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着力解决荣辱观问题
王茂林
荣辱观是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具体体现。近些年，少数党员干部淡忘了艰苦奋斗，贪图享乐，奢侈挥霍而面不改色，心不跳；有的甚至由寡廉鲜耻滑入违法犯罪的泥坑，走向人民的反面。关键是他们的荣辱观发生了扭曲，在俭奢上不分是非，把腐朽当神奇，把痈疽当宝贝。因此，弘扬艰苦奋斗精神，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荣辱观。现实情况说明，解决荣辱观问题，首先要从对艰苦奋斗精神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
走出“古板过时论”的误区。有人认为，现在经济发展了，条件好了，艰苦奋斗过时了。有的甚至把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人，看成是“古板迂腐”、“不开窍”，是“小气”，没本事。相反，却把讲排场、比阔气、耍派头当作时髦，当作荣耀，当作潇洒，当作现代领导方式。有的办公楼越盖越气派，小轿车越坐越豪华，通讯工具越配越“满天飞”，以致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实际上是丢掉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是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格格不入的。
走出“影响发展论”的误区。有人把铺张浪费与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混为一谈，错误地主张“经济要上，纪律要让”。以为不摆“穷阔”，难树“开放形象”，“无宴不成敬意”。认为反铺张浪费会束缚大家的手脚，影响投资环境，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有些人只讲纪律松绑，不要纪律约束，造成一手硬、一手软。其实，这不仅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还会败坏社会风气，让人失去投资的信心，削弱经济发展的后劲。
走出“高消费论”的误区。有人超越经济承受能力，盲目追求超前消费和高消费，“未富先豪”。误认为高消费才能促进经济高速发展，以此误导别人，放纵自己。有的凭借手中的权力，想千方、设百计地为自己高消费、图享受大开方便之门。他们用公款抖富赛阔，竞相攀比，反把勤俭朴素视为寒酸，把奢侈当气派。这既损害了自身的形象，疏远了党群、干群关系，也败坏了党风、政风，给社会风气带来极坏的影响。
走出“小节无碍论”的误区。有人认为，讲排场、摆阔气是小节问题，无碍大局。误以为，多吃点喝点，多享受一点，只要不进自己“腰包”，就一不怕上级批评，二不怕群众举报，三不怕纪委查处。受这种错误思想影响的人，必然会我行我素，照吃照拿照玩不误。但事实上，老百姓最不满意、最反感的，除了少数腐败分子外，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大量奢侈浪费的消极腐败现象，其危害决不亚于少数腐败分子所造成的危害。“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走出“先反吃亏论”的误区。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一方面，对反奢侈浪费，反腐败，能不能动真格的，仍心存疑虑；另一方面，认为反奢反腐，或多或少会触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谁反谁吃亏，谁先反谁先吃亏。在这种错误认识的驱使下，有的在治奢态度上，模棱两可，不能旗帜鲜明；在治奢部署上，“干打雷，不下雨”；在治奢的行动上，左顾右盼，言行不一。这种“先反吃亏论”，说到底，是党性不强、不讲政治、缺乏政治敏锐性的表现，必须坚决克服。
走出“无可奈何论”的误区。还有一些同志对奢侈浪费等消极腐败现象则是另一种态度，有三句话，叫作“深恶痛绝，司空见惯，无可奈何”。他们对提倡艰苦奋斗、反对奢侈浪费缺乏信心。对奢侈浪费行为，先是深恶痛绝，坚决反对，后来司空见惯，麻木对待，进而感到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如果再放松警惕，就必然会走向认同，从认同到参与，最后是同流合污。这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极其危险的。一些人犯错误，往往是先从思想认识上对错误行为产生共鸣。因此，应该向这些同志早打招呼，防微杜渐。
第6版(理论)
专栏：
抓好大的 放活小的
齐乃贵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我们必须坚持“抓大放小”的方针，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努力开创国有企业改革的新局面。
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举措
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目前国有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国有经济优势、潜力和主导作用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是国有经济覆盖面广、战线长、数量大，而关键性的领域和行业国有经济力量不足，有些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陷入困境。二是地区经济结构大而全、小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趋同化。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靠单纯放权让利、政策扶持，难于摆脱目前国有企业的困境，必须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显然，着眼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无疑是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重要举措。
抓大放小的发展形式，一是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使其在发展经济、稳定市场和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等方面发挥骨干作用。二是对量多面广的国有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通过实施抓大放小方针，尽管减少了国有企业的数量，却提高了国有企业的质量，进而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在实施抓大放小的过程中，支持、鼓励和引导城乡多种形式集体经济的发展，对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将会有重要影响。总之，遵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抓大放小，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既解放思想，又积极稳妥
抓大放小，作为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涉及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曾一度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因此，在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如果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进行大胆探索，而是囿于过去的某些片面认识，那就很难实现抓大放小的目的。潍坊市作为国家首批确定的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从1993年初就开始试行“抓住抓好大的，放开放活小的”的企业改革思路，大力实施“两改造一拍卖一联合”，即从各个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部分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部分企业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对于微利亏损企业进行拍卖，大力推进企业联合，组建企业集团。到1996年底，全市企业集团发展到222家；一些企业进行了拍卖、租赁和破产，收到了搞活困难企业，盘活沉淀资产，促进机制转换，增强企业活力的效果。
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并提倡和鼓励采用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形式。这对国有企业改革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诸城市从1992年开始，就以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形式并举，对中小企业进行改革。去年该市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降至71．9％，比改制前的1992年下降了6．7个百分点，净资产增值率达241％。
当然，坚持抓大放小，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应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妥，不能刮风，不能搞一刀切。鼓励探索，及时总结经验，并注意引导，抓好规范，使企业改革和发展步子迈得既快又好。
各方面须配套联动
实施抓大放小，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当前，迫切需要克服那些受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影响的旧观念，树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化大生产意识以及规模经济、集约经营意识，为实施抓大放小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应按照十五大精神，运用好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为加快搞活国有小型企业步伐而支持有关企业进行兼并联合，减轻债务负担等。
