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古巴的变化
王士美
从本世纪的５０年代末开始，地处大西洋加勒比海中部的古巴，一直是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国家。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格拉玛号”游船，载负８３名英雄的起义者在古巴登陆，掀开了古巴革命战争的序幕。但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登陆后，第一次与反动的巴蒂斯塔政府军交火，便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了１２名精英，包括卡斯特罗兄弟和格瓦拉。但是，星火可以燎原。经过两年多时间的游击战争，革命起义军又发展到了４００人。在１９５８年岁末的十多天的连续作战中，卡斯特罗授命格瓦拉在圣克拉腊指挥的一场战斗，消灭和瓦解了巴蒂斯塔反动政权的４万军队，一举攻入了哈瓦那，夺取了古巴的全国政权。当时，古巴革命的胜利曾令全世界惊叹。
革命胜利后，风风雨雨，已经将近４０年。其间多少惊涛骇浪，１９６０年４月美国操纵陆海空三军雇佣军的大规模入侵；１９６２年２月美国宣布对古巴全面封锁；１９６２年１０月震动了全世界的导弹危机，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嗣后的年月里，来自美国的高压、恫吓和胁迫，几乎连年不绝。古巴离美国只有９０英里的水路，游艇来去只需一个小时的行程，可谓是一衣带水。因此，古巴实际上一直就在美国“老虎”的鼻子底下。但是，古巴怎么样了呢？
古巴已经迎风劈浪地屹立了将近４０年。任何外来的压力，始终没有压倒古巴人民，没有压垮古巴国家。这中间有多少奥妙呢？不到古巴走走看看，实在是难于理解的。
不过，古巴革命胜利近４０年的历史上，最困难的、最严峻的时日，应该说只是出现在最近几年。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以苏联为核心的经互会瓦解，使古巴一度陷入了深渊一般的谷底。古巴的蔗糖、雪茄烟、朗姆酒、龙虾和镍等４００多种出口物资失去了市场，而必须进口的石油和化肥又断了来路。没有石油没有动力，古巴一时几乎成了黑暗的岛国；没有化肥甘蔗长不粗壮，严重地影响了古巴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的原素糖的生产。一时间，古巴困难严峻的情势，简直可与中国的１９６０年相比。
然而，仅仅几年过去了，古巴又怎么样了呢？我一到古巴，就惊奇地发现，古巴又一次渡过了恶浪迫击的险滩。我每走一处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古巴已经走出了谷底。
古巴８０％的土地，已经再一次交给了农民。市场放开了，过去雪茄烟生产实行国家垄断，放开以后，全民均可生产和销售。古巴的雪茄烟是世界闻名的精品，一支雪茄烟往往能卖１０多个美金。古巴也建立了吸引外资的开放产业和经济贸易自由区。尽管美国两名极为偏执的议员提出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妄图使古巴在苏联解体后雪上加霜，指望古巴窒息而死。但是赫尔姆斯—伯顿法对全世界没有多大作用。连美国邻国加拿大、墨西哥和盟国欧盟诸国，都纷纷来和古巴作买卖，更不要说拉美和亚洲国家了。我在古巴期间，正值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带着６０多名企业家来访。恰巧也就在那几日的晚间，古巴电视台连续播放日本驻古巴大使的采访新闻。这位日本大使几乎是热情奔放地宣布：从１９９７年的冬季开始，日本将陆续组织旅游团，来古巴旅游参观。
说到旅游业，古巴曾经是西班牙贵族和美国富人的天堂。古巴有３００多个风景迷人的海滩，海岸上长满了棕榈树，遍地开放着艳红的大西洋花，海滩上全是轻柔的细沙。海水明净蔚蓝，难觅一丝污染，简直连一星泡沫也难找到。在离哈瓦那不远的巴拉黛罗海岸线上，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中国正在投资兴建的大饭店已经鳞次栉比地排列开来了。古巴的旅游业，现在已经成为超过糖业生产的第一大产业。
