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观察
淡化与扩散
——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的演变
段崇轩
今天，农村题材小说已失去了昔日那众星捧月式的位置与荣耀，作为一种题材样式，它已同城市文学、工业小说以至校园文艺等等量齐观。作为一个传统的文学话题，它受到了评论家们长时间的冷落。但同时我们又深切地感受到，乡村小说又以它强劲的生命力再度崛起。自八十年代末至今，我国文坛上涌现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乡土小说家的群体，以刘醒龙、何申、关仁山等为代表，但这并非九十年代乡村小说创作的整体形态。九十年代以来，乡村小说作为一种题材样式，它仍然处于一种淡化状态（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期），但农村作为一种表现载体、文化渊薮、审美对象等等，却以一种核裂变的方式，在小说王国中强有力地扩散着，并再生了姿态各异的乡村小说创作样式。我们可以在描写城市背景的小说中看到一个个民工的身影，感受到浓郁的乡村情感，也可以在奇奇怪怪的乡村故事里，领悟到作家对中国文化的苦苦探寻，还可以在先锋小说家笔下，目睹一幅幅或变形或象征的乡村生活风俗画……乡村小说的内涵在逐渐丰富，边缘却在日见模糊，乡村小说在题材的淡化中获得的则是精神的解放和强化。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到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经过了一次艰难的蜕变，终于进入了一个多样化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期，“文化寻根小说”的出现，使乡村小说的基本主题发生了深刻的变异。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既充分表现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艺术个性，但也动摇了乡村小说同现实农村那种脐带般的联系。题材在作家手里已变得不那么重要，关键要看作家怎样处置。此后，先锋派小说突起，新写实小说流行，城市文学兴盛，文坛上你来我往，粉墨登场，但乡村小说却由强变弱、渐渐隐退，从此滑向低谷。其间，个别先锋派作家和新写实作家，也曾发表过一些乡村小说，他们打破了固有的乡村小说在题材上、写法上的陈旧模式，但总因势单力孤，未成气候。更严峻的是，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涌现的一批出色的乡村小说作家，在八十年代中期之后，几乎是作了一种“集体性撤退”，乡村小说真成了一块沉默不语的土地。乡村小说的衰落和一大批乡村小说作家的“集体性”辍笔，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和文学的原因。一是八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农村的变革进入了一个深入、复杂而变得扑朔迷离的阶段，文学用固有的模式和方法对它的表现已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二是作家对个性化的追求已成为文学的潮流，他们不再愿意拥挤在一种题材、一个主题之下进行创作，再加上他们对变革中的农村生活的隔膜，乡村小说受到冷落就是势在必然的了。但是，乡村小说的沉寂并不太久，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乡村小说又以它新的姿态和形式，在文坛上逐渐活跃起来，譬如杨争光的乡村历史小说，张宇、李佩甫的乡恋情结小说等等。这些小说虽然描述的是现实的或历史的农村生活，但作家的思考已扩展到了关于文化、人性、生命这些形而上的层面，小说的题材、情节等也往往成了作家的一个个道具或载体，作家的思想已远远大于和超越了故事情节本身，因此我们已不再觉得它是什么乡村小说。此后，乡村小说就沿着淡化题材的路子不断前行、不断成熟，直到现实主义乡村小说蓬勃兴起，才江流融会，构成了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乡村小说的再度振兴。
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不能敏锐地、深刻地反映当代的主流生活，那将是一种软弱的文学甚至病态的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和肯定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从九十年代初就已见端倪，并渐渐形成了一股“冲击波”式的创作潮流，它以逼真、鲜活、开阔的生活画面，真诚、朴实、刚健的创作风格，给文坛带来了一股遒劲的乡村之风，吸引和激动着广大的读者群。文坛上又涌现出一个新的乡村小说作家群，其代表作家及作品有：刘醒龙的《村支书》、《凤凰琴》、《分享艰难》，何申的《乡干部老秦》、《年前年后》等乡村干部系列小说，关仁山的《太极地》、《九月还乡》、《大雪无乡》，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自家人》，张继的《杀羊》、《黄坡秋景》，谭文峰的《扶贫纪事》、《走过乡村》，王祥夫的《雇工歌谣》、《早春》，向本贵的《苍山如海》……这些作品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了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变革生活，描绘了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艰难迈进，展示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在进入市场经济大潮中的盲目、痛苦、变化和成长。这些作家在表现方法上多取传统的现实主义，但在创作意识上又有他们自己的特点。例如他们多用“平视角度”观照和表现生活，遂使他们的小说保持了生活的逼真感和丰富性；又如他们努力开掘农民身上那种最深厚的文化性格和最朴素的精神品质，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现和塑造了一个个新的农民形象。但同时我们又看到，乡村现实主义小说发展到今天，已暴露出许多局限和弱点，例如在作品内容上缺乏更大的思想深度，例如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审美创造的更进一步的自觉性，这是需要引起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们反思和警惕的。
