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贯彻十五大
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岳岩振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全面改革是由农村率先启动的。农村改革的突出之点，一是在经济上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一是在政治上实行了以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为显著特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扩大基层民主，保证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
村民自治制度自１９８８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起，已有近十年历史，全面总结这项改革的成功经验，寻求进一步发展完善的措施途径，可以说理论与实践条件皆已成熟。为此，我们对山东省章丘、安丘、莱西、招远等四个全国村民自治模范县（县级市）和十多个全国模范村民委员会进行了专项调查，深切体会到村民自治制度激发起广大农民群众空前的政治热情和参与意识，促进了农民政治素质与操作能力的提高，带动了农村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基层民众真切地感受到了民主，真切地感受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积极稳妥向前迈进的坚实脚步。
村民自治代表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民主是人与生俱来的政治权利，而民主权利的行使、民主能力的发挥是有条件的。只有适合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和国民特点、被大多数民众乐于接受、能够操作的民主，才是最积极、最有效的民主形式。在国家政权体系的最基层——村一级建立村民委员会，实行基层群众性自治制度，之所以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迅速在全国各地农村扎根开花，并受到世界的关注，其根本点就在于它同中国当前农村和农民的实际相吻合。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群众把参与村务管理活动同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同实现自身价值与理想结合起来，视为担当国家与社会主人的实际步骤，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参与热情。农民群众关心自己身边的事，关注自身利益，讲实际。他们不善于讲大道理，不愿意把时间用在无谓争论上，更不希望说了白说，搞形式，走过场。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使各项自治权利逐步落实，老百姓从中看到了其真实性、权威性，于是就更加积极地投身到这项活动中去。村民委员会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在大多数地方已进行了四届，参选率一次比一次高，目前多数地方不低于９０％，先进县市高达９６％以上，不仅青壮年积极参与，而且老人、家庭妇女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选举日，就连一些在外地打工和做生意的人也回家郑重地投上自己庄严的一票。
社会主义民主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的民主。然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又决定了必须采取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形式，必须通过最实际的民主训练逐步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而言尤需如此。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搞政治体制改革，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一贯主张，但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不能盲目求快，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村民自治可以唤起民众、教育民众、训练民众，培养出更多更合格的行使民主权利的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村民自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体现，也是朝着高度民主方向迈出的最实际、最有效的一步。
村民自治的贡献在于将基层事务纳入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
最好的管理制度是民主、科学、高效有机统一的制度，这一点在农村尤为重要。由于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和农村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村一级在管理活动中长期存在着被动接受、拍脑袋决策、管理随机性、监督无保障等现象。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后，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逐渐形成了一套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系统管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使村务管理工作进入依法治村的阶段。这是这项改革的一大收获，也是进一步拓展这项改革的努力方向。
民主决策是村民自治的根本，是农民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凡是村民自治工作搞得好的村都突出抓了这个问题。他们的共同经验，一是扩展民主决策的范围，把一切涉及村民切身利益的重要事务，如确定承包形式、划分宅基地等都交给群众议决；二是落实民主决策的形式，定期召开村民会议，规模大、人口多的村还实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使民主决策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工作；三是树立民主决策的权威，使村民不仅有发言权、建议权，而且要有修改权、否决权。当村民的表决同村委会的倡议发生矛盾或分歧时，只要村民说的对就坚决按村民的意见办，使群众真正说了算。调查中不少村干部反映，实行民主决策决不像有些人说的是自找麻烦、贻误时机，而是减少麻烦、提高效率，况且只有不怕麻烦，才能减少麻烦。
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的实体，也是自治组织区别于政权组织的主要标志。村委会不是行政机关。村民是村务管理活动的主体，有权参与管理活动。为了把民主管理落到实处，各地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是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村民自治的本质，使广大农民理直气壮地投身到管理活动中去；二是健全各类组织，疏通村民参与管理的渠道，凡是自治活动搞得好的村，除了村委会下属的专业委员会健全外，还普遍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老干部参政会等，保证农民多渠道、多形式地参政议政；三是村民委员会在管理上改变过去那种强迫命令的方式，采取与人民群众民主协商的方式；四是建立村民自治章程，把村民民主管理通过制度固定下来。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保障，也是自治活动长久坚持下去的关键。根据各地开展监督活动的实践，主要有如下措施：一是村委会定期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村委会干部定期述职，接受村民的评议；二是实行村务公开，通过“村务公开栏”、“十公开一上墙”、“集体公开日”、“明白纸”等形式，把群众关心的财务账目、收益分配等公之于众；三是利用监督台、检举箱和妇女禁赌会等形式开展干群之间、群众之间的相互监督。民主监督制度的实行彻底改变了只能干部管群众的现象，使群众既能管自己，也能管干部。同时，这一制度也成为加强农村廉政建设的重要措施。
村民自治可以有效地解决各类疑难问题，理顺各种关系，促进农村政治稳定
