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
一个历史依据
郑学檬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在追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时，我们也会发现，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何等重要。
我在《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１９９６年版）一书中提到中国冶金、制造业的成就与局限问题，可以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观点的一个历史依据。
我国的冶金业有过辉煌的历史。据有关史料介绍：中国古代主要冶金技术成就出现在唐宋以前，如青铜冶铸技术水平最高的标志是商周时期的司母戊鼎和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编钟；胆铜法的发明始于魏晋南北朝的镀铜（铁器表面镀铜），但是直至唐五代，胆铜法（即胆水浸铜法。硫酸铜水溶液味苦，俗称胆水。其生产工艺是：在硫酸铜水溶液中放入铁块，在化学反应中，铁原子把铜原子置换出来，产生了金属铜）还没有应用于生产；铸铁技术的发明至迟在公元前六世纪春秋晚期。炒钢技术一说出现在西汉后期，灌钢技术至少在南北朝时已在南方普遍使用。
这一系列冶金技术成就，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是铁器农具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其次是促进了铁制兵器生产技术的进步。兵器的进步有利封建王朝武力消除边患、内乱，为生产发展提供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到了唐宋时期，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社会生产力已大大高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手工业取得长足进步，继造纸技术的进步，印刷技术也取得突破，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技术为中国古代先进的印刷业奠定了基础。冶金技术继续有所进步，上面讲的冶铁业，就因为宋元时高炉的高度比汉代增加，容积减少，导致炉温增高，从而提高铁的产量和质量。当时还出现了以煤作为燃料的铁冶。铜铁合金产品也出现了，以梧州出产的铁和铜熔合一起炼成铜合金铁，在空气中不易生锈，使铁的性能质量得到提高。铸造工艺水平也有提高，大型铸件叹为观止，精密铸件也少量出现。
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是空前的。以宋代为例，《东京梦华录》及其他文献所记载的开封、临安的商品经济繁荣情况，代表着当时经济发达地区商品经济的水平。
照理说，如此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社会，必然会出现一些非常重大的转型迹象，如开始使用机器，出现发明蒸汽机的技术改革，海外市场，国内市场，自然科学的勃兴等等。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发生任何一种社会转型迹象。
元明之际，情况大体依旧。明中叶开始，江南经济有进一步发展，出现了某些社会转型现象，如手工业工场中出现了比较新的雇佣关系，如丝织业中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关系。区域性市场得到发展，并相当繁荣。海外贸易已进入一个较高水平，张燮《东西洋考》一书可以提供证据。在当时南中国海正在形成一个国际性贸易圈，葡萄牙据澳门、西班牙据吕宋、荷兰先据澎湖后据台湾、日本游弋于安南至台湾，他们都从福建、广东获瓷器、铁器、丝绸、砂糖、工艺品，然后运销本国或转卖他国，中国从这一贸易圈中得到西班牙人从美洲运来交换的白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银钱短缺问题。
但是，直至清前期这种转型迹象无法演变成一种社会发展的过渡即封建社会（或叫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为什么？自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均有热烈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停滞来自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所论相当深刻。
但是，五六十年代那一场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封建社会停滞问题的讨论的结论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仅偏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而疏于从生产力史角度去分析。
实际情况是，从生产力史角度看，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进步对制造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具、交通工具、日用铁器和兵器上，而对机械制造业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古代机械发明史证明，世界上所有机械都是从木构件机械开始。随着冶金业的进步，机械构件应逐步由木质向铁质过渡，因为铁制件不易断裂、磨损、腐朽而耐用，加工工具锋利，可以提高工效。唐宋时的机械正处于这个过渡阶段。
令人遗憾的是，至宋代，我国机械制造仍然以木构件为主，未能以铁铜材料为主。如王祯《农书》记载的缫丝车，只有铁条、枭掉是金属的；另外棉花搅车也只有铁轴一件；木工只有钻头、斧、凿、锯片等数件，而且未组成机械系统。缫丝车的锁星、管、框、架、耳等大部分构件是木质的。此外棉纺车、水磨、榨油机械也以木构件为主或几乎全是木构件。这种状况说明唐宋时期我国的机械制造，还未从木构件系统向金属构件系统转变。机械所体现的生产力还停留在较低水平。
何以如此？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冶金业的发展主要服务于农业和军事，生产农具和兵器为主，兼生产日用铁器，满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需要；二是机床制造滞后，使机械制造业缺少母机的基础作用。这一点是金属机械不用迅速取代木质机械的一个关键。最晚在唐代（８世纪）已有原始的金属切削机床，但是，以后似乎没有发现更好的金属机械加工机床。我国古代传统的金属加工方式是锻打、磨、锉多于切削。金属的切削工序多以磨削、锉削代替刀削、铣削，这可能是刀具切削车床被忽视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木构件机械成本低，小生产者易于承受。
机床制造不发达造成金属机械构件难于加工，齿、轴承、刀具、紧固件、连杆等机械的必要系统无法变得精密、精巧、高效，这怎么能进入金属机械时代？这是显而易见的。又由于金属构件机械未能取代木构件机械，动力的革命也难以产生。木构件的缫丝车、纺车、风车、水车只需人力、畜力、水力推动就可以转动，所以马克思说水磨是中世纪的生产力。而金属构件的机械需要更大的动力，如蒸汽力、电力。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以蒸汽机使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原因是没有金属机械、没有机械工业发展对动力的更大需求。
这种科学技术停滞状态一直延续到明清，在西方资本主义炮舰到来以前，我国因为科学技术停滞而生产力很落后，加之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所以在西方列强侵略者面前不可避免地失败了，走上了悲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道路。
