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专题报道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疯狂屠杀中国军民,遇难者达30万之众。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60周年前夕,为了让广大青少年真切地了解这段历史,南京市举办了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活动。请看——
  为历史留下见证
本报记者龚永泉
编者按:60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在南京开始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法抹去的惨痛记忆。南京人民把这段血的历史,称为“永远的教科书”。他们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利用众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有力的物证,激励人们勿忘国耻,奋发图强。
历史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而应该活在人们的心中。早些时候,南京市又组织1万多名中学生开展了寻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活动。这种让广大青少年走近历史,与饱经沧桑的老人们面对面交流的爱国主义教育方式,效果很好。
江泽民同志指出:“为了把我们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必须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编发这篇报道,旨在希望各地积极引导青年一代深入了解历史,陶冶爱国情操,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同时,谨以此文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不留空白和遗憾
万名学生遵循“不留空白,不留死角,不留遗憾”的要求,带着登记表、照相机、录音机,还有一份庄严的历史责任感,在全市15个区县开始了“地毯式”寻访。他们知道,也许,这将是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寻访了,一定要耐心和细心。
同学们在派出所和居委会的配合下,查阅65岁以上老人的名单,然后一户户地登门造访。有的人家拆迁临时搬家,他们就跟踪跨区域进行寻访。高淳县中学的杨扬从外公处打听到一位幸存者的消息,几经追访,终于获得了另一幸存者的父亲被日军刺杀、母亲被枪杀的材料。
“莫提起,提起泪落满江河。”不少老人不愿意提起已尘封多年的伤心事。铁心桥中学的同学为了寻访张何氏老人,走遍了周围十几个自然村,找到了老人,老人却谢绝采访。同学们毫不气馁,连续三次登门,陪老人聊天,终于感动了老人,讲述了丈夫被日本兵枪杀,两个弟弟被刺死的经过,讲到最后已是泣不成声。
有一位94岁的老人,谈话已很困难,二十八中同学们去了四次,终于完成了录音工作。有的被寻访者没有文化,不能在登记表上签名,细心的同学们就带上一盒印泥,请老人郑重地摁上手印。
寻访牵动家长的心。南京四中学生汪言博的父亲非常支持孩子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抽出时间参加了孩子所在小组的寻访活动,并为寻访活动拍下了不少照片。
浙江金华82岁的邢秋萍老人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从新闻媒介得知南京开展寻访活动的消息,非常激动,特意给南京市教委寄来一封信和300元钱。
为使寻访活动搜集的证言、证词和各类物证具有法律效力,南京市司法局公证协会积极介入,提供司法公证,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腥罪行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中学生还和16名日本中学生携手走访了8位幸存者,当日本学生目睹老人身上的伤疤,聆听老人悲愤的倾诉,一个个都落泪了:“当年的日本兵竟这么残忍!”
在一个月时间里,参加这项活动的1.6万名学生普查了775个居委会及2075个行政村,走访了16714位老人,发现了1419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字字血声声泪
通过寻访得知,1991年掌握的1200名幸存者名单,其中已有2/3以上的人陆续谢世,而新发现的幸存者达1100人左右。听听这些老人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吧:
陈家寿老人称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已逃进难民区的陈家寿出来买吃的,仅仅因为排队时说了几句话,就被日本兵抓了起来,拉到一个池塘边,与200多被认为是中国兵的站在一起。就在日本兵开枪扫射的一刹那,他趴倒在地,后面中弹的人横七竖八地倒在他身上。他一动不敢动,直到天黑后才慢慢地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成了这次集体屠杀的唯一幸存者。
王桂英老人永远忘不了父亲被日军杀害的那一天。1937年腊月初五父亲带她去看望爷爷,路过一个鱼塘,日本兵正在那里炸鱼,看见他们经过,就叫他父亲下塘捞鱼。上岸后,正好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路过,日本兵命令父亲强暴那个姑娘。父亲说:“这伤天害理的事我不做!”日本兵就把她父亲拉到铁道边杀害了。
童家治老人的诉说让同学们不寒而栗。日军进城第三天,他与另外13人被抓,并带往溧阳做苦工,有人想逃走,刚爬上墙头,一个日本兵举刀砍去,那人顿时被砍成两截,一半掉在墙里,一半掉在墙外。到溧阳时,抓来的13人已被杀了7个。后来,他也被日本兵砍了一刀,至今留有刀疤。
时年13岁的曹志坤,腿被日军的机枪射伤,父亲只好按民间土方用煤油往伤口上抹,血是止住了,但他却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后来伤口发炎,臭味难闻,别人都不敢靠近。1989年,伤口再一次发炎,医院的医生说非要动大手术不可,他想这么多年都挨过来了,就没有做。1990年7月2日,他硬是自己用镊子在伤口里夹出了6粒碎骨碴,用布包了收藏起来。得知寻访的消息,他特地赶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碎骨碴交给了纪念馆。“这可是折磨了我50多年的铁证啊!”
