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学习十五大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电视文艺
仲呈祥
（一）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这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文化”的精辟认识。文化，从来与人密不可分。一定时代的人，总是创造一定时代文化的人并为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人。当代中国人，既是创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又是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塑造的人。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所以，综合国力归根结底取决于国民素质即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人所创造的文化。这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符合逻辑地成为当代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当代中国凭借着遍布大江南北的三千余座各级有线、无线、教育电视台和进入社会、家庭的二点八亿多台电视机组成的庞大的现代化电子传播网络，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世界上电视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电视文化（包括新闻、文艺、体育）节目产量逐年激增；中国电视观众的日常拥有量高达八亿至九亿人。作为电视文化节目主干之一的电视文艺节目（包括电视剧和电视与各种文艺形式结缘产生的名目繁多的电视文艺节目），在整个电视节目播出总量中已超过六成。一部产生轰动性社会效应的电视剧（如《渴望》、《英雄无悔》等）和一台重要的电视文艺晚会（如“春节文艺晚会”等），其观众都数以亿计。这是书籍文化和其他文艺形式都难与匹敌的。因此，我们应当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繁荣电视文艺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
江泽民同志在论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时强调指出：“要始终不渝地用邓小平理论教育干部和群众。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加强民主法制教育和纪律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这，应当成为整个文艺创作其中包括电视文艺创作精神价值取向的共同宗旨。
近十余年来，崛起的中国电视文艺获得了超乎人们预料的迅猛发展。它在满足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无疑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中国电视文艺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应以是否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的高标准来检视它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比如，年产量逾六千集的电视剧，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和广电部“飞天奖”榜上有名的思想、艺术质量上乘的作品不足五百集；而平庸之作数量不少；还有极少数作品思想贫乏、格调低下，甚至宣扬了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悖于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又比如，全国年产量以数百台计的各类电视文艺晚会，每台耗资少则数十万元，多则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毋庸否认，在重要节日、活动时办好重点的电视文艺晚会，对于“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十分必要。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拥抱太阳》、《“星光”灿烂》等晚会都受到广大观众称赞。但是，也必须看到，确有相当数量的电视文艺晚会面目雷同，格调趋俗，一味追求热闹豪华。其结果，造就了某些连谱也不会识（甚至连国歌也不会唱）的“歌星”及成千上万的追星族。它对应的，主要是社会上尚存的那股趋时、媚俗、浮躁、浅薄的心理和思潮。这样的晚会上的某些节目，确实对我们倡导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产生了某种消解作用。再比如，年产量在二千首左右的中国音乐电视节目，每首三分钟至五分钟，耗资也不少，少则几万十几万元，多则五六十万元。应当肯定，这种借鉴西方本来旨在商业促销的音乐电视加以改造形成的电视文艺形式，确实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质量俱佳的，受到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欢迎的作品（如《好日子》、《公元一九九七》等）。但是，不必讳言，也确实出现了一批或无病呻吟、或歇斯底里、或文理不通的思想混乱、艺术粗劣的音乐电视节目。它们几乎把本来主要用来满足人们听觉美感的音乐，通过以非常规的剪辑手段配上的强感官刺激的画面，改变成了主要是用来满足某些观众视觉快感的东西——这决不是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升位而是降格。
联系实际学习江泽民同志的报告，愈益感受到中国电视文艺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在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坚持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精品化的方向，推动中国电视文艺更加健康的发展。这里，第一，要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而不要背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淡化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脱离民心民意，搞单一化和平庸化。第二，要严格按电视文艺审美规律办事，而不要违背艺术规律乱“嫁接”，搞“四不像”。第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电视文艺创作生产与文化消费的辩证关系，为提高观众的文化素质去积极适应观众的审美需求；而不要消极顺应观众中尚存的不健康的欣赏需求，以致败坏大众的审美情趣。
