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工夫在诗外”别解
虞兮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暮年写过一首《示儿遹》的诗，总结自己的诗歌创作的经验，并向儿子传授秘诀。这首诗的最末两句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说来奇怪，学诗的人，理应在作诗上下工夫，这才是务正业，才是主攻方向。但陆放翁却提出“工夫在诗外”，他的真实意图和深层含义在哪里呢？原来他积数十年的经验，深深体会到要写好诗，光熟读古人的诗句，光讲究诗的形式和技法，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深入生活，到广阔的现实社会中去，到大自然中去，在阅历上下工夫。他在另一首诗中写得更明确更直截了当：“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也就是说，只有到现实世界中去感受去观察去体验去积累，才是取得创作成就的根本保证，这就是他“工夫在诗外”的本意。
时间过去了几百年，“工夫在诗外”这句话不但流传下来，而且被赋予了新意。不久前，我听一位诗歌界的朋友说：“现在，是诗歌最不受欢迎的时代。你想靠写诗立足于社会，肯定是艰难的。诗写得好写得差，有多少知音？有些人出了名，是不是真有真才和实学？所以，‘工夫在诗外’只能理解为：你首先应该向报刊的编辑感情投资，结成‘哥们儿’，以便让你的作品频频见报；你应该到出版社走走门路，争取出一两本诗集，哪怕掏几千元钱自费出书也是值得的；你应该有几个吹鼓手炒一炒，为你的作品叫好，把你吹成‘中国的泰戈尔’；你应该经常出头露面，最好能上电视，或者在大庭广众中朗诵你的新作；你还应该结识一些企业界的大款，来一番‘诗歌与企业联姻’，当然，少不了大款以孔方兄‘鼎力相助’，外加送你一顶‘诗人’的桂冠，而你为大款竭尽智能唱赞美诗；你更应该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某位领导，合个影、题个词，身价自然升值……这样，诗歌走向时代了，你的日子也好过了——这不是‘工夫在诗外’吗？”
我真佩服这位朋友别出心裁的理解和诠释。不过，还需补充一句，不仅诗歌如此，其他文化艺术门类似乎也彼此彼此，都有“工夫在×外”的情况，而且花样翻新，工夫越来越到家。君不见有人雇人写自传，签名售书满天飞；有人为生活丑事吵吵闹闹，唯恐家丑不外扬；有人声称削发为尼，制造轰动效应……如此纷纷扬扬，热热闹闹，都在艺事之外较劲。为何不把这些闲工夫用到正道上去呢？难怪有人说，现在真正踏下心来做学问、搞创作、搞艺术的人越来越少，但从传媒中冒出来的“名家”、“明星”、“大师”、“泰斗”却越来越多，这恐怕也与“工夫在诗外”有些关联吧？（附图片）
徐鹏飞画
第12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难忘罗老风范
冠西
在战争年代我就久仰罗竹风这位大学问家的大名，但真正相遇相识相知，还是在我参与《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出版工作中。从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的十多年中，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和罗老相聚。除了谈工作以外，我觉得和罗老聊天应当说是一种享受，说“如沐春风”一点也不夸张。这将另有专文。
我和罗老第一次见面，是在七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他来杭州主要是为了搜罗编纂人才。那年冬天真冷。他住在北山街一家旅馆一间不见阳光的房间里，既无暖气又无火盆，他裹着一件旧棉大衣，蜷缩在一只破单人沙发里和我说话，不断流着清鼻涕。我看了很过意不去，埋怨接待单位不该这样安排，想通过省政工组替他另外找个住处。他连忙摆手说：“算了，算了，我不是来游西湖的。既非外宾，又非内宾，更非‘首长’，这比前几年的‘牛棚’生活好多了。”要我千万不要为了“生活琐事”去麻烦别人。接着，他就直截了当地和我谈工作，并且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那样，谈山东抗日战争年代一些我们共同知道的人和事。
