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人，诗意地栖居……”
——访学者叶秀山
徐怀谦
叶秀山，１９３５年生，１９５６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１９６１年参加编写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美学概论》。１９８０年—１９８２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柏尼区校进修。著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美的哲学》、《愉快的思》等。
记者：您在著作中多次引述过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存在着”这一命题，所谓“诗意地存在”是指一种可能生活呢还是现时生活？
叶秀山：“人诗意地存在着”，是指人本是“诗意地”存在着，“历史地”存在着，“实际地”存在着，而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诗人、艺术家。古代希腊文的“诗”由动词变来，它最基本的意思是“做”。这个“做”与实际的“做”不同，是“自由”地“做”，是没有具体用处的“做”，所以也可以是审美意义上的“做”。从这个角度说，“人诗意地存在着”也就是自由地存在着，历史地存在着。
记者：您在《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说：“‘诗’唱出人间悲欢离合，‘思’则追思、思虑宇宙人生之意义，都源出于Ｄａｓｅｉｎ，源出于‘史’。在现象学存在论看来，诗、思、史并不是一些不同的学科（诗学、逻辑学、历史学），而其实为一。”这三者是如何统一的呢？
叶秀山：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现象学哲学家认为，“历史性”、“时间性”是人类生活经验中最为基本的方面。他们用“历史”、“时间”代替了过去“逻辑”、“理性”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海德格尔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Ｄａｓｅｉｎ”，即“有限的存在”，所谓“有限的存在”就是“历史地存在”，就是生活在时间、地点与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人”。在“有限存在”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把思、史、诗统一了起来。非概念性的、具体的、历史性的“思”，就是富有诗意的“思”。“具体的思”，就是“诗”。
记者：既然三者是统一的，为什么海德格尔不用“历史地存在”来取代“诗意地存在”这个提法？
叶秀山：海德格尔在《论人道主义的信》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言是存在的家。”就是说，“存在”离不开本源意义上的“语言”，“存在”在“语言”中。而诗又是最原始的语言。在这种最原始的语言中，不仅保存了“事实”，而且保存了一个活的世界，保存了人的“本源”、人的“家”。而历史把人的活动当做“事实”和“事件”来描述，是一种科学的、知识性的记录，是“死东西”。所以亚里士多德早就觉察到“诗”比“历史”更真实，但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作了解释。
记者：您上面讲，人本来是“诗意地存在着”，可是为什么现实中的诗意似乎并不多见？
叶秀山：人类知识的积累，科学的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它们一方面为人类造福，另一方面却掩盖了一个最简单的真理：人本是Ｄａｓｅｉｎ，是有时间性、历史性的，人是要死的、有限的。人在沉重的历史包袱和繁华的世界中，常常忘了这个基本真理。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就有一些思想家反对科技控制欲望的过分膨胀。最深入的要数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他们认识到欧洲思想发生危机，人们沉湎于声色货利之中，忘掉了生活的意义。