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漫话“会说话”
官伟勋
据《履园丛话》载：玄烨于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南巡时，曾令被斥革的吴廷桢上船献诗。献诗后谈起当地民生。玄烨说，看来苏州的人口是增多了，只是庶而未富！吴立即回答说：“并非不富，只是皇上视民如伤之心太切了，觉得如此。”书称，听了这话，“天颜甚豫”，并即令礼部恢复吴的举人资格。第二年，吴参加会试中进士，入翰林，官至宫谕。
试想，坐在豪华雄伟的龙船上，正值“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的季节，微风习习，彩旗飘飘，前有大臣环伺，后有宫娥侍应，喝一会儿酒，赋一会儿诗，聊一聊民情。偶有慨叹之情，便有像吴廷桢这等对“圣心”“圣意”如此体贴入微，恭维如此深切的应对，实在是太令人舒心了！
有道是：“食、色，性也。”爱吹不爱批，喜欢奉承，又何尝不是人之通性呢？
许多诸如此类的会说话都被传为佳话，只是很难把会说话称为一种美德，但它绝对是一种本事。
宋真宗与大臣一起钓鱼，一直无鱼上钩。宋真宗觉着扫兴，丢面子，渐渐不耐烦起来。丁谓在旁看得明白，立即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原来是真龙天子把鱼吓跑了！真宗大悦，不快之情顿消。没有政绩，只有劣迹的丁谓能挤掉寇准升任宰相，显然与他这张巧嘴大有关系。
孔老夫子对所谓会说话的人，一直持有强烈的反感与警惕。他不止一次地说：“巧言（花言巧语）、令色（伪善的容貌），鲜矣仁。”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十足的恭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不仅如此，当有人问他怎样治国安邦时，他还把“远佞人”作为一条重要原则加以强调。也就是说，要让那些所谓会说话的人，离得远远的。政治要好，就得下情上达，上情下达。而这种会说话的人，用现代语言来讲，却很容易造成“断路”，“梗阻”。上下之间，一旦产生我们常说的误导，后果就严重了。
是不是凡是会说话的人，都是心术不正，都是靠不住的人呢？当然不能这么说。所谓佞人，只指那些私心重，不顾事实，一味迎合对方爱憎，好说假话说过头话的人。能说会道，而谈问题又总是八九不离“实”的人，不仅不是佞人，而且还是宝贵的人才！
孔子在匡被囚，颜回最后来到，孔子说：“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乍一听，这话总令人有点肉麻的感觉。过头了嘛！死不死，不是你敢不敢死就可以不死的嘛。事实上颜回也死在孔子前头。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对这句过头话毫未见怪，孔子的弟子们也没一人因此而说三道四。原因何在？大约有二：一、由于颜的为人。颜是一位思想品行都十分高尚的人，是《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赞扬最多评价最高的人，因此没人怀疑他说这话的真诚。二、孔先生无权无财。虽说在鲁做过官，但没多久就被人略施小计捅下来了。他无权给颜写推荐信，弄个一官半职，也无力给颜开张条子分套房子。所以，尽管颜回的话有点过头，也就没人往坏处想了。
不过，我还是对《论语》里收了孔颜的这一对话，感到遗憾！我怀疑，这一对话，或多或少，对所谓会说话的人还是起了一些遮羞布与开绿灯的作用。就像《孟子·滕文公章句》中收了“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一样。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就皇皇不安，要出国谋求官职，而且还必须带上礼品。尽管孔子一再声明，他做官完全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也很愿意相信孔夫子的这一表白，但这段记载总还是有些副作用的。
第12版(副刊)
专栏：开拓者的足迹征文
“牛气”
紫丁
四十多岁，留板寸头，说话也像他的发式一样利索直率，不论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普通同事。从不无谓地浪费时间，不请客，不送礼，高效率地办事。曾与尼克松交谈，又与这位校友同样取得纽约律师事务所律师资格，却放弃在国外的社会地位，只愿为自己的祖国做一点事。这就是高西庆。
说到“股票”、“证券”，一批从国外学成归国的青年人把这个“怪物”，这付西方发达的促生剂带回了祖国，并以不挠的意志，最终创建了中国证券业及其法规系统。赴美国学习法律，后荣获博士学位回国的高西庆，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从１９８８年至今的十年，正是国家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年代，证券市场的创建恰恰为这场伟大的变迁适时地引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而他又特别在证券市场及其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几个层次上执著开拓，在这一事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他回国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为建立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即“联办”）而奔走。