对编纂《汉语大词典》这件工作，他谈得很动情。他说：这是１９７５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周总理批准，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之一。“文化大革命”葬送了中国文化。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这是挽狂澜于既倒，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重新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没有文化的民族注定是要衰亡的。我们的工作，正是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大厦添砖加瓦。但是，要完成这样一部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语文词典大书，谈何容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固然要紧，兵马呢，将校呢？十年浩劫，经济的濒于崩溃是大家看得见的，人才的被摧残则是更甚于经济的颓败。到现在有的人还没有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工作，有的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有的贫病交加，有的心灰意冷，有的渐入老境，靠谁来一个字一个字，一个词一个词地编写出这部几千万字的大书呢？罗老作为这部书的主编，讲到这里，感情已是十分激动。他情不自禁地拉起我的手说：“我既已接受中央这一重托，我将尽余生之力拼死为之。但是，这不是一两个人能完成的任务。我所以有信心去完成，就是因为有华东五省一市的支持和参与。这就要靠你们了！”
他的这番话，现在看来似是寻常，但当时还是人们“心有余悸”的时期，害怕乌云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卷来。我和他虽然相互知道但却从未谋面。他这样推心置腹地信赖一个初次会面的“老弟”，使我深深感到坐在对面的这位冻得够呛的已显老态的人，是一位正直无私、胸怀坦荡、敢说敢做、品德高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五省一市参加这项工作的，先后有一千余人，只浙江一省就有二百多人。这样庞大的一支临时调集的来自四面八方的队伍，要在十六七年的长期合作中，完成这样一部巨著，真是难以想象。在开头的几年中，不要说有的编纂人员，就连担任学术顾问和编委的名重海内外的学者、专家，有的也忧心忡忡，信心不足。但作为主帅的罗老，却始终信心十足，指挥若定。他率领这支大军，不畏崎岖险阻，排除一切困难、干扰和烦恼，奋勇攀登。看得出，他所以能这样做，一是充满着在十年浩劫的废墟上重振中华文化雄风的高度政治热情和责任心。二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从中央到地方党政领导的支持。三是他发扬老八路老革命的光荣传统，身先士卒，不计个人功利，不计个人恩怨，坚持依靠和发挥学术顾问和来自五省一市的工作委员会成员、编委会成员的作用，把大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振奋起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脚踏实地艰苦奋斗。他从不居功自傲，多次讲他个人的作用是微小的，工作是靠大家做的，靠五省一市做的。直到全书编纂出版完成，他仍多次提议不要撤销工委会和编委会。因为以后的事，例如出版简编本、繁体字本（供台湾地区发行），编印一些副产品，以至日后修订再版等等，仍旧要依靠这个集体。在回顾这部书的产生过程时，他不止一次地说：《汉语大词典》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没有这种大协作就不可能产生这部书。
这部在中国文化建设史上做出重大贡献的著作的问世，从一开始就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江泽民同志当年作为上海市委书记，曾到会祝贺第一卷的出版发行。１９９４年５月，全书十二卷全部出版发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都出席祝贺并向到会同志慰问。在荣誉面前，罗老显得是那样谦逊，同时又对多年共事的同志们显得那样深情。他在这年５月１日给我和同是工委的秦风同志的信中曾这样写道：
“在北京召开的《汉语大词典》庆祝活动，本来不想参加了。因不愿徒然为同志们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注：那时他已生病住院）后来越弄越闹猛，身为工作人员，不参加似乎于理、于礼有亏，因而决定５月９日上午由女儿黛娃陪同晋京，届时与顾委、工委、编委及五省一市编写同志会晤，亲聆教益，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初步打算，１２日返程。为时短暂，能与衮衮诸公最后相聚，喜不自胜！……”