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非自近代始，是中国传统社会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机械制造发展所造成的。封建政治统治、封建生产关系和殖民统治加剧了这种停滞落后状态。我们只有总结这一历史教训，牢牢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发展生产力，我们才能取得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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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论坛
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与变迁
□王玉波
历史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变异性、超越性。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过程，也表明了这一点。不过，其连续与变迁，有自己的特点与形成机制。
近代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生活方式，是人首先作为家族的人而存在、一切以传统礼俗为准则的农业文明的生活方式。它的内涵颇为庞杂，从不同层面、角度来看，大概有以下主要特点：
从崇拜祖先高于对一切神的崇拜，具有极详备的生活规范，讲究礼让，追求和合，情感含蓄，重视道德人格，从本质上属于道德理性的“礼”为社会生活的整合机制来看，它是礼文化高度发达的、带有宗法性的伦理型生活方式；
从对家族的群体认同高于一切，家族荣辱与共，个人依附家长制的家族，家族既是社会生活中心，又是国家法律的基本单元，家庭财产家族公有，生活资料平均主义分配并实行诸子均分的继承制度，人们生活活动在相互依存的人情磁场中，以衣服举止从众为行为取向、以“光前裕后”为价值目标来看，是特定的群体型生活方式；
从聚族而居、安土重迁，生产与生活领域合一，进行自给性的简单再生产与不断重复的节奏缓慢的生活，以首属关系和乡里为活动、交往中心，不同等级、不同职业群体及男女之间的交往，受到种种限制来看，是封闭型生活方式；
从恪守祖训，循规蹈矩，以安分守己、知足长乐、息事宁人为取向，以平稳、安定为吉祥幸福来看，是保守型生活方式；
从以粮食为主要生产品和消费品的“以食为天”，教育远未普及，文化消费极少来看，是生活资料较为匮乏，生活质量、水平较低的生存型生活方式；
从重现世、务实际，重子孙蕃衍与“贵生”、“摄生”，追求生生不已、生命永存来看，是务实与重生型生活方式。
传统生活方式，滥觞于远古的父系氏族制社会，成形于宗法制的商周，定型化、模式化于国家一统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秦特别是西汉，以被奉为经籍的、制度化了的、详备的生活方式规范的礼书开始广泛传播为标志。此后长期绵延，直到近代，依然“乡里之间，多守旧礼，不稍变移”。
为什么传统生活方式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如此胶固？似乎不能仅仅简单地归结为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所致。笔者认为，还有三个重要因素，直接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长期绵延。
一、中国有着几千年没有中断过的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生活方式，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人们生活活动中的体现，反映传统的精神文化、物质文化的性质、水平，传统文化深固地蕴藏于传统生活方式之中，并不断发挥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传统思想文化主流的儒学被意识形态化为官学，儒学经籍的礼书被官方颁行于世，更加强化了它的规范、塑模社会生活方式的功能。不过，这种功能不仅仅由于它被奉为官学，更重要的由于它是源于本土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想概括和理论升华，因此才被人们长期认同。这样，传统生活方式又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一种基础、源泉，所以才“礼失求诸野”。不仅如此，从古代家庭十分重视家教、家风来看，传统社会生活中心的家庭、家族，也是传递、维护传统文化的堡垒。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使传统生活方式世代绵延，难以衰变。
二、传统社会结构长期高度稳定。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以宗法性、封闭性、同质性为特质。自秦以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的经济结构、君权与父权相结合的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父系父权家长制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和存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等级制的社会实体结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系统结构，两千年来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建立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上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就不断被继承下来。另一方面，传统生活方式对维护传统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也具有重要功能。传统生活方式以孝为核心的礼为规范、整合机制，而在以家庭为单位、家长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士民孝，则耕芸疾”；在君主专制的政治条件下，“人臣孝，则事君忠”。（《吕氏春秋·孝行览》）因此，这种礼，便被扩展为整个国家社会的规范、整合机制，历代君主都推行“礼治”，鼓吹“以孝治天下”，并通过“以礼入法”、“出礼入刑”和旌表孝行，大力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在传统社会结构与传统生活方式的相互作用下，即使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传统生活方式及其规范，依然世代传递、始终不渝。
三、传统生活方式长期延续的积累效应。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不绝，使其具有既定性，成为每个人一生下就无可选择的、必然要面临和接受的生活方式，在由婴幼时的自然人向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社会人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也就是学习、掌握这种既定的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过程。而且，传统生活方式的绵延、胶固，逐渐积淀成为能够铸造国民性格的社会文化心理，使传统生活方式凝固成为难以抗拒的、具有弥漫性、渗透性的社会习俗。传统习俗不断“克隆”出具有传统品格的传统人，传统人又必然因袭和不断复制、传递传统生活方式。