证券的运作本是一个讲究规则的魔方，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证券市场的法规体系，使鱼龙混杂的炒股者们进入一个规范化、专业化的健康轨道。在法制尚不健全的国内，他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的理想可说举步维艰。在创建这个事业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非规范化、非专业化的课题，即：先要花大量精力弄清关系、路径，摸清国内办事机构，跨越道道关卡。他用自己的眼光、胆识和激情去说服决策人。他常常是骑着自行车每天四五个小时，往返于西郊的万寿路、南城的珠市口和东北郊的经贸大学之间，有时顶着北风，就要骑不动了，但创办证券市场的使命感在后面推着他一直向前。也正是这种“联办精神”鼓舞着他和同事们顶着各种非自然界的“西北风”一步步“骑”向成功，实现着回国的理想。正因为在筹办交易所过程中，他也吃了不少办事效率低的苦头，这更加深了他要致力于促进国家法制建设的使命感。
高西庆那种讲实效不讲客套的作风有时被误解，有人说他们从国外回来的人牛气。他觉得，只要不仗着地位高而牛气，只要是保持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的牛劲，那又有什么不好？也许正是靠着这股“牛劲”，交易所就很快建立并高效率运转起来。
１９９２年，经济领域操作的专业化问题更趋紧迫，国家成立了证券监督委员会，高西庆任“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随着事业的扩大，高西庆身边的“理想主义者”的队伍在壮大，在这里，他们事业的舞台也越来越广阔。
１９９７年夏，一项新的事业又在他的面前展开，他将赴香港中国银行筹建投资银行。经济改革已到重要关头，国有企业重组，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已越来越紧迫地期待着金融体制的改革，期待着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出现。他说，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年他回国时就已经意识到开放走下去必将对改革提出更深入的要求，现在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
高西庆庆幸自己九年前作出回国的决定，使他成为金融界、资本市场最早“吃螃蟹”的人。如今无数外国的投资银行来访，其中就有当年留在美国的同学。他说，他们今天来是“大拨儿轰”地回来的，比起我，他们来晚了，我是开拓者，走在历史潮流前头；我喜欢做新的事情，别人做了再去做没意思；前无古人，感觉特好。对这位理想主义者，年轻的同事们报以十分的钦佩，被他做的事业所吸引。他已经体会到中国证券业下一步将更难，因为开创与持续发展相比可能相对容易些，未来的事情需要更多人的努力。
回国近十年来，高西庆还一直是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一名教师，每学期为研究生讲授证券法方面的课程。他每获得一次新的学习机会，就对教师的职业更加热爱一分。他回来后，在担任证监会官员等重要社会兼职之外，他始终履行着自己的诺言：踏踏实实地做一名教师，严严肃肃地做一名学者。他认为，要致力于中国证券业的专业化，就要保持一种严谨性，一种科学态度，而在学校教学则最能提醒自己更严谨地研究法律中的问题。他时时感受到，在我们这个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晚的国度，急需一茬又一茬学业上根子深底子厚的经济和法律人才，急需一批更年轻的所谓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愿意培养出更多更“牛气”的人才。
（作者单位：北京对外经贸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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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花山崖壁画
韦革
在广西南宁地区的宁明、龙州、崇左和扶绥等县境内的左江、明江两岸的山崖石壁上，保留着六十多幅古代壮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崖壁画，绘有人像一千七百余个，其中以宁明县的花山壁画发现时间最早，图像最多，画幅最大，故统称为“花山崖壁画”。
花山，又名巴莱山，位于宁明县城北二十五公里的明江东岸。崖壁画就绘制在临江的悬崖绝壁上。画面宽近四十米，全长一百七十多米。图像呈朱红色，线条粗犷有力，形象古朴生动，共计有大小人物一千三百余个，最大高三米，最小约三十厘米。有的人像正面马步而立，两手屈肘平举，粗壮高大，似武士形象；有的头扎幞头，或插雉鸡翎，腰挂环首刀，下跨骏马，像是酋长或将领；部分人物侧身屈膝，双手上举，作捧物、舞蹈或跳跃状；有的头戴高帽，有的辫发拖地，都体小形卑，属于下层人物和女性；还有一尊巨人，头戴虎冠，挎刀骑巨兽，右手执镞，威风凛凛，彪炳于画面中央，无疑是领袖人物。其间还穿插一些像铜鼓、铜锣或藤牌之类的图形物件，似马、犬、狼、虎等动物形象，林林总总，扑朔迷离。其它的壁画与此大同小异，只是规模较小而已。