工作在农村第一线的同志普遍反映，农村工作存在着大量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会引发各类矛盾，甚至发生一些不应有的悲剧，影响安定团结。过去有所谓老三大难：集资提留、上缴公粮、计划生育；现在又有所谓新三大难：宅基地安排、收益分配、干部搞特权。但在村民自治活动开展得好的地方，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为什么？首先在于工作有序，按章办事。制度好可以使好人更好地干好事，坏人不敢干坏事。凡事只要形成了惯例、规矩和程序，大家就能自觉遵守，有人违犯也能通过制度的威力及时纠正。其次在于村务公开，监督到位。公开是公正的前提，监督是公正的保障。再则还在于改变了村干部的工作立场与态度。村委会干部由群众选举产生，不尽职尽责地为群众办事就会被罢免撤换。因而，村民自治制度，使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自觉地树立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效地防止了以权谋私、损公济私现象的产生。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村虽是一个最小、最基本的社区，但它却包容了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社会单元。这些关系是否顺畅，是农村稳定、发展的晴雨表。村民自治制度是否有利于理顺各种关系，也就成了检验其优劣的重要标志。
在村级首先遇到的是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制度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是不矛盾的。一方面，自治活动呈现出与党的领导相一致的趋向。随着自治活动的开展，有效地克服了过去旧体制下党支部包揽村务，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方式进行管理带来的党群、干群矛盾，使广大人民群众愿望与要求的实现，同党对农村有效领导的实现，通过村民自治这一形式有机地融为一体，村民自治也因此成为巩固党在农村领导地位的稳固基础。另一方面，自治活动是以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为依据的，是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具体而言，村级对重大事务进行决策，通常是由党支部、村委会研究出方案，先召集党员会议讨论，然后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讨论决定。通过调查我们认为，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是不能分离的，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可以说，党的地位在民主自治中更加牢固，民主自治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充分。
乡镇人民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清楚地说明二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这种关系改变了过去人民公社对生产大队那样的行政命令、瞎指挥现象，有利于发挥村级的主动性、创造性，而且市场经济越发展、农民的政治文化素质越提高，其必要性和优越性越明显。乡镇干部则认为在指导关系下，乡镇的工作好干了，也有利于改变基层机关和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村一级大量存在着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村民自治制度的一大优势是有利于理顺干群关系。在我们调查所及的一些模范村委会，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干部心系群众、关心群众，群众理解干部、支持干部，干群关系十分融洽。而且自治活动开展得越充分、越深入，干群之间的信任度就越高。原因何在？农民用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原由：“老百姓最讲实际，现在我们意见有处提，建议受重视，愿望能满足，村里的事情都知道，干部的所作所为都清楚，真正体会到了当家做主人的滋味，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村民自治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村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种尝试，其意义已经在政治与管理领域得到充分体现。这项重大改革，同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程度提高相适应，促进了农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其价值所在，也是其生命力所在。村民自治搞好了，带来的不仅有政治效益、管理效益，而且有经济效益、社会文化效益。村民自治的典型往往也是致富的典型、文明的典型，在这些地方，自治与富裕、文明呈现出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农村的富裕、民主、文明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综合体现，这里的确有村民自治制度不可磨灭的一份功劳。那么，村民自治活动为什么能够带动农村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呢？首先，村民自治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实践表明，村民自治作为我国基层民主的一种形式，它使民心顺、社会稳，使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自觉地投身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洪流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性和聪明才智。其次，村民自治解决了基层干部为谁负责、为谁办事的问题，提高了他们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在村民自治制度下，人民群众掌握着村干部的任免去留。村干部只有切实为群众谋利益、办实事，才能站住脚。权力来源与制约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工作态度与作风的转变，广大干部的精神风貌、工作热情大为改观，有效地克服了基层干部中存在的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现象。再次，放手让人民群众选举自己信赖的干部，往往首先是那些点子多、路子广、敢想敢干、开拓创新的人当选。广大农民最关心的是致富奔小康、过幸福生活，让他们选举村干部，自然要选择工作能力强的人。第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是新时期农村工作的根本点，也是村民自治活动的根本点。凡是村民自治搞得好的地方，都把经济发展、文明进步作为开展自治活动的中心环节来抓，把民主与富裕、文明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基层群众性自治建设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事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具有重大现实价值和深远历史价值。党的十五大提出，扩大基层民主，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遵照十五大精神，进一步坚持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保证其健康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第9版(理论)
专栏：思想纵横
讲究领导科学与艺术
邵景均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根本任务，是硬道理；改革是推动发展和各项工作的动力；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是改革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句话，改革、发展、稳定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进步的表现形态，三者之间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它们毕竟不是同一事物，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乃至矛盾。如果这三者关系处理不好，其后果不堪设想。鉴于此，十五大报告郑重地告诫全党，“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我们应当把它切实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当然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但它主要是各级领导的任务；它必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但主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对这样一个主要是领导实践问题的解决，不能不讲究领导的科学与艺术。
