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副刊)
专栏：
萧军的鲁迅情结
秋石
１９８８年４月１０日清晨，在获悉自己余生所剩无几只能以日计算的情况下，在海军总医院的病房里，萧军在同家人的谈话中说出了内心积蓄了半个世纪的情缘：
“鲁迅先生，是我平生唯一钟爱的人，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我都钟爱他。希望你们也能如此。他是中国真正的人！”
在所有与鲁迅交往密切的人中，萧军、萧红受鲁迅关怀、支持较多。他不但教他们做文章，也时时教他们做人，这可以从鲁迅先生先后寄给萧军、萧红的五十三封信中看出来，鲁迅先生对两位高举抗日义旗的东北流亡青年作家的“慈父之心”历历在目。
而萧军对鲁迅的情感，直到他于１９８８年６月２２日告别人世，仍是一往情深，忠贞不移。有关这一点，有许多动人事例可以作证实。
大约是在１９３６年的１１月间，鲁迅先生逝世一个月后，由鲁迅生前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中流》半月刊、《作家》月刊和《译文》月刊全都刊登了有关先生逝世时的各种照片和纪念文章。为深切悼念恩师鲁迅，萧军将上述三刊物带到万国公墓鲁迅先生的墓前焚化。这一举动，正如萧军先生在四十二年后即将复出时说的那样：“尽管我这种感情是浅薄的、幼稚的，甚而至于‘迷信’的……但由于自己被当时悲痛的心情所激荡，竟是‘明知故犯’地这样做了。在今天看起来，我认为也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是与刚从日本归来的萧红一起去鲁迅坟前烧的刊物，其意义自然是深刻的。
岂料，他这一烧，却烧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纠葛和故事。
这次烧刊物后不久，一个名叫马吉蜂的人正与张春桥一起编一张叫《文化新闻》的小报，他跳将出来，写文章讥讽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等等。萧军读后顿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在亵渎他对恩师的神圣感情，是在执行着敌人的任务。于是，他很快找到了《文化新闻》编辑部，当时，化名狄克攻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的张春桥也在场。
萧军问道：“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
“是我写的。”马吉蜂承认道。
“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吧！如果我打败了，你们此后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你今后再写此类文章，我就来揍你们……”
马、张二人接受了挑战，接下来，双方约定了地点和时间。
届时，双方都按时来到了约定的地点——当时法租界的拉都路南端，河南面一片已经收割了的菜地上。
马吉蜂的见证人是张春桥。
萧军这边的见证人是聂绀弩和萧红。
交手之后，也可以说是在顷刻之间，曾经就读于沈阳陆军讲武堂的萧军两次轻而易举地将马吉蜂摔倒在地下。
临分手时，萧军气昂昂地挥着拳头警告道：“你们有小报可以天天写文章骂我，亵渎我对鲁迅先生的感情，但是，我就要揍你们！”
从那以后，马吉蜂、张春桥之流再也不敢登侮辱萧军和亵渎鲁迅的文章了。
１９７６年的金秋十月，颠倒了的历史被拨正，华夏大地一片欢腾，《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重新发表了鲁迅先生当年为保护东北抗日流亡作家萧军、萧红于逝世前写下的《三月的租界》的檄文，此文迎头痛击了那个化名狄克的张春桥意在缴革命文艺战士械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一文。就在这一天，尚未得到平反的萧军以年届古稀之手写下了《鲁迅先师逝世四十周年有感》。其诗云：
一
四十年前此日情，床头哭拜忆形容；嶙嶙瘦骨余一束，凛凛须眉死若生。百战文场悲荷戟，栖迟虎穴怒弯弓。传薪卫道庸何易？喋血狼山步步踪。
二
无求无惧寸心忝，岁月迢遥四十年！镂骨恩情一若惜，临渊思训体犹寒！啮金有口随销铄，折戟沉沙战未阑。待得黄泉拜见日，敢将赤胆奉尊前。
