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打好扶贫攻坚战

  扶贫扶到户
——陕西商洛地区开展小额信贷扶贫
□□杨咏沂
陕西省商洛地区的小额信贷在全国的规模最大,已经从试点到全面推广。今年全区拿出一半的扶贫信贷资金共5066万元用于小额信贷,覆盖贫困户5.1万户,约22万人。商洛是我国贫困地区中贫困面较大、程度较深的偏远山区。到1996年底,全区仍有贫困人口47万人,占总人口的20%,贫困户人均收入544元,不到全国农民收入的1/3。他们推行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很有说服力。
      小额信贷的效果
我们调查了丹凤和洛南两个县。这两个县,在商洛地区7县市中很有代表性。丹凤县是商洛开展小额信贷最早的县。洛南县则是全地区推广面最大、推广速度最快、扶贫效果最好的县。到今年8月,全县按小额信贷方式投放扶贫信贷资金1306.8万元,扶持贫困户14460户,占全县1.9万贫困户的75.7%,预计今年贫困户人均增收200元—300元,全县农民将一举越过温饱线。
小额信贷在这里虽然开展的时间不长,但已经给贫困山区带来了活力,给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带来了生机。小额信贷实现了三个满意,即“群众满意、政府满意、银行满意”。群众满意的是,过去只能感觉到共产党扶贫政策的阳光普照,现在才真正得到党的雨露的直接浇灌;基层政府满意的是,“措施硬,手段硬,小额信贷硬碰硬,扶贫攻坚有保证”;银行满意的是,放款有人帮,还款讲信誉。过去最不愿贷的是贫困户,现在倒过来了,最愿贷的是小额信贷扶持的贫困户。
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小额信贷和现行的扶贫方式比较,有七个方面的明显优点:
一是覆盖面大。任何一种扶贫形式都没有小额信贷的覆盖面大,商洛今年通过小额信贷对全地区贫困人口的覆盖率达到48%,是以往三四年扶持贫困户的总和。
二是到户率高。小额信贷不投企业,只投贫困户。保证小额信贷资金100%地用到贫困户。
三是经济效益好。丹凤县铁峪铺镇桃花村去年12月放款,到今年6月,扣去还贷,靠小额信贷新增收入1000元以上的户占放款户的45%,500元以上的占45%,500元以下的占10%。在丹凤县资峪乡白衣寺村,我们曾和被走访的贫困户一家一家算过账,多数农户用这笔钱养猪养牛养羊养鸡,搞食用菌,种烤烟等。一笔一笔算下来,基本上是贷款1000元,还贷后至少净赚1000元。
四是扶贫效果好。洛南县今年越过温饱线,靠的就是小额信贷。全县一年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比1994年—1996年三年的总和还要多。
五是返贫率低。小额信贷扶持的户,很少有返贫的。因为收回的资金可以连续再贷,连续扶几年,直至稳定脱贫。
六是还贷率高。我们调查的乡扶贫社和村扶贫中心,还款率都在95%以上。如洛南县高耀乡每周还款率为99.1%;杨圪涝乡牛湾扶贫分社的周还贷率为95%。扶贫社的干部说,贷款到户后,只有个别因暂时困难拖欠的,没有不还的。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七是资金周转快。现在商洛的扶贫信贷资金是一个当一个半用。由于实行每周还款,循环放贷,一年2000元扶持2户的钱可以扶3户。
      商洛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商洛大规模推广小额信贷取得了成功,推广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效果之好,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际也属首例。成功在哪?首先是在坚持小额信贷基本原理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大胆创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开展小额信贷的路子。
商洛开展小额信贷的做法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第一是充分发挥了各级政府的动员、组织、协调作用。全县通过多种形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动员活动,使小额信贷扶贫到户在很短的时间内,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这种政府的组织动员作用,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
第二是管理方式上实行“双线管理”。即政府一条线,从县到乡到村,各级政府都要在小额信贷工作中发挥保证、监督作用。另一条线是扶贫社、扶贫中心、社员小组,负责扶贫贷款的投放回收,项目实施,配套服务。这样,既发挥了各级政府的职能优势,又保证了民营民办机制的有效运行和贫困户积极性的充分发挥。
第三是有很强的服务功能。扶贫社不是金融机构,不仅要提供小额信贷服务,还要组织技术培训,提供市场信息,交流生产经营经验等。
在学习国外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时,商洛人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该学的学,该改的改,不管是学是改,都要符合当地的具体情况,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如商洛普遍坚持了“小额贷款,不要担保;妇女为主,承贷承还;整贷零还,按周还款;五户一联,风险共担;一户不还,四户分摊;周周开会,互学互帮”的做法,农民也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坚持上述做法的好处。用农民的话说,过去是“款子一放,最后算账”,现在是“贷整钱办事,零拔毛还钱”。
商洛小额信贷的另一成功之处是,不管小额信贷发展多快,都要精心组织,健全机构,完善制度,扶贫社的财务管理也很健全,社员有联保合同、贷款契约、借款还款手册、社员守则等。
商洛各县的农发行都和县扶贫总社签订了委托贷款协议,并派专人指导、督促、检查小额信贷资金的发放、回收和财务管理工作。
商洛成功地推广小额信贷的经验及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小额信贷推广模式。如果能在全国推广,意义十分深远。
但也要看到,小额信贷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角度分析,它最重要的作用是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经营方面经常性的资金不足问题,使贫困户能够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致因资金短缺长期陷入困境或沦入更贫困的境地。但小额信贷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如建设基本农田,修建小型水利设施,解决人畜饮水,修筑乡村公路等。因此,今后的扶贫工作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抓紧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经验,用好用足现有的扶贫信贷资金;另一方面,狠抓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充分发挥无偿扶贫资金的作用,为贫困地区解决温饱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附图片)
压题照片:北京市宣武区广外街道工委、办事处和内蒙古贫困山区喀喇沁旗旺业甸镇结成帮扶对子,采用小额信贷等方式帮助当地发展经济。 马肃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域外来风