在庆祝活动结束，我去看望他时，他坐在轮椅上不无感慨地私下对我说：“太破费了。花这么多钱！”
罗老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４日病逝于上海，享年八十五岁。
我永远忘不了他在寒冷的旅舍，流着清鼻涕和我说的那番推心置腹、充满责任感的话。
我也永远忘记不了在北京庆祝盛会之后，以其老病之身，坐在轮椅上对我发出的那句感叹。
敬爱的罗老，我忘不了你。
第12版(副刊)
专栏：书海扬帆
赤焰如霞奉至诚
——读段永贤诗集《心虹》
王东满
段永贤大学毕业后，即投身到煤炭战线，将自己大半青壮年华献给祖国煤炭开采事业。所以他才能由衷地唱出诸如“人间最美是乌金，义胆侠肝炽热心。万载枷锁难灭志，一朝呼唤敢捐生。白灰似雪焚私念，赤焰如霞奉至诚。莫为形容嘲丑陋，动人情处是光明”，“千般抱负千般爱，不改痴心是矿灯”，“不为体黑失大志，只求情笃寄真心”这样歌颂煤矿工人富有真情实感的好诗。读永贤的诗作，时时会联想到晋城特有、举世闻名的“兰花煤”，“蓝魂赤魄一腔火”那一尘不染的体魄，那状若兰花盛开熠熠燃烧的蓝色火苗，那无私无憾奉献着自己全部热力直至把自己变成一把白灰的赤诚。如果说文如其人，永贤的诗作的确如其人一样情真意笃，无伪无饰，行也坦坦，思也堂堂。
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心虹》是段永贤继《心泉》之后出版的第二本旧体诗集，共收集了诗人二百余首诗作，其中除了《矿工赋》、《乌金赋》等抒写煤矿生活和矿工情思之作，还有抒写亲情友情的，感时感事的，咏物言志的，写景记游的，哲人思考的，当然，其中也不乏愤世嫉俗针砭时弊的牢骚之作。无论哪方面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言之有物，有情，有意蕴，有思索，有警示，有启迪，有力量，绝非时下泛滥的那类无病呻吟、狂人呓语、不痛不痒、不关人间烟火的诗作可比。他把生活中的寻常事物或大众哲理，都点化成诗化的耐人咀嚼的警句哲言，即使不成佳句，每一首诗中也总会感到有一星半点火花闪现。譬如《人生》中的“人生苦短勤珍重，不信谁能死去活”，《自述》中的“享受无如气量宽”，《纪检会“咏”》中的“多从反响听民意”，《自戒》中的“有问浮生何爱好，吃亏解作占便宜”，《示儿》中的“记取箴言才醒目，飞来好处最当心”。不需要煞费脑筋地去解析，却于直白中透视着无限的人生哲理思考，直白得痛快淋漓。
读永贤的诗还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好像首首都是信手拈来，浑璞天成，无丝毫雕凿粉饰之迹。尽管旧体诗的格律要求甚严，但这桎梏般的格律仍未能使永贤的诗失去流畅真纯的本色。“十年雨雪磨一剑，几项科学睡五更”（《示儿》）诸如这样的诗句，既朗朗上口，又深含意蕴，我想，即使读给矿工也能听懂。
段永贤是地道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国家干部。但他无论干什么工作，总是诗心不泯。“我爱诗文心难悔，夜秉红烛照花枝”。如诗人自己所言：“《心虹》集是采集时光的雨丝风片，情愫的雾珠水滴，由生命的太阳在我胸中创造出来的彩桥。”我几乎不曾见过他写过新诗。我以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如果与古典诗学形成断层，写新诗的人不读也不记得几首古典诗词，更不懂不通古典诗学，势必陷入自写自赏无人问津的诗歌的荒漠。未必人人都来习写旧体诗词，但世间开辟任何一条新路，即使是全封闭式的现代化高速公路，也都是首先从山野老路上走开来的，而且在整个开辟过程中还必须借重老路源源不断地输送建筑设备和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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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在海上拉响了汽笛
陈祖芬
我上到拖船最高层的右边，趴在栏杆上看海。栏杆宽宽的，我完全可以从栏杆里钻出来“蹦极”。突然，船左右摇晃起来，好像想把人从左边抛向右边，再从右边抛向左边。有人拨拉我一下，我不知怎么在左左右右的晃荡中，就被人轻轻拨拉进驾驶室。他有一个最简明的动作示意我呆在室内。那动作简明到我都没看到，只是感觉到了。我跌向椅子，又跌向墙边。他还站在驾驶室门口。如果我从室内跌出去，他也会轻轻一拨拉把我再拨拉进室内。
我们一队北京人，一起在山东省日照市上了这艘船。我和很多同行还不怎么认识。譬如把着门口的这位大汉。我扶着什么物件站稳了，就对他顽笑：你不会掉下海吧？
我笑笑地望着他。但我吃惊了——他为什么脸红？哦，他不是我们北京人？他就是船上的？我居然还问他会不会掉下海，这叫人怎么回答？他不知怎么回答，就脸红了。后来我看到，他不脸红的时候也是红脸大汉。