在现实主义乡村小说作家笔下，所表现的生活事件是整个作品的“主体”（非哲学概念），生活事件覆盖着作品思想、人物形象以至艺术形式，题材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乡村小说作家那里，生活事件则成为一种“客体”（也非哲学概念），作家赋予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形式等完全撑破了题材本身的拘囿，形成了不拘一格的乡村小说样式。这后一类乡村小说有着独特的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我以为这类小说至少有如下几种样式。一种是“生存状态式”，与现实主义乡村小说相反，这种小说关注的是那些偏远、闭塞的乡村那种似乎是永恒不动的民间生活和农民们古老的生存状态，这种小说更有历史感和地域性，典型的作家作品有杨争光的《棺材铺》、《赌徒》，迟子建的《亲亲土豆》、《雾月牛栏》，阎连科的《年月日》等。再一种是“文化理念式”，中国农村是传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方，也是传统文化保存最完整的所在，把农村作为一种文化标本去观照、解剖、反思，是这类小说的一个基本创作特征。我以为像周大新的《走出盆地》、张炜的《家族》等，均属于这种文化乡村小说。另一种是“精神家园式”，在这种乡村小说里，乡村已不是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情感与精神的家园，故乡的山水、淳朴的人性、浓酽的乡情……已变成了一种诗情画意。社会越是现代化、城市化，人们越渴望回归自然、渴望纯真的乡情，这种小说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情绪，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黑蜻蜓》、田中禾的《姐姐的村庄》等就是这种小说的代表作品。这些乡村小说，是“五四”文学到新时期小说的继承和发展，是九十年代多样化的社会生活的自然显现。乡村小说以它坚韧的生命力在小说领域里渗透、扩展，不断地成熟、壮大，透过它，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古老凝重而又生生不息的——“乡土中国”。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金台文论
文学创作应贴近九亿农民
王荻
我国新时期文学创作在八十年代曾以辉煌的实绩获得世人公认。进入九十年代，却出现了某些疲软和滑坡现象。文学创作的内容与题材也出现了较大失衡。农村题材的不被关注即是失衡现象之一。这种现象既与我国的基本国情不符，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问题。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二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集中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在短短二十年间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制度到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级跳。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不仅给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冲击，更使农民的思想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广大农民作为国家政策得失的直接受益或受损者，他们生活中的种种变化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进程。无庸置疑，这一变革进程蕴含了无数多姿多彩、曲折动人的内容，蕴含了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看，如果没有农村经济的高度发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农村生活应当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作家作为具有敏锐思想与意识的社会话语的代言人，更不应该将这一我国社会生活的主体忽视和忘却。
