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杜重远
谷牧
杜重远是我国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贞的民主革命斗士，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的一生是在中华民族存亡艰危岁月里刻苦求索、英勇战斗的一生。
１８９８年，杜重远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在贫困的家境中，他少小励志上进，勤奋求学，不但以优异成绩读完两级师范学校，而且以高分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上了工科大学。学成归国后，他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自强意识，克服重重困难，在沈阳创办起当时我国最大的机器制瓷工厂——肇新窑业公司。他运用自己学到的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知识，团结公司同仁，为振兴民族工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苦心经营，卓见实绩。因而声誉鹊起，深得众望，遂被选为辽宁商务总会会长。是时，他还不到“而立之年”。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遍白山黑水，东北三省惨遭蹂躏。这不但摧毁了他为之倾注心血的实业，也惊醒了他“实业救国”的幻梦。国家民族的苦难，山河家园的破碎，促使他走上新的征途。他别离故乡，南下江南，在上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时代洪流，参加了沈钧儒先生等领导的救国会，积极帮助邹韬奋同志编辑出版《生活》周刊，从事抗日、民主、进步思想的宣传，还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担负重要领导职务。这位精明的爱国企业家一跃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士。
通过抗日救亡的斗争实践，杜重远逐步认识到，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府同广大人民群众、前线爱国将士高涨的抗日热情相悖而行，一方面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步步妥协，另一方面却把血腥的屠刀伸向坚决抗日的爱国进步力量，对革命根椐地进行“军事围剿”，在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在上海，许多革命青年、爱国志士被捕杀。走在抗日救亡前列的《生活》周刊遭到查封。残酷的现实，进一步提高了杜重远的斗志。他不计个人安危，毅然创办和主编《新生》周刊，以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锐利的笔锋，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在社会上起了振聋发聩的重要作用。１９３５年５月４日，《新生》第二卷第十五期刊登了署名“易水”的《闲话皇帝》，此文泛谈古今中外君主制度，其中自然提及日本天皇。日本驻沪总领事却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反动政府提出抗议。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反动当局竟加以“有碍中日亲善”的罪名，查封《新生》周刊，把杜重远投入监狱。杜重远在法庭上痛斥国民党政府，高呼“爱国何罪！”他的抗日爱国意志、勇敢斗争事迹，赢得广大爱国同胞的敬重。“《新生》周刊话皇帝，满街争说杜重远。”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游行示威，对他表示支持声援。
中国共产党关怀、支持杜重远。在党的地下组织帮助下，他在狱中认真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中共有关书刊，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他终于找到一条救国救民大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才能救中国。他积极配合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政策，与高崇民等同志一起，做东北军的工作，促进张学良将军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在西安与杨虎城将军共同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应当说，“西安事变”重远先生也有功劳。他出狱后，又在党的领导下，以“实业家”的身份，运用他同社会上层人物的广泛联系，做了许多统一战线的工作。
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杜重远是在我们党受“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危害，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中国工农红军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中浴血奋战的严重关头，站到党和人民一边，以新的思想更积极地投入战斗的。这是非常可贵的。他不愧为中国共产党的患难之交。对此，我们党给以高度肯定和充分信任。
在党的教育、帮助下，杜重远进一步下定决心，投身于抗日斗争和民主革命。“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拒绝了国民党高官厚禄的引诱，辞谢了去美国工作的邀请，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和大城市生活。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坚决到交通闭塞、落后艰苦的新疆，担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新疆督办盛世才，标榜“亲苏联共”，打着“反帝、民主、和平、建设”的旗号，骗得我党支持和苏联援助。杜重远是在这种情况下前往新疆，在那里同我们党派去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志一道，从事开创抗战、民主、进步新局面的。
