确看待西方经济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取得了一定的共识和较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