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普通人的故事
一代人的缩影
——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部分学子人生回眸
本报记者赵蓓蓓
我所记录的是我的大学同窗真实的生命历程。从他们的自述中，您或许可以大致看到我们共和国的一段历程。
忆往昔，岁月蹉跎
我们班共有３２人，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入学时，年龄最大的３０岁，最小的１７岁，其中“老三届”１３人。上大学前，大家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有同有异。
张铁林（男，４４岁，上大学前曾任生产队宣传报道员、饲养员、民办教师，毕业后在《农村工作通讯》杂志工作至今，现任《中国农村》编辑部主任，主任编辑）：我出生在农民家庭。上大学之前，既经受过三年自然灾害时每天只喝一杯酱油水、吃几片树叶的煎熬，也饱尝了因社会关系“有问题”而不能入党、不能参军、不能当工人、不能农转非的辛酸。小学毕业恰逢“文革”开始，中学不招生，到高中毕业回村劳动前上学中断两次。
刘鸿（女，４９岁，上大学前曾当工人、政工干事，毕业后曾就职北京日报，现在中国土地报社工作）：“文革”开始时我１８岁，正在北京上高二。当时停课闹革命、大串联便成了我们这代人当时的生活内容。我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大串联，其中一次走了４个半月，去了甘肃、新疆、四川、云南、广西等地，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与维吾尔族老乡，在甘肃天祝草原上与牧民，在四川大凉山与彝族群众分别生活、劳动了一段日子。１９６９年３月，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原指望能在北京上班，谁知只是报到第一天在公司开了半天会，第二天就坐火车到了山西宁武县参加三线建设。工区以我们这些新来的中学生为主，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六建的５年里，真正干活的时间不长，在宣传队唱歌跳舞的时间倒挺长。
伊仁（男，４４岁，初中毕业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上大学前在机关工作，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现任工交部主任）：所谓初中毕业其实也没上几天学，不是去工厂就是去农村（即学工学农）。后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去了兵团，先在沙漠中种麦子，第一年一亩地播种１７．５公斤，秋天收割时亩产１５公斤，连本都没收回来。也曾种过旱播水稻，估产时每亩约４００多公斤，但不幸一夜之间几乎被马群吃光，结果只够连队喝几顿大米粥。后来到兵团电厂搞建设，当过混凝土工、架子工以及翻砂、炼钢工人等。１９７４年回北京，在待分配期间干了一段临时工，卖过冬储大白菜，在水产冷冻厂分鱼等。后分配到宣武区劳动局工作。１９７６年被抽调到普及大寨县工作队，到北京大兴县礼贤公社平地大队工作了一年。
陈鹤良（男，４８岁，上大学前为砖瓦厂党委副书记，毕业后在国家计委机关党委宣传部就职，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我在清华附中上高中只有半年，“文革”就开始了，课无法上，我因是学生干部（校团委委员、班团支部书记），在校长被打成“黑帮”后也受到歧视。
凌风（男，４４岁，上大学前为工人，毕业后分配到民族画报社，现为主任记者）：１９６９年我与５０名同学一起分到北京玻璃研究所，这５０人全是“老三届”，我是其中最小的“老初一”。９年的工厂生活是我从１６岁至２５岁生理年龄最辉煌的岁月，但那些年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不可抗拒的潮流之中，可供选择的东西不多。
说高考，终身难忘
１９７７年秋季，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不知有多少人为之欣喜若狂，奔走相告！
我们班同学都是扩大招生才得以入学的，所以对高考更多了一番体验与感受。高考前，同学中有的处境艰辛，有的则已拥有一份在当时已算不错的工作。高考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想圆读书梦。
张爱平（女，４５岁，上大学前为纺织厂车工、铣工，毕业分到光明日报，现为自由撰稿人）：上大学前在工厂９年，基本上是在车间三班倒干活儿。在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却无学可上，是当时最大的苦恼。我坚持读尽可能找到的书，渴望得到系统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两度由车间师傅们推荐上大学，只因在厂一级领导中缺少支持者，未能如愿，曾只身到北大未名湖畔徘徊良久。１９７７年秋，刚刚流传要恢复高考，我就偷偷准备起来。尽管自己底子差，年龄又偏大，仍是悉力以赴，几乎到了拼命的地步。当时，周围有不少人讥笑嘲讽，身边绝大多数同龄女性都已完婚，却丝毫动摇不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发放第一批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我终日忐忑不安，神不守舍。待同我一起参加考试的一些人去大学报到了，我彻底绝望，躲在宿舍里恸哭不止，泪水湿透了两块毛巾。正当我收拾书本准备再次冲刺时，适逢扩大招生，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罗庆朴（男，４９岁，上大学前曾赴陕西插队４年，后在天津当６年工人，大学毕业后分至中国青年报，现为该报“青春热线”副主编）：从小学起，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考上北京一所著名中学以后，更以为上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文革”爆发，高考制度被取消，“必然”一下子成了“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在农村插队接触到的中国社会现实，我也一天天成熟起来，断定中国不可能永远乱作一团，也不可能永远视知识、文化为粪土，大学迟早还得招生。心中有谱，行动也就有了自觉性。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工厂，我都以书为友，白天黑夜，得空就读。当时，上学用的课本已被当做“封资修”的东西丢弃殆尽，我所能读到的只是“破四旧”以后幸存的一点旧书。那时，极左思潮泛滥，驻厂军宣队见我头发是卷曲的，就一口咬定我“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问我“是不是从坏书里学的”，直到我母亲出面作证，拿出我小时候的照片，证明我的头发是天生自来卷，军宣队才作罢。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手时，我却有点犹豫，怕上大学经济上承受不了。我当时已经结婚，妻子是二级工，每月工资３８．５元，她给我打气，说再怎么苦顶多也就苦４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让我只管去上大学。