更为骄人的是，１９９６年，古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为７．８％，是整个美洲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今年古巴的经济增长率有所回落，但是古巴人民的生活还是在进一步的改善。由于全部免费的教育和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古巴的儿童和青年人受到良好的保护和教育。古巴人民的生活虽说并不丰裕却也比较安逸，民主自由的权利、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娱乐的权利，事实上有着很好的保障。（附图片）
（题图摄影：张德真）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国际书窗
圆巴尔扎克之梦
果永毅
为世界文学宝库留下了《人间喜剧》等传世之作的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生前也曾留下一个不小的遗憾。那就是在长达１８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梦想以小说的形式再现拿破仑一生的背运之役——“埃斯林战役”。可是，直至辞别人世，他始终未能实现这个梦。时隔一个半世纪之后，如果他九泉有知，该感到欣慰了。因为他的同胞、法国当代小说家帕特里克·朗博，以后起之秀的大手笔，写就了这一名为《战役》的巨著。这就是今年法国最著名的文学大奖“龚古尔奖”的获奖之作。
帕特里克·朗博的《战役》是在第四轮投票中以６票赞成、４票反对的票数中选的。此前半个月，他以同一部小说，获得了法兰西语言研究院颁发的本年度小说大奖。一个月中连获两个大奖，这在法国文学大奖的获奖者历史中是没有先例的。
这部小说从取材到风格，在当代法国文学作品中都是不多见的。他将镜头对准了近２００年前，法国人引以自豪的拿破仑时代一个特殊的场景，即这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有生以来第一次失败的战役。这场战役的地点是在奥地利维也纳城附近的埃斯林村，时间是１８０９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２日。身经百战、用兵如神的拿破仑事先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奥地利大公查理的军队驻扎在多瑙河左岸，拿破仑在河的右岸埋伏了精锐大军，同时，派工兵在河上架设好直通左岸的浮桥。发起进攻的前一天夜里，拿破仑还亲临前沿阵地视察地形、地貌及双方的军力部署。透过多瑙河左岸碧绿的麦浪，他仔细观察奥军营地的点点星火，一切都历历在目，了如指掌。他自以为成竹在胸，万无一失了。然而，东方破晓之后，一切都没有按照他的预想演进：大风将架好的浮桥吹离左岸，部分浮桥又被奥军炸毁，埋伏在右岸的法军迟迟才赶到阵地……结果，拿破仑虽然血洗了埃斯林村，但是，他并没有打胜这一战役。奥军战死２．７万人，法军也有１．６万人阵亡。在短短３０多个小时中，４万多生灵化为一堆肉泥！这一战役在拿破仑一生经历的著名战役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两年前拿破仑侵略俄国时曾吃了库图佐夫“坚壁清野”的苦头。从此，他开始走下坡路。此后６年的滑铁卢战役为拿破仑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为什么作家偏偏选取这么一个不知名的战役呢？据说，巴尔扎克当年之所以迷恋这一战役，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场景最能充分地显露出拿破仑开疆拓土、征服异邦的荒谬性。拿破仑在这里“走麦城”后，虽然于是年７月６日在维也纳东北瓦格兰村战败奥军，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但自此之后，这位皇帝便一蹶不振，再也寻不回昔日的神威了。
帕特里克·朗博出身于一个珠宝商家庭，自幼喜好文学。他曾有过数年军旅生涯，后经记者之职步入文学创作道路。为了创作这部小说，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考证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人证、物证及书报资料。他到军中查寻档案，甚至仔细研究了战场所在地域的动物和植物系谱。他在军队中未能品尝过“统帅”的滋味，或许是上帝的旨意，竟让他以文学之笔，统帅千军万马，神游百年前的古战场，重新演练了一遍“埃斯林之役”。