关于这些壁画的绘制年代，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西汉以前绘制，描绘的是骆王、骆将、骆民的事迹；也有人说绘制年代为唐宋至元明，甚至将之与唐代黄巢起义，北宋侬智高起兵联系起来；更有人说是近代会党绘制。最后一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关于花山崖壁画的最早记载是明代张穆的《异闻录》，“广西太平府（辖境包括今宁明、龙州、大新、凭祥等县市）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执刀杖，或有无首者……”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出版的《宁明县志》也都有过记载。大多数学者认为崖壁画制作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明代，上限也不会早于阶级社会和铜铁并用的时代。
关于壁画主题和制作意图，也是见解不一。或认为出征誓师，或认为庆祝丰收或战争胜利，或认为是语言符号，也有的认为祷告水神，以镇水鬼。
花山崖壁画绵延数百里，除个别外，都在临江陡峭的高崖上作画，工程艰巨惊险，而且经千百年风吹日晒雨打，仍然颜色未改，图像清晰，令人不能不对古代壮族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勤劳勇敢的精神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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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跨世纪文丛》已出版五辑
集中展示当代文学成就的《跨世纪文丛》，近日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第五辑，至此，该丛书共出版了五十一位作家的五十二种作品。《跨世纪文丛》自１９９２年推出第一辑十二种以来，受到广泛好评，认为该丛书汇集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作家的作品，对于研究当代文学发展的规律和走向，是不可多得的读物。 （陈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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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飘动的心愿
肖枫
凡到过藏区的人，都会见到那印有经文的五颜六色的经幡，如一面面旗帜，猎猎飘扬在那亘古不变的高原上。
车进阿坝藏区，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令人生畏的经幡，有白的、黄的、红的、绿的，或数枝兀立，或密如树林。它们在路边、在溪旁、在洼地、在山岗、在房前舍后，几乎无处不在，令你无法拒绝。
经幡，藏族人又称作嘛呢旗，是用白布或各色布料经喇嘛念经后，将经文用刻板印上，穿挂于木杆或铁丝上，让风吹动经幡诵经，以此祛灾祈福，驱邪避祸。据藏学家根敦群培的《白史》记载，经幡最初是军队的标志：“藏族皆以游牧为生，各家门上皆竖旗矛，此亦是藏区特有之风习，此最初亦是军户之标帜，后遂成为法规。”谁能想到这祈福禳灾的经幡，最初竟产生于硝烟战火之中？“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会之音，生于绝弦。”经幡，就像芬芳的鲜花生于尘土之中，美妙的音乐产生于绝弦之后一样，在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后，随着刀光剑影的消逝，她就成了烈火中诞生的凤凰，和平的化身，人们在她身上寄寓着一切美好的心愿。
经幡，这令多少藏族游子魂萦梦绕的经幡，已成了藏族特有的精神表征。不是亲临其境，无法体会它撼人心魄的魅力，不是怀着虔诚的敬仰，无法感知它所蕴含的情感。
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他曾在西藏见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期盼着自己远行的儿子，天天都要爬到坡上的经幡下眺望远方，在经幡下为儿子的平安归来祈祷。经幡已成为她和远方的儿子互相维系、神秘沟通的精神载体。
站在经幡下，我用手扶着那些经长年风吹雨打而斑驳依稀的字迹，心中涌起一种难言的感怀。无言的经幡，就这样岁岁年年，静静地矗立在这荒凉的高原上，厮守着高原的蓝天、白云，在高原之风的吹拂下，上下翻飞；像在为藏民诵经、祈祷，千年来它给贫苦的藏民带去了多少美好的希望。一面经幡就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多少经幡就是多少美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