历史是延续与变异的辩证统一，历史的延续并非机械重复，而是在不断演变中实现的。自我国传统生活方式基本定型化的秦汉至明清，社会生活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某些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如，东汉后期至魏晋，形成了日益主导社会生活的士族这一特权等级群体，出现了逶迤至唐的“士庶天隔”的社会生活方式。以致连皇帝也难与士族联姻，甚至士族家的婢女，也拒绝嫁给商人出身的新贵。再如，宋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富人就日益成为“州县之本，上下之赖”，不仅庶民地主由汉代贬意称谓的“豪民”，宋时就改称具有尊意的“田主”，商人的地位也上升，连皇帝也肯选富商之女为后妃了。
但是，历史是十分复杂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也不是单向和直线的，而是多向和曲折的，各方面也往往不是同步的。例如，东汉后期至魏晋南北朝，一方面商品经济衰退，人身依附关系强化，不但众多小自耕农沦为依附大姓的部曲、佃客，连门生也降为从事杂役的“徒附”；另一方面又出现了冲击传统生活方式规范的“风衰义缺”，诸如叔嫂话别、直呼父名、同居三日即为夫妇，乃至美男子潘安出游在路上被妇女连手圈住的不亚于现代追星族的疯狂场面。而且，这种“任情而动”，“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干宝《晋纪总论》）再如，宋至明清，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完善，城乡、士农之间的社会流动不断增大，城市中封闭性、等级制的居住方式被打破，并逐渐出现了市民阶层。另一方面，家长制和君主专制却日益强化，元以后，妇女地位降低，妇女灾难加重，不仅被迫缠足，守节、殉节乃至未嫁殉节者也越来越多。这些表明，历史的错综复杂、斑驳多彩，充分显示在社会生活方式演变的广阔画卷上。
不过，秦至清前期，总的来看，传统生活方式的基本内涵和特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而且，传统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生活条件变化而发生的演变，本质上属于传统生活方式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延续的自我调节。
然而，传统生活方式在其演变中，也逐渐形成、积累一些促进传统生活方式衰落的具有新质的因素，特别是宋明以来最为明显。
由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伴随清末至民国启动的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早期现代化过程，社会生活方式也逐渐开始由传统向现代化过渡。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嬗变进入了飞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现代化生活方式与传统生活方式，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和类型的生活方式。由传统生活方式转型为现代化生活方式，是人类生活方式最大的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它使人类由相对分散、孤立的地域群体，演进为联系紧密的全球一体化世界；也使个人由依靠家庭进化为由自己的素质、成就定位自己的社会地位、角色和生活质量。因而人们不断进取创新，日益全面发展。
尽管现代化生活方式是超越传统的崭新的生活方式，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的生活方式。历史上既没有无生活方式的传统，也没有无传统的生活方式。源于本土、本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中一切有生命力的因素，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起点、基础和资源，在生活方式转型过程中，需要对其重新解读和经过改造、转化，融入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中，成为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连续性的一种表现，如果否认这点，就会陷入文化虚无主义。但是，现代生活方式，毕竟是从总体上超越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历史的变迁、进步的产物。如果否认这点就会导致文化保守主义，现代化生活方式将难以创建。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尤需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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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科学的力量表现在哪些方面
龚育之撰文指出，科学的力量表现在哪些方面？这里有三个命题：一个命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另一个命题是：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这是比照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提出的一个命题。马克思主义不但历来重视科学通过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的巨大作用，而且历来重视科学以它的思想作为精神力量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新文化运动呼唤科学和民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是把科学作为精神力量。毛泽东同志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规定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首先也是把科学作为精神力量。在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当然首先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科学通过技术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中的第一位的作用，同时也要充分重视和发挥科学思想作为精神力量在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第一位的作用。说科学思想是第一精神力量，既包括自然科学的思想，也包括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思想，是作为统一整体的科学思想。除上述两个命题以外，还应该有一个命题即“科学决策、科学规划、科学管理是第一组织力量”。
（摘自《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９７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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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与新儒家的理论分歧