盛世才是个阴险狡诈、擅长用进步外衣伪装自己的反动头子。１９４１年６月，德国法西斯大举进攻苏联，直逼莫斯科。盛世才以为苏联必败，共产党必亡，立即改换门庭，投靠蒋介石，对在新疆工作的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残酷迫害。杜重远在受尽酷刑之后，于１９４３年惨遭杀害，至今尸骨无处寻觅。陪同他在新疆工作、生活的妻儿，在极其恶劣的监狱里经历了非人的生活，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我无缘与重远先生结识，但从３０年代起，他就是我仰慕的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我在北平左联工作的时候，多次听到过他的名字和事迹。我也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的不幸遇害，我很为之痛心。他从创办民族工业到主编《新生》进步杂志，从立志抗日救国到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从促进“西安事变”立功到献身新疆罹难，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一身正气，视死如归；他不求个人名利，一心为公报国，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在纪念杜重远先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他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高尚品质，学习他坚韧不拔、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甘为人民公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不去的胡华
贺捷生
胡华同志离开我们十年了。追昔抚今，思念故人，其身影犹在眼前，话语犹在耳畔，人却早已乘鹤远去。我说胡华不去，是他永远抱定的无怨无悔的精神不去；是他倾尽心力浇灌的事业之树常青；也是作为我的良师益友的胡华，镌刻在我心里永远不消的记忆。
与胡华相识，初起于神交。１９５５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学习历史的，当时有一部必读的教材《中国历史纲要》，是由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共同编著。教材虽然只有十余万字，却是概括古今的一部中国通史，是集当时史学界灼见的一部很有分量的史纲。从此，我知道了胡华这个名字。胡华何许人？在我想象中，必定是翦老、邵老那样的长者，也无疑是他们那样的一位谦谦夫子。其实，他并非我想象中的长者，而是一位身材修长的中年人。在见到他后我真有些疑惑了，照他当时的年纪推算，胡华与翦老、邵老一起编著那部很有影响的《中国历史纲要》时，只是个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可在编书的当时，胡华已经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他所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革命史讲义》已经是全国高等院校通用的教科书。不用细究，以胡华同志当时的年龄而成为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殊为不易。
与胡华见面后不久，便是惨痛的“文化大革命”。苦难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头上。胡华被当时的“文革”要人戚本禹点名，于是被揪斗，被抄家，被关进“牛棚”，然后又被下放到江西劳动。而我也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父亲贺龙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我也被株连，以致人亡家破。
胡华淡泊名利，在做学问上，他坚持真理，敢仗义执言。他待人真诚友善可亲。以后发生的一件事，令人终身难以忘怀。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温都尔汗。这一年我回到了北京。林彪事件的发生，使重压之下的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前程重新怀有了希望。但对我而言，灾难似乎还远没有完全结束。“四人帮”仍在台上，他们所代表的一股邪恶势力，仍然阻止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评价和解决，仍然阻止被他们所迫害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得到处理和解决。有形无形的“帽子”仍然压在我的头上。就在这个时候，胡华出现在我面前。
那是１９７２年寒冬的一天。我无目的地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心里的冷凄更甚于北方的严寒。突然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一个熟悉的面孔从我面前一闪。胡华……整整七年未见的胡华老师。街头不期而遇，我多想跟他说几句什么。但是，仅此念头一闪，我立刻冷静下来。我不知胡华会不会也跟有些人那样，躲闪我回避我。我更明白自己的身份处境，也不允许自己去给别人添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想法一出，我只是回回头，便准备无言而去。谁知，当我回头张望时却愣住了，胡华已经停住脚步，也在回头张望我。当他认出是我之后，踌躇片刻，朝我走来。