  合作化在加拿大
□□程金根
加拿大是世界上农业发达国家之一,拥有健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其中,农业合作社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合作社是加拿大农业经济的主导力量
加拿大1993年有农业合作社824个,59.9万个生产者为其社员,固定资产31亿加元,总收入129亿加元,近40%的农民收支是通过合作社来进行的。
在销售方面,合作社销售了全加55%的谷物和油菜,63%的奶制品和47%的家禽。在供应方面,合作社供应动物饲料、肥料、农药、种子、机械和其它农用物资,甚至石油产品和建筑材料。合作社提供了36%的肥料和农药、27%的动物饲料。
1993年全加最大的500家企业有17个是合作社,总销售额110亿元,其中萨斯卡彻温小麦合作社以年销售额16.23亿加元列第76位,是加拿大最大的合作社。全国最大的10家农业企业中合作社占7家。
      加拿大合作社的历史及其发展
合作化运动有一个漫长而迷人的历史,它是普通人相互关照,一起工作,一起发展,避免剥削,自己问题自己解决的一种经济形式,他们证明自己的努力能改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
加拿大第一个合作社成立于1852年。今天的合作社大部分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40年代,六七十年代是合作社的繁荣期。合作社由早期的小型单一的形式,通过发展和合并,成为大的合作社或联合社,业务也多元化,提供多种形式的服务。
农业合作社首先在草原诸省得以发展。本世纪初,草原诸省的农民对银行、铁路、储运公司、农具制造商和农用物资供应商的高价格感到不满,而单个农民对价格的控制很有限,他们认为市场和价格被几个大的买主和卖主所左右,农民只有在合伙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成立合作社对自己的利益、前途和当地经济进行控制。到1925年草原三省的农民们已经组织了三个大型的小麦合作社。
70年代,合作社销售了80%的谷物和大量的农产品,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成为一个或多个合作社的社员,销售和社员数量几乎呈饱和状态,因此合作社向加工寻找发展。70年代农业合作社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合作社向产中和农用物资的生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服务合作社相继成立,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结构。即使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合作社仍呈增长趋势。
      政府支持是加拿大合作社成功的主要保证
首先,各省和联邦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早期的合作社由于缺乏组成及经营方面的法规而受到阻碍,许多合作社不是失败,就是演变成股份公司。1970年12月加拿大通过了合作社的联邦立法,为合作社的合法经营、贷款和融资等取得了合法地位,促进了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其次,各省和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都有相应机构为合作社提供诸如注册、咨询、宣传、信息、研究等服务。合作社也是一种经济形式,但社员们往往缺乏经营和管理技巧,成立之初政府部门提供商业和管理协助,对教育和培训合作社管理人员极其重视。
第三,为了协调联邦政府各部门与立法和合作社的关系,联邦政府于1987年成立了合作社秘书局,挂靠联邦农业及农业食品部,为联邦政府专门处理合作社事务,致力于合作社的发展。
第四,政府各部门都有许多计划支持合作社的发展。联邦政府有两个重大法律支持合作社。一是《农场改良及合作社销售贷款法》,它为合作社提供中长期信用,支持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增加农产品价值,提高农民收入。二是《合作社农产品销售法》,它为收购农产品的合作社提供最低价格保护,帮助和鼓励农产品销售。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神农之子

