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教育)
专栏：
开课第一天
20年前，清华大学迎来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800多名新生。开课第一天，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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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求知报国自强不息
深圳创维集团董事长黄宏生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能够投入学习和工作的那段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则更短暂。
１９７３年，高中毕业后，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我到了海南省黎母山，开始了我四年的务农生活。每天，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锹镐锄镰成了我们的谋生工具。蚊虫的叮咬，简陋的生活环境，很快击碎了在学校勾勒的梦幻和憧憬。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研读一些有关无线电以及《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书籍。我们在绝望中常常自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１９７７年夏，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和多方努力下，终于恢复了高考，知青们兴奋异常，同时，在我的人生坐标上出现了第一次重大转机。这一年我跨入了大学的门槛。在华南理工大学，我度过了一生中最充实的四年黄金时光。这四年里，我刻苦学习，探求新知，在大学校园的净土上，就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每逢周末，我都在图书馆里读书思考。说实话，我也知道这样的学习生活太苦了，但当时有一个信念支撑着我，那就是求知报国。四年的知青生活，积蓄了太多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机会的珍惜。我的刻苦，使我荣获了广东省十大“三好学生标兵”的称号。今天想来，这个荣誉本身并不重要，但我很珍惜它，因为它是我人生的一个标志，我后来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做出一点成绩，与我在大学时打下比较扎实的知识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大学毕业时，老师问我将来是从政还是从商，我回答说，终有一天我要创建出与松下、索尼一样的电子企业。
大学毕业之后，我进了华南电子进出口公司工作。我以自己的勤恳、踏实、刻苦和开拓精神，赢得了同事们的承认和领导的重视。我所从事的业务部门在整个华南进出口公司的效益是最好的。我由任助理工程师到电脑事业部部长、副总经理并成为整个华南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常务副总经理，我的人生和事业出现了一个顺利发展的新阶段。此时一个更尖锐的问题深深地刺痛了我，大学毕业时与老师的一段对话在心头萦绕，久久难以平静。在许多个难眠之夜后，我向华南进出口公司的领导递交了辞呈。
１９８７年春，我在同事和领导惊讶的目光中来到了香港，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去体验和实现人生的更高价值。初到香港，失败的打击先后四次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尝尽了人间冷暖。最危急的一次使我连银行贷款都无法偿还。一次次的打击，使我一次次地成熟，从意志品质到市场知识和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般的认识。最关键的转机终于出现了，１９９１年，香港录像大王瑞菱集团动用十几个亿收购了香港最大彩电集团之一的讯科集团。他们把讯科原有的有才之士都驱出门外，却从英国调来洋专家打理。这时，我抓住机遇，将这批怀才不遇之士招到自己的麾下，打出共同创业，振兴民族工业的旗帜，使我在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得以组建了一支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具有国际一流开发设计水平的彩电科研队伍，从此创维的事业开始冉冉上升了。不久，我从德国接到了第一批２万台的彩电订单，以后又在出口创汇，在与洋人争市场中取得成绩，在全球五大洲８０多个国家建立了环球销售网，１９９６年出口量雄踞国内同行业之首。随后又挥师国内，在深圳建立创维—ＲＧＢ电子有限公司，短短五年，就一举跻身中国彩电业十大名牌，并且销售业绩连年翻番，成为尽人皆知的著名品牌。
创维集团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令我们骄傲的不仅是我们有多少亿的资产，产品技术多么先进，市场多么广大，关键是我们有一支受过挫折考验，屡败屡战，自强不息的骨干队伍。有了他们，我们可以从零做起，再创辉煌。
面对事业的成功，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自己参加高考时的情景。如果没有高考制度的恢复，我就不可能读大学，也不可能会有今天的成功。值此恢复高考制度２０周年之际，我谨以一个首批高考受益者和老学友的身份，向正在学海泛舟遨游的莘莘学子们敬赠一言：仁爱为怀、诚信为本、谦虚刻苦、自强不息，未来必将天高海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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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伟大的转折