一见面，胡华就小声问：“您是不是姓贺？”我以点头作答。他的表情告诉我，他似有许多话想说，但他只是问了我一句：“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工作？”我告诉他，我刚从陕西回来，还没有工作。胡华听后微微一震，说道：“我也是刚从江西回来，被安排在革命历史博物馆当顾问，总算有了工作权。啊，您好像也是教近现代史的……”我又以点头作答。胡华不再问别的，他的口气坚定起来，对我说：“你是学历史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很需要人。我可以跟馆长谈谈，你能来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最好。”听了胡华的话，我真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倒不是因为我对工作的极端渴望，而是在那个寒风冷凄的冬天，竟有人主动给我以温暖的希望，真让我有些喜出望外，我当即答应下来。能不能去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说实话我当时不敢抱有奢望，但在那个人人防范、个个自危的年代，有人不躲闪不回避我，反而给予主动的关心帮助，已令我感动万分。见我答应下来，他又说：“三天以后，你还到这里来，我告诉你结果。”说罢，他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弄懵了。待明白过来，才意识到胡华冒着风险急急一见，又急急而去，匆忙中连三天以后在什么具体时间与他见面都没有交代。我再去寻他时，他的身影早消失在隆冬的寒风和灰蒙蒙的霜气中。
没有定好具体时间，三天后，我只好一大早就来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天寒地冻，冷风凛冽，我抱着期待，期待着胡华的到来。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从下午又苦苦期待到黄昏。什么口渴劳累饥饿，全然抛至脑后。多年后，我回想这一幕，是什么让我这个柔弱女子在寒风中坚定地等下去？是胡华善良刚直的秉性？是人与人之间关心的潺潺暖流？还是我血液中所承继的顽强抗争坚定不屈的精神？什么都有。反正，那一天我一直等待下去。
黄昏时分，晚霞将西天染红，大地沐浴在一片通红之中。胡华终于来了，我还记得，他疾步匆匆，披着一身的灿烂霞光。而我此时，心头燃烧着火。
胡华兴奋地告诉我，我去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事，馆领导已经同意了，还要正式办手续……此言一出，积压在我心头许多日子的郁闷一下子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心头留下终身难以忘怀的记忆。去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我不敢轻言它是我人生之旅的一大转折，却可以说，这是我所迈出人生的重要一步。有了这个工作，使我得以在当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抱着不灭的希望生活下去。有了这块阵地，也使我得以同一群祖国的热血儿女，在这里同“四人帮”展开各种形式的殊死较量。这里也为我从事军事史学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也在这里，从更近的距离观察我的良师益友胡华。
胡华以治学严谨而著称。我刚去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时候，还处在“文革”时期。当时，博物馆承担了革命史的陈列宣传和调研工作。这既是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又充满危险性。党史中所涉及的诸多人物，当时几乎无一例外受到冲击和迫害。胡华面对这种情况，秉承自己一贯的严谨认真的治学作风，大胆直言，刚正不阿，敢说敢为，为党史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人的气节品质。在我印象里，有许多事值得一书。
彭湃烈士是在我党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出身于广东海丰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当年，他为开展革命斗争，曾多次将家里的土地财物分给贫苦农民。他对革命的无私，使得他在当地民众之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他以后开展粤东斗争有极大的帮助。就是这样一个为党奉献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家庭在“文革”中屡受不公正对待。烈士的母亲周凤老人出身贫苦，当过婢女，支持儿子的革命，帮助过许多革命志士与他们的亲戚。“文革”时她已经九十高龄，仍被揪斗游街，受尽磨难和屈辱。胡华在调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全然不顾当时正值“文革”的混乱时期，当即向有关方面写报告，一再呼吁为彭湃烈士及其亲属平反落实政策。
１９７３年、１９７４年，小平同志当时尚未出来工作。胡华在党史调查中先后去了广西左右江和百色地区，他参观走访了当年百色起义旧址，提出要给予左右江和百色起义公正的评价。胡华还专门参观了当年小平同志曾经住过的地方，这房子当时堆放着许多杂物。胡华看后说了一段邓、毛、谢、古的故事，结束参观时，他说这地方要好好保护，打扫干净，这里也是红七军的旧址，应该开辟出来作为革命纪念地，供人民参观。在当时，胡华这番话说出来，不仅需要一个共产党员的极大勇气，更需要一个党的史学家理论家的真知远见。
胡华为我党历史研究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严谨踏实一丝不苟。在那个年代，他四出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史料。这些都是我党史学研究中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财富。７０年代，美国著名传记作家索尔兹伯里为撰写有名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来中国采访考察。当时，胡华以他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受命接待索尔兹伯里。能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做传，胡华将自己用心血搜集到的大量珍贵史料和自己从事多年研究的成果，毫无保留地提供给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出版，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许多人并不清楚该书中有胡华所付出的心血。仅书中公开提到引用胡华所提供的史料和论点，就有６７处之多。而胡华与索尔兹伯里许多次毫无保留的接触和长谈，其思想和论点对该书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就无法统计了。