有关当年“床头哭拜”及“赤胆奉尊”的情景，海婴先生有一段痛人肺腑的回忆：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也慢慢增加了，但大家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外边有一个人，抢起快步，跨进门来，我来不及猜想，人随身到，只见一个大汉，直奔父亲床前，没有犹豫，没有停息，没有俗套和应酬，扑到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地号啕大哭。他扑向父亲胸前的时候，一头扎下去，好久没有抬头，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倾诉了他对父亲的爱戴之情。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于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谈笑盘桓，替我们分担忧愁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不记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了他的哭泣。只是这最后诀别的一幕，在自己的脑海中凝结，形成了一幅难忘的画面。时光虽然像流水一般逝去，但始终洗不掉这一幕难忘的悲痛场面。
１９８１年８月２２日—２８日，萧军应邀赴美国，在加州三藩市蒙特利附近的海滨阿西罗玛会议中心参加了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而举行的鲁迅遗产会议。就在此次会上，有一位自称是中国通的西方学者竟然无视事实，说什么鲁迅先生功利性太大，气量狭小等等。萧军听了怒不可遏：“‘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说鲁迅先生功利性大也罢，气量狭小也罢，但鲁迅不是为他自己，鲁迅维护祖国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是鲜明的、坚定的。”众目睽睽之下，顿时将那位西方学者驳得哑口无言！
第7版(副刊)
专栏：文苑逸话
珍贵的状元殿试卷
孙焕英
中国自隋开科取仕到清末结束科举，号称出了“八百状元”。录取状元的考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的，所以又称殿试，亦称对策。近年，有人曾辑录结集出版了历代所存状元卷文本。但是，他们的手迹，过去一直认为没有一份完整地保存下来。这确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１９８３年春，终于在山东青州发现了一份完整的状元殿试卷真迹！
这份状元卷，是明代状元赵秉忠的对策。赵祖籍山东青州郑母村。这个小村庄，历史上居然出过四名宰相、尚书级高官，是一个书香之村。明万历二十六年，赵秉忠二十五岁时，高中状元，后官至礼部尚书。他在朝举贤荐能，刚直不阿，同魏忠贤奸党作对。后来由于实在看不惯上面的腐败，便未老而告退，隐居故里。但奸党并未放过他，又将告退的赵秉忠削衔夺禄，致使赵秉忠五十三岁便愤懑而死。直至崇祯时，才得以平反厚葬。
赵秉忠为什么要将他的殿试卷随身带回老家来？他又是怎样从宫廷档案中取出这份状元卷的？至今，还是个谜。这件事，不是个小动作。偷取宫廷档案，是要灭门九族的。赵秉忠是冒着这样的风险来行事的。对于赵秉忠的这一行为，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赵的殿试卷中，大胆地提出“天民”说，这是将百姓与“天子”对等的理论；他还强调法制、法治，“饬法度”，这又是否定人治的理论；特别是他高举反腐败的旗帜，倡导“激浊扬清”，主张“重私侵之罚”。
这份状元卷，作为赵氏家族的传家宝，代代珍藏，从不示外。到了赵焕斌手里，已是第十四代了，密藏了四百来年。家道败落的子孙，闯关东时就把状元卷缝在袄里，穿在身上；“文革”中为逃厄运，他们又将此卷装进枕头里。就这样，这份殿试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文革”后，青州博物馆的人员得悉赵氏家族可能存有赵秉忠状元卷的信息，几十次动员赵焕斌献出此宝。最后，赵焕斌终于自愿地将这份状元卷献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已经有了圆满的结局。孰料想，状元卷又节外生枝：１９９１年８月，这份状元殿试卷被盗！好在公安部门侦破有方，仅用了九天的时间，状元卷就完璧归赵了——原来，是青州博物馆一个保卫人员盗走后要以六十万元的价码卖给文物贩子，好险！
笔者曾有幸目睹了这份状元殿试卷。状元赵秉忠用仿宋体写出他的身世。接着，又用漂亮的小楷对答了试题。对策是典型的八股文体。全件共十九折，计二千四百六十字，锦缎裱面。至今，可见密封试卷的开启痕迹和密封的“弥封关防”大印。在卷首有万历皇帝的御笔朱批“第一甲第一名”；在卷尾有九位参与考官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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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第三世界视角中的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