  壶瓶山之恋
许厚明滕晓东
1991年,瑞典国立农业大学教授史迪格·拉逊博士来到湖南省石门县壶瓶山考察,对壶瓶山的生态保护赞不绝口:“壶瓶山是我所到过的自然保护区中原始生态体系保存最完好的地方”,“我见到了一群努力保护这些大山及其野生生物的人们,我深为钦佩。”
1972年,湖南省石门县林业局为保护壶瓶山的森林资源,在全县范围内挑选护林员,有过4年军旅生涯的退伍军人廖先圣被选中,他成了壶瓶山第一个护林员。
廖先圣看到,在毁林造田之风甚烈的那个年代,大片的森林被砍伐,连集体林场的树木也常常被偷伐,数百年的古木被砍倒了,原始植被遭到了极大破坏,造成山体滑坡和泥石流不断发生,时常酿成屋毁人亡的悲剧。
“不能让这种现象再继续下去。”廖先圣一边翻山越岭,走山寨,入农户向山民进行宣传,一边与破坏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曾被人误解,曾被人谩骂、恫吓、殴打。
娃娃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也是一道美味佳肴。一些人受利益的驱使,干着偷捕勾当。一次,廖先圣发现有人在溪河里下钩,立即带领3名护林员下河没收渔具,并要带6个偷捕者去办学习班。偷捕者见他们人少,威胁着要动武。廖先圣毫无惧色。一阵僵持之后,偷捕者认输了。
这些年里,廖先圣先后办案120多起,没收各种作案工具1.6万多件,和护林员一道放生野生动物1万多次。
1982年,壶瓶山被列为省级保护区,1983年正式组建管理所,不久廖先圣担任了所长,他计划把壶瓶山建成国家级保护区。
只读过初中一年级的廖先圣开始在“书海泛舟”,他参加在北京香山举办的培训班,参加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四川卧龙山举办的培训班,参加东北林业大学函授学习……他钻进知识的海洋里,涉猎动物学、植物学、地层古生物学……知识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加入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并成为湖南分会理事。
1987年5月,县政府和林业局组织对壶瓶山的物种资源进行大型综合考察。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又巨大的工程,廖先圣和他的同仁们一道,涉溪流、攀绝壁、入洞穴、越断崖、下天梯,历尽艰辛和危险。
土湾,又称蛇湾,是五步蛇的盘踞地,他逃出了蛇口,却差点让一头黑熊要了性命。在对土湾为期两天的考察中,他们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动植物。在一处0.25平方公里的地方受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就有50余种,不仅发现了活化石珙桐,还发现了光叶珙桐、钟萼木……这里有两人合抱的最大的天然中国梧桐,有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长果秤锤树,有高达40余米的鹅掌楸,还有成片的天然黄连、细辛等。
这种考察持续了6年,累计时间长达10个月之久。
1993年6月,廖先圣赴京,这是他受县政府和县林业局的委托为壶瓶山的升级第二十三次到北京。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带去了与人合作的《关于将壶瓶山自然保护区建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20余万字的资料以及大量的珍稀动植物图片和部分标本。
1994年4月5日,壶瓶山终于被列为国家级A级保护区。
考虑他在山区工作多年,成绩突出,组织上想安排他到条件较好的乡镇任党委书记,他恳切地说:“感谢组织上的关心,我心里恋着壶瓶山,离不开壶瓶山,离不开管理所。”
如今,他的大儿子廖庆义被安排在壶瓶山林场当工人,小儿子廖庆群在壶瓶山干起了临时稽查。他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队伍正日益壮大,而且是子承父业。
是的,保护大自然是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事业。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村里人·村中事