与此同时，搞好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主要内容的配套改革。主要是“放”、“管”、“分”。“放”就是按照《企业法》、《公司法》的要求，把属于企业的权利不折不扣地全部放给企业。“管”就是按照政企分开的要求，把本应由政府管的工作认真管起来。这包括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再就业工程。“分”就是将应由社会办的食堂、医院、托儿所等，从企业中分离出来，交还社会，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和法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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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习通信
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
赵长茂
稳中求进的方针，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实践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积极、有效的方针。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在明年的经济工作中，要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为了贯彻好这一方针，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好稳中求进的科学内涵，并切实落实到经济工作中去。
“稳”，就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稳定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搞好社会保障，保持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稳定。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环境日趋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定不移地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继续实行这一政策，有利于进一步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宏观环境。通货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虽然去年以来我国的物价上涨幅度明显回落，但也要注意化解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保持较低的物价涨幅仍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一定要自觉地重视农业，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信用化程度的提高，稳定金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稳定器，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增多，就业压力的加大，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社会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进”，就是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要有新的突破，经济结构调整要有新的进展，解决社会热点问题要有新的举措，对外开放水平要有新的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有明显改善，在此前提下，继续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
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新突破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改革。要实现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到本世纪末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搞好明年作为突破口的纺织行业的改革很重要。金融体制改革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也要有新的突破。经济结构调整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根本措施，必须抓住有利时机，以国内外市场需求为导向，强化产业政策的引导，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加速实现国民经济合理化布局，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社会热点问题，包括下岗职工再就业、城市贫困人口生活安排、农村扶贫攻坚等问题，应采取积极措施适当予以解决，以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从深化改革外贸体制、优化进出口结构、扩大利用外资、办好经济特区等多方面入手，通过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需要科学认识稳和进的辩证关系。从实践上看，稳和进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稳是基础，只有稳，才能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进是目的，只有进，才能更好地实现持续、牢固的稳。稳的着眼点是保持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稳定，进的最终体现是改革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强调稳，决不是要维持现状，慢慢腾腾；强调进，决不是要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稳中求进，既是我国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提炼，也是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种政策选择。继续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对于实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需要把握全局，突出重点，抓住影响经济工作的关键环节。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落实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在实现改革突破和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努力化解各种矛盾。实践证明，改革越是深入推进，越需要实现重点突破，也越需要保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贯彻稳中求进的方针，要求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应该记住，从主观愿望出发，不顾客观条件，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是过去常犯的毛病。在新的形势下推进改革和发展，应力戒浮躁，务求实效。要通过学习各类知识，大胆探索，不断提高驾驭和运用经济规律的能力，努力做好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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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胆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
——深圳搞好国有企业的实践与探索
李子彬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是全党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营状况明显改善，开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新局面。”最近，通过对深圳10多家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深入调查研究，感到只要坚决按照中央的方针办，思想解放，措施得力，国有经济完全可以搞好。从这次调研看，搞好国有经济，主要应从以下4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着手。
大胆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搞好国有经济
10多年来，深圳市一些国有企业大胆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创造了许多好的形式和做法。在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益事业领域，采取国有独资的形式，农村的一些村镇采取社区所有制。在大量的竞争性行业，公有制经济普遍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并通过建立一大批国有与集体、国有与外资、国有与民营等互相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形式的公有制模式。
