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探索与商榷
中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陈连开
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是最近十几年方兴未艾的学术活动。各地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自有侧重，对中华民族的内涵与外延的理解也是大同中有小异。各抒己见，颇为活跃，而对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和需要从整体进行研究，则所见略同。
近日拜读李新教授的大作《关于编写中华史之我见》，对李先生许多精辟见解，笔者深为赞同，有平素发表的一些论文为证。所以需要请教者，即李先生认为中华史既不同于中国史，又不同于中国民族史，“中华史应是中华诸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建立国家、开创文明、发展文化的各个方面、全过程的历史。”按愚见，李先生所规定的上述领域，就是中华民族形成史，或简称之为中华民族史。然而，李先生认为“把中华作为一个统一或单一的民族来写是无从写起的。因为它自古就不是单一的民族，至今尚在形成之中。”（《人民日报》１９９７年９月６日第６版）
民族、单一民族、复合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是不同的概念。迄今没有人说中华民族是单一民族。把Ｎａｔｉｏｎ一词译为民族，是上世纪末叶的事。用Ｎａｔｉｏｎ来表述代表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实体，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当时欧洲形成一批近代民族，并进而形成民族国家，所以形成了民族与国家相同的含义。这个概念传到中国来的时候，中国已是一个有数以千年计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并且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面前，已日益显露中国民族根本和长远利益的一致。在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中华民族是帝国主义直接的对立面，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毛泽东总结说，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１９８７年为了征求意见，我曾为《中国古代文化史》所写的第一章《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关于中华民族的含义及其起源那一部分写成论文发表于《民族论坛》，指出：“民族一词出现之后，不久也就出现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国各民族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在结合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同时还指出：“目前，我们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含义时，仍集中在如何涵盖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这种‘多’与‘一’的关系方面。”（《民族论坛》１９８７年，第３期）
不久，我的老师费孝通教授召我，说《民族论坛》的文章他看过，觉得有新意，但概括欠准确。根据费老几十年的观察与研究，他将中华民族的“多”与“一”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不久他在香港中文大学作Ｔａｎｎｅｒ讲演，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论文。从此这一理论在中国考古学、民族学、民族史、文化史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台、港学者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在国外同样受到一些学者的关注。费老说：“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１１亿人民。它所包括的５０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页）
我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元结合而成的统一体，或者称为整体。不能因为多元之间是互有差别的单一民族而否定这些单一民族具有共同的命运、共同的根本利益，因而长期共同创造了统一的国家，并形成了共同的整体民族认同。在国内民族关系中需要尊重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差别，需要互相尊重兄弟民族之间不同的历史、经济、文化特点和不同的特殊利益，但在国际交往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近代反帝斗争，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只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代化基础上复兴中华民族，虽然发展有先有后，但必须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任何一个中华民族兄弟成员，都不可能脱离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过程而单独求得长期的繁荣和稳定。这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非任何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当然，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仅仅是中华民族结构的一个侧面，不能因强调这个侧面而否定各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和需要互相尊重的民族利益。中华民族的“一”与“多”是辩证的统一，两个侧面都不可忽视。辩证地认识两个侧面，慎重而又稳妥地处理好两个侧面的辩证关系，以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之一。２０世纪中华民族历史所产生的三位伟大代表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在作为民族整体的层次上使用“中华民族”的称谓。至于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的“一”和“多”如何认识与概括，也经历了多次很有时代特征的讨论。这些讨论，都深刻地表现了从１９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传播过来的“民族”概念与中华民族历史及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于这些讨论，本文不再一一叙述了。
总之，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而是一个由多数成员结合形成的民族统一体，或者概括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研究如何由多数民族成员结合形成中华民族整体的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的历史学分支，即中华民族形成史，或简称之为中华民族史。这是内容丰富而壮丽的中国历史学分支，目前已有几家在试图编写，至于其体系完善，会有一个相当长由尝试到完善的过程。
中华民族史既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就必定会有其发展诸阶段，有历史分期问题。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４期发表了拙稿《中华民族的含义及中华民族形成史的分期》，可供参考，于此不赘。李先生在他的大作中阐述了他对中华史分期的新见解，值得我在今后的研究与撰述中华民族形成史的过程中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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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毛泽东评《二十四史》
刘大年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广泛内容。我想它的中心是两个：一、唯物主义历史观；二、现实性。
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
