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留恋小吃
甲乙
饱览山川风物背后，其实还该加一句：饱尝各地名馔。
这里不妨先讲几句远的。上学时翻郦道元的《水经注》，书上谈山说水，言地理走向、地貌变化……作为古人，这在那时是很不易的。可毛病是古人相信神鬼。本来抱着挺大兴趣读书，然而子虚乌有的东西一多，科学被神话“覆盖”，以自己仅有的那点知识，实在没法“解读”其中的原委，于是对这本中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再也打不起精神。你不好苛责古人，这是历史的局限。但有一点我还记得，就是郦道元好像在书中提到过不少名吃特产，后来也看过《梦溪笔谈》和《徐霞客游记》，里边多多少少也都有关于吃食的描述。由此不难看出，古人固然专注学问，但并不妨碍他们对吃的喜好。
近代文人关于吃就更不需多说。看他们的文章，你绝对不会忽略他们“行万里路”之外，还有“吃百家食”的这个感觉。我仍然要说，大家不妨去翻看近年畅销不衰的散文和随笔，那上面关于吃的文章，可谓洋洋大观。“言以助味”。以吃的色香而诉诸文字，这便让我们从书的浏览中，品尝到了天下美味。你读过梁实秋，你就会嗅到北京小吃的芳香。你若翻苦茶老人的文字，那悠远闲淡的关于吃的记述，总不免使你想亲自去尝一尝。汪曾祺的散文里，诸如口蘑、羊肉，乃至萝卜白菜等等，虽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常蔬食，却被他娓娓道来得几可以入诗入画。可见我们食文化所积淀下来的传统在作家身上打下的印迹。
外国人到中国北京，据说最让他们着迷的是：吃烤鸭和爬长城。当然，去西安看兵马俑不会忘记来一碗羊肉泡馍；到云南观光，不尝尝过桥米线和汽锅鸡肯定也是不甘心的。吃文化在地方特色上，总是有自己的花样。事实上，花样的翻新和引进，从北京卖天津的“狗不理”，南京卖北京的烤鸭，上海经营重庆的火锅……便已然说明了地区间饮食的文化交流。只是这其中是否还保留着原汁原味？不太好说。依自己看，北京作为首善之区，最是能吸纳南北的饮食精华。上海的“本帮菜”、广东的“生猛海鲜”，以至于川菜、鲁菜……可以说早就泛滥成灾。可是北京除了烤鸭还能输出些什么？大约就只有涮羊肉了。当然还有所谓的“满汉全席”。可有谁吃过？它似乎只有存诸文字，让有考据学兴趣的人过一过遐想的瘾。其实北京饮食文化的特色在小吃上，只是它不登大雅之堂，多为引车卖浆者欣赏。因此，你今日若想品尝它，只有临风而立，驻足街头。想到饭店大快朵颐，怕是很难。
虽然走了不少地方，也见识过名馔大菜，但我总觉得“穿肠过”的东西，未必非要山珍海味不可。倒是贩夫走卒的小吃，想起来，常常回味不绝。日前去四川，那满街的小吃，就让我好一番流连忘返，不过，几年不到四川，也有新的发现。车驶在公路上，眼前晃过一条条“点杀”之类的横幅。何为点杀？不知所以。更恐怖的是“欢迎您到点杀村”的标语飘来飘去，大有孙二娘开店般的腾腾杀气。直到下车向人讨教，方才明白“点杀”的内底，原来乃当地流行的吃法，即吃鲜活的鸡鸭鱼兔是也。为了避免单调，任何一种动物都可以“一物多吃”。于是恍然，心想，四川人真是吃的一把好手，在吃的名堂上，连名字都想得刺激火爆。
此刻，我一边写这篇小文一边想，用不多久，“点杀”很可能也会南风北渐，就像广东人在大排档疯狂“点杀”生猛海鲜一般，使平民的小吃变成大款的奢侈，味道怕也变异了。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红灿灿的山丹丹
张沛
初秋的一天，我把杂乱堆陈的书柜整理了一遍，找出了一本十五年前，我和诗人朱子奇编写出版的诗集《延安晨歌》。书的封面是一片红灿灿的山丹丹。当年在陕北、延安住过的人都很熟悉山丹丹花。这种花开在背洼里，好像一个含羞的青春少女，不愿让人轻易看见她。在陕北流传着关于山丹丹的爱情民歌。这幅洋溢着民族特色和艺术魅力的封面，是古元画的。横在画页上面的《延安晨歌》这个遒劲有力的书名，也是他写的。
我久久凝视着这片红灿灿的山丹丹，将近六十年前的延安往事，悄悄地向我走来……
１９３９年秋天，我从晋西北岚县的“彭八旅”（八路军一二○师以彭绍辉为旅长的三五八旅）回到延安，再一次跨进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大门，到文学系学习。这年，我十七岁。当时，鲁艺已从北门外搬到桥儿沟，在几排石窑洞围成的院子里，住着文学系、美术系、音乐系、戏剧系的一百多人，绝大多数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年轻人。他们所好所学有所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目标：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并且多数人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斗成员。