（三）
这就顺理成章地归结到中国电视文艺应当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中国营造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环境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深刻阐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电视文艺以其覆盖面之广、影响力之大、渗透性之强，为其他文艺形式所难以企及，因而在营造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上，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显然，电视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深刻、文化意蕴丰厚、审美情趣健康，作用于广泛的国民鉴赏心理，则培养造就一种深邃、沉稳、高雅、幽默的社会文化氛围和环境；反之，则势必形成一种浅薄、浮躁、媚俗、油滑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欣赏陋习。这正是马克思所深刻阐明的任何精神生产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自己的欣赏对象的规律所决定的。
因此，我们理应从“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的高度，认真审视中国电视文艺的创作现状，科学把握其发展态势。
首先，我们应当切实加强和改善党对电视文艺工作的领导。集中到两点：一是要通过宏观调控，真正实现电视文艺创作资源的最佳配置，真正做到“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从题材规划到创作生产再到播出管理，都强化“出精品，出人才”和“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的意识。要切实改变那种投入比例失调、重此轻彼的现状，既促进电视文艺晚会和音乐电视这类已经相当繁荣的品种提高思想艺术质量、走向“少而精”，又支持那些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和尚未繁荣的品种（如电视小说、电视诗、电视艺术纪录片等）获得新生，走向繁荣。二是要帮助创作集体尽可能实现生产力诸因素（编、导、演、摄、录、美、化、服、道）的优化组合，为创作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以确保多出精品。
其次，要理直气壮地为中国电视文艺“正名”。如前所述，电视文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起着别的文艺形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那种贬低电视文艺，认为“电视文艺不是艺术”的观点，那种把电视文艺界定为“俗文化”、“快餐文化”的观点，都势必导致电视文艺走上媚俗化、平庸化的歧途，因而都是错误的。
再次，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通过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对具体作品的历史分析和美学分析，不仅提高电视文艺创作者、而且也同时提高电视文艺观众的文化素养和审美修养，以营造全社会良好的文化环境。良好的文化环境的形成，就文艺鉴赏而言，不仅要靠多出优秀作品，还要靠读者观众审美修养的整体性提高。在这里，自觉地将电视文化与书籍文化接轨，促使两者结缘互补，至关重要。须知，再优秀的电视文艺作品，对一般观众说来，都是一次性的消费，稍纵即逝，逝不再来（除非等到重播时再看）；而一旦关于这些优秀作品的评论发表于报刊转化为书籍文化后，读者便可反复阅读，深入品味，从而提高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惟其如此，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就必须加强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实事求是的文化评论。
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电视文艺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电视文艺工作者，要自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为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而把电视文艺的正面社会效应，发挥到最理想的境地；同时，又清醒地把它已经产生和可能产生的某些负面社会效应，缩小到最低限度（完全消灭恐怕是不可能的，因为世间决无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物）。有无这种自觉和清醒是有无时代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具体表现。江泽民同志在报告中谆谆教导说：“知识分子要加强学习，提高自己，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传播者、科学技术的开拓者、‘四有’公民的培育者和优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同广大工人、农民一起，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建功立业。”这是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寄予的厚望。我们电视艺术工作者务必铭记在心，加强学习，勤奋实践，去开创中国电视文艺更加绚丽多彩的明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做出更大贡献。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优化与引导
——武侠小说出版断想
卜健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繁荣文学艺术，首要任务是多出优秀作品。”出版社对此责无旁贷。优秀的作品涵盖广博，各种题材，各种文体，都应在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中争奇斗艳。这里仅就优秀武侠小说的出版，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设想。
一、要注意武侠小说在文体上的优势和其对图书市场的高占有率。
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学传统中血脉绵长的一支，从六朝志怪、唐宋传奇到明清小说，武侠小说都不乏经典之作。