由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和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第三世界视角中的比较文学及其意识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一九九七年十月八日至十二日在苏州大学举行。来自越南、巴西、日本、美国、中国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就全球意识和多元文化视角与比较文学的关系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分别从东方国家之间的比较文学、东西方文学的交流与比较、跨世纪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全球化趋向这三个侧面对主题进行深入发掘。（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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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艺文短波
《汪曾祺传》出版
汪曾祺是中国当代受人喜爱的小说家之一，不论其人，还是其文。人们对汪先生遽然而逝的惊愕与惋惜至今仍于怀耿耿。江苏文艺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陆建华著《汪曾祺传》，正表达人们对这位才华与情趣都令人景仰与欣赏的老作家的怀念之情。
作者与汪曾祺同为江苏高邮人，字里行间充溢着对这位同乡文贤的景从与自豪。这种情绪似乎并未影响这本传记的客观真实性。为写此书，陆建华循着汪曾祺的生活经历搜集了十分详实的材料，因而落笔虽蘸满激情，但都有实实在在的着落。从少儿时代的家庭、乡土文化背景，到负笈西南，师从沈从文先生时的求学经历；从政治风暴中的起落沉浮，到艺术创作上的执著探求，汪先生一生为人为文的品性、风格，来龙去脉都有实迹可证。作为一部作家传记，本书重在叙述，不过多掺入对传主文学创作的主观评断，而由读者从汪曾祺的现实经历中去领略其人格与文采的美学魅力。
书后附录有三，分别为汪曾祺先生的年谱、著作目录与研究资料索引，对于后人研究这位当代风格独具的作家很有帮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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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古城故事多
尤佳
在我去过的城市中，我总以为开封这座古城是极可爱的，可爱之处，主要不是因为它仅仅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相国寺、龙亭、铁塔这些历史遗迹闻名遐迩，但我并不想从这些历史的遗迹中去看那些在时空中消逝的人和物，我愿意看到的是现在，是现在的人和情。我以为，唯有普通的胡同小院，人文情趣才最耐人寻味。所以，在我感觉中，它不仅是那座历史悠远的七朝古都，它更是一座普通的小城，一个充满了浓郁生活气息和温情氛围的小城，这也正是使我倾心于它的真正所在。
因为开封有我尊敬和依恋的长辈，才得以让我有很多机会去了解它。大街小巷，高楼矮舍，每次我都用欢喜和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些变化的和没有变化的地方，寻找着一幅幅温馨的街景。屋前闲坐聊天的老太太，两株老树间跳皮筋的孩子，每次我都静下心来去感受那安详的目光，聆听和谐的歌谣，就连临街老屋上摇曳不定的枯草似乎也在诉说着它经历的悠远。小城没有太多的大厦高耸入云，没有许多各种牌号的汽车放出浑浊的尾气，更没有城市立交展示出雄伟壮观。但它不现代却很有情趣，不华丽却充满亲切的风情，在这座小城歇息疲惫的心灵，会让你的身心漾起融融春意。
开封城小、街道小，但那里的人却没有因小的环境而小了心情。生活在一个温情的氛围中，开封人也十分地热情好客，用他们那富有韵味的乡音说话，虽有些啰嗦，却给你传递了些许暖意。
独自漫步于小城的小街上，偶尔在不熟悉的纵横街巷中迷路时，随便问一位老太太，或是正在聊天的，或是推着小车卖吃食的，她会先用浓重的乡音对素不相识的你称呼一句“闺女”，再详细告诉你该怎样走，有时甚至不由分说地用如枯木般粗糙而温暖的手拉住你白嫩柔软的手走到街口，举起拐棍向你指明要去的方向。仅仅一句朴素的“闺女”就足够了，哪里还用再一步步拉着你的手给你指路，这样的人情围绕着你，怎么会使你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寂感受呢？