——《恢复高考二十年回顾》征文综述
陶钧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浓缩了的历史线段。从那时起，我们一届又一届青年，匆匆走在那个金色历史线段的延长线上，来不及回头，更来不及停下来思考。而对于今天的青年们来说，那段金色的轨迹离他们已经遥远了。
当我们推出“恢复高考２０年回顾”征文这一栏目时，仿佛将千百万人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了，来稿像潮水一般涌进编辑部，那流溢在字里行间的真情让我们不忍释手，那撼人心魄的一幕幕历史场景，仿佛又来到了眼前。“做梦也没想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绝处逢生”，“整整一代人得救了”，“感谢邓小平”，许多来稿的作者在叙述当时听到“恢复高考”的激动心情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些语句。
是什么使人们对２０年前恢复高考如此记忆犹新？无论是当时考上的，还是落榜的，都对恢复高考唱出发自肺腑的赞歌。
恢复高考，使得被积压了１０年的中学毕业生、尤其是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得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上大学的机会。从几千封来稿中，我们读到了他们的人生转机。然而，从来稿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许许多多未进大学之门的同龄人，２０年后获得了比那些幸运者毫不逊色的骄人成绩，而且，他们在征文中表明，获得那些成绩的动力无不来自当年恢复高考的启示。
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它荡涤了“读书无用论”、“唯成份论”的污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成了青年激励自己刻苦学习的座右铭。据有关资料表明，１９７７年冬和１９７８年夏报考大学的人数，竟高达１１６０万人；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９年间，全国高校共招收了８８万名大学生。这为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一大批“筑路先锋”，如今，这批人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使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概念。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考试的范围，它所体现的精神如今已深入人心。
“我们这批人的命运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联系在一起，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来稿道出了他们的共同心声。从更高的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不仅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它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开端，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起点。２０年过去了，邓小平同志引导的这项改革，其意义越来越明显。２０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导致的整个民族精神面貌的变化大大推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也更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正如一位教育家所说：“任何有希望的民族都高度重视教育，恢复高考，挽救了我们的民族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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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抚今追昔话高考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主任侯福禄
自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亲历了高校招生改革和发展的历程。２０年来，作为一个招生工作者，我深切体会到，恢复高考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带来了命运的转折，更感慨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远影响。
招生，作为教育过程中重要的一环，它是学校教育的入口；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它是发现、选拔、培养、使用人才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是古往今来选贤任能的一条重要途径。
回首往事，令人难以忘怀。当年我在中学当教师，后来当校长，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制度首当其冲，被列为“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范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刚刚出来工作不久，就抓科技教育工作。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出后，经历了十年动乱积压下来的几千万中学生，乃至整个社会都沸腾了，从城市到农村，中学课本被抢购一空，走村串户借书者有之、抄书者有之，求知学习蔚然成风，也带动了整个拨乱反正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我作为当时的中学教师、校长，１９８０年就开始从事招生工作，对２０年高校招生改革体会尤深。