应研究武侠小说在文体上的优势。其浓烈的情感注入，鲜活的人物塑造，奇诡迭出的情节设计，清畅的文字描写，使之形成了独有的韵味。武侠小说应属于通俗文学，然其优秀之作如《水浒传》、《三侠五义》，如金庸、古龙的作品，已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那种从文体上鄙薄武侠小说的观点，是有失公允的。
应研究武侠小说的道德取向。优秀的武侠小说，无不高扬中华民族道德的旗帜，如爱国主义、牺牲成仁，如弘扬正义、保持气节，如提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如团结和坚忍，均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中的精华所在。优秀武侠作品，在封建时代是弱民们在暗夜中的一隙希望之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则与中华民族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大厦相契合。那种认为武侠小说情调低劣的观点，是不准确的。
应研究武侠小说的读者群体。很多人都有“痛读”武侠的经历：一卷在手，寝食两忘，不觉天之破晓。这是怎样愉悦的阅读过程！武侠的读者覆盖了社会的所有层面，钱学森、华罗庚、杨振宁，许多老将军和资深学者、文人，都是“武侠迷”。那种断言武侠小说读者层次低的观点，是不客观的。
作为一个出版者，更应研究武侠小说的市场占有。不论是在国有书店还是个体书摊，武侠书都是一道显眼的风景，尤其是图书市场上一个近乎持恒的热点。对于这样一个市场热点，出版单位没有理由忽视，更没有理由任其自流，把发展空间拱手让给一些书商。
毋庸讳言，图书市场上曾出现过一些粗俗低劣的武侠书，使读者倒了胃口，武侠小说市场也因此大受影响。然而正因为此，出版者更要在清扫和重建上下功夫。清扫，就是由出版管理部门和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加强法制措施，加大对不法书商的打击力度，以廓清武侠书出版、销售通道；重建，就是出版单位有计划有档次地推出优秀作品，建立正常的市场供销机制。
二、要把培养优秀武侠小说作家、推出武侠精品作为长篇小说精品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加强文化建设，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为完成这一重要任务，中宣部和作协等部门实施了一系列的“精品战略”，以带动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长篇小说建设即其一。这是一项在新形势下促进文学繁荣的重要举措，优秀武侠小说的精品，应包涵其中。
近些年来，武侠小说市场基本上被港台新武侠作家作品占领，开谈便说金、梁、古，其次则是卧龙生、于志宏、柳晓阳，大陆作家难与争衡。这一方面由于港台新武侠创作历史久，产生了一批作家；另一方面则与我们对武侠创作重视不够，作者多为稿酬驱动，模仿学步，粗制草创有关。然“江山代有才人出”，神州之大，潜心武侠小说创作，欲与港台作者一较短长者亦渐有人，对武侠创作进行规范和引导，实施武侠创作的“精品战略”，此其时也！
对于创作和出版新的武侠精品，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物色作者，从品德、学养、才思和文笔等方面选择。眼下一些武侠作家常率尔命笔，胡思乱想，玄而又玄，因铸成败笔。若想推出新作新人，必须强调立德立言，强调作品的厚重。
②确定重点作品，要抓住其立意主旨，要使作品有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深厚的历史感、沧桑感，给读者以教益和启迪。那种以为武侠小说可以隐没时代背景、地理环境，一味写门派打斗、追追杀杀者，便只能产生胡编滥造的雷同之作，失却武侠小说的真性情、真精神。
③要给重点作者提供创作支持和出版保障。一个新作者从出现到成熟，离不了良好的生存空间，离不了编辑的帮助和出版单位在经济上的扶持。
④加强武侠小说创作的理论建设，鼓励文艺批评家阅读和评介武侠作品。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倡导，要“发挥文艺评论的正确引导作用”。强调“引导”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理论建设和文艺批评，重在引导，引导是“精品战略”得以实施的重要手段。文艺批评的整体态度应该是研究问题，尤其是研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其理论架构应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应研究怎样可以可行，有效有益，而非简单排拒。
三、批评与引导，是我国小说理论的优秀传统之一，其对当今流传的武侠名著亦同样适用和必要。
我国的小说批评，举凡序跋评批，散文专论，形式多样，手法各具深邃和灵动。如李贽批评《水浒传》、张竹坡批评《金瓶梅》、脂砚斋评点《红楼梦》，均有其无以替代的美学价值。武侠小说，尤其是如今大行于世的港台名家之作，应说更需要这种导读式的批评。
以金庸作品为例，其作品博大精深，经史子集、山川地理、神仙道化，无不涵蕴其中；且作者每写一部，总把故事设守在一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常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入书。对一般读者来说，读懂金庸，领略金庸小说的深厚意蕴，决非易事。因此也需要评点式的阐幽抉微的批评，引领读者渐入渐深。这种“批评本金庸作品集”，要求有一批优秀学者和文艺批评家参与，这对丰富我们的批评和拓宽批评的疆域，应更有益。
优化，是对武侠小说的整个出版进行筛选清理，突出优秀作品即名家名作，这里面也包涵着净化；引导，则是指培养新的优秀作家，推出新的优秀作品，是指对名人名作进行理论包装和评介，以引导读者的正确阅读，培养高层次的读者群体。优化意含着整理，引导则指建设——理论的和作品自身的建设。二者相辅相成，管理与繁荣并重，武侠小说亦必将会成为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绚烂夺目的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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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作短评
直面现实的《抉择》
王否
张平的近四十万字的长篇新作《抉择》，比他的《天网》、《法撼汾西》又前进了一步。这部作品，紧紧围绕着有着两万多工人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一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展现了市长李高成同家人、同事、上下级等各种人物之间的思想、道德、灵魂的撞击，展现了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各类人物精神世界的变化，从而使人感受到时代潮流的巨大冲击力。作品切进现实社会的深处，触及腐败这一主题，剖析了众所瞩目的干部问题，描写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迫切性艰巨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面貌，倾诉了人民的心声。