伊仁：１９７３年时我曾考过一次大学。那年我正在包头市电力修配厂实习，和我同宿舍有一位重庆钢铁学院的大学生。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我国钢铁业的状况和世界钢铁业的简单情况，他那些忧国家不强、虑钢铁工业落后的言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就报了钢铁学院。后来招生老师找我谈话，说我考的成绩不错，特别是看了我写的为什么要上大学的那篇东西印象很深，并告诉我学院已同意录取我，让我回去做准备。当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就跑了。回包头后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还买了糖请客，并把被褥以外的东西都送了人。天有不测风云。谁知报纸上突然发表了辽宁张铁生的文章，大肆表扬这位“白卷先生”，并批判考试。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同时也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考进大学。
１９７７年考大学，我是抱着一种宁可考不上、也不能失去一个机会的态度的。当时工作也不错，思想上没有多大压力，只是比单位其他年轻人脸皮厚一些。其实有些人能力水平都比我强，只是爱面子，没敢报名。考试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参试的人真多。整整１０年没高考，一代人都聚在这里了。
陈鹤良：恢复高考时，我已任砖厂党委副书记，当时考虑到我若提出报考要求，组织上不会同意，故未报名作准备。直到临近报名结束时，我看到厂里有一张多领的报名表，就产生了进考场试试自己水平的念头。组织上可能也是看我不过是试一试，不可能考上，就批准了我报名。
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我十分兴奋。我母亲对我上大学有着多年的希望。上高中时，我家境贫寒，但母亲为了我能考上大学，省吃俭用并鼓励我报考清华附中。我被北大录取时，母亲刚去世一个月。我拿到通知书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专程赶回家把通知书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以告慰母亲。
再回首，感慨万端
２０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的同学的孩子有的已大学毕业，有的正在大学就读。对他们来说，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上大学似乎顺理成章，可对他们的父辈来说，２０年前能赶上恢复高考则是三生有幸，意义非凡。
凌风：邓小平在１９７７年国家百废待举时先抓住恢复高考这个问题是非常英明的，２０年后看更是如此。对社会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我个人则是人生的一大转折。这转折不只是从工厂到学校到报社，它带来的思想观念的变化已经影响了我２０年，并还将继续下去。七七级这批人，因较多是走入社会后又重新进校门，出校门后从政、经商、搞专业、出国留学的都有，但大家都在尽力而为，都没有枉对大学的培育。我当记者采访所接触的多为少数民族群众，喜欢同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轮着喝一瓶酒，或蜷缩着在高黎贡山腰的巨石下与马夫听着雨声入睡，或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看着大群野牦牛冲向天际……这种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去各处体验各种人的生活。
任幼强（女，４０岁，高中毕业后插队两年，大学毕业后到《世界博览》杂志工作，现任主编）：毕业后当编辑至今，工作虽辛苦，但觉得如能把一块璞玉雕琢好，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一种满足感。这几年出版的《世界博览》杂志的每一期甚至每一篇文章都融入了我的心血。在每一本杂志出版时，看到经自己润色过的句子、修改过的标题更加完美时，心里很惬意。
张爱平：恢复高考，是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家们使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大手笔，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举措。由此，社会前所未有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给中国带来了科学的春天，成为以后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先声，并开始了现代人才源源不断的培养、储备。对我个人的意义，更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它是我再生的起点。对于２０年前的那个初冬，我将永远心怀感激。
七七级学子大都有着两个不同的２０年的生命历程。如果说，前一个２０年他们完全是在特殊时期社会潮流裹挟下随之沉浮的话，那么，后２０年他们已经有机会搏浪击水。下一个２０年他们会怎样？
无论如何，中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已势不可挡，滚滚向前。这是最值得庆幸和珍惜的！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编者的话
回顾与反思