67岁的杨太泉60多年来说话一直言辞不清,这也是侵华日军的罪行所致。他亲眼目睹本村一位姓祝的老人被日本兵杀害后,肠子被用刺刀挑出来,而日本兵看见他就用刺刀伸进他嘴里取乐,造成他终身残疾。
从寻访结果看,最小的幸存者当时只有1岁!傅兆增老人大腿内侧被日本兵的子弹打伤,而他当年只有1岁。听母亲说,他在母亲怀里被打中一枪后,母亲抱着他逃到一家理发店后院躲起来,尾随而至的日本兵打死了理发店老板夫妇,母亲用奶头塞在他嘴里,母子俩才幸免于难。
      一下子长大了许多
作为记者,除了关心万名学生寻访的结果,还关注同学们参与寻访后的感受。下面,就是他们心声的“录音剪辑”:
“第一次走了这么多陌生的街巷,第一次与这么多陌生的人打交道,第一次这么直接地面对走过历史沧桑的老人,第一次这么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责任。”
“尽管我们曾经接受过许多类似的教育,也多次从文艺作品中受到过感染,但当我们亲耳聆听那些幸存者催人泪下的悲愤回忆时,我第一次领悟到什么叫刻骨铭心。”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也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成为每一个同学最真切的感受,一张张饱经风霜老泪纵横的面孔,一声声充满悲愤如泣如诉的话语,都使我们的心灵受到洗礼,促使我们认真地去思考……”
“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这次寻访带来的感受比任何课堂教育都要直观和深刻。”
“我认为作为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不能只有四大发明、开元盛世、丝路花雨,也应该有南京大屠杀。”
“寻访工作结束了,但对历史的思考刚刚开始!”(附图片)
吴松庭、陈德英老人向上门寻访的中学生讲述当年日军大屠杀情况。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乘车难、行路难”是现代都市一大顽症,青岛市根据自身路况条件,推行了一套解决堵车问题的有效办法——
  青岛医治行车难
本报记者宋学春
青岛市地处山丘地带,市区道路南北长、东西窄,道路多顺山坡走势而建,高低起伏,弯多,坡多,不规则路口多。改革开放以来,各类机动车辆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现已达31万辆。然而市区道路建设滞后,交通堵塞较为严重。
青岛市政府决定,自1998年5月至1999年12月,在市区中心修一条贯穿东西的高速路,届时有几条主干道将中断交通。在本来拥挤不堪的情况下,再中断几条主干路,对交通管理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如何保证按期施工、在施工期间不造成大的交通阻塞,市公安局的领导在动脑筋,交警支队的领导及干警们在思索。
      小限制,大方便
青岛市区的道路虽然多数很窄,但路网密集,路与路之间多数间隔在500米以下,且无断头路,几乎都能结成对子,形成循环。针对这一特点,一条解堵的基本思路逐渐形成:改革交通管理办法,实施单向交通管制。这就要改变驾驶员和乘车人多年形成的老习惯,让大家走“弯路”,弄不好,会招来“众怒”。
对此,交警支队本着“小限制,大方便”的原则,先试点再推开。经过8次调流尝试,才在市中心的延安路一带实施单行线管制。目前,全市的单行线达到了106条,市区的几条主干道都已南北贯通、东西贯通,形成了市区大交通格局。“如今,在青岛市乘车真有点畅通无阻的味道。”一位来自东北的旅客满意地说。
      向“路”要路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近几年青岛市的非机动车大幅度减少。针对这一特点,青岛交警支队组织专人对现有道路进行可行性分析,提出“向路要路”的思路。他们按照市区路面状况及机动车的行驶速度和安全距离,把大型车道宽度改为3米至3.3米,小型车道缩小为2.7米至3米,部分路段的非机动车道缩小到1米,凡14米至16米的道路均视情况划成双向4排车道,16米至20米的可划出5至6排车道。目前,青岛市已在30多条道路上增划车道50余组,仅此一举增加机动车通行道路90多公里,既花钱不多又扩大了道路容量。
可别小看这90公里,据有关专家介绍,在市区修1公里道路,包括拆迁、安置、建造等需1亿元资金,青岛交警科学施划标线,为国家节约了大笔费用。
      “公交”优先
“如何为广大职工、市民提供一个便利、快捷的交通环境,保证他们安全正点上下班,是这次治理交通阻塞的重中之重。”公安局局长万国忠对记者说。