方克立在《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顾》一文中指出，我们与新儒家之间的理论分歧有这样三个方面：（一）在哲学上，新儒家坚持彻底唯心论的立场特别是唯心史观，而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对待历史文化问题必须坚持唯物史观，这是学术立场上的根本分歧；（二）在文化观上，新儒家是典型的中体西用（“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论者，而我们则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以此来解决古今中西问题；（三）在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上，新儒家提倡“儒家资本主义”，我们则要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我们与港台、海外新儒家学者虽有很多个人的交往和友好的关系，我们对他们中一些人的道德人格和学术成就也很敬佩，但基本观点、立场却有着明显的歧异。我们是把现代新儒学作为研究的对象，这与把它作为信仰的对象不是一回事。近十年来新儒学在中国已成为“显学”，但它是作为研究对象的显学，而不是作为信仰对象的显学，是作为知识学问意义上的一种学说，而不是作为生命形态意义上的一种学说。这是需要作出特别的说明的。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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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我国经济发展已出现四种趋势
陈锦华在《国企明天会更好》（代序）中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已出现四种趋势：一是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形成了一批有经济技术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以它们为龙头，连结和带动企业的改组和发展，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显示出生机；二是市场需求变化的加快带动了产业结构变动的加快，投资需求从过去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初级加工的制造业转向基础设施、深加工和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群组；三是经济体制的日益市场化和国际化，使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日渐增强，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深度参与国际经济的分工和合作；四是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预计到２０１０年，ＧＤＰ增长将保持在７％左右，这在世界上也是很快的。这四种趋势标志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进入了一个配套、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今后会越来越好。
（摘自《中国栋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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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摘
怎样认识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久前，在《经济学消息报》与首都有关单位联合主办的当前经济形势讨论会上，国家计委的刘鹤和国家统计局的郑京平就新的经济增长点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一种观点指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定要定义清楚。新的增长点有三个基本标志，一是结构性，而不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某一种产品，它的发展不能是周期性的。二是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必然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能够促进就业，否则，视其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不妥的。三是必须有利于建立国内市场体系，能够加快国企改革。而另一种观点则指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居民住房消费，是一个非常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惜没有充分热起来。第二是汽车工业，从长期角度看，汽车工业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第三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第四是机电一体化的装备工业，高精尖的工业。从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消费是多元化的，因而新的经济增长点肯定也是多元化的。
（摘自浙江《当代学术信息》１９９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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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第三世界的变革》
畅征、陈峰君主编的《第三世界的变革》一书，最近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规划重点课题的一项研究成果，是一部系统论述“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问题的专著。该书共分１０章：绪论、新老殖民主义带来的祸患、民族运动与民族冲突、宗教与宗教冲突、发展道路与市场经济、政治体制与政党、民主运动的艰难历程、经济改革及其经验教训、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南北关系与南南关系。
该书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扣“变革”这一主题，对第三世界国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进行了探讨和总结。同时，该书还批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种种谬论。（徐学良何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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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书架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戴逸主编的《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已由巴蜀书社出版（以下简称《丛书》）。《丛书》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展示了近代以来的诗文名著。《丛书》分为３９册，各个分册或来自近代著名人物的诗文集；或以重大事件与专题为中心的诗文选编；或以文章的体裁、流派、类别汇编成册，从而既展示了近百年的名篇佳作，也成为近百年历史的缩影与写照。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一时代的旋律，是《丛书》最突出的思想内容，书中的大量诗文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和爱国之情。《丛书》约请了３０多位对近代文史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参加编写工作，对收入各册的绝大多数诗文，都译成了白话，每卷之前还冠以有分析的前言。 （王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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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交流