古元，１９３９年１月就来到鲁艺美术系。我同他虽不在一个系，但都是年轻人，天天见面，自然而然就认识了。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也是后来几十年深深刻在我脑中的印象：谦虚、质朴，话不多，但实实在在。我们常在黄昏中在延河边散步，这是当时艰难条件下的唯一享受。他当时二十岁，但老成稳重。有一次我问他：“你来延安前在美术学校学什么？”他憨厚地笑笑说：“我喜欢画，但我没有专门学过画画。”从闲谈中才知道，他同我一样，都是一个中学生、穷孩子。
１９４０年春天，“鲁艺”院子里的梨花正在盛开的时候，我们这一期的学员毕业了。古元遵照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到“大鲁艺”（即到群众中）去学习，他被安排到延安川口区会庄乡担任乡政府的文书，而我则被调到《绥德抗战报》当记者，开始了我漫长的新闻生涯。
谦逊、质朴、憨厚的古元在与延安的人民、延安的土地紧密相融的时候，他深深蕴藏着的超人的艺术才华，像火花一样喷射出来。就在这一年，他的木刻版画成名之作《运草》，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马车上高高的草堆，一个头挽羊肚肚毛巾的陕北农民在扬鞭赶车。多么真实、动人的意境，多么浓郁的生活气息，多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又是多么自然地体现了民族风格。作品发表以后，博得了解放区和大后方人民的高度赞赏。而后，古元又连续地发表了一些优秀木刻，表达了他在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后的巨大创作力。
１９４２年，周恩来同志将古元的作品带到重庆参加全国木刻展，徐悲鸿先生在展览会上见到古元的木刻版画后，兴奋地说：“我在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古元。……我惟对于还没有二十年历史的中国新兴版画界已诞生一巨星，不禁深自庆贺，古元乃他日国际比赛中之一位选手，而他必将为中国取得光荣。”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徐悲鸿先生的灼见，完全被古元的艺术成就证实了！
此后几十年，在东北、在北京，我们都曾在一些场合见过，虽然他已是一个蜚声中外的大艺术家，但见面时仍然是像在桥儿沟那样谦逊地微笑，话虽不多，但让人感觉到他对延安老同学的热情。１９８１年，我同朱子奇在革命老前辈、老诗人萧三同志的支持下，把我们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２年在延安和绥德出版的“新诗歌”编辑成册（我曾经是一个诗歌爱好者），书编好后，我突然想起请古元给这本书画个封面。请一个卓有成就的大画家作封面，似乎有些不近情理。由于“隔行如隔山”，平常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我了解古元，他不会觉得这是不屑做的事。何况他是在延河边成长的，他对于延安的歌也会有感情的。我在电话中把我的要求告诉他，他没有一点推托，仍像当年我们在延河边谈心时那样的热情、平和。这时，他除了创作，还担负着中央美术学院繁忙的领导工作。但过了没几天，他就画好封面，并且主动地题写了《延安晨歌》的书名。
十几年又过去了，去年，古元也已离开我们走了。三十年代末期延安鲁艺的师生，如今，像秋天的落叶，一片一片地凋谢了。这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凝视着我面前的《延安晨歌》封面上古元画的那一片红灿灿的山丹丹花，感到有些欣慰。我低声自语：古元，你的一生也像山丹丹一样红灿灿！
第12版(副刊)
专栏：
光辉照千秋
王蔚
谁说岁月的变迁能忘却故人，谁说时间的流逝会磨灭记忆，不论天地间风云变幻，人民的好总理啊，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１９９８年３月５日，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日前，当我来到周恩来的诞生地江苏省淮安市，耳闻目睹这里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各项“迎百年”的纪念活动，深深感受到在这片热土上的人民对周恩来总理那一份份深情的思念和无限的敬仰之情。