毛泽东的历史观，写在他的著作的很多篇章里，不过有些是直接讲，有些是间接讲的。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评语，尽管分散，他的历史观的基本内容还是表现得很鲜明的。那些评语直接讲到历史观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讲从客观形势出发来认识历史的演变和走向。再一个方面是讲个人，特别是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关于前面的那个方面，可以举出读《旧唐书》、《新唐书》评语。这些评语，极力称赞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过秦论》的关键是一句话：“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就是说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六国统一以前和统一以后整个形势、格局变了，而当权者的认识、政策不变所造成的。《治安策》的关键也是一句话：“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客观形势紧迫需要削减各霸一方的诸王国实力，来适应全国走向进一步统一的要求。这都是从客观形势出发提出的对历史大变动和走向的看法。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分野，关键在于是否把社会历史运动看做客观的过程。评语在这里正是照唯物史观来肯定贾谊的观点的。另外在读《续通鉴纪事本末》时也写有同样的话。宋理宗说，“纪纲万化，实出于心”。评语说“否，实出于物。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评语直截了当讲唯物论，反驳唯心论，不需要解释。
对于讲重要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这个方面，可以举《读三国志集解》对曹操的评语。《集解》上指责曹操自我宣传，奸雄欺人。评语认为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白的诗说“魏武营八极，蚁观一弥衡”，即认为曹操削平群雄，很了不起，比较合乎实际。这是指出认识历史要看到个人、特别是重要人物的作用，否则背离历史真实。我们知道，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人自己创造历史，但人是在一定的生活资料谋得方式下，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来进行创造的。讲环境条件，是指出历史运动本质上是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过程的根据；讲人自己创造历史，是指出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界事物的规律，人的思想活动在其中起着直接的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要求。毛泽东读《二十四史》的评语，正是把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的历史观是鲜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国外有些人说唯物论是所谓“人的空场”，见物不见人，那是不符合事实的。国内也有论者说，唯物论的物就是衣食住行，那是掩盖事情的实质。唯物论讲物的地方，也讲与物密不可分的人，讲与一定的物处于相同或不同地位、受一定思想支配进行活动的人。唯物论讲物与物的关系大多是讲人与人的关系。见人不见物，或者见物不见人，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毫不相干。
关于现实性
毛泽东评《二十四史》中，对于许多事件的分析，对各种人物行为、言论的评价，使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是怀着让人们从中汲取经验教训的目的，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的。《史记·陈涉世家》叙述陈胜起义以后脱离群众等情况，评语接连写着“一误”、“再误”。《后汉书·陈实传》讲梁上君子一段，评语说，“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晋书·郭象传》讲，郭剽窃向秀的《庄子》注，评语说，“郭象无行”。《南史·韦睿传》，叙述韦作战亲临前线调查，爱护人民，每治理一个地方必有政绩。评语两处讲“躬自调查研究”，又讲“我党干部要学韦睿作风”。《新唐书·徐有功传》，徐向武则天请求不担任执法御史，说这个职务很危险，就像“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评语说，“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新唐书·姚崇传》，玄宗打算以姚崇为宰相，姚先提出十个问题，要求玄宗表态。这些问题中包括执法从亲近中开始，不许宦官干政，禁止官吏在租赋以外向人民需索，允许臣下讲实话，“批逆鳞，犯忌讳”等。评语说“姚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新五代史·王彦章传》，王战败被俘，为晋所杀，评语说，“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评点中还有多处对战争情况、战略战术得失、指挥人员优劣等的评说。它们实际上是毛泽东讲自己长期指挥战争的深刻认识，讲他的军事思想学说。凡此种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引起“我党干部”的注意，从中获得教益。
中国最根本的现实，自然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二十四史》上，不用说，没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但是毛泽东还是找到了一个地方来谈论这个问题。那就是他读《魏书·张鲁传》时写的长达１３００余字的评语。从注明的时间上，知道那是写在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以后，又在武昌举行会议，考虑对人民公社作一些调整的期间。评语讲了张道陵“五斗米道”以下历次农民起义中的平均主义思想，指出“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而又拿它与人民公社做某些比较。人民公社等一类“左”的主观空想性的办法，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已经为历史所否定。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从评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读书的时候是如何时时都在考虑联系实际，联系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中国最大的现实。历史观属于思想认识或理论的范围，联系现实或参与实践则属于行动的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是它能够指导行动，要求把认识变为行动。毛泽东跟所有人一样在读书，又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作为一个大思想家、政治家、实行家在读书。他跟所有人一样，读《二十四史》是想要了解历史，又跟别人不一样，是想着如何从对历史的了解来在行动上变革现实。他在评《张鲁传》时说，自己对历史没有研究。其实他关于《二十四史》和其他历史古籍的大量评语和考订，就是对历史的研究。但他跟通常的历史研究者对待历史不一样，就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上所说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人对事物的理性认识与实践可以基本一致，也可以存在差异和矛盾。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运动的客观过程和走向，是要求民族独立，要求社会生产、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现代化。它是不可阻挡不可改变的。重要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与这个客观运动的走向相一致，就推动历史大踏步前进；认识相矛盾、有偏差，就带来曲折；然后再一致，就再前进。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２０年“左”的指导思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又带来严重曲折。邓小平以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为基础，审视国际国内环境条件，提出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重新端正方向，中国又充满活力再前进。这是一部生动的历史唯物主义教材。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的思想观点是这部教材的一个侧面，是这部教材生动、形象、具体、在别的地方看不到的一个组成部分。依我看，这应该就是它主要的价值所在。当然，它在思想文化和对历史的了解上，还包罗着比这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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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技、经济全球化：
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史今正