与开封众多的名胜一同闻名全国的恐怕要数开封的小吃了。来到开封不去逛夜市，可以算得上白去了一趟。虽然夜市我去过多次，但每次去开封对我最大的诱惑之一还是夜市。每去开封，必去夜市。说开封的小，从去夜市的路程便可看得出来。夜市在开封的市中心，不论你从市里的东南西北哪一个位置出来，半个小时就能到夜市，所以这里成了开封人消遣、放松的一个主要场所。不论是清凉的夏夜，还是冷风扑面的冬日，到了傍晚，一个白日里并不喧闹的广场就成了人的海洋，吆喝声、说笑声不绝于耳，每个食摊前的一盏迎客也是照明的灯连成了一片灯的海洋，远处看去，倒像是地上的星空。灯给人的感觉总是温暖的，更何况那扑鼻的香味，让你不由得不走向那一排排整齐有序的食摊。
食摊上飘动着的一个个恰似酒幌的食幌，写着每家经营的品种，有杏仁茶、炒红薯泥、龙抄手、发糕、童子鸡、猪肺汤等等，丰富得仿佛这里成了全国各地小吃的汇集地，足可以让你大饱口福。我是最喜欢喝杏仁茶的，调和得晶莹剔透，捧上一碗放在鼻下，那香香甜甜的滋味便丝丝缕缕地沁入心肺。就说那配料，红的、绿的、黑芝麻、桂圆，颜色搭配得也煞是好看。热热的一碗下肚，那种滑润和浓香伴着的温馨从舌尖一直传入心底，于是便有了霎时的满足和舒服。
每去开封，入夜，表哥便会陪我去逛夜市，在这短短十几分钟的路程里，表哥就要几次停下和熟人打招呼，邻居张哥、同事李姐……除了站下开上几句玩笑，说几句话，总不忘向别人介绍我这个表妹，次数多了，表哥的熟人竟快变成我的熟人了，碰面也要相互问候一声，说上几句话。第一次，我奇怪地问表哥：“你认识的人怎么这么多？”“不是我认识的人多，而是我们这个地方小，认识的人一天里总能碰上几次面。”表哥淡淡的话倒给了我一些感触，这便是小城的乐趣了。大都市虽然人如潮涌，摩肩接踵，可相向而对的却是冷冷的面孔，大家只想着拼命地往前挤，往前冲，哪里还会有精力，有时间去注意有没有熟人的脸庞，这便是隔膜吧。
初春时节，空中的风已经泛出一丝暖意，我又来到小城，表哥说要带我去钓鱼，我兴奋得无以名状。来到池旁，这里早已坐满了乐于垂钓的人们，一把小凳，一根钓竿，一袋鱼食，目不转睛地看着水中的浮标，“姜太公”的神情第一次跃然于眼前。不经意间，一条甩着水花的大鱼被高高挑起，“啊，钓着了，钓着了，好大的一条鱼呀！”我竟然像个小孩子似的为别人的收获拍手叫好，结果却把一直说自己是钓鱼高手的表哥叫嚷得烦躁不安，没办法，今天这鱼还就是不给他面子。为了不让自己空手而归，表哥只好掏钱买了两条，还特意嘱咐我“回去不许说这鱼是买的”。我忍住笑郑重地点点头。其实，我倒觉得“钓鱼”重要的不是“鱼”，而是“钓”，手持一把钓竿，静静坐在池旁，身心暂且放下了别的思想，这份闲散、怡然的心情难道不比钓到的鱼更可贵吗！
这就是我喜欢的小城，有家常的随意，有古文化的矜持，有热闹的渲染，也有静谧的安详。
我喜欢在夏夜的傍晚独自一人坐在舅舅家门前湖畔的石阶上，若有若无地看夜幕下微微泛起粼粼波光的湖水，听不知从哪儿传出悠扬的乐声。歌中唱道：“我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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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陕西画家田东海书画展最近在北京举办。田东海拜长安画派重要创建者、全国著名花鸟画家康师尧先生为师，成为其入室弟子。苦学数年，得其真谛。近年，已先后在西安、银川等地举办个展，参加中国美协组织的书画家采风万里行活动。图为《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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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味小吃
汪光房夕阳被掰成一块块填进炉膛河水的浪花跳到锅中小曲唱得更响街头那些卖清汤的巧妇们把小镇的夜煮得又暖又香竹片挑起诱人的碎馅薄薄的面皮把多味的生活包装每个小摊前都有一段趣闻或轶事小镇风情越品味儿越长
第7版(副刊)
专栏：
秋天（外一首）
安成武把成熟挂在檐下夕阳为你摄下一张张合影那不平静的步履被黄昏烧尽变得金黄说不清道不明你对春天的思念薄薄的凉意岁月悠悠秋风吹来叶子和黄昏相碰演奏出一曲曲金色的乐章秋思一切梦想浓缩在枝头一页金黄色的日历被秋风撕走飘落在家乡的长河里载着千种风流然而生命的绿叶没有枯黄总是默默地行走蜜月虽然已经过去孕育着初恋的丰收不必为失落哭泣心中的果实早已熟透摘下一片殷红的枫叶吧写下爱的赤诚没有点点虚构哦，两鬓染霜了方知是秋秋高气爽金秋的月是满的金秋的田野镀金金秋的果林火红金秋，成熟的人生我却说凋零不是死亡是生命的成熟
第7版(副刊)
专栏：
永远闪光的名字
——写在《沈泽民文集》出版之际
钟桂松