我再不敢说什么，只是看着船长开船。我只看到他的背，他那穿着灰上衣的高高大大的背。他正在把自己的拖船顶住一艘巴拿马船，让那船调整到和航道一个方向。我好像觉得他是用自己的灰色大背在顶住巴拿马船，好有力量。
灰色大背身后，有一把高高的木椅，好像饭店里为幼儿准备的高椅。红脸大汉或灰色大背都不会理我，我干站着又有点乏味，干脆坐上这把高椅，坐在驾驶室里唯一的这把椅子上，可以看得很远。我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产生一种伟大感——有一次在颐和园，我往慈禧太后坐过的椅子上一坐，双臂往椅子扶手上一搁，在照相机镜头前想作太后状。可是那天我穿一件绿色加白块的Ｔ恤，照片出来我一看，整个儿一个青蛙太后。
无论如何，坐在灰色大背身后的高椅上，有一种自得的快乐。这时就见灰色大背用右手拽住屋顶上的木把，拉了两下，拖船响起了两声汽笛。那么响，那么远远地铺开在海面上。我跳下木椅，走到灰色大背身旁，看着屋顶上那个奇妙的木把。我多想多想拉一下。我用手指头轻轻碰一下木把。我用手又摸一下木把。“你拉一下吧。”红脸大汉开口了，每个字都说得硬硬实实的，叫我想起山东的煎饼。吃煎饼长大的人，人也瓷实，心也瓷实。
我怯怯地看一眼灰色大背。他没说话。我也没看见他的脸。只是感觉到，他用沉默的背，表示我可以拉一次。
我伸出右手拉一下，不响。再拉，还是拉不动。我使劲使劲拉，我整个人我全身就吊在右手上，即在那个木把上了。我的身体晃来荡去的。
不不，这只是我的感觉，我想象中夸大了的感觉。我第三下拉响了汽笛。我把很大的声音放在很大的海上。我在很大的海上放上很大的声音。
哦！我一蹦老高。
我忽然想：我的伤怎么好了？来日照前还只能一瘸一拐地走路。今天上船的时候就觉得行走自如了，而且禁不住地老想笑，找茬大笑。要是在房子里，这样的笑对旁人是一种骚扰。但是在海上，面对这么大的大海，还有什么可称大的？如何地笑，也被一阵海风卷去了。
海风卷去的，连同我的病痛。
我多想说：给我一片海。我想，红脸大汉会硬实而简明地说：拿去吧。或许，我已经拿了一片海了，在我拉响汽笛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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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开拓者的足迹征文
追寻时代的脚步
孟庆伟
真正的作家艺术家应是“灵魂工程师”。新闻影视工作者也是为了塑造和净化人的灵魂，真诚地关心老百姓的生活，反映他们本质的要求，进而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
段荣鑫，一位省电视台的高级编辑和记者，几年来有三十多件作品获国家级新闻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获奖作品无不与普通老百姓的进取、要求、劳动和生活密切相关。他在深入农村基层中，耳闻目睹不少农民由于受旧传统、旧风俗的影响，请客送礼等愚昧型消费十分严重，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对领导来说，时刻要想到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农民自身也有个减轻不必要负担的问题。经过反复调查研究，段荣鑫以他拥有的丰富材料和特有的新闻敏感，率先强调了“农民也要减轻自身负担”。这条新闻述评播出以后，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
为人民服务，老段很看重从抓普通老百姓的根本利益入手。而这根本利益的重要一环就是提高农村当家人的素质，加强在经济建设中农村党支部的核心地位。为此，他和别的记者一道，曾先后在平顺、灵石等地采访，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最后选择了灵石县相邻不过一公里的两个村庄——南浦和南原。通过鲜明强烈的对比，写出了《南浦南原两村党支部作用不同结果不同》一稿，播出后第二天，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内部就进行评述，对山西台这条抓方向、有力度的新闻颇加赞赏。这再次表现出段荣鑫和他的同事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对党的农村政策的深刻理解。这条新闻又获１９９４年度中国电视奖新闻类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而老段认为：加强了农村党支部成员的模范作用，就是给农民群众办好事的有力保证。