近年来，一批现实主义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大厂》、《分享艰难》、《乡村豪门》、《人间正道》、《车间主任》等。但是，就写国有企业的两部作品而言，《大厂》和《车间主任》并没有侧重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更深的挖掘。《抉择》的写作手法却与这两部作品不同。张平采用了大量的心理独白，深入剖析了主人公不同场合的内心世界。“抉择”，就是心灵的冲突，灵魂的搏斗。对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揭橥，使这部作品更为纯粹、深刻，也更有冲击力和震撼力。
现实是历史的选择。今天的每一个人，面对现实，都无法回避。但直面现实是需要勇气的。面对现实，直面人生，这样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张平因《天网》吃官司，官司要判之前，山西一个村的农民集资派代表进京，做好两手准备，若张平输了，他们安慰张平，若张平赢了，他们放爆竹庆贺。“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至生至世都将为他们写作！”直面现实，热爱人民，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那个村的村民才会将一本《天网》传看得封面、封底丢失，满是油污，四边卷起。
直面现实并不是不给人以希望。张平不是人为地在自己的稿纸上涂抹一点亮色，而是在认识现实、了解现实的基础上剖析时代，剖析社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作出自己的选择。张平深知，不掌握好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全局和局部、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不对我们的时代作出总体的把握，就有可能把老百姓对贪污腐败的痛恨转化为牢骚、发泄、悲观和谩骂。“只要是人类社会，毕竟还是正气在主导着一切。”在这部作品中，以李高成为代表的优秀共产党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力量。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文学画廊里并不多见的几个人物形象。有娇柔温顺，细心周到，自作主张又精于世故，最后滑入犯罪泥潭的市长夫人、反贪局长吴爱珍；坦荡无私，与人为善，守口如瓶的市委书记杨成；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嘴上冠冕堂皇，肚里男盗女娼的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操劳一生，但最后一举惊人的工厂女工夏玉莲，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是作品的主人公李高成。作为一市之长，他一心为民，廉洁奉公，对人不猜忌、不设防，很重感情，但性格中又有软弱的一面，顾虑重重，犹犹豫豫，虽满身正气，但几次较量都并不占据主动。一个是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的结发妻，一个是两次提拔了自己的老上级，经过无数次内心深处的自我较量，他最终在正义与邪恶之间作出了抉择。
这部直面现实的作品，体现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作者笔下的市长李高成，与普通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他“只会谋事，不会谋人”，始终关注现实中的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在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反腐败问题上，他发出这样振聋发聩的声音：“我宁可以我自己为代价，宁可让我自己粉身碎骨，也绝不会放弃我的立场！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会让你们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老百姓的前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其次，这部作品有着鲜明的批判精神。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批判功能不应被淡忘，在大力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一功能尤应弘扬。时代需要批判的声音。美则赞，丑则贬，扬善抑恶，泾渭分明，这是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
人生即抉择，抉择即人生。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张平的《抉择》，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了他强烈的忧患意识、鲜明的批判精神，更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作家的人生抉择：直面现实。
第11版(文艺评论)
专栏：
独特的美学理论
童庆炳
周来祥最近出版的美学专著《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思想的系统总结。他以成熟的理论形态、翔实的中外资料、严密的逻辑推理、史论结合，构建了他的多年经营、自成一家、一以贯之的美学理论体系。
周来祥美学体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反复强调美和美学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发展变化的。与蔡仪认为美是客观、美是典型看法不同，与朱光潜认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看法不同，与李泽厚认为美是社会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看法不同，与吕荧的美是主观的看法不同，与黄药眠的美是评价看法不同，周来祥认为美是运动发展的。周先生不笼统给美下一个静止的定义，他认为世间一切都在运动，所以也没有静止永恒的美，永恒的艺术，永恒的美学，只有运动着的美，运动着的艺术，运动着的美学。没有抽象的一般的美，一般的艺术，一般的美学，只有历史的具体的美，历史的具体的艺术，历史的具体的美学。总之，美、艺术和美学都是具有时代性，时代变了，美就不一样，艺术就不一样，那么也就应该有新的美学。所以，周先生总是把美、艺术和美学放到具体历史的条件中去考量。这是用辩证发展的观点来研究美学，因此他的美学在方法论上就比把美和艺术看成静止的恒定的方法高一筹。