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朱成山梁强朱平
由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久前在南京召开。中外６０多位专家学者，着重围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研讨。
与会代表认为：６０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惨绝人寰的暴行事件，在历史上早已定案。日本国内近年来出现美化战争的论调沉渣泛起，右翼势力还公然叫嚣要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否定南京大屠杀。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维护历史的定论，是历史工作者的神圣责任。与会者指出，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华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屠杀了平民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３０万人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基于正义和平的原则及国际公法、条约和惯例，中、苏、美、英、法、加、荷、澳、新、印度、菲１１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对２８名日军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该法庭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专案审理。认定是“日军在占领南京后，至少有六个礼拜中，一直不断地大规模地进行着大屠杀”，并对南京大屠杀主犯松井石根等判处绞刑。
东京审判是正义的审判。东京审判是根据国际法、国际惯例进行的。在该法庭宪章中规定了公平审判的法律原则与程序，被告都有充分的申辩权利。在法庭上，受理证据４３３６件，先后有４１９名证人出庭作证，有７７９人书面作证，经过长达２年零７个月、８１８次开庭审理，判决书长达１２１８页。南京大屠杀是二战中法西斯暴行最突出的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于此案的审理特别严肃认真。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该法庭确认了日军在南京的大暴行，是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在判决书中，用两个专章的篇幅，作了题为“攻击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判词，确认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公正性、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与会者强调，迄今为止，不断发现新的证人，发掘出新的证据，为南京大屠杀提供了有力佐证。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南京曾于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１年和今年进行三次大规模普查，发现有１５００多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睹者仍健在，他们亲身经历了那场惨痛的历史，是历史的见证人。从加害者角度看，参与南京大屠杀并留下日记的东史郎先生专程与会，并对亲身加害的经历为历史作证。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学者北山敏博说，《拉贝日记》的披露是对日本“虚构派”的有力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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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
黄德宽、常森撰写的《汉字阐释与文化传统》一书，已由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该书重点研究汉字阐释过程中文化传统的影响。作者将《说文解字》作为剖析的对象，对《说文》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内部各个方面，从一个新的角度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本书也可以说是一部《说文》研究的专门著作。
（王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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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
张艳国撰写的《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一书，已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科中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该书是作者追踪最近１０年来我国大学理论研究进展的结晶。由“唯物史观的理论反思”、“唯物史观与史学理论”、“历史学的理论观照”三个专题组成，分为上、中、下三篇。在三个专题的研究中，作者以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为指导，借鉴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果，运用多学科的综合知识，对史学理论学科建设进行了深沉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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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科技思想与应用——开创中国科技新世纪》
张巨青等撰写的《邓小平科技思想与应用——开创中国科技新世纪》一书，已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科技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振兴中国科技和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指南。邓小平创造性地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理论。他还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技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并就科技人才的结构和培养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见解。邓小平综观现代科技发展的趋势，富有远见地提出发展我国科技的基本对策，展望了２１世纪中国科技的新貌。（盛有根索源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