胡华真的走了。以６６岁的壮年之躯早早辞别人间。良师益友音容笑貌犹在，身影在我脑海依然鲜活。提笔凝思，你严谨的治学精神，你处世的耿直率真，你为人的友善宽容……你留下永远带不走的财富。我说：胡华不去！
第11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纪念朱克靖同志
叶飞张震
朱克靖同志是中共早期优秀党员，大革命时期和新四军的著名政治工作者，八一南昌起义参加者，坚贞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他罹难５０周年之际，我们对他表示深切的怀念。
一
朱克靖是湖南醴陵人，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受五四运动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４年春，朱克靖作为中共早期派往苏联学习的同志之一，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伊始，国共合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急需军事人才，从事军队工作。朱克靖奉令回国，于１９２５年７月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军是由滇军改编的，军长是朱培德。朱克靖带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三军后，立即着手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向各团、营派政治指导员，开办第三军军官学校，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讲解革命军人的职责、军队和国家的关系、官兵一致的道理。他处处以身作则，任劳任怨，为政治工作人员做出榜样，促进了这支旧军阀部队的改造。这年１０月底，蛰伏在海南岛的陈炯明部邓本殷依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进犯西江、江门，危及广州。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第三军奉命出师南伐。朱克靖一方面和苏联顾问马采伊利克协助朱培德指挥进剿，一方面领导政治工作人员向士兵和群众做政治宣传工作。他每到一处，不顾劳累召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揭露邓本殷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行，宣传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南征很快取得了胜利。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国民党中央明令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分任第一、二、三军副党代表。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排挤共产党。第三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熊式辉在广州大沙头包围了第三军政治部。这时朱克靖和朱培德正陪苏联顾问在部队考察。消息传来，他据理力争，迫使朱培德撤了熊式辉的职。
１９２６年７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第三军向湖南进发，经乐昌、衡阳、株洲，到达醴陵。朱克靖和政工人员督导军队纪律，提出不拉夫，不封马，买东西照价付款，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所到之处受到群众欢迎。１０月初，北伐军第二次围攻南昌，第三军两个师负责夺取由孙传芳的四个混成旅把守的牛行车站，与敌激战三天三夜，伤亡过半。撤退时，有些军官争先逃命，一时队伍纷乱不堪。朱克靖领导的政治工作人员挺身而出指挥部队，稳住阵脚，使部队按计划撤退下来。朱培德感叹地对朱克靖说：“我这班军官可以说身经百战，现在看起来，还不如你那班青年学生。”１１月，北伐军占领南昌。
此时，朱克靖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１９２７年３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的党籍。３月２９日，朱克靖同当时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一起争取朱培德反蒋。朱克靖向朱培德指出，自汉口、九江租界收回后，群众运动日益高涨，革命空气浓厚，武汉政府的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现在国民党中央罢免了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开除蒋的党籍，只有顺应潮流，向着反帝反封建的目标前进，革命才能成功；希望朱培德能明晓大义，拥护武汉政府。经朱克靖、郭沫若的说服，朱培德当天把在当涂的部队集中到安庆，控制南浔铁路线，挟制蒋介石。武汉政府任命朱培德为江西省主席，朱克靖为省府秘书长。朱克靖还代表省府出席朱德同志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的就职仪式。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向江西推进。朱培德在蒋介石的压迫下产生动摇，放下“左派”面具，追随蒋介石反共，把朱克靖和全体政工人员“礼送”出境。朱克靖于５月初回到武汉。为了准备南昌起义，党组织派朱克靖秘密回到南昌，策动第三军旧部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中第九军军长为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朱克靖被任命为第九军党代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朱克靖离开部队，化名李有才，辗转到北京、遵化、桂林、南阳、南昌等地，从事教育、编辑工作，坚持革命活动。