从文学创作本身来看，关注并反映农村社会现实一直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即产生于农民劳作的广阔田野。即以“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而言，鲁迅笔下的阿Ｑ、祥林嫂作为旧中国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形象，其价值和意义早已超越了文学本身。而茅盾在“农村三部曲”中所揭示的旧中国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在今天恐怕仍不能说没有认识和借鉴意义。之后，无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农村生活都曾引起许多作家的关注。一些农村题材的作品甚至代表了当时文学创作水平的最高峰，至今仍有影响。但近年来随着社会体制的转轨和商品意识的渗入，一种浮躁的、功利的、商业性的观念正在一些作家中蔓延。他们失去了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不愿静下心来到广阔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农村去了解生活，体验生活，而是或躲进小楼宣泄个人情绪；或急功近利热衷商业性制作。农村成了被忽视和遗忘的角落。一些作家因脱离生活，与世隔绝，汲取不到生活提供的丰富营养，创作上日趋枯萎。因此，作家深入基层尤其是深入农村去体验生活，接触现实，反映广大农民群众在经济改革大潮中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和精神风貌，已显得格外迫切。
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和第五次作代会上曾经指出：“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认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在，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和精神生活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新的要求。作家需要深入农村，与农民群众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心态、思想、生活，以求更准确地把握时代的精神和社会的脉搏。丰富自己的阅历，陶冶自己的灵魂。而在改革开放中日益富足起来的广大农民，更需要作家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以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改变在物质生活日见发达的同时精神生活却日见贫乏的趋向。令人欣喜的是，在近年来出现的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潮流中，出现了一些深切关注农村改革进程和农民命运、努力反映农村真实现状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势头。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作家投身这一行列，将改革大潮中波澜壮阔的农村生活画卷展示在读者面前。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成就与期望
刘起林
农村题材小说在九十年代后期再次受到关注，是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紧密关联的。刘醒龙、何申、关仁山、谭文峰、向本贵等作家，素描转型期农村艰难世态的中短篇小说，由于生活内容的真切细致和价值、情感态度契合当下国情，得到广泛的肯定，他们“回到生活本身”的创作抉择，是对私人化、技术化、形而上学化、历史化等创作倾向的反拨，但同时，我们又对这类农村题材小说抱着更进一步的期望。
当前农村题材的创作领域，既有《分享艰难》、《九月还乡》、《穷人》这类刻画转型期艰难世态的小说，也有纵览乡村文化百年沧桑的鸿篇巨制，如《缱绻与决绝》、《梦土》等，还有把中国乡土人生作为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一种生存形态进行考察和品味的作品。综观同一领域的三类作品我们即可发现，目前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确实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思想艺术成就，对作品的细分解读可以更有助于把握其得失与走向。
从艺术境界看，农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时下生态和文化形态两种类型。表现时下生态者，抓住当今农村具有普遍性的“老大难”问题，用坦诚而充满体谅的笔调，揭示了处于矛盾网络中的芸芸众生的社会状态，还从农村基层管理的角度出发，肯定了干部、群众在艰窘无奈中勉力前行的人生姿态。这类作品以题材的敏锐捕捉和表现的翔实引人入胜，有力地显示出生活本身的丰富深刻与魅力，但在这朴素直观的“经验话语”背后，我们不免对之有更深一层的追问和期待：穿透具体而富有现实性的生活实感层面，我们能否看到更加深邃的时代精神底脉，一旦目前种种“老大难”现象在人们生活中不再成为“焦点”问题，对这类作品的阅读兴趣是否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表现文化形态者着力追求生活图式的经典性，并为此滤去了许多创作主体认为非经典性的元素，这种初看也颇似生活混沌形态的艺术境界，实际上是以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精神体验为底蕴而高度程式化和形式化了的。对抽象的形而上指归怀有深厚兴趣的评论家认为这类艺术境界更贴近艺术本体，更具有精神深度。然而，作家怎样才能摆脱精神体验个人经历的痕迹而使其重心落到人类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上去呢？又怎能保证自己提炼敷演并加以强化的艺术图景确实具有丰厚的底蕴而不是故弄玄虚呢？这类方向的作品，常常一旦进入表现当前生态的部分，则都出现了生活实感和趣味既不浓、精神文化蕴蓄又不厚的问题。如何把认同当今国情，追求朴素的直观倾向和注重艺术意味、寻求形而上的文化思考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当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又一课题。