早在《战役》一书获得两项文学大奖之前，法国文学评论界就对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有人说，从这部小说中，人们可以有所得，有所悟，同时，心灵会受到震撼。有了这部小说，人们便可以像巴尔扎克生前所希望的那样，透过战火的硝烟，透过历史的尘埃，仿佛身临其境地观察令人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领悟历史给予每个人的不同教益。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鹰犬的性格
江建国
一场官司正把法兰西大地搅得天翻地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时期的预算部长、８７岁的莫里斯·帕蓬，被波尔多国家检察院指控犯有全世界范围最严重的罪行——“反人类罪”。原因是他在５０多年前担任与纳粹德国狼狈为奸的法国伪政权维希政权纪龙德省政府秘书长期间，一手策划，使千余名犹太人成为纳粹屠刀下的冤魂。这场审判揭开了法国战后一直掩盖的维希政权的黑幕，牵涉到从戴高乐到密特朗几乎历届总统，引起了欧洲舆论的注意。现在，法国社会各界要求查清帕蓬这个双手沾满鲜血，在战后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青云直上的罪犯的内情，并得出应有的历史结论。
按照常理，这样的罪犯一般是要么百般抵赖，要么是低头认罪。但帕蓬的态度非常奇特，他并不否认他当时的所作所为，但是却不认罪。他声称他“问心无愧”，作为国家公职人员，他为“公家服务，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他甚至宣称，如果历史再现，他还会那样干。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帕蓬内心有没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如果有，是什么？他的精神世界究竟在由什么东西主宰？
战后无论是纽伦堡审判，还是东京审判，审的主要是法西斯罪犯们的犯罪事实，还顾不上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直到６０年代以色列公审潜逃到阿根廷的德国纳粹罪犯艾希曼时，才第一次有机会比较从容地来研究这个问题。当时，３０年代从德国逃亡出去的美国犹太女社会学家汉娜·阿伦特教授，代表《纽约人》杂志采访这次审判。采访的结果，她写出了一本轰动世界、也引起激烈争论的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她以犀利的社会学家、历史分析学家的眼光，入木三分地剖析了一个纳粹“反人类”罪犯的精神世界，为当代留下了一份独一无二的教科书。读读这本书，把艾希曼的供状跟帕蓬的自白作一番对照，人们会惊异地发现，甘为反动统治作鹰犬者，其性格特点简直像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最突出的特点是视仕途为生命，不惜一切向上爬。艾希曼的最大理想是当某个城市的警察局长。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１年期间，他倾注全副精力制定从欧洲向非洲的马达加斯加迁移４００万犹太人的计划，动机是想乘机当个纳粹控制下的“犹太国”首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记不清许多他亲自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细节，甚至记不得纳粹进攻波兰和苏联的日期，唯独对他仕途上的每一次升迁都倒背如流。在预审期间，他喋喋不休的话题是，他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卖力却提拔得如此之慢。帕蓬从２１岁起就在法国政府做官，甚至在法国贝当政府向法西斯德国投降后，为了继续当官，他也没有追随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抵抗运动，而是投靠了维希伪政权，一步步爬到省政府秘书长的高位上。当二战胜负局面已定时，他又借机贴近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营垒。因此，战后他得以继续做官，先后当过省长、首都警察总监，直至政府部长。作了鹰犬就要忠心耿耿地为主人抓获猎物。１９６１年１０月，帕蓬在巴黎警察总监位置上，血腥镇压巴黎街头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游行示威，被扔进塞纳河淹死的人多达二三百。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帕蓬这类鹰犬没有什么祖国故土的概念，官位就是他们的“故土”。