海德格尔更进一步，称之为“存在的遗忘”。他们的本义并不是反对科技本身，而是反对人的片面发展，即只求物质繁荣，不顾生存的意义。科技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保证人的生活意义的有力手段。它要为人的生存及其意义服务，不仅是用来控制自然，把自然变成人的工具，而是要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也许会说挣钱也有意义，不错，但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我们是指“历史的”意义。科技的侧重点在现在、现时，但“意义”的侧重点在过去和未来。这有一定的区别，当然不是绝对的。所以“诗意地存在”就不能只顾眼前，而忘了过去，不顾未来。
记者：您以宗白华先生为例，说过诗人与哲人是最最普通的人，这如何理解？
叶秀山：诗和艺术的主要作用就是把人们已经失落和遗忘了的世界显示出来，唤醒他们的记忆，从而牢牢地铭记、守护这个世界，哲人们同样也是要把这个被蒙蔽着的世界揭示出来，所以哲人和诗人在做同一件事。宗先生的“淡泊”不是不进，“超脱”也不是出世，恰恰相反，正是为了“入世”，为了进入那最根本、最基础的世界，体察那最真实的、本源的世界，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更多的人为各种实际事务奋斗的时候，宗先生始终如一地守护着那原始的诗的境界。诗的意境在许多人那里竟会被失落，不是因为他们太普通、太平常，恰恰是因为他们都想不普通、不平常。都要争名逐利，与众不同，结果就使那些生活在最基础层面的本极普通的诗人和哲人反倒显得特别起来。
记者：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也都是些最最普通的人了？
叶秀山：当然。学术工作是承前启后的工作，是历史性的工作。尤其是人文科学，它是历史科学，不能浮躁，需要一些扎扎实实的、有独立精神的人来从事这项事业。我最近看到几篇写陈寅恪的文章，都着意于反映他“独立的性格”，写他怎么傲上，怎么不随和。这可以写，但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应该是他独立的治学方法，是他用功念书、勤奋思考的扎实学风。现在的学界可以说有相当的自由度了（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就看你怎么用这份自由。学者不是明星，不能只顾眼前、出风头。学界中有些人为了出名，故做怪论；有的钻到钱眼里，下了海或成了通俗作家；有的“学而优则仕”，天天忙着开会，不做学问了。当年战乱时期，哲学界都出了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熊十力、牟宗三等专家意义上的大学问家；今天在更加宽松、自由的和平年代，为什么不能出大学问家呢？美国的苏珊·朗格，不喜交际，不参加热闹的会议，但一辈子写了很多有分量的书。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成熟，学界也不成熟，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呼吁学者一定要自重，要认识到自己的天职，要像胡塞尔说的那样，把纷繁的经验杂事括出去，排斥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简单的、普通的人，才能真正“诗意地”栖居在这个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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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成山杯金台随感征文
形式这东西
甲乙
做一个旧式文人，要具备四项条件。这四项条件是：一团和气，两句歪诗，三斤黄酒，四季衣衫。忘记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这段文字，也说不上它概括旧式文人的形象是否准确，反正是记住了，而且暗中玩味还挺有意思。
