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指导通信发展
吴基传
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党的十五大将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充分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学习贯彻十五大精神，最重要的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
回顾近２０年的历程，我们体会到，我国通信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网络规模跃入世界前列，最基本的就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通信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信严重落后，１９８０年电话网总容量只有４００多万门，不足世界总数的１％；每百人拥有电话不到半部，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３％；技术装备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几十年，绝大部分地区是明线传输、人工电话。按照邓小平理论，邮电部门积极探索，大胆实践，迅速改变了通信落后状况。目前，我国电话网总容量已突破１亿门，成为世界第二大网，同时实现了电话交换的程控化、长途传输的数字化和通信手段的多样化，发达国家现有的新技术、新业务我国也已使用、开办。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引导我国通信走上有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根本指针，是推动通信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在跨世纪的发展中，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促使我国通信实现更大的历史性跨越。
通信是经济发展的起点，这是邓小平的重要经济思想，明确了通信的地位和作用；通信必须优先发展，适度超前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建设究竟应从哪里入手。外国友人建议把通信现代化放在首位，引起邓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认为这个建议很有参考价值。此后，他多次指出，把交通、通信放在重要位置，这确实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关系极大。中国发展经济从何入手？先把交通、通信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断，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在结束“十年动乱”和实现“拨乱反正”之后，要发展经济，搞现代化建设，需要办的事情很多，从何处入手，至关重要。发展经济首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条件。如果不先把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搞上去，交通不便，通信不畅，信息不灵，势必会严重制约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洞察、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提出了交通、通信是经济发展的起点、必须优先发展的观点和要求，才使我国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为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
按照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党和国家把通信列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制定了优先发展通信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邮电部门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政策，实施适度超前战略，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从１９８４年起，通信发展速度开始超过国民经济发展速度；８０年代后期，年均发展速度达到２０％以上；党的十四大以后的５年，年均发展速度达到４０％以上，程控电话交换机容量年均增加１６００万门。通信由改革开放初期的最薄弱环节，成为经济领域中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有效地发挥了对经济发展、现代化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
当今社会正在向信息化迈进。十五大提出，要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作为信息传播主轴的国家公用通信网，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进程中，必须继续贯彻邓小平同志优先发展通信的战略思想，继续保持通信适度超前发展。通过加快发展，争取在本世纪末建成完整统一先进的国家公用通信网，在下个世纪初使我国通信的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提供超前性的优良通信环境。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理论，为通信发展指明了方向；必须始终坚持通信发展为中心，这是解决通信所有问题、实现通信现代化的关键
牢牢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是十五大报告的一个重要思想。只有清醒地认识主要矛盾，始终把握好根本任务，才能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把我们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认识，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实践，付出了沉重代价才确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率领全党经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这一思想路线认识我国国情，分析所处阶段，作出了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通信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完全正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对通信的需求急剧增长，形成强大的需求“冲击波”。而当时的通信设施十分落后，与旺盛的需求形成巨大反差，拖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后腿。毫无疑问，不断增长的社会通信需求与相对滞后的通信能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通信面临的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是加快发展通信建设。近２０年来，邮电部门按照邓小平理论，始终将通信发展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位置，排除一切干扰，坚持发展不动摇，并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使通信网的规模容量、技术层次、服务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这表明，满足国内通信需求，提高服务水平，离不开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我国通信的地位，也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的：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论国内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会改变。邮电部门的根本任务依然是集中力量加快通信发展。我国通信的现代化，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通信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紧紧扭住通信发展不放，坚持量质并重的发展观，积极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实现通信现代化。