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是一切鹰犬的另一大特点。艾希曼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和绝对服从，已经到了完全不会自主思维的地步。他在６０年代的法庭上还只会使用三四十年代他所熟悉的纳粹官方语言。当法庭指出这一点时，他茫然地说：“官方语言是我的唯一语言。”他承认，如果希特勒命令他杀害自己的父亲，他也不会违抗命令。１９４５年希特勒自杀之后，他竟然对从此以后“没有元首指示”该如何生活感到困感。帕蓬做官的信条是“不要问任何多余的问题，埋头干事”。正因如此，当年帕蓬很受纳粹德国的赏识，认为他可以“胜任艰巨任务”、“值得信赖”。鹰犬们的头脑是长在主人的脖子上的。
平心而论，艾希曼也好，帕蓬也好，都是血肉之躯，既非天生的恶魔，也不是精神有什么不正常。１９６１年以色列公审艾希曼前夕，几个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对他进行检查，一致的结论是“完全正常”。为什么“完全正常”的人会堕落为鹰犬，会堕落为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会变成完全没有善恶信念的反动统治的驯服工具？这里有欧洲当时社会、宗教、哲学方面的种种原因，需要有多方面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但是，汉娜·阿伦特的分析也许给人们一把研究的钥匙。她说，从善需要深度，而思想空洞低俗就会导致从恶。正因如此，她把那本著名的著作的副标题就叫做：“一个关于恶人的思想空洞的报道”。对于她的观点，国际学术界现在大致上接受了。帕蓬至今不认罪，也许给善良的世人提供了又一次对她的结论进行再思考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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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访日本一家庭
李彦春
一般日本人，大多会婉拒陌生访客。可能是由于双方朋友的介绍，或许是主人曾在美国工作过８年，４９岁的森在神户自家一棵装饰精美的圣诞树旁伸手欢迎我。
森的身后是一幢灰色二层楼，外观与四周邻舍风格一致。这是一片住宅区，建筑式样给人一张图纸盖到底的感觉。森说不然。“日本不是标新立异的民族，个性保守不张扬。从外观上看，建筑风格相差无几，其实，每家内部结构各异。”
森的住房用地是从房地产开发商手中买下的。日本山多地少，为了１亿多人口生存，政府十分重视耕地保护。法律规定，撂荒１０年以上的土地才可开发成住宅用地。因此，房地产商一般先买下可耕地，１０年后，作为住宅土地零售，价格自然昂贵。
森的住房面积２５０平方米，上下９个房间：大小客厅、３个卧室、教室、健身房、储藏室等，陈设普通，有一架钢琴。落座大客厅即感到脚下暖流滚滚，森说地板下有经煤气导热的水暖设施。但客厅之外，让人瑟瑟。
森的家为四口之家。这天，儿子滑雪，女儿打工，妻患感冒眠于卧室。按日本文明：感冒者必戴口罩，戴口罩则不便与客交谈，故森说：“家内失礼了。”
森在美国一家公司做支店长，月收入５０多万日元。自他５年前买下这幢地皮费３００万美元，房费４５０万美元的房子后，就意味着他４４岁以后人生的部分内容为还债。还债，即从他每月工资中扣除一半，时限３０年，到还完连本带息的１０００多万美元后，他将届７５岁。日本人正常退休年龄为６０岁。那就是说，他退休后的十四五年内，还得从一次性发给的退休金里支付债务。
眼下，一对上大学的儿女仅靠他一人薪水生活，他说：“过不掉。”所以，他的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妻子在家教授小学生英文。日本人把家庭授课称为“塾”。森妻目前有学生６０名，一学生每月交纳８０００日元，森妻每月有４８万日元进项。森承认：“论过日子，这是笔可观的收入。”
说话间，一阵风铃响，森的女儿良子从保龄球场打工归来了。良子８岁至１２岁时随父在美国度过。她用一口流畅、标准的美式英语招呼客人。良子在京都某私立大学读书，一年学费２００多万日元，打工费仅维持日常零花，学费仍由父母支付。她说冬休期间（１２月２日—１月７日），要多打工赚钱。她每天往返京都、神户间，路上花费４小时。她解释：“学生宿舍贵，为省钱，自然要辛苦一些了。”１９９７年，她将自费留学英国，森夫妇又要拿出一大笔钱供女留学。