在淮安，到处是火热的建设场面。淮安市市委书记花法荣说，根据中央及江苏省计划安排，目前正在淮安市兴建一批纪念工程，主要包括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周恩来全身铜像、周恩来墨迹碑林及周恩来故居环境整治。周恩来遗物陈列馆工程自今年１月１９日奠基以来，经过四百多名建设者的昼夜奋战，其主体已顺利封顶，并进入装饰阶段。陈列馆占地一万一千平方米，建筑面积六千二百平方米，第二层古典建筑即仿照中南海西花厅原貌修建。供陈列馆陈列、布展的五百多件周恩来遗物，征集、复制工作已基本完成；陈列大纲已经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有关部门审定。由中央美术学院李守仁教授设计的周恩来铜像高四点二米，计划于１２月底前铸成。周恩来墨迹碑林已建成开放。
负责征集周恩来遗物的几位同志动情地对我说：“每征集到一件总理的遗物，就会听到一段感人的故事，受到一次心灵的震撼。”
一条周恩来患病住院期间使用的浴巾，细针密线缀着大小十四块补钉，而且都是用旧口罩和破毛巾补的；一床周恩来到南京时自带的垫被，打了二十多个补钉，跟随总理南征北战几十年也不肯换；一件褪了色、补了又补的衬衣，当年南京部队某招待所工作人员曾劝总理换一换，他却摇手说：“同志，不能丢，艰苦朴素这是我们的传家宝。”
花书记也向记者讲起一段往事：１９６２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开会，顺便带了一点家乡的特产送给周总理。结果，东西被原封退回，还附了一份国务院关于禁止请客送礼的文件。周总理亲笔在文件上写了指示，要省委、地委和淮安县委负责同志认真阅读，坚决按照通知的精神办。
周恩来出生在淮安，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淮安度过的。在周恩来的故居前，县委同志告诉记者，早在解放初期，周恩来即嘱咐县委把他的故居拆掉，他说我的房子不能和主席的旧居比。１９７３年１１月至１２月间，国务院办公室负责同志先后四次打电话给县委，传达了周总理的三点指示：一是不要让人去参观；二是不准动员住在里面的居民搬家；三是房子坏了不准维修。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由衷爱戴，县委没有完全按照周总理的意见办。
在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周恩来故居的人群中，一位六十多岁的王大妈眼泪几次涌出，她动情地说：“周总理毕生为人民，我们世世代代不会忘记他。”
目前，淮安市正掀起“学习周恩来，争做好公仆”活动。市各部委办局机关干部利用政治学习和党课、团课日组织学习，大力提倡关心群众、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精神。迎百年筹委会出动宣传车，设立宣传站、板报专栏，大张旗鼓地宣传周恩来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迹。
光辉照千秋，周恩来伟大的品德，高尚的人格，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
第12版(副刊)
专栏：
读《方法》致彻悟
中杰英
我想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只有思维着的知性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当我们经历了昏头昏脑的狂热，饱尝了惨痛的历史教训，最终恢复理性而可能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份以宏观气度从长处着眼的刊物。它冷静地审视时代，客观地考察社会，以深刻的批判意识去提升读者的思想境界和精神诉求。这份刊物已创办十年，曾在封面上标明“专门评论聪明与愚蠢”的副题。然而最近，它大大地扩展了这个显得有些局限的意旨，一改旧观而超越“小聪明”、“小计谋”的内容，进而覆议天下纵论古今，升格于大智慧大气派的境界——这就是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以于光远、龚育之等人为顾问，以李宝恒和江世杰为主编的《方法》月刊。