粗粗想来，上边说的“一二三四”，作为旧式文人的“包装”并不过分。虽然我没资格说这话，然而借题发挥一下，似乎也关系不大。如果具备上述四项条件，依我看，那还是很典型和很不错的旧式文人。其实更多的时候，某个旧式文人具其一二就很不易了。会“两句歪诗”而无“一团和气”算不算文人？无“四季衣衫”而能喝“三斤黄酒”的文人有没有？你说他做文人不够格？我看未必就那么绝对。
其实，形式这东西，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剃度削发就可以为僧为尼？不削发不剃度可不可吃斋念佛？说起外表和形式来，实际和信仰完全可以是两码事。乞丐穿上西服坐上汽车，未必一夜之间就能改了向人“伸手”的习惯；一个说话满嘴“垃圾”的人即便见了他的爹妈，也保不准要冒出“他妈的”来。形式的惑人，就像商品的包装，外表花里胡哨，可一旦你打开包装再看，很可能全不是那么回事。因此看电影《少林寺》，对那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印象颇深。不拘形式，不讲花架子，看实际行动，最好。
当然，必要的形式还是要讲。包装的讲究，的确有助于推销。表里一致当然好，如若表里不一，依我个人的主张，似乎舍外而求内更为重要。打个比方，譬如你是某领导，你应坐专车去开会而没有坐，你步行到会场后汗流浃背外加气喘吁吁，这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是领导，走路或坐车并不影响你讲话和作报告，你的属下并不会因为你没坐车而就不把你看做领导了。这丝毫不会有损或贬低你的形象和威信，说不定没有形式的车子相随，你的形象还会适当地高大起来。
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同样有一个形式的问题。整日坐在办公室里，难免下情闭塞。出去走走，耳闻目睹，与听汇报看材料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其感受的不同，乃是往往能得到第一手材料。可是“第一手材料”的后边，还有一个真深入假深入和半深入在里面。基层下了，调查搞了，然而不能深入到群众之中，只是“蜻蜓点水”，接下来又没有什么举措，那么你说深入基层的这番调查研究搞不搞又有什么意思？或许有人要问：你到底要说什么？那么好，我把话挑明了，我说的是——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的危害在今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人们知否，只要稍一放松警惕，形式主义的细菌便会乘虚而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好不好？好。然而再好它也不过是一种形式，目的是通过这一形式去为群众办实事。如果下到基层而不深入人心，调查了而不研究，或研究了却无结果，形式上热热闹闹，实际上却不见解决问题，谁又能说这不是新一种形式主义呢？
一代伟人曾把形式主义的表现开列了许多种，让人留神别犯形式主义的错误，并告诫大家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出现形式主义。我拿旧式文人的“一二三四”写这篇小文，无非是提个醒儿，形式的包装无论如何完美，说到底，还是要看形式是不是做到了和“内容”的统一。（作者单位：群言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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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勐仑风流树
王中来
“‘毛多哩’，你看——”被傣族人称为“少多哩”的小姑娘玉姣，扯了扯我的同事小李的衣角，诡秘地说：“前边，被人群围住的地方，就是我们勐仑植物园中唯有的那棵会对歌起舞的风流树。”
“哦？——简直是痴人说梦！”听后，我心里这样一怔，想：“一介草木，怎么能听懂高雅的音乐呢！”然而，天生的好奇心，使我无暇作出理性的判断，便冒然地向叽叽喳喳的人群挤去。
“毛多哩”，是傣语，译成汉语，是对年轻、英俊的男孩的昵称。同样，“少多哩”，则是指有月容花貌的小姑娘了。几天来，给我们以天真活泼、清秀亮丽，而又机灵聪慧印象的玉姣，也许正当恋梦的花季，对我们的这位风流倜傥的小李，虽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比如，作为西双版纳旅行社的一名导游，玉姣理应惜时如金，多向我们这些萍水相逢的北方来客介绍一些有关版纳的名游景点、人文景观和傣族的风土人情，介绍有关勐仑亚热带植物园中的植物种类及其特征，更应该向我们介绍这棵听来令人扑朔迷离的风流树的神秘所在，她却挽着小李的臂弯跑到一棵棕树下照起相来。