今年是恢复高考二十年。它对“文革”后第一批经考试踏入高校的七七级学子来说，有其特殊的纪念意义。这一届学生包含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出生的具有工农商学兵干教等不同身份的人，是一个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的群体。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联系得如此密切，以至可以说，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命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共和国历史印迹与走向的折射。
一九七七年，中国的几件大事令世人瞩目：六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提出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七月十六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注：作为副总理他本人提出主管科学教育工作）；八月十二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十月十二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高等院校的招生原则为：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显而易见，恢复高考是邓小平重新工作及结束十年“文革”后，国家为拨乱反正所采取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举措不仅奠基了我们国家后来的腾飞，也改变了许多人、许多家庭的命运。它究竟是怎样改变的？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七级部分学子对其生命历程所作的回顾与反思，或许能给人一些感性的认识。
这种回顾与反思，对于即将跨入二十一世纪并面临新的历史机遇的国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对那些即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生力军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在二十年前，那些像他们一样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处于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他们的生活是怎样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而对如今的中年人来说，往日的经历已渐淡忘。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该忘记的，而且应该让后代知晓，明了，铭记。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事中有法
票据遗失如何补救
帅然
某公司业务员小刘不慎将用于购买原料的一张金额２５万元银行承兑汇票丢失。为避免损失，小刘到有关报社、电台和电视台刊登了“汇票作废”的声明。票据遗失后，通过新闻媒介发表声明，就能够免受损失吗？应该说，小刘的做法是一种单方面的法律行为，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因为法人、公民和其他组织对他人在新闻媒介上的声明没有义务给予充分注意。票据虽然遗失，但票据上的权利并不当然消灭。为此，票据法上规定了一定的补救办法，包括：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
票据法第十五条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的付款人挂失止付。但是，未记载付款或者无法确定付款人及代理付款人的票据除外。收到挂失止付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止付。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结算办法对各种不同票据的挂失止付作了规定：１．持票人遗失现金银行汇票时，可立即向兑付银行或签发银行请示挂失，在银行受理挂失前被冒领，银行概不负责。如果遗失的是填明收款单位或个体经济户名称的汇票，银行不予挂失。遗失的银行汇票在付款期满后１个月，确未被冒领的，可以办理退款手续。２．银行本票见票即付，不予挂失。但遗失的不定额本票在付款期满后１个月，确未被冒领的，可以办理退款手续。３．已签发的现金支票遗失，可以向银行申请挂失。挂失前已经支付，银行不予受理。已签发的转账支票遗失，银行不受理挂失。定额支票不记名，不挂失。
票据法还规定了另外的补救办法：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３个月内，或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公示催告是指票据丧失以后，票据权利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示法院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明的利害关系人限期申报权利，逾期未报者，则权利失效，法院通过除权判决宣告所丧失的票据无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后，应当在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的３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不得少于６０日。公示催告期，票据不能承兑、贴现、转让。公示催告程序在申请人申请下开始，在申请人撤回申请或者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终结。如果没有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这种判决的直接法律后果是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持有票据的人丧失了票据上的权利，而丧失票据的申请人有权请求支付人支付票据中全部票面金额。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世相百态
降价书展的“淘书”者
在书价飞涨的今天，降价书倍受人们的青睐。郑州市青少年宫每逢双休日推出的“周末降价书展”吸引着众多书迷，虽然时至隆冬，寒意袭人，但大家流连忘返。
左上图：书展“细淘”大有收获。