森坦言，他的收入属日本普通工薪阶层。由于妻有专长，生活也许比仅靠丈夫一人薪水过活的人家好过些。５年前的买房决定，他是经过两年的谋划的。对３０年债务的背负，也有心理准备。现在，面对每月巨大赤字，他常问自己：“当初的决定是否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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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美国“开飞机”
李南
开汽车对国人已经不是新鲜事了，但开飞机就不一样了。所以当美国西北航空公司邀请中国记者访问他们在美国的总部，并答应让我们在训练中心的飞行模拟器上试试开飞机的感觉时，惊喜立刻流露在每个人的脸上。
西北航空公司的总部设在美国中北部的明尼苏达州双子城。城里有几十家进入美国５００强的大公司，位列全球航空公司第四的西北航是全州前几名的大公司之一。公司总部建在明尼那波利斯市机场附近，由总部楼、系统控制中心、维修中心、训练中心等几栋不很高的楼和大片的绿地、停车场组成。
在训练中心迎接我们的，竟是一位身材单薄、个子不高的华人女总经理。她告诉我们，训练中心是西北航空公司１９８７年成立的全资子公司，独立经营各种型号的波音、麦道和空客３２０型飞行模拟器。模拟器很昂贵，每一部价格都在１．５亿美元左右。中心的２９部模拟器，一年除圣诞节休息一天外，另外３６４天每天都运行２４小时。这些模拟器首先是用来训练西北航自己的６０００多名飞行员，剩余的资源则出售给其他公司。按小时收费，每小时２００美元至５００美元不等。近年来已有各国的１００多家航空公司利用了这些设备。我国也有七八家公司的飞行员在这里训练。
让人盼望的时刻终于来了，我们被安排在空中客车Ａ３２０型模拟器上。三四人一组，每组２０分钟。模拟器像个放在一堆液压支架上的白色子弹头型的扁罐头盒，不过体积比子弹头型的汽车大两号而已。它的外部完全被密封起来，只有一扇门通过一段３米至４米的天桥连接着教室的门。模拟器里是一个完整的驾驶舱，与真飞机不同的是前方机窗上出现的情景都是由计算机模拟的。飞机在不同状态下出现的各种感觉，也是计算机控制液压装置做出来的。统管这一切的计算机就在模拟器的入口处。
当我们分别坐在正副驾驶的座位上时，眼前出现了一条暮色中伸向天际的笔直跑道，跑道旁不同的信号灯发着我们搞不懂的信息。跑道附近是城市的灯火，高层建筑顶端闪着红色的指示灯，公路上汽车驶来驶去，远方地平线处一片斑斓的落日余晖。如果不仔细注意夜空部分隐隐闪动的扫描线，没有人会想到这些都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成果。
飞机已经来到了起飞线上，指导教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主要的仪表和操作舵：脚下的踏板管油门和刹车，身体前方的一字形的操作柄控制转弯，两位驾驶中间的把手是用来调节飞行高度的。“开始吧。”随着教师的口令，我们的飞机启动了，耳边的机器轰鸣和眼前灯火的消失还真像飞机离开了地面的样子。高度表上数字在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６０００地往上走，不过这并不是靠我们踩的油门和拉的操纵杆，全是那位半蹲半跪在爬高操作杆后面的教师在忙乎。平时，教师只在计算机前监视飞行员的训练，不过接待我们这批“机盲”，他才会这么辛苦地到机舱里亲自动手。总不能白开这回飞机吧，好歹也得动一动管操作的家伙。谁知刚一碰前面的转弯舵，机窗上显示的地平线已呈对角线，教师嘴里“ＮＯ”、“ＮＯ”的，赶紧伸手去扶转弯舵。毕竟这是开真飞机的训练，不管出现什么险情，教师下意识地就得要制止。虽然我们在空中服务员的教室里体验过飞机发动机着火，疏散乘客的逼真场面，但那毕竟是逃生的练习。模拟毁机带来的死亡，只能是游戏机上轻飘飘的“悲剧”，在真正的驾驶训练中是绝对不允许的。“飞机”平稳后，我们开始转弯，返回出发的机场。几分钟后熟悉的灯火又出现在眼前，经过“起落架”接触“跑道”引起的轻微颠簸，我们的“飞机”着陆了。
走出模拟器，联想起系统控制中心依靠庞大电脑网络为飞行员提供即时信息的航线调度员们，联想起维修中心对每架飞机大卸八块式的定期保养和维修，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飞机的确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因为除了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多少要依靠一些飞行员的经验外，可以说，每架飞机在天上的飞行，都是由高科技全方位的应用和后勤保障体系最现代的服务编织的巨网托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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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拾零