对外开放政策和走自己的路的理论，指引我国通信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必须坚持引进与创新相结合，实行高起点、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同志是辩证唯物主义者，邓小平理论充满了唯物辩证法。在国家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两点论。一方面，他反复强调必须实行对外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要大胆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一方面，他又坚持和倡导从中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以自力更生为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的理论和政策，是在科学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正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邓小平同志既实行对外开放又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思想，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通信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通信是当今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特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通信技术日新月异，飞速发展。这一形势，一方面要求我们大胆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装备，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创新，逐步实现通信装备的国产化。一方面又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沿袭别国通信逐步发展、逐级过渡的传统道路，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实行高起点、跨越式发展。为此，我们采取了“引进技术装备、引进先进生产线、自主开发创新”三个层次的发展战略，从而使我国通信跨越了国外传统的纵横制阶段和同轴电缆阶段，仅用十几年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推动了我国通信工业的发展。国有经济控股的上海贝尔公司生产的程控交换设备，综合国产化率已达７０％。我国自主研制开发的０４机、０８机、３０机等程控交换设备及ＳＤＨ光通信系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目前，自主开发与合资生产的程控交换机在公用通信网上的比重，已超过５０％，新增交换机中，国内生产的已占到８０％到９０％。由此可见，吸收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把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走自己的路，是我国通信实现腾飞的必由之路，也是振兴我国经济的必由之路。
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当前，经济、科技的发展呈现全球化趋势，这一趋势在通信领域尤为明显。面对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继续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通信发展道路，加快通信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理论，为通信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大胆探索，形成与市场经济和现代通信相适应的发展机制
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改革的理论富有时代特征，具有新时期的鲜明特点，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为我们的一切工作提供了根本的判断标准，从思想方法上扭转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启迪我们用新的观念去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这些年，我们按照邓小平关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断深化改革，增强了通信发展的动力和活力。通信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过去，单纯依靠国家投资，改革开放后，这种单一的投资体制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邮电部门大胆实践，探索出依靠政策、依靠市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联合建设通信的发展机制。依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为通信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充分利用国内国际金融市场，采取贷款、租赁、分期付款等多种方式筹集建设资金。采取多种联合建设方式，与５０多个部门联合建设了全国性的信息应用系统，与多家专网部门联合建设通信网，请部队支援通信建设，建成了多条光缆干线，现正建设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干线。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提出了“联合投资、有偿使用、按资分利、照章纳税”的融资思路，进一步扩大通信建设资金来源。依靠政策扶持，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这是我国通信发展的一大特色，为通信发展赢得了时间，争得了速度。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在跨世纪的发展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断深化改革，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通信发展机制，促进我国通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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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纵横
基础·保证·关键
宋志坚
对于怎样惩治腐败现象，铲除腐败现象赖以滋生的土壤，可谓众说纷纭。总起来说，大体有这样两种看法，一种主张重在思想道德教育，一种主张重在法制建设和监督机制。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反对腐败现象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迄今为止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完整的论述。
应该说，在这方面进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提高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提高他们廉洁奉公的自觉性以及自律自控自制的能力，像江泽民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以身作则，模范地遵纪守法，自觉接受监督，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带领群众坚决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无论是法制还是监督都不是抽象的，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人去实施、去实现。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法的人，实施监督的人，同样也面临着利欲诱惑的考验，本身就有一个接受教育，提高自身素质，提高自律、自控、自制能力和自觉性的问题。要不，制定法律、强调监督也会落空。而且，即使他们个个都廉洁奉公，铁面无私，如果不加强教育，不致力于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也会给法制和监督的实施带来难度。“教育是基础”，是十分确切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一提“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就以为这是人治，是精神万能而加以排斥。
当然，各类腐败行为无不源于当事者手中的权力，他们将人民给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特权，或者用这种权力来保护自己获取的私利并抵御法律的制裁。对于这样的人，光靠“自律”是“律”不住的，必须依靠法制。“法制是保证”，就是鉴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提出来的。法制的主要原则是依法办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依附于特权的腐败现象是与法制的原则相对立的。在我们这个社会，还会有依附于特权的腐败现象出现，就说明法制不够健全，因而，根除腐败现象及其赖以滋生的土壤，就得依赖完善的法制。这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反法律，都应当依法惩治，从而使任何人都不敢以身试法；其二，严格依法办事，依照明确的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运用权力，从而防止感情因素和利益因素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影响，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致蜕变成某些人手中的特权。这就是法制的保证作用。只有这样，才能从制度上堵住漏洞，使自觉的能够自律的人不会因为经不起利欲的诱惑而变得不能自律，也才能使不能自律的人没有把戏可变，没有空子可钻。