左下图：这对父子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
右图：爱不释手。
河南郑州一棉公司宣传部 张翼飞摄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实话实说
年终检查评比要讲正气
许玉广王万才
年终，各种各样的检查评比繁多。诸如精神文明建设检查、形象建设检查、“三讲”机关检查、计划生育检查，以及多种名目的达标升级检查和各个主管部门自己规定的检查，等等。每到这个时候，把基层单位、企业搞得焦头烂额，迷迷瞪瞪。
我们认为，对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特别是对党的十五大精神的学习贯彻情况，以及各级党委、政府在改革方面的重大部署，应该进行切实认真的检查，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有序进行。必要的检查对实际工作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历年来的检查评比活动中，也反映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检查缺乏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组织，各个主管部门各自为战，对下级形成了轮番“轰炸”，使下级在时间、人力、物力上难以承受；有的检查脱离了当前的改革大局，毫无意义地设置了一些检查项目，搞这个达标，那个升级，这个化，那个化；有的检查是因为领导机关人浮于事，没事干，年底琢磨点事好向上级交待；还有的检查纯粹是走形式，到基层吃、喝、玩一通，闹个后娘瞧闺女——走走好瞧，在群众中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为此，提出如下建议：一、对年终检查评比活动，党委、政府应该统一筹划，该合并的合并，该取消的取消，不搞车轱辘战术，以减轻基层单位和企业的负担。二、对检查评比的项目和内容，要按党的十五大精神，该删则删，该改则改，不搞滞后活动。三、不搞形式主义，不敷衍了事，不弄虚作假，不欺上瞒下。四、检查人员要讲廉政，轻车简从，不搞迎接欢送活动，检查期间不能用公款搞与检查工作无关的消费活动。此外，纪检、监察部门对年终各部门的检查评比活动应予以监督，对那些利用评比工作谋私利、利用新年春节两大节日捞好处的行为应该严肃查处，狠刹检查评比活动中的不正之风，让检查评比活动多一点儿正气。
第9版(读者之友)
专栏：心灵的家园
应注意青少年的身心发育
徐浩渊
根据近年来的统计，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心理状况存在不少问题。１９９６年北京西城区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对１４９２名青少年心理素质的统计结果是：３１．１％的学生认为学习是件很苦恼的事，６９．９％的学生对教育有反感，１６．４％的学生觉得生活没意思，１１．８％的学生想到死。《中国教育报》前几年公布了北京市对十几所高校３万名学生的调查，因患心理疾病休学退学的占全体休退学人数的６４．４％。而１９８２年以前，患身体疾病一直是休学退学的主要原因。我认识的一位特级教师的孩子，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对他开讽刺性的玩笑，而导致出现一系列心理异常症状，失去了正常生活的能力。我接触过各种年龄的孩子，他们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是当前青少年的发育有三大失衡：
认知与情感发育的失衡。片面强调认知、智力的发展，忽视或者压抑情感发育，这是我们教育和培养过程中的缺陷。“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中医认为人的七情六欲皆伤身体。内向、含蓄是美德。这种不表达、间接表达的文化，适宜闭关自守、四季循环的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却同今天的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发生了冲突。市场经济对竞争意识要求很高，其特点是要求准确、快，以保证高效率。准确传递信息的最基本要求是表达。你不表达自己的意向，谁有时间猜测、揣摩你的心思？
现在家长们都担心，如果没有现代文化知识，没有大学文凭，孩子会在未来的生活中被淘汰。加上社会保障系统还不完备，“养儿防老”还是个实际考虑。于是家长们将精力、财力都集中在孩子的智力发展上，很少有人关心孩子们的情感发育。
其实，人们还不大了解，情感脆弱、心态失衡是直接障碍智力发育的因素。人的情感直接影响着我们对外界事物的感知、记忆以及思维逻辑化的过程。这是人学习知识的最基本要素和步骤。而且，考试成绩同干事业的能力并不完全一致。世界银行１９９５年的统计数字表明，９０年代，全世界第一位剥夺人工作能力的疾患是心理疾病，而情感异常则是主要的原因。如果家长们真心爱护自己的孩子，就要对孩子们的情感发育给予充分重视。
知识学习与实际生存能力的发展失衡。“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往往替孩子做很多事，希望他们省下时间去学习。我惊讶地看到七八岁的孩子，诗、书、琴、画的本领高超，却不会自己系鞋带。这样的孩子容易被两种相互矛盾的情绪困扰，即：自满与自卑。他们某一方面的本领超过其他孩子，觉得自己了不起，但他们缺少自我生存能力，与同年龄的孩子相比，别人都能做的事，自己却不会，感到自己有某种缺陷，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另外，全家人将一个孩子捧为中心，使得孩子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人物。到了社会上，没有人像父母和祖父母那样围着他转了，反而使他感到失落。
权利感和责任感的发展失衡。蓉蓉今年１３岁，放了暑假，想和住在隔壁的同学小龙去游泳。为此，引起家里一场争吵。蓉蓉长这么大没有自己上过街，都是跟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出去。一下子让她跟着小朋友，换两趟车去游泳，是让人不放心。但是，如果从小她就开始承担一些小的责任，例如，自己洗袜子，到邮局去寄信，买文具等等，她早就应该能自己去游泳了。孩子只能一点点地学习负责任，增加能力，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这是一个人发展的自然过程。今天很多独生子女非常缺乏这种发展过程。他们从小事事被家长包办惯了，到了应该独立行动的年龄，开始要求独立的权利，却不能负起相应的责任，因而同家长发生种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