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社会，认识规律，从全局上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不论全国还是某一地区，凡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问题，都是全局性问题，都应当从全局的高度去认识和处理。这就要求，一是眼界要宽。从国际风云变幻到国内大局走向，从社会转型时期的基本特点到初级阶段的社会运行规律，都要有一个基本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尤其要正确认识现阶段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关系变化的一般规律。这样，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才能做到“不离大谱”。二是信息要灵。把握全局，必须对全局情况和变化的信息有全面、准确、及时的了解。闭目塞听，胸中无数，就不可能正确地处理问题。三是判断要准。面对蜂拥而至的各种信息，要善于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不能患“信息眩晕症”。对问题的性质、程度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了准确的判断，总揽全局才有基础。
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谨慎决策，准确地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度”。“持之有度，过犹不及”，历来是领导者成功的秘诀之一。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方面出现的问题，大都是把握不好“度”造成的。不论是改革还是发展，脱离全局要求而过急或过缓，都会危及社会稳定。适度，就是要求领导决策持谨慎态度。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对待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这样的全局性问题，也必须像煎小鱼那样，不能乱翻腾，只能根据“火候”，适当决策。从根本上说，一切正确的领导决策都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显著标志的。人民群众满意和赞成的决策，也必定是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决策。因此，应当按照十五大的明确要求，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这样才能把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统一起来。
以社会的良性运行和整体进步为最高原则，善于协调，随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的矛盾。善于协调的领导者，总是努力把问题和麻烦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初始阶段，不露声色、不显痕迹地绕过暗礁，躲过旋涡，表现出很高的领导艺术。有些问题和矛盾看上去不大，但是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就可能发展成为社会的痼疾。倘若真到了积重难返，非动大手术不可的地步，那给社会和人民所带来的损失可就大了，这显然是不足取的。当前，应该注意发挥我们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以增强协调的力度，理顺关系，达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的。
领导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充满着探索和创新。因循守旧，故步自封，决不可能是一个好的领导者，也决不可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永远不会停息，伴随社会发展而来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老的领导观念、领导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要求。因此，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应该不断解放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领导科学与艺术，始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9版(理论)
专栏：学习通信
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穆子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十五大报告的这一论断，精辟而深刻地阐明了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
２０世纪的前５０年间，中国一直处在沸腾的民族民主革命热潮中。尽管革命的任务那样艰巨，尽管周围的环境那样险恶，尽管革命的浪潮在发展进程中充满艰难和曲折，遭受多次严重的挫折，但是这股革命巨流从来没有停过步，而是由小到大迅猛地向前发展，直到在１９４９年取得震惊世界的历史性胜利。
为什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会涌现出这样一场任何力量也阻遏不住的革命浪潮？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苦难太深重了。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深度和广度，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无法再默默地忍受下去。正是这种严酷的现实，促使无数先进分子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２０世纪中国革命史册上，写下最早的光辉篇章。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当他１８９４年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时候，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１９０５年，孙中山在东京发起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明确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后来，孙中山将其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民族主义即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孙中山解释说：民族主义并非是排斥满族人，而是反对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为清王朝既是封建统治者，又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要反清。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加速了清王朝灭亡的进程。民权主义即为“创立民国”，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具体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可见，民权主义的实质内容与以往的反清目标有着根本的区别。民生主义即为“平均地权”。孙中山认为，为了解决土地问题，必须采取“定地价”的办法：“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他还试图以此解决西方国家劳资对立、贫富不均的现象，“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民生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
同盟会纲领是第一个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原先，许多人对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清政府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但对革命后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却有着很不相同的理解，有些人甚至没有认真地思索过。孙中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民族”、“民权”、“民生”这三大主张，并使它广泛地为革命分子所共同承认。这在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中是一个重大进步。孙中山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在人们面前树立起一种新的目标。从这时候起，中国人民开始自觉地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进行斗争。毛泽东曾经这样评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第9版(理论)