作家价值支点的选择，同样存在矛盾和困难。在良心、人格之类的道德原则和要致富、要发展的生存原则之间，刘醒龙一类作家的所谓“公民叙事”，追求的实质上是两种走势之间的“磨合”，然而，历史与道德的二难选择是人类自古以来未能解决好的问题，通过文学的叙述是无法直接“解决”这一“磨合”问题的。一旦走出这种事实上无法实现的“磨合”立场，反映时下生态的作品则会出现价值支点的偏颇，一时的历史态势中就缺乏统率驾驭能力的价值基点，能否具有长久的思想文化意义是值得作家思考的问题。这类作家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观念转变，而是价值基点提升的问题，要想透辟而辩证地把握它，只有寻找更高的视点。那么，怎么去寻找这样的视点呢？可引作参照的，则是体察文化形态的作品的价值基本点。《年月日》情韵浓郁地展示了生命延续的苍凉与辉煌，《缱绻与决绝》则通过表现农民对土地的文化心理及其变异，揭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依托。总体看来，它们的价值支点是精神主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存追求，是对生存作审美性观照的结果，但如何找到历史与道德、审美与功用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使作品既不失时代生活内容的丰满，又不失价值基点的高远，就成为摆在农村小说作家面前的紧迫问题。
作家们在艺术境界创造和价值立场选择方面的困惑，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心理结构是紧密相连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圈子内的农村题材小说家，大都正在社会的基层连泥带水地滚爬着，深味当下平民生存的艰窘性与复杂性，深味平民生存常规的实在性与有效性，他们在生活原初状态滋养下形成的深层心理意向深远地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倾向。同时，由于文化结构的特点和精神的特定观察视野，他们在作品意蕴上也有自己的特定追求。另一方面，表现文化形态的作家多半已有相当的创作成就，再劳苦身心去亲历社会基层的人生对他们已有相当的距离，难以彻底改变既成的精神心理结构，这样，他们与农村当下生态实际上处于一定的疏离状态。
不过，理论认识和精神心理的偏颇并没有从根本上阻止创作实践朝着势所必然的正确走向发展。目前，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将各类小说的优势兼容互补的优秀作品。刘醒龙的《爱到永远》和向本贵的《苍山如海》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两部长篇小说都选择了修建大型电站所带来的影响这样一种重大而时新的题材，其艺术图景从整体上看也可归入表现时下生态的范畴。《爱到永远》从主人公在爱情沧桑中表现的人格光辉里，开掘出极可珍贵的文化价值元素，并将它与时代的功利追求相碰撞，思想基点出现这种提升，丰厚了作品中的文化蕴涵。《苍山如海》较为完整地表现了一个县移民过程的方方面面，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在顾全大局、开创社会主义大业的历程中所承受的艰辛和痛苦。在这一层面之下，它深刻细致地揭示了在生活巨变过程中中国社会基层群体的生存发展潜能和素质，呈现了当今中国传统美德和现代法理有机融合的时代优势。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发展，需要的是合众家之长，追求整合性、兼容性，只有这样，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才有可能在农村题材小说家手中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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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当代生活的风采和魅力
毛时安
正面反映行进与变革中的当代生活，努力塑造党和人民一起共担改革艰难的平凡而日常的英雄主义群像，透析纷繁复杂生活表象后的丰厚底蕴，并且力求使作品的文学叙事兼具美学上的真实性和接受上的可读性，是当前长篇小说创作必须正视的重要课题。虽然每年有数百部长篇小说问世，但作为时代史诗的长篇小说，这种广大读者久久期待的作品仍然太少太少。向本贵的长篇新作《苍山如海》，在这方面作了艰苦而有力的尝试。
读《苍山如海》，自始至终有一股回肠荡气的心灵震撼。小说以一种既有质感的真实性又有崇高感的笔触，从正面展示了当代生活的迷人风采和魅力。贫困的宁阳县，为了国家修建三江大型水库，城乡移民二十万，搬迁一座县城，重建三十几家工厂，二十七个乡镇，百多所小学。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县常委扩大会议，让每一个读者真切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严峻和深重。然而，正是面对严峻和深重，我们看到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怎样从误解到理解到融合的复杂画面。在这种关系的微妙而真切的变化中，作者令人信服地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各自坚持其存在的合理性。娘娘巷的老人们执意不搬，并不是存心闹事。这里是全县最好的商业区，小店小铺鳞次栉比，搬迁就断了他们的生计。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这里的文化融进了他们的血脉，是他们生命的根系所在。