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公有经济的活力，提高了公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档次，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迅速增值和扩张。如深圳中兴新公司1992年组建时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国有出资153万元，占总股本的51％，民营企业出资147万元，占总股本的49％。由国有公司控股，授权民营企业经营，经营者以所持股本和分配权益作抵押，保证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增值。仅5年的时间，国有净资产总额增至2．1亿元，增长百倍。深圳开发科技公司成立于1985年，当时国家投资200万美元与外方合作，外方以知识产权和销售网络折价入股，占有34％的股权。经过12年的发展，现在公司的总资产扩张到25．8亿元，净资产增长到10亿元。深圳华为公司是由合伙人联合发起成立的，以后改制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的企业。经过8年时间的高速增长，今年销售产值达44亿元，净资产达9亿多元，成为全国同行业规模最大、技术水平最高的程控交换机生产企业。又如赛格集团，从贷款2600万元起家，先后通过与日本、香港等地客商成立中外合资企业，用4亿元资产控制并盘活了40亿元资产，90年代初又通过股份制改造，先后推出多家上市公司，直接融资15亿元，达到了用几亿元国有资本控制几十亿元社会资本的目的，实现了国有资产的迅猛扩张，发展成为总资产近百亿元、净资产逾31亿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有净资产11年间增长了35倍。
为什么这些企业能够如此充满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是这些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实现了国家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真正做到了政企分开，减少了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也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实现了企业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培育了一批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的职业企业家。从而，真正转变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压力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说，这是深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内在动力之所在。
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环节，其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既坚决大胆，又循序渐进。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搞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切忌刮风，不要以为“一股就灵”。与上述“改制”比较成功的企业不同，深圳市也有一些国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由于其并没有真正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几年过后仍然没有走出困境，甚至有的上市公司弄到资不抵债的境地。根本的原因是这些企业“改制”以后只是翻了一个牌，仍然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那一套经营机制。实践告诉我们，一个企业采取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应该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能采取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推行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不要轻率提出什么口号，比如“××全行业实行股份制”，“×年×月彻底完成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等。这些口号不切合实际，是有害的。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既要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又要避免“一哄而起”，防止刮风。
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不能采取行政手段，搞硬性划拨。国有企业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寻求各种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深圳不少企业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要求出发，按照产品相近、行业相同、优势互补的原则，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企业效益快速增长的。如深圳开发科技公司就是从自身实际和国外、国内市场情况出发，通过与美国一家公司合作，外方以先进技术和销售市场入股，实现了资本、技术、市场的优化组合，企业利润成倍增长。相反，深圳外贸集团与深圳进出口集团的合并，由于违背市场经济规律，采取行政划拨方式硬性组合，不仅没有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取长补短，解决各自的问题，反而造成彼此拖累，阻碍企业的发展，使企业背上更加沉重的包袱。
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不是搞私有化，也不会削弱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国有资产必须分布到每一个领域，也不是指国有资本必须在所有产业、所有企业中都占控股地位。国有企业的主导地位应该体现在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和导向作用上。从深圳的实践来看，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不是简单地将国有资产卖掉，也不是将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而是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和市场配置资源的规律，对国有资产的布局和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一方面，通过抓大放小，使国有资产从一部分行业、一部分领域和一部分企业中退出来，向基础产业和大企业集聚和集中，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从表面上看，国有资产的分布领域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减少了，但由于腾出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精力抓大企业，国有资本的运营效率明显提高。另一方面，在国有企业中引入其他经济成分，使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多元化，大大促进了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表面上看，它使国有产权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使企业产生了生机和活力，企业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企业的整体效益得到了提高，国有资产的增值速度也会随之加快。可见，国有资产布局和国有企业产权的调整，并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不会削弱国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主导作用。相反，随着国有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国有资产运营效率的提高，国有经济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会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也能得到更加充分的体现。
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不能把企业的负担完全推向社会。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必然带来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深刻变革和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等社会问题也在所难免。因此，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一方面，政府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搞好下岗员工的待业保险、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工程。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充分考虑社会的承受力，不能把负担完全推向社会，尽量在企业内部解决矛盾、消化困难，采取多兼并、少破产等方式，减少社会震动；同时要尽最大努力安排好下岗职工的生活，切实解决好他们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保证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