  袁长杆:家庭企业化管理
□陈定辉刘青山李树清
这些日子,江西省赣州市湖边乡龙岭村袁屋组的袁长杆老汉真比过节还高兴,他喜滋滋地逢人便说:“家庭企业化管理真管用,今年我们家收入5万元的计划要超额完成了。”
俗话说:大家难当。袁长杆有个12口人的大家庭,3个儿子有两个结了婚,女儿今年也到了出阁的年龄。子女常外出打工,一年下来,钱交多交少没个定数。这样使兄妹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间滋生了惰性。袁长杆认为这是家庭成员责权利不明确,吃“大锅饭”。今年初,袁长杆召集全家开会,推出了“家庭企业化管理”的新模式。
根据家庭成员的特点,袁长杆把全家7个劳力分成4个经济责任小组:大儿子袁发平学过农函大兽医专业,负责养猪,为养猪组;二儿子袁发风学过畜禽养殖,负责养鸡鸭,为养禽组;三儿子袁发忠头脑灵活,负责购买饲料推销农产品,为营销组;他自己和老伴、女儿、大儿媳负责家庭责任田,为种植组。规定各经济小组每年要向家里上交纯利5000元。完成目标任务,年终给予目标奖,超额的发给超额奖。没完成任务的,要通报批评并在下年补交。另外,二儿媳负责家务为后勤组,由全体家庭成员评议,评为优良也将予以奖励。
实行“家庭企业化管理”后,各经济小组互相竞争,不甘落后。袁长杆在2亩坡地上做蔬菜文章,通过市场分析,他大种黄瓜、豆角、空心菜,一季收入1.2万元。养猪组的袁发平养了5头母猪,当仔猪价俏时就卖仔猪,反之就大量购进,饲养肉猪。目前,他已出栏10头肉猪,31头仔猪,收入1万余元。养禽组也不逊色,上半年出笼500羽肉鸡,存笼200羽。营销组的袁发忠除推销外,又做起出租摩托车的生意,每天收入在30元以上。
袁长杆的家庭企业化管理激活了一潭死水,家庭经济蒸蒸日上。袁长杆充满自信地说:“我这个家好当哩!”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杂谈