科技与生产力的传播和扩张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的。在人类历史上，市场经济体制出现之后，创造了庞大的生产力，并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具有了世界性，使科技进步的影响力也越来越覆盖全球。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国际贸易大发展的同时，生产的国际化达到了极广的范围，全球越来越成为配置资源的大舞台，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为条件，彼此制约，谁也离不开谁。科技、经济全球化是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也是一场深刻的大变革。它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一，使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的空间更加广阔。分工与协作属于管理范畴。管理也是一种生产力。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越深刻、越密切、越广泛，创造的新生产力也就越多。正因为如此，今天，除一般性的国际贸易往来之外，制度化的地区经济合作组织已遍布全球，１００多个国家组建了几十个这样的组织。在科技、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当代，哪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再作散兵游勇，已经极不合时宜了。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是我们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成果的主要途径，也是加快我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国际选择。
第二，国际竞争将给予我国经济以更大的激发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激发了我国经济的活力；而科技、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说是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因此，一个全球化的大市场给予我国经济的激发将更加凌厉。在市场上，价值规律是通过竞争来实现的。竞争作为一种强制性经济力量，迫使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竞争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对于经济发展来讲，竞争同分工与合作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参与科技、经济全球化，面临全球性的竞争，将更加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的优化与进步。
第三，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迅速发展，为弥补我国资本形成方面的不足提供了便利。资金不足，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难题之一。引进国外的资金，是解决我国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科技、经济全球化使全球资本市场的形成和资金流动速度明显加快。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产品层出不穷、银行的非中介化与国际化，使国际金融市场空前活跃，国际货币资本的流量越来越大，许多等待投资机会的资金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寻求最佳回报率。这为我国解决建设资金的短缺提供了良机。在２１世纪，我国应当继续利用科技、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改善投资环境，吸取更多的海外资金。
第四，各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越来越要求在全球范围进行，这为加速我国工业化、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有利条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必然使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到全球，从而在世界范围引起产业转移的浪潮。发达国家集中力量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抢占全球产业结构制高点，同时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特别是跨国公司，它们率先进行了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今后，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一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人力资源充足，劳动成本低廉，是产业转移的理想场所。只要我们采取有效的对策，有选择地接收一些转移产业，不失时机地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就能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科技在全球的加速传递和扩散，为我国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转变以及利用后发效应提供了机会。科技无国界。任何国家、任何集团、任何个人，只能控制和垄断科技成果于一时，不能永远。任何科技成果最终都要与一定的产业结合在一起，更何况，许多科技成果本身也已成为商品。所以，在物流和信息流大大加快的当代，新的科技成果总是要通过其自身的传递机制，扩散到全球，惠及全人类。后进国家完全有可能利用引进的先进技术，越过或缩短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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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陈独秀与中国文化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简介
□朱晓凯
由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陈独秀与中国文化近代化”学术研讨会于日前在合肥市举行。与会者着重讨论了“陈独秀在中国文化近代化中的地位”、“陈独秀与东西文化”、“陈独秀与五四精神”等问题。与会代表指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其一生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息息相关，他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卓越领导人，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陈独秀的研究相当薄弱，而且都以批判为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日益认识到，陈独秀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且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近代化历程中，他曾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有的代表指出，陈独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大永恒的主题，它既是文化的主题，又是政治的主题。他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影响，应该得到充分的估计，他改变了本世纪精英文化的观念，用新的学理武装了新一代的精英文化；同时，他对大众文化的巨大影响也是他人无可比拟的，毛泽东本人就承认陈独秀对其影响最大。有的学者说，对社会主义，陈独秀有自己的理解，即不仅仅包括苏联的东西，还包括那些与苏联不同的东西。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是全面和中肯的，陈独秀反对儒学，主要集中于“独尊儒术”以及儒学禁锢人的思想、不适应现代生活等方面。
与会代表还就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戏曲改革思想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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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管见
田居俭
胡绳在为《近代史研究》创刊１００期的题词中强调，“在祝贺时，我谨重提一个建议：把１９１９年以前的８０年和这以后的３０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近代史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４期，第１页）
作为一个史学研究者，我对胡绳重申这个言简意赅的建议深以为然。我赞成他把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这段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因为这种表述符合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能经得起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检验，比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更加臻于缜密和科学，从逻辑上讲也更易顺理成章。基于如上理由，笔者不避狗尾续貂之嫌，愿就此略陈管见。
众所周知，判断一个历史时代的主要标志是当时的社会性质，而社会性质又决定于反映这个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斗争的主要矛盾，即阶级矛盾。如认定奴隶社会依据的是奴隶阶级同奴隶主阶级的矛盾，认定封建社会依据的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依据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等。