这时，日偏西天，游人逐渐稀少了。风流树边，几乎只剩下了我们这些分别来自青岛、西安等地的游客。只见玉姣走到风流树前，一手撑开小巧玲珑的竹质花伞，遮着烈日，一手含情脉脉地捏住树上的一根幼嫩纤细的枝条，然后，清了清嗓门，便对准枝条上的两片嫩小的绿叶，唱起了情歌。情意缠绵、撩人幽梦的情歌，一声声扣动着人们的心弦，使客居异乡的人们对理想中凤鸾和鸣的夫妻之爱和相濡以沫的友人之情，难免生出几许珍惜和向往的思绪。
伴着优美动听的情歌，我们期盼着风流树的神奇作为。然而，尽管玉姣已十分投入地唱完《月光下的凤尾竹》、《天不刮风，天不下雨》这两首情歌，而风流树却俨然一位坐禅入定、佛心若水的小僧，依然闭耳塞听，无动于衷。于是，我们大失所望，心里难免愤愤地埋怨起玉姣来。不过，平心而论，玉姣也够可怜的。烈日如火，她依然痴情地唱着那柔情蜜意的情歌。也许，在这方面她有成功的经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人的感情能达到与风流树心心相印，和谐统一的极致，那么树对人也一定会来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一定会闻歌动情，翩然起舞的。现在，玉姣开始唱第三首情歌了。——“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月亮弯——弯！……”歌声甜润悠扬，风情万种，使人幽思不绝如缕。然而，风流树依然冷漠如故。
于是，我们决计撇开玉姣，去园中另觅佳景。比如，去看那一棵棵峨冠博带的大王棕，去看那一杆杆拨云荡雾的槟榔树，去看那棵花正盛开的香气馥郁的凤凰树和那棵来自西天佛国、充满佛教神话色彩的菩提树。就在我们刚要转头离开的时候，玉姣突然喊住我们说：“别走，你们看，风流树开始跳舞了！”我们闻听如雷贯耳，一个个喜出望外，忙转头看去。园中无风，炎热依旧，但见风流树上那纤细的枝条和无数的叶片，缓缓地上下左右地舞动起来。虽说其舞姿平平，像成千上万只碧蝶绿蛾的薄翼在频频扇动，但这也足够我们瞠目结舌、叹为观止的了。这样神奇的舞动，大约有几分钟的样子，直到玉姣的歌声停止。
眼见为实。惊叹之余，我陷入深深的思索。我见过含羞草和痒痒树，是因为有人去轻微触动，它们才会叶闭枝抖，才会像有神经感觉似地闭合叶片、颤抖枝条。那么，风流树为什么听到情歌后，会自动地起舞呢？难道它真的通灵性、懂人情吗？见我原地默然，小李喊我离开。玉姣却上前拉着他的手说：“看清楚了吧？树尚且有感，你呢？——唉，真是一个傻哥哥！”一刹那，玉姣是那样地妩媚动人。
小李呢，只是颔首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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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王庙话题
山谷
灌口是成都西北位于岷江中游的著名旅游城市，现名都江堰市，以境内有道教名山青城山和都江堰水利工程而蜚声中外。玉垒山下，面对都江堰的是名叫二王庙的一组古建筑群，黑瓦粉墙、重檐斗拱，错落有致，显得肃穆沉静。二王庙是道士修盖的，在此居住和管理的也是道士，但供奉的却不是自己的精神领袖，而是李冰父子。这似乎有点出人意外。青城山上清宫里，至高无上的是老子李聃，即便是吕纯阳、何仙姑在一些庙观里也极受尊崇。是因为青城山近在咫尺无需再受香火，还是李冰父子功盖千古，更值得后人祭祀？答案只能是后者。元至顺元年，敕封李冰为圣德英惠王，次子二郎为英烈昭惠灵显仁佑王，是为二王。既加以王号冠冕，在幽冥世界和尘世俗众的心里，李冰父子，便是一方水土的最高权威，是农业社会中民心民意最朴素，也是最神圣的行为体现。会有什么比这更能彪炳百代、昭示后人的无量功德呢？
事实证明，川人的这种行为指向，为整个华夏民族所认同。我们小时候看小说和连环画，就知道有个叫灌口二郎神的十分了得。《西游记》中生擒大圣美猴王的是这位小圣，《宝莲灯》中劈山救母的沉香的舅舅也是他，不过那不是个正面形象。二郎神俗姓杨，名戬，住灌口，大约是从李冰父子的故事转变而来。传说李冰次子奉父命在灌口斩蛟，为民除害。所以有人说二郎神是李冰次子，也有的说就是李冰，这都不伤故事的本质内容，传说本来就是飘忽不定的。