２０年来，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在高考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建立了招收保送生制度，以弥补高考不足；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改革高考科目，实行“３２”考试，并继续探索新的科目设置办法；把德育放在首位，加强思想政治品德考核；改革考试命题、评分办法，考试内容在考查知识的基础上注重能力考核；改革考试形式，推行标准化考试，使考试更加科学、公正；改革招生计划形式，从单一国家任务到委培、自费和国家任务等多种计划形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又进行了招生“并轨”改革并于今年全面完成等等。
河南省在全国较早进行了标准化考试改革试验，建立了全省计算机网络系统，有的市地还延伸到县，正在规划与中学和全国高等学校联网。河南较早在高中会考基础上实行高考科目改革，在考试管理、阅卷评分和建立标准分制度方面，积极开展科学研究，是最早接受国家教委高考质量评审并获得考试管理达标荣誉称号的省份之一。河南重视招生考试基本队伍建设工作，较早抓了监考队伍建设、评卷队伍建设、评价队伍建设和省地招生机构建设。河南重视招生考试基地建设，目前全省各地考点全部达到规范化要求。今年又在考试技术改革上迈出三大步：建立标准考场，实现考场电视监控；推行了磁卡准考证；在考生档案管理中引入条形码技术。２０年来，全省参加高考的学生达５５０万人次，为高校选拔新生７０余万人，为各条战线、各行各业输送了大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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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冬日阳光灿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方
２０年前的高考，现在回忆起来，觉得那几个冬日的阳光分外灿烂。那时已年近３０岁的我又坐在北京一所中学的教室里，书写着一张张试卷。
在“史无前例”的那年６月的一个早晨，第一节课在哄闹中散去，接着又锣鼓喧天地废除了高考。我１０年的青春岁月是在北大荒、内蒙古和山西度过的。生活艰苦，劳动繁重，而更感到沉重的是精神苦闷和前途迷茫。我仅有的美好回忆就是上学、读书，还有那虽有压力但又带来成功喜悦的考试。我相信有国家在，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没有了书本、学校和老师，从何学起呢？就从保存这些美好的记忆开始吧。在头脑中梳理书本的字行、老师的语句和解题的步骤真是一种精神享受。接着就是漫长而带有危险性的“地下工作”。把背下来的文章，诗词，英语单词，数学公式，历史人物与年代等抄在一个个手掌大的小本或纸条上，藏在身边或炕头，趁歇工或晚上拿出来默读，补充，偶尔在哪见到一本旧书就突击阅读，与好学的同伴得空就“填空互补”。
终于我和几千万同代人一道，赶上了第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改革：恢复高考。首先是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然后是政审“主要看本人表现”，最后是让我们这些被多年“积压”的“超龄者”都能报考，真是“天遂人愿”。但我们当时就知道这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一批关心国家前途的人们坚持真理而斗争的成果。没有什么口号与官样文章，但事情办得实在，痛快，深得民心！
刚从农村回京一个月，我就匆匆在北京厂桥街道办事处报了名，坐进了考场。没感到紧张害怕，倒有些如同参加一场历史性战役的使命感。奇怪的是解答一道道试题就像重逢老友那样顺畅。多年后我才知道我获得了那一届北京高考的总分第一，但当时那种超然的感受更美妙。
我迈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后来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硕士，博士，到过牛津、伦敦、巴黎求学，也进一步领会了治学的艰辛。但我最怀念的还是在阳光灿烂的冬日参加的那次高考，这不但使我，也使我们国家开始了“新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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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创维杯恢复高考制度20年回顾
从小屋到大世界
新华社辽宁分社陈光明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２０年前的初冬，当我庄重地坐在燃着熊熊炉火的考场上，翻译王安石这段名言时，做梦也想不到，２０年后我会成为一名新华社主任记者。
２０年来，无论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寒窗苦读，还是在江城丹东市委机关、报社工作，还是在钢都鞍山新华社记者站，我始终以当时考卷上的这段警言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在事业的险山峻岭上，苦苦登攀。回顾２０年前我得知恢复高考时的欣喜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时，我奉派到北京一家玻璃模具厂学习翻砂技术。１０月下旬的一天清晨，当我习惯地打开半导体收听早６时３０分的新闻广播时，想不到竟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新闻。我真恨不得插上双翅飞回工厂报名参加高考，但在北京的技术学习还未到期。我马上给远隔千里之外的丹东玻璃制品厂宣传科李科长写了一封信，恳求他一定代我报上名。