十五大报告说的监督，除了法律监督外，还包括党内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这种种监督，大多是事先的监督，能够防患于未然；大多是民主的监督，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从这些年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看，不少腐败分子所以会走向腐败，缺少的就是这种事先的民主的监督。他们热衷于搞一言堂、家长制，排斥监督，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部门、单位变成他们的家天下。监督的准绳是党纪国法，而无论是敢于监督的人还是自觉接受监督的人，都需要有较高的道德素质。事实证明，教育这个基础和法制这个保证都要通过监督得到体现，得以实现。十五大报告将监督作为反对腐败的关键，再次重申党员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强调“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抓住监督这个关键，腐败现象就会最大限度地消除在萌芽状态。
十五大报告关于教育、法制与监督三者关系的论述，总结了这些年来精神文明建设、法制建设与监督机制建设的新鲜经验，同时也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权力的制衡机制，以及对于腐败现象的防范机制正在形成。可以预期，只要我们花力气夯实教育这个基础，健全法制这个保证，抓住监督这个关键，就一定能使腐败现象得到有效的遏制。
第9版(理论)
专栏：
正确处理三个关系促进两个根本转变
刘志庚
能否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对深圳经济特区来说，是“二次创业”成败的关键所在。龙岗是深圳市面积最大的一个区，也是深圳市的大工业基地，近年来围绕两个根本性转变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并从实践中体会到，要切实推进两个根本转变，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几个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与旧”的关系，限制发展新企业，重点改造老企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要求是，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追求数量，转变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实现这种转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次上有不同的要求，而作为经济特区的区一级政府，对这三个层次也应该整体把握，统一规划，分清重点。一方面，制止盲目组建新的、全资的全民或集体企业，符合产业政策需要新办的企业，一律按照股份制形式组建和经营。另一方面，针对国有企业由于负担过重，通过自我积累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弱的现实情况，应把加强结构调整和资本金注入、以产权重组提高企业内在规模效益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础性工作。
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它既是增长的因素，又是制约增长速度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龙岗区国有企业在结构上存在“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在产业结构上商贸类企业多工业类企业少，在规模结构上小型企业多大型企业少，在资产存量结构上积压沉淀资产较多而盈利能力强的资产少。这使得国有企业缺乏足够的独立开发产品和进行技改、多业并举等分散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得不依赖于高投入尤其是资金推动型的粗放增长。为此，对企业结构调整，主要采取“并一块、甩一块、改一块”的方式进行。“并一块”，是指基于产权重组的集团授权经营，通过联合或兼并盈利水平高、发展前途好的企业，组建企业集团。“甩一块”，是指将相当部分小企业通过拍卖、出售、租赁、承包、嫁接等途径，改由个人、集体或其他国有企业经营。“改一块”，是对于少数关系国计民生或企业管理要求严格的、仍需保留国有全资性质的企业，通过以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为核心，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相应体制的配套改革，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正确认识和处理“上与下”的关系，实行全区经济一盘棋，区镇优势互补。依据区域经济理论和非均衡增长理论，必须打破地区之间仍然存在的程度不等的分割封闭状态，真正实现资源配置优化、优势互补，促进区域协调。为此，我们针对建区之初区镇分立、镇镇隔立、村村独立的问题，决定以建立区镇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体系为目标，把区属经济中的人才、管理及信息优势与镇村经济中资金、土地的优势相结合，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扩张地区经济总量。首先，建区伊始，区政府就根据各镇的实际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产业规划。对区内拟新上的重点大项目，由区政府统一安排招商，区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的专家负责对新上项目的技术质量和水平、市场前景、投资条件、市场风险等进行全面、科学的论证，减少投资风险、合理配置资源，然后组建项目经营公司负责经营。其次，根据政府协调、企业自愿、行业归类、资源集中的原则，以现有行业中的产品同构的骨干企业和大型项目为基础，通过兼并、收购和投资参股，推进规模生产和集约化、系列化经营，既避免相互恶性竞争，又充分利用有限资源，扩大了市场占有量。
正确认识和处理“内与外”的关系，快速发展自营工业，壮大经济实力。“外引内联”是沿海地区经济得以迅速崛起的一个法宝，也使龙岗区获得大量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了全区经济的发展。但是，以外商投资为主体的工业结构，也给区工业带来基础薄弱、依赖性强、应变能力差的问题。为此，我们调整战略，正确认识和处理“三来一补”企业和发展自营工业的关系，坚持眼光向内的“外引”和眼光向外的“内联”，在稳定“三来一补”企业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树立内外一致观念，打破企业隶属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来本地区投资，在待遇上一视同仁，决不因隶属关系或所有制性质不同而人为地对企业分远近亲疏。同时，坚持政府的钱少办或不办企业，主要用于加强基础建设，完善投资环境。其次，以嫁接、移植外来企业为起点，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以“一厂两制”的方式，引进“三资”、“三来一补”企业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吸收、消化、嫁接、移植，生产出自营产品。根据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时关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指示，结合本地实际，我们把发展高新技术作为发展自营企业的重点，实施“三个一批”战略，即发展一批高新技术支柱产业、发展一批高新技术大型企业和发展一批高新技术名牌产品，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益。从而使龙岗企业的技术档次和产品档次得到迅速提高，“三来一补”占据大头的状况得到改变，自营企业占据的份额越来越高。这对本区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9版(理论)
专栏：
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宋毅
改革开放以来，引进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并尽可能加以创新，已成为我国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大量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在改变我国落后的生产技术面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中，确实起到无可取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八五”期间，国家加强了对重点行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支持力度，推动消化吸收创新进程，大大加快了这些重点行业上水平、产品上档次的步伐，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效果。然而，从发展自主创新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来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与世界许多国家技术引进成功经验相比，我国的技术引进还具有很明显的低水平特征。甚至可以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步入低层次技术引进的误区，重复引进的还比较严重。发展技术创新能力，走出低层次技术引进误区，已经成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战略选择之一。