历经十多载的《沈泽民文集》终于由他家乡的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作为编者，望着这部沉甸甸的先烈遗著，感到欣慰和感慨，终于，我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共同圆了茅盾的一个梦。
１９８３年早春三月，我们在北京参加首届中国茅盾研究学术讨论会。会上，我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铁流同志商谈，为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同志编一本文艺类作品集，铁流同志非常支持我们的这个想法。正巧，茅盾的儿子韦韬同志也在会议上，于是我们又向韦韬同志谈了这件事。韦韬同志听后，沉吟片刻，对我们说：你们的选题很好，需要我做的事，我一定尽力。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父亲生前也曾想为叔父编一本集子，并有意识地搜集了一些材料，但由于精力不济，没有编成。听完韦韬同志的一番话，我们都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感到此事既有意义，又责任重大。
沈泽民同志（１９００—１９３３）是一名骁将，无论是新文学史上，还是中国革命史上，都有过辉煌的业绩。他留下了上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创作、翻译），也留下煌煌战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十九岁的沈泽民就创作了《阿文和他的姊姊》、《呆子》等小说，从时间上看，他的小说创作比其兄茅盾还早八年！而且，一开始创作，就显露出一个革命作家的本色，在作品中鞭挞旧势力，同情劳动人民，表现出强烈的平民意识。在文艺理论方面，沈泽民以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写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文艺》、《文学与革命的文学》等当时引人瞩目的文章，与恽代英一起为新文学的理论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沈泽民又以旺盛精力和聪明才智，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法国、英国、匈牙利、俄罗斯等各个国家、不同流派的文学理论家的作品，用拿来主义态度，介绍给国民，推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沈泽民同志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在年轻时代为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忘我献身精神，同样永远值得后人忆念。１９２０年，他为寻求真理，毅然放弃即将到手的文凭，与张闻天一道去日本攻读马克思主义，寻找救中国的真理。二十年代中期，与夫人张琴秋一起，双双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先后同班的有俞秀松、傅钟、邓小平、屈武、左权等，而后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又考入红色教授学院攻读，同时兼任中山大学翻译和助教。１９３０年，他带着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的信，绕道法国回到上海，六届四中全会上，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不久，沈泽民夫妇离开上海，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鄂豫皖省委书记、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等我党高级职务。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沈泽民与徐海东、吴焕先等同志一起，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并与张国焘所搞的“肃反”运动作了坚决的斗争，保护了一批像徐海东同志那样的红军干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遗憾的是，沈泽民同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在艰苦环境里积劳成疾，于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０日长眠在浴血奋战的苏区，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