那么，决定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在建国前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们经过多方面的研究和论证，大都赞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的分析和判断，这也是被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为正确的结论，即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种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但又不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从而把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于是，近代中国便呈现如下特点，即“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２卷，第５４２页）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开始，到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延续了整整１０９年。
既然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甘屈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残酷统治的中国人民，要想翻身解放、当家作主，就必须奋起反抗，前仆后继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中国人民只有战胜这两大敌人，才能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才能走向繁荣富强。也就是说，只有摆脱帝国主义侵略，民族才能独立；只有摆脱封建主义压迫，国家才能民主；只有实现独立民主，才能走向繁荣富强。
为了救亡图存、富国利民，近代中国的许多进步党派、团体和仁人志士，自鸦片战争起，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不同时间里和不同程度上，或同帝国主义、或同封建主义、或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过殊死搏斗。他们虽然敢于斗争，不惜头颅鲜血，但是，由于时代或阶级的局限，他们认识不清中国国情，认识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因而不能提出引导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纲领和路线，遂使斗争总是归于失败，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结局。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个用无产阶级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工具的政党，高屋建瓴，拨云见日，认清了近代中国的国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提出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确定了“中国革命是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的双重任务，以及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的战略目标，即“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两个步骤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有区别的，又是互相衔接的。只有实现第一步才有可能实现第二步。“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２卷，第６６６、６５１页）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论述二者关系时，又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毛泽东选集》新版第１卷，第２７６页）
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如上战略目标，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起，领导中国人民聚精会神地先做“上篇”文章，把旧民主主义革命上升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只用３０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前人近８０年所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又增加了一重反官僚资本主义斗争的任务），宣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因此，把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名实相符的。因为在这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的社会性质和斗争任务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完整地体现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过程。
诚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撰写“上篇”文章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精彩之笔。如土地革命时期，先后在海陆丰、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东江、琼崖等红色根据地建立的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特别是１９３１年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又如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河南、淮北、淮南、皖中、苏北、苏中、苏南、浙江、鄂豫皖、湘鄂赣、广东、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建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政权，等等。虽然这些新的国家雏形在局部地区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蒋家王朝分庭抗礼，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未能将其取代。同时，尽管上述根据地的新政权具有很多社会主义社会的因素，并且代表着未来历史的走向，但是尚未促使全国产生质的飞跃，中国当时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也不宜将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称之为“中国现代史”。
另外，称１８４０年—１９４９年的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史”也不妥。这样称谓，既嫌笼统，又欠准确，也不科学。因为它混淆了中国革命的“上篇”和“下篇”的界限，混淆了性质不同的两种社会形态，极易使人费解。这段历史究竟是“中国近代史”呢？还是“中国现代史”呢？论者阐述也容易捉襟见肘，牵强附会。所以，还是称“中国近代史”为宜。
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称“中国现代史”好呢，还是称“中国当代史”好？我认为二者均可。反正这时历史的脚步已经走完了“中国近代史”的途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入了“第二步”。尽管在建国之初的几年里，还要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下的一些任务，如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建立各地各级人民政权，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归国家所有，完成新解放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等，但中国社会已经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了。或者说，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用浓墨重彩书写“下篇”了。正如１９５６年１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７１７页）因此，说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历史，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当是无可争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