专栏：
人才思想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杨洪榜
邓小平同志的人才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关于人才问题的重要论述，对于树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创造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环境和条件，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邓小平人才思想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我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但如何一以贯之地贯彻执行这一基本路线，重要的是靠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依靠改革。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改革成功靠什么？改革的关键是什么？还是人才。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明确表示，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改革的成功与否，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看能否发现人才，使用人才。１９８５年３月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回顾我国的改革之路，无论是哪个部门和地方，改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是因为有人才；有些方面和地方有失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人才。
邓小平人才思想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学说，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理论基础。
文革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旗帜鲜明地为广大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他还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很显然，在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力资源的巨大优势对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有了人力资源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
邓小平同志还多次强调要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环境，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他要求各级组织要少讲空话，多干实事，为知识分子、为人才落实政策，做好后勤工作，解决实际困难。强调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科学地阐明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以及作为科技知识载体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创造了良好的理论和社会环境基础。可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提出与邓小平的人才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9版(理论)
专栏：书刊评介
读《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
浦阳江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学者曾发表过多种观点。李君如在新作《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中以大量的事例和丝丝入扣的分析，印证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通读全书，以下几点给人印象颇深。
首先，作者从纵向上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位伟人的思想进行了对比探讨，分别剖析了两位伟人的思想本质，从而明确指出了贯穿在两位伟人的理论体系中那条共同的思想红线，即“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灵魂。作者正是从这样的世界观高度上，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两个重要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统一起来。作者指出，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出现历史大转折和事业大发展的秘诀，就是毛泽东倡导又由邓小平恢复和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作者还在书中多处提到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思考，注意到从列宁到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是一个前后连贯的又极其艰辛的探索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共同的精神和态度，那就是从具体条件出发，既勇于坚持、又勇于发展的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这些纵向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使我们了解到共产党人所信仰的哲学中最重要、最美丽的精神所在。
其次，在统一的哲学基础上，作者又在专题研究的层面上分别对毛泽东、邓小平两位伟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思想进行了横向的对比分析，让读者直观地看到了邓小平在上述诸领域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为使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探索而斗争过程中得来的思想结晶。毛泽东成功地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建国、立国的壮举，然后开始了对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探索。但由于毛泽东在晚年偏离了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倡导并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造成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两大失误，所以未能解决富国强国的历史课题。邓小平的贡献就在于，在历史的紧要关头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坚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探索中正确的部分，同时又坚决抛弃了错误的东西，并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强国的方针政策。其核心是一个，扭住经济建设不放，并指出经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是我们目前最大的政治”。
再次，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毛泽东、邓小平两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如“毛泽东论邓小平”、“邓小平论毛泽东”这样的生动活泼方式为读者铺陈了许多丰富、风趣的材料，使得全书读起来饶有兴味。尤其是书中引用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使读者领略到伟人的真实情感。在论证方面，全书思想明确，逻辑严密，令人信服。在结构的安排上，作者也打破了传统的绪论、分论的方法，而是以专题来组织材料，其小标题也没有刻意追求统一形式，而是以内容为本，不拘一格。所有这些，使得这一专著有别于一般的政治研究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