既然美总是属于时代的，那么如何给不同时代的美和艺术定性呢？这是周先生要解决的进一步的问题。周先生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解析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代：古代——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现代——社会主义时代。周先生经过他长期的研究，得出结论：古代的美是素朴的和谐的，就形态而言又可分为优美和壮美两种，它是和古代的农业社会，中和的文化传统，素朴辩证的思维模式，古代人的心理结构相适应的；近代的美是对立的崇高，就形态而言，历史地呈现为崇高经丑向荒诞的嬗变，它是和资本主义时代种种社会的矛盾对立，和人的心理的裂变等相适应的；现代的美是辩证和谐的，它作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美，是人类的美和艺术发展的最新阶段，它否定了近代的形而上学的绝对的对立，也否定了古代的素朴的和谐，而跃进到现代对立基础上的辩证和谐。周先生认为人类的美走了一个“之”字形，是否定之否定。他的美学逻辑导向了现代的美和艺术，认为现代的美超越了古代和近代的美，“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迷人的魅力”。周先生的“三大美”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逻辑上走完从古至今历史的行程”，因而是他的美学理论的核心。周先生的“三大美”的理念，不论人们同意不同意，的确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结构，也有相当的事实来支持他的论点，它作为一家之言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况且《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现代的美》一书的出版，更把他的理论体系推向成熟和严密的阶段。我相信他的理论在中国现代的美学界将发生影响，并占有一席之地。
在中国今天的学术界，如此长期地、如此执著地、如此始终如一地、如此自信地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人实在太少了，所以我很佩服周先生的治学敬业精神。因为无论做什么事情要做得成功，都需要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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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信息
“纪念叶君健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研讨会”在京举行“纪念叶君健从事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来自首都文学界、翻译界的数十名专家学者聚集一堂，畅谈叶君健在六十五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对我国现代文学事业的贡献及其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研讨会由中国作协、华文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和新闻出版报主办。
作为文学家，叶君健创作了九卷长篇小说、十余部中篇小说、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及大量散文、儿童文学和译作，约八百多万字。作为语言学家，叶君健能使用三种语言（汉语、世界语和英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在国外已有二十多种文字的译本。作为翻译家，叶君健把自己的智慧和心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翻译事业，迄今翻译作品近四百万字，其中，他翻译出版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丹麦国旗勋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叶君健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即《新阶段》）等译成英语；他是我国唯一的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赢得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与会专家学者对叶君健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巴金赠送了花篮，冰心、臧克家、刘白羽发了贺词。（木子）
“小说的本土化与可能性”问题讨论会召开近日，京豫两地评论家、作家研讨了“小说的本土化与可能性”问题。会议就河南作家行者的短篇小说写作，探讨了小说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想象力的拓展的作用、语言的诗化与乡土风貌等方面的问题。研讨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室、河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联合召开的。（豫文）
“报告文学的现状与前景”研讨会举行日前，首都报告文学作家和评论家数十人在京研讨“报告文学创作现状和前景”这一报告文学作家们和广大读者共同关心的课题，研讨会是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组织召开的。（李文）
跨世纪文化工程第一批专著出版《东方文化集成》丛书系由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倡导并任总主编、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和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大型文化丛书。《集成》第一批专著：《东西文化议论集》（上、下册）、《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东方戏剧美学》、《中国评书艺术论》、《日本文学思潮史》、《现代日本政治》、《佛法与宇宙》、《阿拉伯史纲》、《古犹太文化史》、《伊朗通史》（上册）等已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文一）
“大通道”长篇系列报告文学研讨会举行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西南出海大通道战略决策的鼓舞下，广西作家黄继树和牛建农等深入到各项建设工程中去，体验、采访并创作了长篇系列报告文学《大通道四部曲》。其中包括《在龙脊上起飞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大写意》、《碧水苍山第一路桂柳高速公路畅想曲》、《西南大动脉南昆铁路三重奏》、《黄金水道西江南海水运交响曲》。日前，中国作协创研部、桂林市人民政府联合为《大通道四部曲》召开了研讨会。（王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