当这群老人用粗粝嘶哑的嗓子，把三江高腔唱得满天星辰摇摇晃晃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人与土地关系即将被剪断的悲壮。而负责动迁移民的县委副书记章时弘，他不仅面临着这样一群包括自己岳父在内的钉子户，而且面对着急于通过建造一个大厂而打着升迁小算盘的常务副县长金昌文，面对着他背后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络。金昌文建厂动用的是移民资金，动用移民资金就更加剧了动迁的困难。这是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社会链”。正是在这条社会链的纠缠围绕下，章时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但是作家并没有把章时弘从一开始就定格为一个成竹在胸神性十足的“英雄”。这就使他获得了区别于乔厂长式的改革家的人性魅力。他也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如云的救星，这又使他从李向南式的清官人物模式中走了出来。他的全部魅力在于他的“润物细无声”的行动。他的光彩是在动态的连续的走访穷乡僻壤，深入贫苦窝棚，体察、了解民情的过程中，慢慢焕发出来的。他有至柔的一面，掏出口袋里全部的钱去接济孤寡的大娘；他也有至刚的一面，在情同手足的表兄弟丁守成挪用巨额移民款，母亲出面求情的时候，他知道母亲的心情，也要坚持依法行事。他用自己的行为照亮了自己的灵魂和人生，也照亮了别人。但他也有自己的成长的烦恼和过程。当后来造纸厂连出大事，搬迁也终于成功的时候，他反省自己没有从一开始就坚持不得挪用搬迁费的软弱。他是农民的儿子，但他和土地的关系，最后转化成了他和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某种意义上，长篇小说叙事的感人处，是靠关节点上感人的场面来加以支撑构建的。《苍山如海》的成功，就在于营造了相当出色的党群关系感人肺腑的场面。这种描写不仅表现在章时弘身上，也表现在宋所长从打补丁的衣衫内掏一沓被汗水浸湿的钞票的瞬间，还表现在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兄弟身上，表现在那个散发着淡淡苦竹气味一往情深却别无他求的女人桂桂的心灵深处……要“把自己的政绩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联系起来”，“真心实意地干工作”，章时弘正是以这样一种人生的理念，最后感动了娘娘巷的老人们，“人都有一颗良心，心肝上都有血”，“再不搬，这里养不活人了，也对不住人家章副书记啊！”
小说始终没有回避县委一班人在重大社会变迁时的个人选择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因为县委书记李大铁的生病住院，县长肖作仁想在人生的最后途中有所作为，顶替李书记的空缺，常务副县长金昌文又瞅着肖县长可能升迁后的空缺。这样他们都需要政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在这点上，他们是声气相投的，在用移民款建厂来突出个人的政绩上，他们有着相当的默契和共识。但是他们又有区别。肖作仁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在党性和私心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他还是能克服一己私心站在党性的立场上行事处世。特别是在刘矮子女儿惨遭飞来横祸的时候，他敢于对着老百姓剖明心迹，承认自己“有私心杂念，也想上台阶”。但也确实如他表白的那样，他的“良心远没有丧失”，“心肝上还有血”。不仅说得大家怦然心跳，也让我们读得怦然心跳。与他相比，金昌文是私欲沉重，官迷心窍，在许多事情上有点不择手段。因而，他们性格的转变就有快慢难易之分。但可惜的是，现在金昌文最后的转变仍然显得有点突兀，性格的逻辑依据不足。
小说在塑造党的干部群像时，始终将宁阳县的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的主体，和党一起共度着艰难。宁阳县百姓离开熟稔的故园，迁移上山，克服我们难以想象的困难，艰苦地重创家业的描写，是全书最感人的章节之一。小说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改革前进，正是有了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民，不仅获得了最强大的动力，也获得了最稳定最深厚的根基。
一座旧城被大水淹没了，在如海的苍山上，一座新的城市正在崛起。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二十世纪的渐隐，二十一世纪的曙色的初露，感受到以章时弘为代表的新一代干部正在成长成熟，感受到他们和人民群众结合所产生的巨大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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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随笔
瞩望土地书写农民
赵德发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鲁东南的一个山村。小时候只知道自己生在庄户家庭，长大了还要做庄户，所以对自己不太重视。长大了，如果不是后来当上民办教师，让我的生命之轨转向另一个方向，那么今天我很可能是一个因为身小力薄而种不好庄稼的庄户汉子。
是教师生涯改变了我。是重又捧起的书本慢慢拂去蒙眼的黄土，让我开始审视眼前的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群。后来有些零星感悟，我便在工作之余写起了小说。开始写得挺难，不知怎么写才好，逮着啥写啥，土法洋法都试过，到头来心中一片茫然：这么写下去到底有多大意思？我这一生是押给文学了，那么写什么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呢？