记者发现,在单向交通道路上,凡施划三条机动车道的路段,都开辟一条公交专用车道,允许公交车、小公共汽车及单位班车逆行。马路上,民警疏导指挥交通时对公交车、班车优先放行;对闯单行线、占用公交车道的社会车辆予以纠正和处罚,真正使公交车道成为“绿色通道”。
据调查,青岛市自从实施单向交通以来,道路阻塞点基本消除,行车时速由原来的20公里提高到40公里以上,同时,车辆对撞的重大恶性事故减少,还降低了汽车尾气和噪音污染。
这一前所未有的调流行动,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青岛交运集团联运公司集装箱车队有集装箱车100多辆,以前每天下午5时30分以后才收车。实行单向交通管制后,收车时间比以前提前了1至2小时,仅燃料一项,每年可节省21万余元。
——青岛公路客运公司,从青岛货车站发往青岛长途汽车站的客车每天80余班次,运送乘客3000余人。过去每班次需行驶近1小时,实行单向交通管制后,40多分钟就到达目的地。照此计算,全年经济效益可提高20余万元。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记者见闻

  村头明白账
本报记者范伟国
日前,记者到浙江省余姚市朗霞镇采访,来到离镇上有七八里路的天华村,看见村中心道路旁的大墙上,贴着村里上个月的收支情况表。镇政府的唐富良告诉我,村里从今年6月开始,月初公布上月的财务情况。此时已是月末,写满了大大小小数字的白报纸已经发黄;仔细辨认还可看出,这纸的后面是再上一个月的账目公告。看来,村里确是在按期公布账目。
接着,记者又到了许家场村。村支书说,村里人均收入达到4320元,村级收入一年有70多万元。就在村办公楼一楼门厅的玻璃橱窗里,张贴着村里上个月的财务收支表和今年几项比较大的工程的开支情况,进出款项一目了然。
记者在很多农村听到过农民和干部反映,村里的财务管理,是说不清、理还乱的一本“账”。村民说干部提多了,用多了,钱不知花到哪儿去了;干部叹自己为公家出了力,不但没有好回报,还要听批评。
朗霞镇副镇长周德忠说,农村富起来以后,确有个别干部私心重,多占多拿,不敢亮出账目;管理不善,集体资金死滞,更严重的是有的干部私自借款,造成资金流失。所以,怎么管好集体账目,确实值得研究。
朗霞镇近年来各村乡镇企业和家庭工业发展比较快。他们管账,不是年终开一次村民会或“骨干”会,将一年的财务开支说上一通就完事,而是实行“村账镇管”的制度,给村民一个明白账。
村账镇管,就是把村里的账都拿到镇里来做。镇上设一个会计服务站,公开招聘了5名会计师专门处理各村的账目,月底结账后,每月初由各村向村民公布一次。镇上除了抓好账目公布之外,还要求各村成立民主理财监督小组,每月审核村里的开支是否合理。
周德忠说,实行“村账镇管”,要做好村干部的工作,使他们明白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财务管理的透明度,有利于进一步融洽干群关系;同时申明,村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不变,资金运用仍由村里负责。
记者了解到,实行“村账镇管”以来,朗霞镇农民反映村级财务问题的信访一件也没有了,44个村各项非生产性支出大为减少。有个村今年头5个月月均支出餐费1300元,实行新办法以后,月均仅300元。有个别私借公款的干部,也赶紧悄悄地补上了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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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记者见闻

  江永柚飘香
本报记者吴兴华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湘南的“中国香柚之乡”江永县,浓郁的柚香扑鼻而来,绵延的丘冈遍布柚园。老柚园里绿油油的柚树上挂满了黄澄澄的柚子,树枝被压到了地面;新柚园里柚树茁壮,生机勃勃。县委书记唐长久介绍说,今年县里可产香柚1.7万吨,比去年增产四成。
江永县位于都庞岭南麓,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土壤为富含多种微量元素的沙质土壤,适宜水果蔬菜的生长,素有“天然大温室”之称。全县有宜农可垦丘冈山地56万亩,发展香柚种植潜力很大。近年来,县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土地方面,建立和完善了土地流转制度,允许农民将土地以入股、出租、联营、拍卖、转包等形式流转;在资金和税费方面,凡农户种柚10亩以上的,每年每亩给予200元贷款,连续扶持3年,从定植之年起,10年免征农林特产税。3年来,农民投资2700多万元,开发荒坡荒地6万多亩,全县柚园发展到10万多亩。