面对这样一位不应遗忘的新文学战士，对中国革命积极探索并作出很大贡献的先烈，选编他的遗著，不容我们马虎和草率。于是，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搜集资料、文献，考证生平笔名，历时十多年，终于选编成这部文艺类的《沈泽民文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先后得到成仿吾、丁玲、陈学昭等和沈泽民同志熟识的前辈的支持和鼓励，沈泽民同志的侄子韦韬同志提供了许多珍贵资料。尤其使我们感奋的是，１９８５年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亲笔为我们选编的这部先烈遗著题写书名。这，无论对我们编者，还是读者，都是莫大的鼓舞，沈泽民同志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
新世纪的大门正在缓缓开启，回眸二十世纪那些献身中国革命的先烈，浙江文艺出版社毅然出版《沈泽民文集》，纪念这位牺牲六十多年的先烈，从而让人们在世纪之交永远记住这个闪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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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金台随感
名实考
邱安东
江南三座名楼，历经兴废却犹如涅槃的凤凰，一次比一次更光彩照人。我想，除了这些楼阁占了地利，本身确实壮观瑰丽外，还得力于传世佳作的呵护。王勃之于滕王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何等辽阔幽远；崔颢之于黄鹤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又何其悲凉深沉；而范仲淹之于岳阳楼：更由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遂成千古绝唱。楼依文存，成了一方繁华斯文的象征。但若透过历史烟云，去问问主持这些盛事的人，是否想从中得到什么，或许也是一件趣事。
尽管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为滕子京说了许多漂亮的话，但后人记取的，是范仲淹和他的《岳阳楼记》，滕子京仅仅只在文中留下了一个名字而已；而在滕王阁的盛筵中，只被王勃稍带夸奖了一句的阎公，连名字都没有留下，肯定要被人遗忘。究其原因，是他们没有真正过硬的政绩可载入史册，虽有名家为之张扬，终究敌不过事实的无情、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同样的道理，如果这些作者的作品不是佳作，纵然楼能千古，文章却无法传世。如此看来，买来（骗来、压来、讨来）的名声，只会是绚丽的肥皂泡，仅仅能骗骗自己而已，留给后人的，恐怕是笑料而非可同情的遗憾。
滕子京请范仲淹作《岳阳楼记》，估计有粉饰政绩、传名千载的双重目的，但却因名不副实而未能奏效。这证明名与实的辩证法，是谁都无法左右它的。忽记起另一位大诗人苏东坡，在其任杭州太守时，倡导在西湖筑堤，变水患为水利。这位诗人太守可能未挖一锹土、未挑一担泥，然而，人们却把此堤取名为“苏堤”以示纪念，至今留有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这里头的缘由，范老先生应该最为清楚，这就是有没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情怀所得的结果。
想传名的名不得传，没有刻意追求的却能流芳百世。历史对人的嘲弄最刻薄、对人的评价也最公允，这是因为它的两只眼睛，从来就没有片刻离开过“名与实”这个焦点。李白最聪明，他知道此时有景题不得，因此没有弄出尴尬；滕子京聪明还被聪明误，落得个坐冷板凳；阎公有心栽花花不发，到头来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裳。掩卷沉思，能不唏嘘也哉。
世界上的事情，很多都可以通过努力去争取实现，唯有传名这事由不得自己，因为这要由后人去评说。估计焦裕禄生前从未想到会留名后世，但兰考的泡桐却为他记下了不朽业绩；孔繁森在为高原默默奉献的时候，绝对不曾想过要名垂青史，然而，在他因公殉职时口袋里仅有的八块多钱，凸显了他的高风亮节，雪山因此为他树起了永恒丰碑。
考之于古而证之于今，这名实问题大体皆然，只是今人较古人多了份责任，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