在我的书案上经常都摆着十几种杂志供写作间隙时翻看。说实在的，其中大部分仅聊供浏览或选阅。只有《方法》，开卷即欲罢不能，必须全刊精读并继之以认真的思索。尽管耗费时力，然而所得回报，往往能修正作品的思路，透视曲折的人生命运和复杂的世象，又开启一扇照亮灵感的窗户。尤其是，时当改革开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观念与说法蜂起抢滩，常让人有身入迷宫莫知所从的疑惑，这时多么需要探路的地图和指南针。也好比我们站在浊流的近岸，往往难以判断它究竟流向何方，只有登高远眺开阔视野，才能认知来龙去脉。我想，一份出色的高层次的刊物，亦理应具备这样高瞻远瞩的导游功能。虽然我无缘见识一些曾以其深刻创见而蜚声于世的书刊原版，但《方法》让我油然联想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赫尔岑曾主编过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也联想到培根、伏尔泰、狄德罗、鲁迅和蔡元培，联想到盗天火以济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总之还是邓小平讲得最恰切：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不妨略窥《方法》近期所论及的题目：以长篇讨论“启蒙”，题涉“愚民政策”、“五四与自由”、“避免对外国说‘不’”；评论中国学者怯于创造思想体系，从王小波现象谈到“文学的三岔口”；从剖析生产力的实质到揭露伪科学，从观测股市走向到研究企业战略……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请来了那么多顶级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名士大师，而正是由于作者群体的非凡眼光和学问功底，所论多能以一当十直取核心，言人之所不能所不敢者，得以浓缩的、哲理性的大手笔一语中的。比如有关银行、企业和居民存款这样关系极复杂的金融问题，作者仅画出一个“经济大三角”，用简明而精辟的语言便让人茅塞顿开。又如对已开始流行并行将充斥于世的“白领文化”，就其浅薄空虚之大害敲起警钟，足可令人惊出一身冷汗。顺便一提，刊物的众多插图也是十分传神而寓意深长的。
也许受视界所限，但看来这是一份目前很少见的、跨学科的、有先导意向而个性鲜明的思想性综合读物。知识分子欲丰富头脑而得大彻悟，不妨尝试一观。
（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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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拓者的足迹征文
“税兴”之道
陈廷芝李建社
金秋季节，秋高气爽，金菊吐香。又是一个丰收时节。一位在税收战线上奋斗了二十八个春秋的刘顺兴，或许是命中注定他要从事税收事业，因此，有人常把顺兴称为“税兴”。
三年前，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刘顺兴挑起了河南省延津县国税局局长的担子。
走马上任，他便奉行“德、严、情、创”四字方针。
在他那简陋的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以德服人，以智取胜”的牌子。实行新的税收征管模式后，为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基层干部队伍，他不讲关系，抛开面子，坚持按照“公开、平等、民主、择优”的原则，经八个程序考核后，挑选出二十四名群众信得过的干部充实交流到股、所负责岗位。
在日常工作中，刘顺兴也是以德服人。一次，一家企业的领导跑到国税局找到刘顺兴，气势汹汹地质问道：“你们为啥要给我公司加收滞纳金？这不是存心和我们过不去吗？”面对这不速之客，刘顺兴没有和他正面交锋，而是心平气和、彬彬有礼地让座、沏茶、递烟，然后才问他：“这到底是咋回事？”对方依然蛮横：“不就是晚缴几天税吗？为啥就要加收滞纳金？”刘顺兴马上叫来负责征收的同志，问了个明白，弄清是他们逾期不申报纳税，经税务机关几次催缴，仍我行我素时，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纳税是有期限的，超期应加收滞纳金，这都有政策条文。税款是国家的，如果你们单位晚缴几天，别的单位也晚缴几天，国家的税还咋收？再说，不按期纳税，国家是要受损失的。依法收税，这是我们的职责，根本不存在与谁过不去的问题。”一席话给对方消了气：“原先我还认为是你们成心和我们过不去呢——这下我明白了。”刘顺兴趁热打铁：“企业生产经营是为了给国家创造财富，税务机关收税也同样是为了给国家积累财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一番话直说得对方连声称是。