那些年，我始终没敢懈怠，不管客观条件多么恶劣，一直挤时间丰富自己的头脑。１９７２年冬中学毕业后，我和同学们来到贫瘠的东沟县十字街公社安全二队插队。夜幕降临，同学们累得倒头便睡，而我却要在土炕的一角，伏在一个用报纸糊面的小木箱上读书学习、练习写作。怕影响大通炕上别人的休息，尽量把煤油灯芯调小些，时间长了，鼻孔和眼圈常熏得黑黑的。１９７４年末招工到丹东玻璃制品厂后，由广阔天地来到了翻砂小屋。休息时，工友们唠闲话，打逗嬉笑，我硬要挤时间看点书，写点文章和新闻稿件，有时干脆就在小黑屋里住下。尽管当时根本想不到会有恢复高考的良机，但总有一个信念：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没想到，１９７７年，人生收获的秋天终于降临。全厂近２００名青工报名参加高考，最后仅我一人被录取。收到入学通知书的情景终生难忘，但更刻骨铭心的是，２０年前高考不仅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使我由小屋子迈进了大世界，更重要的是使我懂得了从小屋子到大世界，是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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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生新篇章
浙江绍兴县委办公室朱利月
对我们这代人来说，１９７７年确实是难以忘怀的。因为她第一次赋予我们神圣、平等、公正的权利，是我们人生路上的新起点。
１９７５年公社驻大队蹲点的人武部长忽然找我谈话，大意是说，公社要招一名半脱产的团干部，月薪２４元，如我愿意就马上填表，但有一个条件，此后凡招工或上大学什么的将不再另行考虑。
经过现实和理想、近期和远期、多层面多角度的再三考虑，我当起了一名半脱产的公社“赤脚干部”。
两年后，恢复高考喜讯传来，我心里像吹进了春风。几天后，几位患难与共的“老知”来找我，商量“赶考”大事。一天，公社书记急电召我回去，一进门，他就告诉我县考上了线，准备参加省考。为了让我集中精力，在临考前七天，组织上给我放了假。在那七天时间里，我在老家一个破旧的小楼上苦读，知识学进去多少很难说，但我至少读懂了惜时如金、艰苦拼搏的人生含义。
所幸的是，命运没有嘲弄人。发榜那天，当我从公社和区公所以及县政府公布的大红榜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我一次又一次热泪盈眶！
那年我接到的是一张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尽管此后我又进大学深造，有了新的长进和收获，但要再找回１９７７年那份幸福的感觉却很难了。
再进校门，我们这群不同层次，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怀着一种对党感恩之情，发愤读书，相互砥砺，日复一日精心构思人生新篇章。
直至毕业，工作，再进大学深造，再工作，无论工种如何变换，我总是时时提醒自己，切不可碌碌无为。我们这代人的人生新篇章尽管每个人的谋篇布局有高有低，有平有奇，但有一点是值得自慰的：我们奋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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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读书无悔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陈维达
１９７７年冬季的寒冷至今记忆犹新。为参加高考，我与几位同伴住在山乡一座小学旁边的农机棚里，呼啸的山风和闪烁的油灯陪伴我们做最后的冲刺。然而最为寒冷的还是考试之后的绝望心情：中学基础课程都丢到爪洼国里去了，面对考卷，如同面对公正无情的法官，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甚至到了连１的零次方是什么意思都不太明白。恐慌和负罪笼罩了我，难道我真的如此无能，成为时代的弃儿吗？当失望、惭愧、羞耻像北风一样切割着我的灵魂时，上大学的决心在碎片中重新聚拢，成为一面旗帜。
几乎所有的人都成了我的辅导老师。他们的智慧、学识、人品、祝愿，不仅帮助我登上了１９７８年大学的列车，而且成为我生命的新动力，以至于使我终身受益。记得在工地复习功课时，我的叔叔恰好到工地出差，闲谈中叔叔顺便讲了一道三角解析题，他以石代笔，在沙滩上画了深深的图形，反复讲解。嘿！还真神奇，这年数学考卷中竟有一道极为类似的题，我兴奋得脸庞发烧。当我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时，我深知这道数学题的作用，它像一个等号，把一个空有理想的青年连接到了河南大学古色古香的校园里。而那以天地为教室，以黄河沙滩为黑板的一刻，竟成了我永久的怀念和一种品格追求的象征了。
入学之初，一位教现代文学的教师在讲郁达夫时，介绍这位文学奇才酷爱读书，大学期间大约阅读了２０００多册书。许多同学在下面算了一笔账，都为郁达夫的刻苦和善读吃惊，我们都在为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暗暗用劲。读书，读书，汲凝人类历史的精华，化解对社会的疑问，奋力奔走在星光闪烁的前行路中。
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蓦然回首，许多感慨一言难尽，凝聚成一个真切的感受：读书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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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
中国青年评论家协会雪声
１９７３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做梦也在想着上大学。爷爷对我说：“明年有书记的姑娘，后年有主任的儿子，你等到猴年马月？”我不信邪，坚信贫下中农会推荐我，可我不知道推荐只是形式，每次被推入初选范围，不是在公社落马，就是在县上或地区被刷。