二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克靖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神圣战争。这年初冬，他在南昌见到阔别十年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朱克靖和叶挺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就已相识，大革命时有过交往，和叶剑英在广州也认识。叶挺正在筹组新四军，准备成立新四军战地服务团，邀请朱克靖担任团长。战地服务团是军部直属单位，由上海、南京等地来的进步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组成，在抗日前线部队和战地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群众工作，在海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从新四军成立起，历时三年多，朱克靖任新四军政治部顾问兼战地服务团团长，带领战地服务团，奔驰在大江南北，克尽职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的神圣抗日战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有力地配合了部队作战，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影响。
１９４０年，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挺进苏北。蒋介石加紧在华中地区搞摩擦，准备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嫡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拉拢泰州的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参加“围剿”新四军。二李任国民党军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又受到韩德勤的压迫和排挤。新四军开进苏北时，陈毅同志对二李进行工作，二李一度保持中立，但在韩德勤的拉拢威胁下，又产生动摇。为了顾全苏北抗战大局，争取二李，党根据朱克靖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和影响，派他作为陈毅同志的代表，赴泰州争取二李。陈毅为朱克靖送行时还作诗一首：停骖问我意何如？词婉情真再致书。军令今当斩马谡，歧途何事泣杨朱？仲连智免蹈东海，武穆冤成走传车。凭君寄语强梁辈，摩擦自戕慎厥初。
李明扬在大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与朱克靖同属三军袍泽，私交不恶。朱克靖代表陈毅司令员向李致意，说明希望今后在苏北继续抗战合作，并借道东进沿江一带抗敌。李明扬表示：陈毅司令员豁达大度，令人敬佩，现在又有老朋友在中间调整，双方抗战合作不成问题。
新四军进驻黄桥后，韩德勤决心以主力进攻黄桥，一举消灭新四军。当时韩德勤凑集兵力约三万余人，其中二李、陈泰运部一万二千人。我军只有七八千人。争取二李保持中立，对于改变战场力量对比有重要意义。陈毅派朱克靖同志坐镇泰州，做李明扬的工作。李明扬向朱克靖表明决不参加反共的内战，并应允从江南调来的新四军援兵通过其防区，抵抗韩德勤的进攻。
黄桥之战当夜，朱克靖坐在李明扬办公室里，两人都守在电话机旁。李的部下不断打来电话报告战况，到了次日午后，朱克靖接到陈毅司令员电话，让他转告李明扬：黄桥之战已经结束，顽军李守维军长落水溺毙，师长孙启人及旅、团长等成了新四军的俘虏。不久，苏北参政大会在海安召开，朱克靖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当选为副议长，同时兼任苏北三分署主任。
１９４１年１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战地服务团撤销。粟裕同志率第一师在苏中地区成立苏中军区，下辖四个分区，各分区成立中共地委、行政专员公署和军分区。第三分区由叶飞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朱克靖任第三分区专署专员。他们共事多年，一起领导泰兴、泰州、如西、靖江四县地方政权建设，开展瓦解敌军，保障部队供给和反扫荡、反清乡斗争。
为了开拓新的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派粟裕、叶飞于１９４４年底先后率部南下，同浙东游击队会合，创建苏浙根据地。朱克靖带领３００多名地方干部随军同行，并任苏浙行政公署主任。在领导地方政权建设，发展经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三
１９４５年冬，朱克靖随军北上山东，任新四军联络部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联络部长（对外称新四军秘书长）。为了推迟内战的爆发，争取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党派朱克靖去做郝鹏举工作。郝鹏举原是冯玉祥的副官，为人狡诈多变，大革命时期曾到苏联学习军事。１９３０年冯玉祥在蒋冯阎大战中失利后，郝投靠蒋介石，抗日战争中又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他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淮海绥靖公署行政长官，参加进攻人民解放军的罪恶活动。他知道自己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为保存实力，对进攻解放军持消极态度。经过陈毅同志争取和我党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压力，郝鹏举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６日举行起义，宣布“退出内战，拥护民主”，部队改为华中民主联军，开到解放区内休整。党派朱克靖任华中民主联军政委。