李冰父子于两千多年前率民修筑都江堰，确保成都平原的农业灌溉，恩泽后人至今，这个杰出的成就，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有人把这个功劳与大禹治水相比同论，他俩为此受到人们的敬重、纪念，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人们为他俩建庙，代代祭祀，则是我们民族独特的文化行为方式。不光李冰父子，发明缫丝制绸的嫘祖、木匠的师祖鲁班等，凡是对我们民族发展有所贡献的人，都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把他们奉为神灵，建庙盖殿，世世代代祭祀，以一种出世的行为方式，表达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和十分现实的生活向往。俄国诗人普希金写道：“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人们通向那儿的道路上青草不再生长……”正是他的杰出的文学成就，俄国人民为他建立了公园，塑造了铜像。二王庙也就是人们为李冰父子建立的纪念碑。这座碑，靠山面江，看着滔滔不息的岷江江水，在离堆前翻滚着分流而去，整个川东平原便在它的滋润下，摇曳出翠绿的生命希望来。
二王庙为元代所建，屡毁屡修，山崖坡壁，廊柱匾题，满布诗歌楹联文章，礼颂乐赞、祭文祝祷，洋洋洒洒，尽为后人崇敬之作，最为要紧的当数摩崖勒石的擘窠大字：深淘滩低作堰。这是都江堰的岁修原则，也是成都平原沃野千里的根本保证，被世代后人自觉身体力行，两千多年来“咸奉此六字为不刊之典，循则治，失之则乱，虽大禹复生，不能易也”，是远比黄河河床日高、堤岸叠加高明无数倍的创举。当一种新事物出现时，起始就有良好的行为规范，日后便易获益多多；反之则旧习难改，往往事倍功半，甚至贻害无穷。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人类的文明发展，是伴随着顺应或改造自然而前进的。人类应该慎用“征服”自然的手段和口号，以大自然的后退作为文明前进的代价，无论如何都是不明智甚至是灾难性的。都江堰和黄河的正反两面的镜子都悬在我们的面前，可谓殷鉴不远。
二王庙曾屡遭劫难，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又罹火燹，于１９３７年修竣，迄今整整六十年，它甲子重光，容光焕发，香火繁盛，艳阳下笑看水涨水落、浪静潮止，一派大家风范。我想，只要都江堰在，这座人工的民族风格的纪念碑就会馨香不断。（作者单位：雨花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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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品书札记
近代中国第一部日本游记
俞慈韵
《日本日记》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作者系香港人罗森。
罗森，字向乔，广东南海人。罗森的祖父原是清朝高官，因开罪清廷被黜，于是赴香港经商。罗森生长于香港，通晓英语。１８５３年，当英国用大炮打开中国的通商五口之后不久，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登·培理率领的舰队也开到了日本江户湾，强迫日本结束闭关锁国的政策。美国的培理舰队，在日本历史上被称为“黑船”。１８５３年“黑船”去日本，是从香港启碇的。美国为了打开日本门户，曾于１７９９年、１８３７年以船只闯过日本，但由于没有称职的翻译人员，均不理想。于是培理在香港特邀了精通华语和日语的美国宣教师卫三畏担任自己的译官。卫三畏１８３３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与创办英华书院的马礼逊、编辑《遐迩异珍》的麦都思、奚礼尔等人极熟。这些英美教士在中国人中广交朋友，罗森于是由他们介绍给培理将军，并成了美国培理舰队中的汉文翻译。
罗森不懂日语，当时日本大量使用汉字，他将英语用汉字写给日方，又将日方所写的汉字译成英语。１８５４年１月１７日，培理舰队离开香港，开始了第二次向日本进发。舰队穿过台湾海峡，经琉球群岛（今冲绳），于２月１１日驶抵日本江户湾浦贺泼。在日本谈判、签约、游览后，又于８月７日返回香港。罗森在赴日期间写了《日本日记》，归国后，在香港英华书院主办的中文月刊《遐迩异珍》上分三期连载发表。