政府要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所处外部环境是否宽松，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至关重要。调查中大量事实表明，深圳各种实现形式的国有企业所以能够创造出良好的经济效益，是与市政府努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分不开的。
各级政府应花大力气实施好再就业工程。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企业的兼并和破产，必然造成一部分职工下岗。如果下岗职工的生活不能妥善安排，再就业工程搞不好，势必造成社会不稳定，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无法深入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尽快建立起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给下岗人员以必要的生活保障。同时，还要搞好再就业培训，使下岗人员获得新的劳动技能，并积极引导、促成他们找到新的就业岗位。深圳市实施再就业工程3年来，通过培育发展各类人才市场，比较顺利地解决了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的问题。
省、市政府应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针对国有企业历史上形成的冗员过多、债务过重、企业办社会负担重三大包袱，各级政府需下大力气，逐步减轻企业负担。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搞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外部条件。1992年以来，深圳市建立和发展了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初步形成了社会共济和个人保障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各级政府要和企业共同努力，增资减债，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债务负担沉重，是我国国有企业的一个通病。深圳市的国有企业也不例外，成立之初就没有一分钱的资本金，全靠国家贷款。近年来国务院采取了许多办法，比如：冲销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拨改贷本息转资本金；企业发行股票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资本金。除此以外，深圳市政府还对优化资本结构试点企业、重点扶持的创百亿集团，实行了企业所得税先征后返还政策、减免地价款充实企业资本金等政策。从实践看，这些政策措施均收到了一定成效，但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企业自身也要积极努力，大力提高经济效益，用一部分利润还债；认真调整企业的存量资产和企业的组织结构，降低企业的负债率。深圳市政府计划在3年内使国有企业的平均负债率降到50％—60％。
努力建设现代市场体系，为不同经济成分的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渐进”转变中产生的，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自觉担负起建设现代市场体系、培育市场环境的重要职责，而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用百余年的时间自发形成市场经济。政府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需要转变职能，使政府从直接管理国有企业中退出来，进入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角色中去，为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工作。深圳特区建立以来，坚持以市场经济、平等竞争为取向的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设立了同一条起跑线，在法规、税收、价格、融资、人事以及招工等方面逐步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1996年深圳又提出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使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按照统一的市场规则竞争。各种类型企业的平等竞争、共同发展，使国有企业再也不可能依靠保护、享受特殊的照顾和优惠政策来生存，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只能依靠尽快转换自身的经营机制，适应市场需求。因为单靠保护与垄断是不可能搞好国有经济的。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企业必须在市场体系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不仅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而且建立并逐步规范了各类生产要素市场，有力地促进了各类企业平等竞争的开展。
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坚决实现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应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
加强法制建设，为国有企业改革和各种经济成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近年来，市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基本养老保险暂行规定》等十几项经济法规，有力地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秩序的优化。
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善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办法，建设好企业领导班子
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上的复杂性、所面对市场的激烈竞争性以及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决定了企业管理是一种很特殊的、需要专门技能的职业，驾驭现代企业的应该是一批结构合理、才干互补的职业经理人员。
从深圳的实践来看，要造就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职业经理人员，必须在企业领导干部管理制度上有突破，有创新，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培养造就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深圳在这方面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把国有企业领导人从行政干部中分离出来，割断了企业领导人与机关干部相联系的纽带，使企业领导人的目标放在资产的增值和企业盈利上，实现由“官本位”向“市场本位”转变。第二阶段是通过企业股份制改造，改革企业干部任免机制，初步建立公司领导层分工合作和监督制约机制的法人治理结构。第三阶段是总结经验，规范试点，实现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制度的创新，即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坚持三个原则，制定五个办法。一个指导思想是，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改善党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管理办法。三个原则是，坚持党管干部与《公司法》相一致的原则、管人与管事相一致的原则、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五个办法是《深圳市公司董事会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经理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监事会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党组织工作暂行规定》、《深圳市公司工会工作暂行规定》。这些措施明确了企业各种机构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初步建立了以董事会为主的决策中心，以经营机构为主的生产经营指挥中心，以企业党组织为政治核心的目标一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现代企业领导体制。调整了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限，将一、二类企业领导人员的管理权交给资产经营公司，将总经理的任免权真正交给公司董事会。同时，组建了高级经理人才评价推荐中心，将职业经理选择推向市场，走出了一条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又让市场机制选择经理人员的新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