说到严，刘顺兴的严也真出了名。他一踏入税务部门的门槛后，就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工作上毫不马虎。他当专管员时，被称为“铁税官”，当企业股长时，被称为“偷漏税的克星”，走上局长岗位，又被称为“严局长”。
今年春天，县稽查分局查出一家工厂偷税三万多元。那家厂领导托人找到刘顺兴，请求为其减免税款，并塞给他一千五百元“意思意思”，被他当场回绝。
刘顺兴常告诫大家：“干我们这一行，一不能贪财，二不能耳软，三不能嘴馋，要想税业兴，就得‘门前清’。”
两年前，他的儿子高中毕业在家待业。妻子对他说：“孩子毕业了，没事干，让他在税务局先上班吧。”
“不行，不符合条件，咱们不能带这个头。”
“那也得让孩子有个事干，当个临时工也行啊。”
“等以后再说吧。”
妻子的话不灵，于是亲戚来了，好友来了：“顺兴呀，让孩子上班，这不过分呀。你作为一局之长，这点权还没有吗？”刘顺兴耐心开导说：“你们的好心好意我都领了，可孩子到国税局上班，这真不中，咱再有权也不能乱用呀！”
一天晚饭后，他把孩子叫到跟前说：“爸没把你的工作安排好，对不住你，可你也得想想，咱不能去越那个轨呀；想上班，明天就去县砖厂打小工吧。”至今他的孩子仍在乡下当临时工。
当然，“严局长”也不是无情无义之人。他对别人的困难却挂在心上，及时送去温暖。
新安中心税务所的小李因不慎家中失火，几乎全部家当化为灰烬，全家五口人生活处于困境，小李的爱人更是哭得死去活来，感到绝望。刘顺兴得知消息，马上和办公室的同志径直赶到他的家。当刘顺兴把同志们自愿捐献的近两千元钱交到他手里时，小李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的爱人在旁边流着眼泪说：“局里人是俺家的救星呀！”
刘顺兴忙安慰他们：“这钱不多，是我们大家的心意，你们先买些吃的，安排下生活再说，困难会过去的。”
小李拉着刘顺兴的手一再表示：“俺忘不了领导和同志们，我一定在工作岗位上好好干，加倍努力，创出佳绩来报答大家！”
创佳绩，是全局同志的共同愿望，更是刘顺兴的奋斗目标。自他任国税局局长的第一天起，他就和大家一起，为争创一流的党组，一流的工作业绩，一流的服务，带出一流的队伍而努力。为树立良好的整体形象，该局举办了为期十五天的全员军训；为在社会上牢固树立国税系统良好形象，实施了全员集体廉政宣誓，并在“严格执法、廉洁奉公、开拓进取、争创一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的誓词上签了字。他们在征管改革工作中，加大征管力度，建立企业纳税档案，其经验在豫北五市、地进行了交流。他们在农村中心税务所建设上，硬件建设达到“十个一”，软件建设达到了“五个一”。在短短一年中，硬、软件建设同步到位。而且，他们还积极开展税收科研活动，全局撰写了论文五十多篇。刘顺兴撰写的《领导干部应如何树立威信》和《税收大检查屡查屡犯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等分别在《河南日报》、《河南经济日报》上发表。税收科研活动受到省国税局负责同志的好评，认为有“远见卓识”，勇于开拓进取。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刘顺兴带领全局职工走出了一条税兴之路。这个局，连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连年受到省、市、县的表彰，并获得了省级税收科研第一名。 （作者单位：河南省延津县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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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龙洲桥（油画） 包泽伟
第12版(副刊)
专栏：
汉柏秦松骨气商彝夏鼎精神（书法）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