“为人民群众服务”，话好说，要做好可要每个人付出很大代价。电视记者不像一般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么风光、潇洒，个中的酸甜苦辣老段他可是饱尝滋味的。在拍大型风光纪录片《山西》时，段荣鑫担任节目领导组成员、摄影组组长。他经常是带着大家白天工作，夜间赶路。有时交通不便，就同大伙一道，将一件件笨重的设备抬到拍摄地点。为拍六七米高的小西天泥塑，他和摄像周军冒着摔下来的危险，高空作业，一晃三摇，直到镜头满意为止。拍壶口瀑布，正值汛期，水流湍急，他和徐重民等人用绳子拴住身体，一个个涉水到瀑布附近，拍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非凡意境。他认为“不获好镜头死不休”的高要求，才算真正把营养价值高的精神食粮给了观众。
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一向以给群众办好事为己任，作为电视新闻工作者，段荣鑫和他的同事们也紧追时代发展的脚步，决心对一些新的建设项目和新鲜事物，要反映得更加有声有色。太旧公路是山西省第一条高速公路，是山西人民的致富路、希望路、幸福路。山西电视台新闻部对太旧路的报道可谓不遗余力。段荣鑫策划了《夜访武宿立交枢纽》。当时，数九严冬，寒气袭人，灯光下一张口就是一股浓浓的哈气，镜头一会儿就模糊不清了。但要的恰恰是这种意境，才使太旧人忘我劳动的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１９９５年春节，段荣鑫他们又将镜头瞄准了万家寨——这一惊天动地造福三晋子孙的伟大工程，又收到了本来意中却又超出意外的良好效果。
三晋大地的老百姓深切品味着老段和他的同事们的劳动成果；而他们的眼光和镜头仍不断追踪着时代的脚步！（作者单位：山西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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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九州风物
清代北京的十种葡萄
赵洛
中秋时节北京果摊上品种多了起来，叫人眼花。其中大串葡萄吊了起来，白的、紫的、绿的、长的、圆的，一串挨一串，分外诱人。像玫瑰香、巨峰、葡萄园皇后、马奶等，不少是近百年从英国、日本、匈牙利等国引进的。北京植物园就引进杂交过优良品种。而早先康熙年间，北京也曾移栽过，连原有的，共十个品种。
近读清人查慎行《敬业堂诗集》卷三十一有《恩赐御园十种蒲桃恭纪》诗：
上林名果味芳鲜，采摘均从雨露边。
色借紫青相照曜，颗分大小各匀圆。
流来马乳香先噀，酿出龙池品尽仙。
便与樱桃同饱食，纪恩难罄益州笺。
用成都笺书写对皇上赐赏十种葡萄的报答。诗意说，上林苑果子芳鲜好吃，它是皇上雨露栽培的。紫色、青色互相照耀。大的、小的都匀圆。马乳葡萄流出白汁水像马乳，香味先喷出。出于周穆王西游到过的龙池的当然是仙品了。
查慎行《人海记》写道，这是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颁赐南书房诸臣。康熙帝还写诗：
休夸大宛贡，莫笑汉臣传。
十种标名异，千条带叶鲜。
随班命内侍，分赐到诸贤。
饱食和心胃，归鞍赋木天。
诗的大意是，刚刚从上林苑果园采摘下来的葡萄带着枝叶，鲜美自不是西域进贡可比的。不要笑汉代史书写葡萄从西域传来，眼前十种名色各异，都是北京出产的，该是移植栽种成功。南书房翰林可以饱食，作诗赋颂扬移栽成功。
查慎行在诗题下写：“十种者，一伏地公领孙、二伏地黑蒲桃、三伏地玛瑙、四哈密公领孙、五哈密琐琐蒲桃、六哈密绿蒲桃、七哈密红蒲桃、八哈密白蒲桃、九哈密黑蒲桃、十马乳。”
伏地意本地，伏地葡萄即本地多年种的。公领孙是大葡萄中带小的，好像公公领着孙子。琐琐指小的。此见康熙的文章：“近得哈密各种葡萄，植于苑籞中。结实有白者、绿者、长如马乳者。又一种大葡萄中间有小者名‘公领孙’。又一种小者名琐琐葡萄。种类虽殊，食皆甘美。移植南方，便失本味。大约其性于北方沙石水土相宜。”可见除了本地品种外，都是从哈密（实为吐鲁番）移栽的。只是北京的水土相宜，保持了西域葡萄甘美的色味。康熙移植葡萄成功，高兴之余，把御园长的十种葡萄赏赐南书房的翰林们。
当年康熙分赐近臣的葡萄想必甘美，不知今天街上是否还有这些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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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泥泞育真情（油画）
李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