  喜闻农肥上保险
□□徐瑞明刘长虹
江苏南通市苏海化工厂自1995年起为自家生产的一种复合肥上了质量责任保险,同时通过多种形式向农民承诺:使用这种复合肥发现质量问题,造成损失的,可到县保险公司获得全额赔偿。
骏马千里,难免有失蹄之虞;质量把关再严,也难保百分之百无问题。万一有不合格农肥“窜”到田头,也不该让农民受一丝一毫的损失。给农肥上保险可以让受损农民方便地获得赔偿。苏海化工厂的承诺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在行动上。这与那些变着法子制售伪劣农资,坑害农民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农肥投保是以农肥质量作后盾的,保险部门对产品质量进行保险首先要对产品质量做出鉴定,产品质量不过关,保险部门是不会为其保险的。反过来看,如果农户索赔频频,企业也就危险了,这就逼着企业一刻也不能放松产品质量管理。
谁想着用户,用户也想着他。为农肥投保无疑促进了农肥的销售。一些千方百计想打开产品销路的企业何不学学苏海化工厂,在“为农民”上动一番脑筋,下一番功夫呢?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呼家庄银杏富民产业兴
本报讯“栽上一亩银杏树,等于有了小金库”,这是流传在山东省高密市呼家庄镇的一句话。该镇是省银杏技术开发试验示范基地,短短4年内,就发展银杏11600亩,1996年总收入500多万元。
呼家庄镇的银杏产业1992年起步,以市场为导向,走出了一条栽植银杏为主的经济林富民之路。镇政府研究制定了提供优质种苗、全过程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帮助销售等一系列优惠政策。1994年以来,该镇共筹资350万元发展银杏产业,建成保健品加工厂,产品银杏叶健身茶投入批量生产。(呼王施)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庆阳县酸枣结出致富果
本报讯曾经“种田碍事、放牧绊脚、砍柴刺手”的枣刺,近几年经过嫁接大枣,成了投资少,当年可见效,经济效益可观的致富果树。目前甘肃省庆阳县已累计嫁接大枣1180万株,年产鲜枣356万公斤,产值426万元。
1994年以来,庆阳县先后投资84万多元,从外地引进优良接穗,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农户进行嫁接服务,形成了梨枣、酸枣、蛤蟆枣等10多个新品种。许多农户靠庄前屋后、田埂沟畔的酸枣嫁接大枣,年收入近千元。(田治江)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四面八方

  绥棱农研所农家“致富田”
本报讯仅有5名科技人员的黑龙江省绥棱县农业技术研究所,每年都在105亩试验基地田上试种农作物、蔬菜等品种20多项,5年有25.7%的高产高效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这里被农民称为:“咱庄稼人的致富田”。
1993年到1996年,农研所引进试种的四单19、东农248、龙单8玉米种取代了老品种,采用大垄覆膜技术,亩增产17%以上。玉米选用新品种、新技术后,仅1996年全县玉米产量比上年增长20.9%。去年,农研所从省农科院绥化所引种了以合丰25大豆种做母本,以绥农8大豆种做副本的绥农14大豆种,亩产量增产7%—8%,全县大豆面积比上一年减少3.9万亩,但产量却增长了538吨。 (李耀卿)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农村新事

  襄樊村组的“公开墙”
湖北襄樊市90%的村组建立“公开墙”,实行财务、政务“两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小小“公开墙”成了群众了解财务政务、参政议政的“公正墙”,加强干部廉政建设的“监督墙”,减轻农民负担的“挡风墙”,改善干群关系的“连心墙”。
襄樊市从1988年开始建立“公开墙”,在上面定期公布涉及农民负担、经济承包、计划生育等政策的贯彻落实等事宜。宜城市雷河镇前锋村七组,公开墙公开村组收支以后,有两个农民发现变卖仓房、树木等收入没有公布,及时举报,经查实该组组长共挪用集体变卖财产收入6704.04元,镇里立即进行了处理。今年,襄樊市在落实中央减负《决定》中,把清退结果和农民负担预算方案上墙公布接受监督,受到群众欢迎。(谢春修邹洪成)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福建省建瓯市房道镇吴大元村妇代会主任雷廖妹(左一)承包了二百亩竹林,带领村里的几个姐妹走上了富裕路,雷廖妹也成了科技兴竹示范户。 魏永青 魏雪云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四川省仪陇县连续几年遭受严重旱灾,县里积极组织农民栽植耐旱作物堆堆苕、大窝苕、大箱苕,全县栽苕18.85万亩,总产量达6126.3万公斤,比去年增产14万公斤。图为张公乡金垭村农民喜收红苕。 何启荣摄


第10版(农村经济)
专栏:

天上白云如棉地里新棉似云
江苏省东辛农场集团,近年来大面积推广机械化免耕秸秆覆盖与精量播种等现代农业科技,粮棉产量逐年提高。今年东辛种植的9万亩棉花遭受冰雹、台风、暴雨等灾害,但由于及明采取了有效措施,丰收已成定局,亩产达90公斤。图为职工在晾晒新棉。卢长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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