朱克靖和刘述周、康宁（朱克靖夫人）等同志一起到郝部工作，他们只带了十几个年轻干部和四名警卫员。朱克靖运用北伐时在第三军工作的经验，成立了教导团，培训中下级军官。他亲自上课讲革命人生观、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理论，组织宣传队教士兵们唱革命歌曲，在官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１９４６年６月，蒋介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郝鹏举见势不利，暗地里和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联系。１１月，蒋介石占领了张家口，叫嚣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并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郝鹏举开始秘密策划叛变，准备在新年期间行动。朱克靖及时将情况报告陈毅，使我党有了准备。陈毅借新年机会，把郝鹏举请到临沂，郑重告诫他：只有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靠蒋介石不过是替蒋介石增加一个殉葬品；只要你们不公开投降蒋介石，不参加内战，我们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郝鹏举当面作了保证，还给毛主席、朱总司令打电报，而暗地里却在加速叛乱的准备。
１９４７年１月，朱克靖和郝鹏举一起离开临沂回部队。临行时陈毅握着朱克靖的手说：“现在是敌人重兵压境，我们的部队集中在莱芜一带，准备大的战役，民主联军驻地鲁东南一带我军兵少力单，对郝鹏举能争取一分钟，就要争取一分钟，决不能打第一枪。”陈毅还关照朱克靖自己多保重。朱克靖明知此行凶多吉少，但是他义无反顾，坦然而去。他到郝部后马上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向大家讲清形势，分析了几种可能性。他用自己在１９２７年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提高警惕，准备随时应付突然的事变。
１月２２日晚，郝鹏举以商讨配合我军作战名义，通知朱克靖到其驻地开会。朱克靖意识到此行危险，为了争取郝部到最后一分钟，决定带四名警卫员赴会，其余干部由刘述周负责作应变准备。果然，朱克靖刚一进郝鹏举的院子，敌人就扑了过来。他知道自己走不脱了，就急忙喊后面的警卫员回去报信。同志们得到消息，立刻拿起枪来英勇自卫。郝鹏举怕遭受解放军的围攻，不敢久留，连夜指挥部队向蒋管区撤退，并派兵将朱克靖和秘书王宜生、总务科长刘永春先行送到海州，想以此向蒋介石邀功。
郝鹏举的叛变行为激起我军复仇怒火。２月６日，我华野二纵在韦国清、张震指挥下，于白塔埠包围了郝部，经一夜激战，全歼叛军，活捉郝鹏举。陈毅愤怒地责问郝鹏举：“你为何要枪杀我派去的政工人员和扣押我的全权代表朱克靖呢？”叛徒郝鹏举后来受到法律制裁。
四
朱克靖被捕后，先后被关押在徐州、苏州，后被移送到南京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宁海路１９号看守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由臭名昭著的特务组织“军统”改组成立的，宁海路１９号是保密局在南京的秘密监狱之一。朱克靖在狱中，表现出共产党人坚贞不屈的高贵品质。据与朱克靖同狱的难友记述，朱克靖在狱中生活很有秩序，每日手不释卷，阅读书报，坚持运动。他对难友讲“未失去自由，不知自由之可贵”，劝难友多运动，免得将来出去工作时候没有了本钱。他教青年难友读唐诗，讲解诗义和作诗方法。他经常把摊派在别人身上的事，像扫地、倒痰盂等都做了。同狱人对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高级将领由衷地钦佩。
朱克靖入狱后，南京国民党当局在报纸上大肆宣传朱克靖的被捕，同时千方百计地对朱克靖进行劝降。国民党军政要人贺衷寒等利用同乡、同学、大革命时期的朋友关系，到监狱看望朱克靖，劝他改弦易辙，为国民党工作。朱克靖不为所动，说“叫我死，叫我回家种地则可，让我骂共产党，为国民党宣传，是痴心妄想”，“我的历史和地位，已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
蒋介石还亲自出马，三次在总统府请朱克靖吃饭，由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陪同。蒋介石一口一个“老朱同志”，劝朱克靖到他这边工作，早日解脱牢狱之苦，并许以高官厚禄。朱克靖对蒋介石说：“我有两个生命，一个是肉体生命，一个是政治生命。我虽跨党从事革命，但我是为共产党打天下。现在我已成阶下囚，我宁愿牺牲我的肉体生命。我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了大半生，我不能牺牲我的政治生命。”蒋介石叹道：“你不听我的忠谏，你将后悔莫及。”朱克靖反问蒋介石：“如果蒋先生处于我目前的境遇，你将如何选择？”蒋介石无奈地说：“我肯定和你一样，忠实于我的政治生命，保持晚节。好吧，你我这是最后一次谈话了。”蒋介石劝降不成，特务头子毛人凤、叶翔之等又企图搞假记者招待会，由几个特务冒充记者，企图拍一张朱克靖在狱外便装照片，配以“欢迎中共朱克靖将军回归党国怀抱”的标题，刊登在中央日报上。朱克靖一到现场，就觉察出敌人的阴谋，他机警地以手掩面，使特务拍照不成。
朱克靖身在狱中，内心依然关切地注视革命局势，关心陈粟大军的进展，关怀着同志家人。他每天读书看报，从国民党报纸反动宣传中分析解放战争的形势。他胸有成竹地对难友说，整个江南很快就要全部解放了。他写诗填词，抒发革命者的情怀：“伏枥托骅骝，不为恩仇，江南春意可全收。棋局从容经此日，宿愿方休。”表达了寄希望于我军健儿解放江南，以了革命宿愿。“风雨打牢墙，南冠客思长。寄衣人不见，日日依囚窗。”抒发对亲人的怀念。“此身早许国，被卖作楚囚。壮士非无泪，不为断头流。”表达了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人民解放事业的革命者的高尚品格。１９４７年秋，朱克靖被国民党秘密杀害。
朱克靖同志遇难五十年了。他追求真理，献身革命，勤奋学习，克尽职责，忠于理想，坚贞不屈的可贵品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