“宴会主持人”之夜
温宪
科瑞是位健谈的南非白人小老头。他单身，谋生的手段是开着那辆平板小货车来往于各家拍卖行，赚点这边买进那里卖出的差价钱。但他的主要兴趣似乎不在如何倒腾旧货，而在一个他经常提及的“宴会主持人”俱乐部。“我是本地区‘宴会主持人’俱乐部的副主席，”他不止一次自豪地对我说，“你一定要作为嘉宾演讲人参加一次我们的活动。”不久，科瑞真的向我发来了该俱乐部第５０６次聚会多达２２项内容的活动日程表。
赶赴聚会前的科瑞一下子变得庄重极了。他脱下出入拍卖行时的那身行头，换上了一套深色西装领带，西装尖领处被郑重地别上了两枚与将军肩章上相似的星状饰章，一颗星表明他已获得“胜任的宴会主持人”这一高级职称，另一颗星说明了他的副主席身份。“‘宴会主持人’俱乐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本世纪２０年代，”科瑞解释说，当时的美国某地曾举办过一场婚礼。然而，在出席那场婚礼的众多宾客中，竟无一人能够即席发表一篇恰到好处的祝辞和演讲，这令在场的一位叫斯梅德利的博士大为感慨：原来世界上竟有这么多人根本不懂得如何演讲！于是，一个取名“宴会主持人”的俱乐部被这位博士创建了起来。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俱乐部已就如何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材，还有着一套严格的内部考核升级制度。如今，“宴会主持人”俱乐部已在全世界织成一张大网，成员总数约为３００万。在这张大网中，科瑞所在俱乐部的番号为“７４区第９２０号俱乐部”。
当天，夜幕降临后，９２０号俱乐部的成员们陆续走进了位于约翰内斯堡西部海尔德拉马商业中心的一家小饭馆。被临时改为会场的餐室内，竖起了俱乐部的金黄色会旗和红红绿绿的彩条，彩条上记载着多年来俱乐部获奖的历史。到会的男女老少黑白成员共有１８位。１８个人有着１８种职业，但都像科瑞那样有着一副庄重认真的神态。“嘭”的一记木棰声，会场内立即静了下来。主席先生起身，首先向俱乐部的新成员表示欢迎，并请他们做自我介绍。那位做秘书工作的白人小姐说她从未当众讲过话，但明年将代表公司赴外地参加一个会议，急需锻炼口才。另一位在南非电力局就业的黑人小伙说他总要进行工作汇报，也想通过参加俱乐部增长这方面的才干。
每次聚会时的“宴会主持人”由俱乐部成员轮流担任，且以一个主题穿针引线，将规定发言、嘉宾演讲、评判打分等不同内容融会贯通了起来。当晚的主持人威尔金森女士有着一个大得吓人的谈话主题：“精神”。只见她抑扬顿挫，先将从亚里士多德到莎士比亚等大师关于“精神”的论述一一引出，又把她事先询问的在座成员中对于“精神”的说法逐个道来，最后百川归一提炼出一篇精到的感想。在规定发言阶段上台讲演的是两位小姐。达尼科小姐坦然上台后，声情并茂，说了一番人们实在不应酒后驾车的道理。珍妮弗小姐上台后更是慷慨激昂，集中火力痛斥将“我不能”挂在嘴头的懦夫心理。“让我们为‘我不能’这句话举行葬礼吧，”珍妮弗高扬着手臂高呼着，“代之以‘我能行’让我们的人生灿烂！”在座的人们显然被珍妮弗的演说打动了。就是这位在南非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工作的珍妮弗会前告诉我，她在参加俱乐部之前是一个根本不敢当众讲话的人。几年下来，她感到受益匪浅。“每一次你都可以向大家奉献一点新东西，”她说，“而每一次你又可以从别人身上学到更多的新东西。”
评判开始了，几位担任判官的成员分别从主题、语法、用词、举止等方面对主持人和演讲者进行评论。一位评判者说，“珍妮弗的演讲令我们每个人都感到振奋。她的演讲充满激情，激动人心，节奏感强，声音优美，这都表明她有很大的潜力。”经过一轮秘密投票表决后，这位评判者的意见被证明为公论。珍妮弗获得了当晚最佳表现奖杯。
聚会一直持续了３个小时。在浓浓的夜色中踏上归程时，我向科瑞发问：“这种俱乐部何以能使这么多不同的人走到一起来？”科瑞说，“它能挖掘人的潜力，能增长人的才干，能使人们对自己建立起‘我也能行’的信心；还有，它能使你向别人学习很多东西……”我补充说：“还有，它能使像你这样的单身汉的孤寂生活，有一种精神寄托和充实感”他点点头，笑了。
第3版(国际副刊)
专栏：
酋长大会上的鼓手。唐志文摄于加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