在我已经不知梦断何处的１９７７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国家恢复高考的决定令我热泪盈眶。在推翻“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过程中，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及教育界科学界有识之士如何抗争，其中的曲折我是以后很多年才通过读回忆录了解到的。当时，我只感到自己有运气。
我报了名，上了考场。我不敢想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能够考上，但我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争取参加这一次考试的权利。只要我有这个权利，考不上也心甘！
苍天有情，我居然考上了。在当年有５７０万人报名，全国只录取５％的激烈竞争中，我考入了大学中文系，生活在我面前铺开了一条在正确的人生观指导下靠个人努力就可以主宰命运的金光大道。
比起个人之幸，更大的幸运还是民族之幸，国家之幸。恢复高考之前招的几届学生，由于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清华大学也实际办成了清华中学的水平，面对突飞猛进的世界科技发展，人们忧心忡忡，焦虑万分；１９７７年以后，一个“考”字改变了整个社会被扭曲的价值观念，追科学的浪潮在中国大地勃然兴起。从１９７７年以来，我国招收了成百上千万名大学生，且生源质量不断提高。他们不断走向社会，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人才保证。
２０年过去了，社会的发展更新了我们每一个人，对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他老人家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正在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实践课题。我时常同周围同志重温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感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深刻变化，也时常提醒自己，在思考有关教育发展问题的时候，不能偏离当年“拨乱反正”的基本出发点。因为我们每一个过来人都深深知道，正是因为坚持邓小平同志的教育思想，重视教育科学，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才真正解放了、发展了第一生产力，才有２０年来这天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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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难忘高考复习“团”
甘肃政法学院吉彦波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时，我已２７岁。作为一个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的人，能有这样的机遇，真是喜从天降，但又忧自心中来——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学的东西太少，耽误的时间又太多！
我的母校——山西省芮城中学的老师好像了解我们的心情，为我们这些早已离巢的“笨鸟”举办了高考复习班。说是“班”，其实更应叫“团”。因为这班太大了，竟达千人之多！
１０月的晋南，正是秋收冬播的季节，当时芮中的校园却毫无时令的肃杀之气，到处生机勃勃、热气腾腾。蜂拥而至的求学者，大的年龄三十多，小的只有十五六。大家三五结队、八九成群，不用报名、不用缴费。晴天，在大树干上挂块黑板，校园就是教室，前面的坐小凳，中间的坐椅子，后面的就是“站票”。雨天，占用学校的会议室上课，人多地方小，窗台上坐的都是人。面对这样众多的学生，这样拥挤的“课堂”，这样热烈的气氛，老师们感动了。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奖金，但老师们一个个竭尽全力，没有扩音器，为了让这千人大班的学生都听清楚，许多老师因声音过大而讲哑了嗓子。记得有位年轻的女教师叫郭亚姣，当时怀孕七八个月，费力地给我们讲数学，让大家心头热，胸口紧，眼睛酸。讲完课以后我们用如雷的掌声像欢送英雄一样，簇拥着她走出“教室”。由于老师如此地辛勤付出，那一年，不满３０万人口的芮城小县，考取大中专学生千余人，创山西省第一。我也以平均８５分的成绩被山西大学政治系录取。
我没有赶上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没有上过“抗大”，但我总认为，高考复习时的母校就是“抗大”。她给了我激情，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大病初愈”后的营养，给了我永生难忘的记忆。如今，我已是大学教师了，在专业上也有了微小成就。我常常给学生们讲起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更常常和女儿谈起那种铭心刻骨的感受，希望她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珍惜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大好时代。不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不论教师的生活多么清苦，我始终痴迷于我的教学事业，喜欢我的讲台。就为了回报党和祖国的厚爱，就为了铭记小平同志给我们的机遇，就为了当年不拿分文、义务上课的老师，就为了郭亚姣老师昔日腹中的婴儿、如今茁壮成长的青年，我愿永远献身教育这神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