为了解决发展香柚种植资金不足的困难,县委、县政府鼓励、吸引县内外机关、企事业单位以股份合作、联营、独资租赁等形式参与开发。
在由省农村办、江永县农委和允山镇周家塘村、上界头村合股开发的香柚场,记者看到了横成排、竖成行的茁壮的柚树,四通八达的机耕道,以及用于灌溉的渠系。柚场负责人林国雄介绍说,再过两年将全面挂果,到那时,当地农民奔小康就有望啦。
江永县的香柚生产走基地化、专业化、产业化的路子。去年,县里组建了集开发、管理、销售于一体的江永香柚开发总公司,在北京、长沙、广州、武汉等大中城市设立了窗口。香柚发展最早的粗石江镇,目前已有30多户农民年收入过了30万元,300多户过了10万元,1500多户过了5万元。在该镇槐木村,30岁的村民何瑞连对记者说:“从前,家里穷得丁当响,自从承包了28亩柚园后,日子渐渐好起来。”他的新楼房窗户是铝合金的,家里是清一色的新潮家具,还安装了电话,买了嘉陵摩托车。他说:“是香柚开发使我致了富!”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公仆谈心录学习篇

  理清发展思路
中共福建德化县委书记李建国
李建国,1952年8月生,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福建安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常务副县长、县长,现任德化县委书记。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东部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在推进改革开放中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德化地处福建沿海地区,如何落实《报告》精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步伐,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新的课题。对此,思路清楚不清楚、正确不正确至关重要。
所谓清醒而正确的思路,应当既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又符合当地实际。但正确的思路从何而来?我个人体会,浮在上面拍脑袋不行,必须沉下去调查研究。我是去年6月调到德化任职的,到任后一不做报告,二不忙表态,三不坐办公室,而是集中精力跑基层、跑乡村、跑企业,再与县委一班人认真分析,认为德化的发展只能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发掘和利用自身的优势。德化多丘冈山地,但从前一门心思扑在粮食生产上,忽视了“山”字经。如今,我们大力推进山地开发,采取股份合作、租赁承包等多种形式,发展林业、食用菌和蔬菜等;同时,在稳定传统养猪业的基础上,开发牛、羊等食草动物养殖业。这一农业调整思路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为农业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
多年来,工业“小而全”的格局是制约德化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破除保守思想,加大改革力度,集中力量扶持支柱产业。陶瓷是德化的传统产业也是支柱产业,拥有上千年的历史、近千家企业,产值超过15亿元,在全县工业中举足轻重。但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如何进一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使之再铸新的辉煌?我们从技术进步、组建集团等方面入手,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思路决定出路。我们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具体发展思路,即:“唱山歌,吹牧笛,兴陶瓷,建基地,奔小康。”它立足现实,切合德化的实际,出台后得到了全县人民的认可和欢迎。当然,仅有一条好的发展思路是不够的,思路再好,如果不狠抓落实,也是白搭。我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强调责任到人、项目落实到人,决心以扎实的工作,不断将改革与发展推上更高水平。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边地行