在日记中，罗森以生动的文笔，描写了琉球、横滨、下田、箱馆等地的山水、人情、风俗、物产，叙述了日本与美国缔结《和亲条约》的种种交涉秘闻，还记载了不少他与日本的官员、文人、僧人的笔谈问答及唱和的诗篇。在前往日本途经琉球时，罗森等人接受了琉球总理大臣尚宏勋的款待。罗森在日记中称赞琉球人“甘守朴俭，不务奢华，亦鲜欺诈。板门纸窗，夜间亦不防窃。会见途中拾物，亦能以返原人。公门之内，冷冷落落，亦无案牍之烦”。他也夸奖日本治安的良好：“夫一方斯有一方的善政，日本虽国小于中华，然而抢掠暴劫之风，亦未尝见。破其屋，门虽以纸糊，亦无有鼠窃狗偷之弊。”
罗森在日本还参加了幕府大将军派大学头林鹈殿等人和培理谈判立约事宜。与培理、罗森打交道的还有日本人伊泽美作守、井大对马等人。订约之后，培理在美国舰上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官员，并把一批近代化器械赠予日本政府，并在横滨郊外举行公开展览。罗森在日记中逐一介绍了这些“奇技淫巧”之物，他把火车说成“火轮车”，把“电报”说成“电理机”，把“照相机”说成“自影像”，把汽艇说成“浮浪艇”。罗森在横滨不但向日本朋友介绍了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还将自己所著的《南京纪事》分送给他们。罗森在日本结识了箱馆名士、杂货酒商小岛又次郎，小岛为罗森画了一张执笔脱帽的全身像。舰队返回时，培理的旗舰“密西西比号”（罗森日记称“美士摄被”）先回香港，罗森则和卫三畏同船到宁波，并在镇海收购生丝。（附图片）
都江堰风光（中国画）杨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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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补锅往事
杨世运
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刚懂事的孩子。那时我家生活虽属中等偏上水平，但日子仍是紧巴巴地过，一切开支都须力求节省。
我家只有一口铁锅，炒菜做饭全靠它。这口锅不知已用了多少年，锅底补了两个大疤。后来又有了裂纹，滴沥沥往灶火里漏水。母亲自有对付的办法：用面团糊住缝隙，将就着使用。等面团也抵挡不住漏水了，这才迫不得已花钱求助补锅匠，锅底便又添了新补丁。
那时候的补锅匠怎么那么多，随处都能听到他们悦耳动听的叫声。“补锣嘞——补锅嘞……”抑扬顿挫，把一条条小街唱得悠长悠长。
即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补锅事业也很关心。
１９５９年１１月，被罢官的彭德怀元帅搬出中南海迁居北京西郊挂甲屯村。也是因“反对大跃进”而受到降职处分的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还有他的学术秘书王哲民，经常偷偷到挂甲屯看望彭帅。一日，彭德怀长叹一声对王哲民说：如今农民为什么买不到小商品？应该解决小农具和小商品的生产问题，发展适合农村需要的轻工业。我回家乡时，看到补锅的最挣钱。农民补锅，有的是为了节约，也有的是因为买不到新锅。补锅的人都是个体的，乱收钱。依我的想法，应该把补锅匠都组织起来。
彭元帅的这个想法多么细心又多么可怜。为了农民们的利益（补锅少花钱）他要求对补锅匠们作统一管理。农民到了靠补锅、补碗精打细算节省开支的地步，可见日子有多么艰难了。
后来，大约是在１９６５年前后吧，中南地区文艺调演，彭德怀的家乡湖南省出了个获奖节目，戏名就叫《补锅》，花鼓戏。当今的歌坛明星李谷一那时还是个细妹子，在剧中扮演补锅匠的女朋友。“我把风箱拉，我把锅来补。拉呀拉，补呀补……”补锅之歌被李谷一唱得尽人皆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对《补锅》一戏大加赞赏，足见他对百姓们的补锅日子早已是非常熟悉的。
而今天，你满中国跑一跑，到哪儿寻觅补锅匠的踪影？如果你对青年人讲起补锅往事，他们会觉得是在听“天书”，瞪大眼睛百思不得其解：铁锅破了还值得一补？电饭煲、电烤箱、微波炉、不粘锅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就是没有铁锅也照样过日子呀！
想起了补锅往事，也就感到了改革给老百姓们带来的好处。
“补锅嘞——”如今只能是一种市井、乡村文化的回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