事实证明，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不但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也是许多企业走出低层次技术引进误区、防止落入技术落差陷阱的重要途径。在高层次技术引进活动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在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基础上实施新一代生产技术的国产化战略，应当成为我国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此，以下几条对策思路对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有参考作用。
首先，应当明确今后我国技术引进的直接目的不是商品生产，原则上不能再购置组装生产线；对已引进组装生产线的产品应在国产化过程中创新，推动现有国产化对策向高层次发展。在扩大开放中实施国产化战略、在技术引进活动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应当成为我们在下一步推动技术引进向高层次发展中的主要战略思想。当代世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已成为广泛借助、多方合作的过程；传统闭关自守、孤军奋战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作法，早已被历史证明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在开放中寻求发展的机遇，在参与和合作中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已被证明是一条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成功之路。
其次，应当在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尽快实现技术引进方式的转变。从目前情况看，技术引进方式的转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引进技术从成套设备、从重“硬件”，转向关键设备、重“软件”为主；二是从购置型引进转向参与型引进，在合作中求得自己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三是从生产型引进转向消化创新型引进，由此实现高层次的国产化战略。实际上，我国许多企业在多年来与外商合作交往过程中，已经体会到推动技术引进向高层次迈进的迫切性。一些企业不但在推进国产化战略中提高了自己的创新能力，而且有的企业已自发地提出了不断更新引进技术的要求，在与外资合作协议中写入了滚动转让技术开发成果的条款。这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可是，大多数企业都还缺乏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很难抵制住重复引进浪潮的冲击。因此，推动技术引进活动向高层次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及时加以解决的重大战略课题。
再次，从我国企业大多缺乏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产学研结合的政策，是尽快实现技术引进方式转变的可行之路。无论是选择技术引进内容还是参与引进技术的设计开发活动，都对技术引进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们应当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通过产学研的结合推动技术引进活动向高层次发展，在大力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过程中，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进程。实施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引进工程，首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在实施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建立具有活力的技术创新体系，从而为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第四，抓住众多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能力和全球化发展的机遇，发挥我国现有科学技术基础的潜在优势，争取绕过传统发展阶段，促进技术创新能力尽快提高。在新的历史阶段，应当研究吸引外国大型工业公司来华投资、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的对策，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将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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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信息
高举旗帜研讨会述要
白蔚
辽宁社会科学院１０月下旬在沈阳召开“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和辽宁的５０余名专家、学者，就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和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代表认为，学习、宣传十五大精神，重点应放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上。党的十五大做出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就是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它在世纪之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郑重回答了怎样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的历史性课题，表明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坚定决心。
与会代表提出，十五大在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的评价上，选择了同毛泽东思想做大跨度比较的新视角，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只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真正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体现了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问题展开的。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在走向新世纪的征途上，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进一步从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在实践中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学习邓小平理论，就要运用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观点和辩证法观点处理当前问题，注重在实践中主客观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学习邓小平理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之化为我们的内在人格、道德准则和人生理想。
与会学者还着重结合辽宁改革开放的实际，在国有企业改革、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下岗分流、再就业等问题上，做了深层次思考，提出了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
专家学者表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关键在于深化改革，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我们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贵在付诸实践，真抓实干，使这一理论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为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挥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