  多姿多彩民族楼
本报记者任维东
我跑过云南许多地方,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里的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如佤族、基诺族、布朗族、哈尼族等,很少住平房,而大都爱住“楼房”。这些楼不高也不大,却具有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如同一个多姿多彩的民居博物馆。
来到与缅甸接壤的西双版纳,外乡人一眼就会发现傣家人住的竹楼小巧玲珑,还颇有几分异国情调。
出景洪城往边境小镇打洛走,沿途到处可见别致的傣族村寨。在一丛丛高大的凤尾竹的掩映下,显现着一座座褐色的竹楼,时而炊烟袅袅,时而传来几声黄牛的长鸣,好一派南疆田园风光。
在橄榄坝,我下车信步走进路边一座傣家院落。光着脚、正在喂鸡的男主人岩坎,热情地请我上楼品尝糯米茶。他告诉我,傣族竹楼都是二层,一般都是就地取材、用竹子建造。竹楼底层用几根木头支撑,四周敞开,用来养牛或堆放杂物;二层是住人的,一侧架有竹质小晒台,供家人梳洗或晾晒东西用。为何傣家人偏爱竹楼?其实原因很简单,这里常年气候炎热而竹资源丰富,竹楼凉爽而且造价低,还可以防蚊虫。不过,近年来一些先富起来的傣家人对传统的竹楼加以革新,采用石头、水泥等,按照竹楼的样式盖起了新楼房,还架起了电视天线。
同在西双版纳州的布朗族,也喜欢住这种竹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只是他们不像傣族那样聚居在平坝近水地带,而是选择了海拔2000多米的山间。他们建房一般在冬季,往往是一家造房、众人相帮,短短数日即成。楼的底层既用来饲养家禽,又是舂米之地,上层也没有什么床,人睡在竹子或木头做的地板上。楼里一侧置有火塘,用以烧火做饭和取暖,四壁没有窗户,一年到头要靠火塘里的火光照明。
至于基诺族、佤族等云南独有的少数民族,虽然语言、服饰等生活习俗各不一样,其住房却与傣家竹楼大同小异,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位于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海拔平均在3380米以上,属于汉藏文化交汇地带,民居风格与云南其他地方又迥然不同。其住宅多为二层或三层楼房,显得要雄伟些,有三面是黄色土墙,正面有门,有院子;楼房前檐双层斗拱,兽吻雕梁,木质中柱直径大都在1米以上,须两人才能合抱。楼上除卧室外,还有仓房、经堂、佛龛等,楼下是马厩,同时供积肥、储存草料用。
在中甸县尼西乡一户藏族农家,我们喝着烫乎乎、香喷喷的酥油茶,拉起了家常。老阿妈抱着咿呀学语的小孙子坐在一旁,女主人忙着打酥油茶,温暖的土木结构房子里弥漫着和睦的气息,沙发、彩电、电饭煲与火塘并存一室。现代文明与古老的藏文化就这样融合在一起,令人感慨良多。(附图片)
(题图:基诺族民居。任维东摄)


第5版(各地传真)
专栏:

  小屋大世界
本报记者段存章
山西省左权县苗世明一家三口,在八小时以外执著于集报、集邮、集漫画等文化活动,痴情“藏”海,是个小有名气的收藏之家。
走进苗世明的“家庭藏报馆”,真像一个丰富的资料库。他从1975年开始集报,现已收集报纸1.32万种、10万余份,杂志4800种、1万余册,分门别类剪贴资料3.1万条。苗世明的藏品中还有具史料价值的书籍、简报等近3000本(册)。经常联系交流、交换的报友376人,遍布全国各地。
我仔细翻看他的集报本,有1881年的《申报》,民国五年《晨钟》报创刊号,民国初期的《大公报》;有《人民日报》创刊号,延安时期的《群众日报》;还有近万份“文革”报纸,10余种“文革”画报,“创、停、试、复”报1500余种。
苗世明还给我看了他收藏的最小的、只有巴掌大的《家》报,发行最少的、既是创刊号又是停刊号的《喜》报。
苗世明的爱人赵永芳也有十来年集邮的历史,同时还收集门券、粮票、其他票证共200余种近5000张。在父母收藏情趣的引导下,13岁的苗雨润从6岁起收集漫画,在爸爸剪贴后的废报刊堆里寻找漫画玩,现集漫画2000余幅。
1985年,苗世明自费参加了《人民日报》社新闻函授,使他更加了解报纸,热爱报纸。通过集报、剪报、研报,增加了文化知识,提高了新闻写作水平。他经常给党报写稿,还凭着剪辑资料的优势,为县广播电台开办《市场经济小百科》专题节目。每逢节假日,全家三口就坐在一起整理报纸,剪贴资料,乐此不疲。眼下,全家人正忙着筹备集报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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