我不由自主地又将目光投向了土地。我此时才体会到能引起我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的还是土地和农民。这种创作取向是由我的血质决定的。而就在这时，我发现我们正处在一个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存在了几千年的中国农民，目前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随即萌发了一个很大的野心：我要用三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农民三部曲”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农民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程，写一写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
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把审视的目光放得更为久远一些，也就是说把我们所了解的农村放到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去认识、去表现。从当今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寻求文学的着眼点。我们这代作家生活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我们应该时刻关注着这个进程，用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农村生活的宏观与微观景象，并用我们的作品准确、恰切地反映这场巨变。人从来都是历史中的人，写好了历史中的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文学的使命。一部长篇小说，可以用它较长的跨度来表现历史中的农民和农民在历史中的变化。即使是只用中、短篇去描写一个生活片断，恐怕也不应少了历史眼光的观照。倘若如此，我们的作品也许会有更多的意义。
前年我因为创作的需要，重读了一部分前辈作家在“文革”前写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阅读中，我一方面被它们写人记事的鲜活生动所深深折服，一方面也为作品偏离生活本质的倾向感到惋惜。这些作品言之凿凿的立论，在今天已经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了。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去苛求前辈，但我们还是为这种对生活本质判断失误从而损伤了作家的艺术灵光的事实深感遗憾。这在文学史上是个深刻的教训。好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今天在中国大地重放光芒，这在我们来说又是一个幸运。然而现今一些作品只是停留在表面化描写上，只满足于讲出一个个故事，然而它们或开掘过浅，或偏离本质。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已成为当代作家必须练就的基本功。在允许并鼓励表现生活本质的时代却把握不住生活本质，这只能责备我们自己。
究竟是什么在影响着农村？是什么在主宰着农民的命运？农民的物质生存，农民的精神形态，农民在整个社会格局中的地位，农民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还有许多作家孜孜探究的人性——中国农民的数量占到全人类的六分之一，他们所表现出的人性，大概对于认识整个人类也大有裨益呢！……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实在太多太多，逼着我们不得不认真读书、学习，不得不做认真的理性思考，以求得向本质的接近、再接近。
当然，理性思考最终代替不了创作。就小说而言，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无疑是人物与故事。从我刚出版的“农民三部曲”之一的长篇《缱绻与决绝》的创作中，我深深感到，我们还是不能忘记：人，是历史的人；故事，是反映了生活本质的故事。写出这样的人、这样的故事，并努力将其写得生动一些，好读一些，这大概应是我们所追求的。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编后
编后
近年来，我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广大作家把握时代脉搏、贴近现实生活，对正处在急剧变革中的中国当代农村生活寄予深切关注，为九亿农民传神写照，塑造了一大批当代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
为进一步促进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更大繁荣，我们与湖南文艺出版社联合组织了这个专版。湖南文艺出版社近年来十分重视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曾推出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村大写意》、长篇小说《梦土》、《苍山如海》等优秀作品，在文学界和出版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相信我们组织的这个专版能够为文坛进一步关注农村现实生活、推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